ABSTRACT

Language is human communication tool,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are multi- facete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the point of individual and innate, 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We expec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theories of the investigators.

Keywords:Children, Language Development, Personal and Congenital Factor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影响幼儿语言发展之因素述评

董志文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收稿日期：2016年10月7日；录用日期：2016年10月25日；发布日期：2016年10月28日

摘 要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亦是幼儿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影响幼儿语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会从个人和先天、社会和环境的角度，探讨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期望可以对有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幼儿，语言发展，个人及先天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1. 前言

根据Bronfenbrenner (1979)，幼儿以至儿童的发展除了受到与其直接互动的家庭、托儿所、学校等环境层面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这些环境层面之间互动的影响，继而间接影响着幼儿、儿童的发展。而幼儿、儿童的发展也会与其互动的环境层面存在相向性的互动(董志文，2015a)，因此，在本文探究幼儿的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必须有全面性的考虑，将可能影响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在内，本文首先陈述影响幼儿语言发展之两大因素，主要为个人、先天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两部分，然后再作出有关总结。兹述如下：

2. 个人及先天因素

这里所指的个人及先天因素分别是智力因素、年龄因素、性别因素、幼儿个人情绪因素，以及个人生理机能及表观遗传因素等。

2.1. 智力因素

黄志成、王淑芬(1999)总结出智力高的幼儿有以下三点特征：智力高的幼儿开始学说话的时间较早，反之则较晚；智力高的幼儿使用语句较长，反之会比较短；智力高的幼儿，在语言所使用的质量会较好些，反之则较差些。陈颖(2011)指出一般智力较高的幼儿，会在出生十一个月就可以开始说话，智力较差的幼儿，则约在三十四个月左右开始说话，智力更差的幼儿则会在五十一个月才开始说话。倘若幼儿具有智能不足的情况，其语言就可能会出现发展迟缓，而高度语言有迟缓的儿童，大多均是智能就有不足，这是因为对学习高度复杂化的符号沟通工具－语言来说，幼儿需具备一定的智力(林宝贵，1994)。

Davidse、De Jong、Bus、Huijbregts与Swaab (2011)的研究，就指出幼儿的智力与幼儿语言能力之间存在关系。该研究以荷兰当地背景的幼儿园的228名幼儿为研究对象(117名男孩及111名女孩)，这群幼儿的平均年龄在54.29个月(标准偏差在2.12个月)，研究主要是了解幼儿的智力与其早期识字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幼儿的认知对幼儿早期识字能力有影响，幼儿的智力与其语言能力有着显著的相关(Davidse et al., 2011)。由此可见，幼儿语言发展的快慢与认知能力有关，智力高低是影响语言发展的原因之一(白华枝，张丽君，2013)。智力高的幼儿，其语言能力有较高的趋势，知道的语言会较多，运用语言的能力也越强，只是智力与幼儿的语言发展虽有关系，但不能以其为唯一的因素，因为影响语言发展还有很多不同因素(王慧君，2007)。

2.2. 年龄因素

黄志成、王淑芬(1999)及陈颖(2011)均认为，年龄的大与少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他们均总结幼儿的语言随年龄增加会出现一些特点：其一，一岁的幼儿有一至二个词汇，一岁半有十至二十个词汇，两岁有五十至二百五十个词汇，两岁半有四百至五百个词汇，三岁时可加到五百至一千个词汇，因此幼儿掌握的词汇应会随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其二，年龄越大的幼儿说话句子会较多，句子会较长、复杂，且句子含有各种词性的种类也会较多，句型有较多变化，亦即是幼儿使用的语句会随年龄的增加而会变长、变复杂；其三，幼儿在五岁前较难使用礼貎性用语，而六岁左右可作礼貎性的请求，到九岁可完全熟习礼貎性的词汇，因此幼儿社会化的语言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变多(黄志成，王淑芬，1999；陈颖，2011)。

Justice、McGinty、Piasta、Kaderavek与Fan (2010)的研究，就指出幼儿的年龄与其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该研究以59名教师随机分配到2组来训练一批379名4岁到5岁的幼儿，研究发现幼儿的词汇、语句长度及结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更好，而随着年龄增加，幼儿的语言发展能力有所进步。由此可见，幼儿的语言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更好表现。

