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30日

摘要

情态是人际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演讲话语中尤其重要。针对性别变体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本文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依据，采用以气候为话题的TED演讲为语料，探讨男女两性演讲者在情态使用上的性别变体，旨在揭示情态选择差异与性别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演讲者在情态类型的选择上都倾向于使用表达可能性意义的情态词；在情态取向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多采用非明确主观取向的情态词，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在情态量值方面，男性演讲者并未呈现出显著的选择倾向，而女性演讲者具有明显的低量值情态选择倾向。

关键词

情态，性别变体，系统功能语言学

A Gender Variation Study of Modality in English TED Talks

Hongyao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 21^st, 2023; accepted: Jun. 20^th, 2023; published: Jun. 30^th, 2023

ABSTRACT

Mod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especially in speech discourse. Based on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gender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modality by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in TED talks on the topic of climat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in modality choice and gend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hoice of modality, both male and female speakers tend to use modality words expressing possibility. In terms of orientation, most modality words in male and female speech are subjective implicit,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of the speaker. In the value of modality, there is no preference in male speakers but more low-valued modality words are preferred by female speakers.

Keywords:Modality, Gender Variati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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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变体，对语言的使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性别差异会导致一定的语言差异，不论这种差异来自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这种由性别因素所产生的语言使用差异被称为“性别变体” [1] 。受文化习俗或传统观念的影响，说话人的性别有可能决定不同的语言选择。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其认知和行为方式也逐渐融合、趋同，但男性和女性在交际中的语言选择仍然存在差异。

对于性别变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on [2] 在其《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就指明了语言中存在的性别现象，揭开了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序幕。但语言学界对语言与性别研究的重视真正始于Robin Lakoff。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学家Lakoff [3] 在《语言与妇女地位》这一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性别差异及其表现，揭示了女性话语的弱势特点，认为男女两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体现出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一旦存在，语言性别差异就无法消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Rumsey [4] 开始提出建立专属于性别语言学的新型语言学科。国内语言学界对于语言与性别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出现于一些社会语言学著作的相关章节中，例如陈原 [5] 所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中“语言与社会”这一章节专门探讨了性别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随后，也有学者探讨了语言和性别的差异与共性 [6] ，或从认知视角探讨了语言性别差异的表现及其成因 [7] ，又或以综述的形式梳理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王敏霞 [8] 、周薇和周民权 [9] 等，发现国内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大致分为：理论介绍与综述、语言上的性别歧视、性别语言的表现形式和言语交际上的性别差异四个方面。

虽然，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言性别差异，但较少有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语言上的性别变体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借助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来分析和比较男女演讲者在相同话题下情态使用中的性别变体。分析不同情态是如何影响男女演讲的意义表达以及男女两性演讲者在情态表达方面的异同，进而揭示情态特征与语言性别特征之间的联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2. 理论依据

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一种表达意义的资源。表达意义就是在作出选择 [10] 。语言使用者通过语言系统进行意义的选择可以实现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是语言对人类经验的阐释，即语言使用者通过语言来表征其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的功能；人际功能是指语言反映交际双方的亲疏关系和社会地位，换言之，人们用语言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表明态度并试图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功能；语篇功能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组织信息，表达语篇与语境关系的功能 [11] [12] 。情态是人际功能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人际功能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商，而情态就是人际互动与协商中的重要资源。

2.1. 情态类型

Halliday对情态作出如下定义：“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可能性与义务性的判断”( [13] , p. 75)；“情态意味着对一个命题的可能性或提议的可取性程度的判断，从而使该命题或提议变得可商榷”( [14] , p. 116)；“情态指‘yes’与‘no’之间的不确定义领域”( [11] , p. 176)，如maybe、probably、supposedly、sometimes等。

Halliday和Matthiessen [11] 将情态类型系统分为情态化(modalisation)和意态化(modulation)两个子系统。情态化主要涉及发话人在信息交流的小句中对可能性和经常性程度的判断，因此情态化可进一步分为可能性(probability)和经常性(usuality)；意态化主要指小句以“物品与服务”为交换目的，涉及发话人对“物品与服务”的索取或给予，换言之，指发话人对提议的义务和意愿程度的判断，故意态化可进一步分为义务(obligation)和意愿(inclination)。同属情态化的可能性和经常性情态皆可由情态动词(will，should，would等)、情态附加语(probably，usually，likely等)或者两者结合(will probably，will usually等)三种方式实现。而意态化则可通过情态动词(should，will等)和谓语的扩展形式(be supposed to，be anxious to等)两种方式来实现。除以上四类情态外，Halliday [11] 认为还应加入能力/潜力性情态(ability/potentiality)，这类情态位于情态系统的边缘，用以表示说话人对小句主体所具有的某种能力的判断。

2.2. 情态取向

“各类情态意义的体现由情态的取向决定”( [11] , p. 692)。根据Halliday [11] 的观点，情态取向分为主观与客观，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明确主观、明确客观、非明确主观和非明确客观四种。其中，明确的主、客观取向主要由小句体现(如I think，I want，it is likely，it is usual等)，是情态隐喻式的表达。而非明确的主观取向主要由情态动词实现，非明确客观取向由情态附加语实现，是情态一致式的表达。

2.3. 情态量值

情态量值指情态的高低。“情态是介于绝对的断言与否认、规定与禁止两极中间地带的意义”( [15] , p. 28)，发话人可通过对情态量值的选择调整所述命题，或趋于肯定，或趋于否定。Halliday [13] 把情态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量值，即高、中、低三级，用以体现说话人不同程度的可能性、经常性、义务和意愿。所有的情态表达都有高低值之分。许多词或结构可分别归属于情态的高、中、低三级量值，如高量值情态：certain，must，always，requires和have to等；中量值情态：probable，usually，will，would和should等；低量值情态：possible，sometimes，may，could和might等。

3. 男女演讲者的情态使用对比

3.1. 分析语料选取

本文从近几年的TED演讲中选取了5篇女性演讲和5篇男性演讲作为分析对象。为避免语料话题的特殊性，话题被统一限定为与气候相关的演讲内容。同时，为确保语料的典型性，选取的演讲语料为不低于7分钟的官方TED演讲，最终构成总量为17,332词的小型语料库。

3.2. 情态类型分布对比

情态的使用既增强了所言信息的主观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或命题的真值，即使是含高量值情态词的小句，其肯定程度都不如极性形式的小句高。通过对上述5篇女性演讲和5篇男性演讲中的各种情态进行分析，发现不论是在女性演讲中还是在男性演讲中，都只有一小部分语句含有情态意义。由此表明，在日常交际中，人们所交流的内容和所讨论的话题大多是确定的。否则，言语中若含有过多的不确定性，信息传递的流畅度会大幅降低，影响交流的正常进行。男女演讲中的情态类型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1. 男女演讲中的各类情态分布比较

从表1的统计情况来看，男、女两性演讲者在演讲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各类情态，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其中可能性情态的使用倾向最为显著，其次为义务情态和能力/潜力性情态，而经常性和意愿情态的使用占比最小。

可能性情态基本对应传统语义学中的认识性情态(epistemic modality)，表达言说者对信息真值和命题可能性的主观判断。男女演讲者所使用的可能性情态占比皆近半数，其中常使用的可能性情态表达有体现明确主观的I think，I know和I believe，体现非明确主观的would，might和maybe等，也有表示明确客观的It’s likely和非明确客观的probably等。可能性情态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演讲者所需承担的话语责任，当其对演说内容的确定性不十分确定时，采用可能性情态有助于使其表达留有商讨的余地，减少话语冲突的可能，又不影响信息的传递 [16] 。

能力/潜力性情态的使用在演讲中也较为常见，其使用频率虽不及可能性情态，但在男女两性演讲中也分别占到了情态表达总数的28%和20%。能力/潜力性情态主要表达演讲者对事件主体所具备的能力的判断和估计，常见于低量值的非明确主观情态词can的使用，如例(1)是对人们所具备的转变能源关系的能力的主观判断，体现说话人对这种能力的认同，是说话人的一种积极评价 [17] ，以及其客观形式be able to的使用，如例(2)表示这类弱势群体在客观上将具备的适应新气候的能力。