2.3. 性别因素

黄志成、王淑芬(1999)及陈颖(2011)均认为，性别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他们均总结幼儿的语言会随两性的不同而使幼儿的发展就有差异：其一，通常女童的语言发展会比男童早些，女童会比男童早开口说话，女童平均在14.88个月，而男童则需在平均15.76个月。女童所使用的句子会较男童长、复杂，词汇也较男童多；其二，女童的语言质量(如构音和语言流畅上)会较男童佳，虽然这种发展上的差异到后期会消失，但在拼音、书写及外语学习能力，女童比男童会好些；其三，男童出现语言障碍的比率比女童高，四、五、六岁男童语言障碍出现比率为7.47%、4.72%、4.31%，但女童却分别只有4.96%、3.22%、2.83% (黄志成，王淑芬，1999；陈颖，2011)。王慧君(2007)也认为，女孩子的语言发展，例如在词汇方面及理解上，女生也较男孩为快，只是两者在五、六岁之后的差异就会有所减少。

吴咏兰(2006)采取实验研究法，以立意取样方式从台中县某所公立幼儿园挑选了58名幼儿，分为实验组(对话式阅读)与对照组(有声书阅读)，并各进行十二周次，总计各二十四次的阅读教学。该研究的其中一个研究目的就是：探讨家庭背景对幼儿之听觉词汇理解能力的影响，而其中一个了解变项就是姓别会否对幼儿的听觉词汇能力造成很大的差异(吴咏兰，2006)。研究发现，幼儿性别的不同，他们的听觉词汇能力没有显着差异，说明性别的不同并不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这与上述黄志成、王淑芬(1999)及陈颖(2011)所论述的结论是相反。因此关于性别的背景是否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构成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4. 幼儿个人情绪的因素

林宝贵(1994)认为，倘若家庭气氛良好也稳定，则幼儿就获较稳定的情绪及理想的语言环境；倘若家庭气氛不好，例如家人关系较差，母亲处于焦虑或挫折的状态，则幼儿不容易获得充分的爱，就会影响其情绪上的发展，继而间接使幼儿没心情接受外来的语言刺激，造成语言发展上的缓慢。陈颖(2011)亦认为幼儿的情绪与人格特质会影响其自身的语言发展，并从幼儿的负面情绪上将语言发展出现问题的幼儿分为四类别：其一，幼儿自婴儿时期常拒绝吃饭、常反抗，他们语言表达较慢；其二，过份受家人保护的幼儿，会使用太多婴儿的沟通方式；其三，失去情绪依靠的儿童，其语言发展较差；其四，若幼儿以不当方法压抑情绪，会有口吃现象(陈颖，2011)。

江苏省人民医院以一名两岁的语言迟缓幼儿為研究對象，该名幼儿经测试后其听力、智力、发音器官正常，并没有生理缺陷，然而研究分析指出因为家长的过份溺爱，最终就是阻碍了该名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孕妇健康网，2007)。可见情绪有没有较好的发展，亦可能影响幼儿的语言能力。

2.5. 个人生理机能及表观遗传因素

儿童自出生后，若出现生理机能上的问题，例如脑伤、听觉器官受伤、视觉器官受伤、大脑受损、发音器官出现运动机能障碍等，这些生理机能若出现一定程度的问题，就有机会影响幼儿自从出生起的语言发展(林宝贵，1994)。另外，表观遗传(epigenetics)的因素亦可能影响着幼儿的语言发展。近年国外的研究证据显示，成人的生活习惯、经验、处事方式，不单成为儿童的榜样，还可能透过遗传的方式来影响其孩子、甚至子孙的健康与发展(Bell, 2011; Cloud, 2010)。新的生物学研究显示，人类的遗传是十分复杂，当中更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及经验，在环境的作用下，基因表达是会出现改变，并会影响着后代(Bell, 2011)。而研究这个因个体的生活环境、经验对自身基因表达的影响、并对后代产生影响的遗传，就是表观遗传(Epigenetics) (董志文，2015b)。因此由此观点可见，儿童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其上一代的成人、甚至更上一代的成人的生活环境、经验所影响。

Laplante et al. (2008)就是一个研究表观遗传与语言、甚至智力的研究。该研究根据199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发生的大规模冰暴中所导致超过一个月里没有电力供应的数千个家庭所进行的一个研究。研究招募了超过150位在冰暴间已经怀孕的妇女及其孩子进行深入探讨，目的是了解在经历了冰暴的怀孕妇女的孩子发展状况，研究者利用问卷访问了这些妇女，以了解其压力程度，亦利用韦氏学前班和小学智力量表修订版(IQ) (Wechsi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Revised (IQ))和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修订版(语文) (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 (language))来与这批儿童进行测试，以了解经历了冰暴压力下的女性所生的孩子的认知、智力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发展(Bell, 2011; Laplante et al., 2008)。结果显示：孕妇在冰暴中经历的极端困难，会导致他们子女有较低的智力、语言及认知发展。其结论认为：孕妇在极端压力下，胎儿的神经发育会受影响，从而影响了长大后的认知、智力及语言发展(Bell, 2011; Laplante et al., 2008)。由此可见，表观遗传因素可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

3. 社会环境因素

这里所指的社会环境因素十分广泛，本文会在此分为两部分，包括其一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素，以及家长教育程度、家庭社经地位、家长的工作等等的家庭环境因素。这些各种与儿童直接有关、或间接有关的背景因素均统称为社会环境因素。

3.1. 亲子之间的互动因素

幼儿本身个人及先天都没有问题，然而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较少时间与幼儿有较多的互动，使到幼儿获得的语言刺激较少，语言经验被剥夺，因此缺乏足够的亲子互动最终会使幼儿生活在低语言互动环境而使其语言发展受到影响(林宝贵，1994)。陈颖(2011)认为家庭中合宜的亲子互动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很重要，并指出高语文能力的儿童，其家人必然与他们幼儿时期有较高的交流与互动，亦会提供较多阅读书报的机会。

一些学者认为，成人对幼儿的早期语言发展具关键性影响(陈淑琴，程钰菁，2013)。苏建文等人(2001)指出，模仿是幼儿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幼儿在学习语言时，必须要有经历过模仿的阶段。因此有些智力中等甚至优秀的儿童，但他们说话较晚，掌握的词汇也较少，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儿童自幼儿期就缺乏与成人互动，导致幼儿少了仿效的模范，所以即使他有强烈的沟通动机，其语言发展亦不理想(王慧君，2007)。而从社会互动取向来看，按Vygotsky的“近侧发展区”可知，环境互动是幼儿成长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因素，即使幼儿阶段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成人为他构建合适的协助与支持，他们的语言能力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董志文，2015c)。因此成人不停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向婴幼儿讲解，让婴幼儿有模仿的机会，将有助于他们语言的发展(董志文，2015d)。尤其是父母，当通过开放式问题、进行延伸故事的阅读，只要孩子在尝试回答问题中，父母给予适当反应，就可帮助孩子的语言及相关概念的学习(Bracken & Fischel, 2008; Lonigan, 2006)。可见，成人与其幼儿间有良好的亲子互动，应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有良好影响，反之若亲子互动较差，则会为幼儿的语言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吴咏兰(2006)以台中县某所幼儿园58名幼儿园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研究目的，就是探讨对话式阅读与有声书阅读的效果是否不同。研究发现以成人直接与幼儿互动的对话式阅读对幼儿听觉词汇理解能力的影响显著优于有声书阅读，其差异在于：对话式阅读历程的幼儿，在词汇、完整句的理解、与旧有经验的联结均比有声书阅读的幼儿要好；对话式阅读对于语言能力较弱之幼儿的词汇理解较有效；有声书阅读对于幼儿理解词汇的概念、词汇讯息接收与理解速度等均较差(吴咏兰，2006)。这个研究显示了成人与幼儿的直接互动对幼儿语言理解词汇的重要性。

在个案研究方面，徐庭兰(2004)选了一位五岁半、语言理解及口语表达上有迟缓的女童作研究对象，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亲子共读对语言发展迟缓的幼儿有没有成效。研究发现，采用亲子共读方式，个案的语言理解及口语表达上的问题均有所改进。李长灿(2011)以一名5岁女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共读活动。研究发现：对话式阅读能增进幼儿的表达能力与识字量，而在与幼儿对话过程中，成人需配合幼儿的主动性给予合宜的引导与示范(李长灿，2011)。由此可见，如果父母能适当使用一些策略引导幼儿，使用对话、互动的方式与幼儿进行阅读故事，将对幼儿语言能力发展会有帮助，即使是对语言有发展迟缓上的幼儿来说，只要通过有系统的口语互动，这些幼儿还是有进步的机会。