1) And through our cities, we can transform our relationship with energy. (男性)

2) ...and we still have to do the hard work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most vulnerable among us will be able to adapt and thrive in the new climate. (女性)

义务情态与行为的对错有关，是说话人对所说话语义务性的判断，是对听话人的一种“求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演讲通常具有强烈的警示性和号召力，常以引发听众情感共鸣、唤醒听众对话题的责任感为目的。因此在该类演讲中，义务情态的使用不可避免，且大多为高量值的情态词。如例(1)、例(2)中must和need的使用均体现了演讲者对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义务的高度肯定，号召听众为实现零排放这一远大目标而付诸行动。

3) CO₂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linger in the atmosphere long after it is emitted, which means we must achieve net-zero emission. (女性)

4) We need to not only cut emissions extremely rapidly, we also need to take carbon dioxide out of the atmosphere. (男性)

虽然男女演讲者义务情态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同且多为高量值，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演讲者高量值义务情态的使用频率为77%，而男性演讲者则高达94%。存在这一略微差异的原因可能归于男性长久以来处于的统治和支配地位，他们具有较强的主导地位意识，常实施指令性言语行为来维持、稳固自身掌握的绝对话语权 [18] 。

经常性情态是言说者基于对现实事件的观察而作出的判断，体现为时间上的不确定性 [19] 。女性演讲者和男性演讲者经常性情态表达的使用频率较低，均仅占情态表达总数的5%，且出现的情态词仅包括表达高量值情态的often，never，always，低量值的sometimes以及中量值情态词usually，其中often在男女演讲者经常性情态表达中的使用频率最高，而中量值情态词usually仅出现于女性演讲中。同样，意愿情态在演讲中的使用频率也较低，仅为总数的5%以下。这类情况与演讲的目的相关。演讲主要在于信息的传递与行动力的号召，并非在于表达演讲者或行为主体的内心意愿。因此，男女演讲者表达意愿的情态词占比最少。

3.3. 主观性和客观性对比

从表2可以看出，在情态取向方面，男女演讲者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共性，即非明确主观情态倾向，且男女演讲中的非明确主观情态占比皆高达80%左右。情态取向的主客与显隐之分与情态责任的大小密切相关。情态体现着说话人对承担所谈话题责任的意愿。主观性情态所担的情态责任最高，其中明确主观情态表明演讲者自愿承担话题责任，主要由小句表达，如例(5)中的I believe；而非明确主观情态可以视作一种“协商标记”，主要由情态动词体现，如例(6)中的might。非明确主观情态所具有的协商意义，既体现了礼貌原则又有助于达到劝说、激励功能的效果，这与演讲本身追求情感态度表达和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目的相一致。而明确客观与非明确客观情态的使用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客观化，使所谈话题接近客观事实，隐藏了说话人的情态责任，如例(7)中的probably虽表示演讲者对听众心理的猜测，但本身的客观特性使演讲者的主观猜测更接近客观事实。

表2. 男女演讲中的情态取向比较

5) As a Christian, I believe that God created this incredible planet that we live on and gave us responsibility over every living thing on it.

6) Climate impacts might seem a little further down the road, but air quality impacts are right here today.

7) Now at this point,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I’m nut.

3.3. 情态量值对比

男女演讲者情态使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态量值的选择上，显著的例子就是男女演讲中可能性情态与义务情态的量值差异，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3. 男女演讲的情态量值比较