另一个案研究就是陈淑琴、程钰菁(2013)的研究，该研究选取了一位经医院筛检为中度语言发展迟缓之新住民子女为研究对象，研究者跟随个案所就读的融合教育班级，以教室的观察、深度访谈和文件分析等方法，进行为期两个月之数据收集。研究其中发现：新住民子女语言发展不佳非普遍现象，文化刺激不足是主要因素；个案的老师较被动与幼儿互动，也无积极之教学与辅导策略规划；在与语言发展迟缓幼儿教学时，以一对一的个别辅导方式最为有效；幼教教师辅导语言发展迟缓幼儿面对专业知能与人手不足、教师接受特殊幼儿意愿不高、家长会抗拒；在面对语言发展迟缓幼儿进行教学时，教师态度比相关专业知能更重要；家长看不出教师为幼儿提供之辅导具体成效；幼教教师对学前融合教育的实施方式与成效持保留态度(陈淑琴，程钰菁，2013)。从此研究发现，台湾的新住民子女并不一定会是容易有语言发展迟缓，其重点就是主要照顾者在孩子自幼儿时期有没有提供足够的语言环境及文化刺激。另外，台湾目前学前融合教育上，教师可能面对不少的困境，致使这些教师在面对语言有迟缓的幼儿较易产生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可能会影响教师日后对待有语言迟缓幼儿的教学态度，进而间接影响这些幼儿的语言发展。而这论点就正正与Bronfenbrenner (1979)所说儿童与环境间具有互为相向性(reciprocity)的关系。

白华枝、张丽君(2013)以台湾台南市的134位幼儿园教师及478位幼儿及家长进行研究，研究其中一目的就是想了解家长与幼儿的互动质量会否影响幼儿的语言能力，研究派发“家庭语文环境量表”让幼儿家长填写，并利用“华语儿童理解与表达词汇测验”、“学前儿童语言能力测验”、“儿童口语表达能力测验”来测试幼儿的词汇理解与表达、语言理解及口语表达等四种语言能力。研究发现：“家庭语文环境量表”中的“家庭语文活动”与幼儿上述的四种语言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家庭语文环境量表”中的“亲子共读”也与幼儿的词汇理解的分数达显著正相关(白华枝，张丽君，2013)。这个研究结果显示了，成人若着重与幼儿进行互动，例如进行各种亲子共读、家庭语文的互动，将会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

3.2. 家庭环境因素(如家长教育程度、家庭社经地位等变项因素)

Hoff (2003)及Hoff & Tian (2005)认为，家庭环境的不同会造成幼儿语言能力的差异。家庭环境因素可以十分广泛，这些因素可包括父母的教养态度、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气氛、亲子关系、居家环境、家庭社经地位等多方面层面，这些因素对子女有可能造成潜在的影响(王慧君，2007)。多数的研究发现：家庭的经济和营养状况、家庭的结构大小和子女人数、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的教养方式、家长的身心素质等都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郑晓边，2004)。家庭社经地位的高与低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一些低社经环境的学龄前幼儿，他们在字汇、句子的长度、文化结构复杂度上都不足；那是因为低社经环境的幼儿常在拥挤、争吵以及父母没有给予足够时间与孩子互动，使幼儿语言刺激较少所致；然而若得到足够语言环境刺激的协助，他们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林宝贵，1994)。黄志成、王淑芬(1999)认为，父母教育程度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倘若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则其子女的语言发展就越好；相反，若父母教育程度越低，则其子女的语言发展就会较差(黄志成，王淑芬，1999)。陈颖(2011)认为低社经家庭所使用的语言，大多为情绪性的语言，这些家庭的幼儿常只听到粗俗不雅的语言，会使其掌握词汇较少，发音及说话语气也较差；而中高阶层家庭，能表达更详细更丰富的语言，儿童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能模仿，因此他们的词汇量、礼貎性用语也较多。王慧君(2007)亦认为，生活在较好环境中的幼儿(例如生活在家庭环境较舒适、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幼儿)，比生活在不利环境中的幼儿，其语言发展会好些。

Hart & Risley (2003)发表了一个关于儿童的家庭环境作为背景变项的研究，这是一个针对来自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家庭进行的幼儿语言发展研究，该研究的受试家庭数目为42个，研究的形式为踪向探究方式：从孩子9个月开始一直跟踪到3岁，并详细记录了这42个家庭的大人与幼儿互动达数百个小时，记录内容主要是大人与其孩子的对话、互动情形。Hart & Risley的研究其中发现，那些来自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较好经济背景的孩子，平均每小时接收大人的单词量达2153个，相反，那些来自于贫穷、低收入、只靠领取社会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小时只接收616个单词量，当这两批不同环境背景的孩子到了4岁的时候，单词量接收的累计差距一共有3000万个；另外研究亦分析了这些大人与孩子对话互动中的记录，结果显示，那些家庭经济较好的孩子，其父母会比较倾向于和孩子交谈不同类型的话题，说话内容较深入，说话句子也较长，他们亦会较鼓励孩子运用自己的记忆力、想象力等各种认知能力，相反那些来自于较贫穷家庭的孩子，其父母说话方式较显浅，说话较简短，谈话内容也较敷衍；此外研究亦发现，父母与孩子交谈时间的长短与孩子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那些经常与父母对话的孩子，当他们3岁时，其IQ比那些交谈较少的孩子要高，到了9至10岁的时候，他们的学业成绩也较好(Bhattacharjee, 2015; Hart & Risley, 2003; 董志文，2015a)。

台湾亦发表过以家庭环境因素为背景变项的幼儿语言发展研究。林佩伃(2010)以台湾13个县市、34所幼儿园、共989个幼儿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家庭社经地位越高，幼儿家长的教育越高，则对亲子共读的态度会较好，家长会较着重亲子共读的活动。另外，白华枝、张丽君(2013)的另一个研究目的就是要了解社经地位的高与低，会否对幼儿的语言发展造成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经指数与幼儿语言能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当家庭社经越高，幼儿在词汇理解与表达、语言理解及口语表达等四项语言能力的得分也越高；相反，当家庭社经越低，幼儿在上述四项的语言能力的得分就越低(白华枝，张丽君，2013)。此外跟进研究发现：社经地位越高、家庭语文资源、语文活动及亲子共读越佳，则幼儿语言表现会更佳(白华枝，张丽君，萧佳纯，2015)。这表示家庭社经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倘若社经背景越好，则幼儿语言发展就越好；倘若社经背景越差，则幼儿语言发展就越差。吴咏兰(2006)的研究有不一样的发现，其研究试从家长教育程度这个变项来了解是否会对幼儿语言发展带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幼儿听觉词汇理解能力的影响无明显的差异，显示了父母的教育程度不一定会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

国内亦曾发表过一个关于家庭环境因素的大型研究。刘晓、金星明、沈晓明(2009)以上海十个区的24至35个月龄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有效抽样了2774名幼儿，并在最后检出语言迟缓幼儿共115名，然后以26个环境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了有9项环境因素；然后进一步利用回归分析检测，最后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有5项，分别为常居地为城区、父亲文化程度低于初中、使用单一语言、主要照顾者为男性及主要照顾者较少与幼儿交流。该大型研究有以下值得我们注意及讨论：其一，过往的研究十分重视母亲与子女的语言交流，女性与幼儿的语言沟通方式的特点使幼儿较易学习语言，有利语言发展，因此主要照顾者为男性可能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其二，该研究认为文化程度是一个复杂因素，文化水平过低的父亲，生活压力大，对幼儿关注的交流就会较少，而文化水平太高的父亲，父亲和子女交流的语言可能太深，亦可能超过幼儿理解能力水平，反而中等文化水平的父亲教授内容会较生活化，会使幼儿较易明白，有利于其语言早期发展，因此语言内容贫乏或过于复杂也不利幼儿语言发展(刘晓，金星明，沈晓明，2009)。

4. 结论

本文主要陈述了个人、先天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等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影响。在个人及先天因素方面，除了幼儿的情绪是可由家长加以协助外，其余的智力、年龄、性别、个人生理机能的因素好像是我们目前较无法可以去改变、控制。虽则有不少家长认为幼儿的成长发展是出于自然，甚至会误信他人，认为有发展迟缓的幼儿在长大后可以一切发展正常(郭逸玲，卓妙如，2004；董志文，2015b)，然而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无论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素，以及家长教育程度、家庭社经地位、家长工作等等的家庭环境因素似乎是我们社会能够可以加以改变的地方。尤其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素方面，似乎暂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均表示成人与幼儿的合宜互动与幼儿的语言发展上存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有语言迟缓的幼儿，并不是等到其自然长大后就可以发展正常，而是需要我们成人为其提供合宜的支持与协助，他们的语言才能得以发展、进步。另外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一些研究会认为家庭环境因素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Hart & Risley, 2003；白华枝，张丽君，2013；白华枝，张丽君，萧佳纯，2015)，而一些研究却认为家庭环境因素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并未有显著性(吴咏兰，2006)。因此目前还未清楚说明家庭环境因素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存在必然的影响，有可能这层面的因素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此外近期亦开始有幼儿发展的研究以父母的生活经验、习惯等表观遗传概念来进行探讨，因此以幼儿出生前、出生后的复杂环境作为探讨幼儿的语言发展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章引用

董志文. 影响幼儿语言发展之因素述评
Commentary of Factors That Affect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J]. 心理学进展, 2016, 06(10): 1047-1054.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1013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