根据表3可得知，男性演讲者所使用的高、中、低三级情态量值分布较为均匀，分别为34.05%、34.48%、31.47%，并未呈现出显著的量值选择倾向，与原始预期的高、中、低量值使用频率依次降低略有不同。相反，女性演讲者则具有明显的低量值情态选择倾向，使用频率达51.42%，比男性演讲者低量值情态词的使用频率多了近20%，而高量值和中量值情态词使用频率相近，分别为25.30%和23.69%，且皆比男性演讲者高、中量值情态词的使用频率低。故可判断女性演讲者更倾向于使用低量值情态词，此结果与已存的文献研究一致。邹航和杨延宁 [18] 认为，男女人物语言选择上的差异体现了两性在言语交际中的不同权势关系和社会地位。虽然，男性与女性如今的社会地位与权势逐渐趋于平等，但不可否认，男性在社会中仍属于强势角色。权势较大的一方在交际中倾向于选择使用高量值情态词，体现其话语具有较高的可信性，不容辩驳。而权势较弱的一方则更倾向于选择低量值情态词，使其话语更加委婉间接，存在协商的可能性，进而减少和避免交谈中不必要的话语冲突。下面结合具体语句分析男性和女性演讲者的三级情态量词的使用及其体现的人际意义。

3.4. 高量值情态表达的使用

高量值情态表达的使用体现演讲者对话语的真实性持有较大的信心，表明说话人自身的绝对态度。因此，演讲者在演说中使用高量值情态词能够更好地表明演讲人的态度和立场、决心和意愿，更好地同听者建立情感共识，起到激励和号召的作用。男女演讲者常使用的高量值情态词包括表达可能性意义的must、certainly和I believe，表达经常性意义的always和often、以及表达义务意义的must和have to。例如：

8) When we think about climate action and climate strategies and climate plans, we often overlook the ocean and leave it out, because somehow we think that saving the ocean is something else we have to do, not a core part of our climate strategy. (女性)

9) It’s a plan that mus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It must be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it must be in the Global South, where 90 percent of future urbanization is going to take place. And it's a plan that must have us move beyond our narrow self-national interest. We must come to see the world's cities as international assets rather than national possessions. (男性)

在例(8)中，女性演讲者用表达经常性的高量值情态词often明确指出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于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错误认知，认为海洋不属于气候调节范畴。然而，海洋同样在调节地球的气候，它会吸收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将地球的热量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值域。在这里，演讲者通过高量值情态词展示人们普遍的错误观点与事实之间的强烈对比，突出强调了海洋对于气候调解的积极作用，进而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在例(9)中，男性演讲者连续用了5个高量值情态词must来表达其对于制定全球城市脱碳计划的坚决态度和决心。其中前4个must为表达可能性含义的高量值情态词，表达演讲者对于其计划效用的绝对信心。最后一个must为义务情态，表明包括演讲者在内的所有人所共担的责任和义务，号召所有人行动起来将世界城市视为国际资产，共同担当全球气候环境的守护者。

3.5. 中量值情态表达的使用

中量值情态表达同样也大量存在于演讲中，传达演讲者对某一特定话题的中庸态度。演讲者选用中量值情态词可以使观点更容易被听众所接受，提高演讲的可信度。男女演讲者常使用的中量值情态词包括表达可能性意义的probably和I think、表达经常性意义的usually、表达义务意义的should和supposed，以及表达意愿义的will。例如：

10) But really, we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how the ocean is saving us and what is it saving us from. (女性)

11) And I think we all know we ain’t getting any more Earths, right? (男性)

以上例句中，男女演讲者都使用了中量值情态表达，以期其所传达的态度和所交流的内容能得到观众的肯定和认同。例(10)中，女性演讲者使用表达义务的中量值情态词should委婉地传达出人们有义务考虑海洋的作用，从而更容易让听者接受其所应该但可能并未承担的义务。例(11)中，男性演讲者通过小句I think向观众表明以下表述内容仅出自于本身的主观观点，虽然大多情况下人们都认为地球仅有一个，但为了避免观点绝对化，选用中量值的I think来阐明个人观点，更有利于推动演讲顺利进行。

3.6. 低量值情态表达的使用

低量值情态表达具有较低的可能性，体现说话者对命题的确定性趋向于否定的态度。演讲者对低量值情态词的使用，更多体现了其委婉间接的语气。女性演讲者和男性演讲者在低量值情态词的使用频率上差异较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社会角色和权势地位的影响。较之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略处于弱势，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两性在语言选择上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女性在说话时总会刻意地采用恰当的礼貌用语，进而减少话语中可能存在着的威胁听话者面子或利益的内容 [20] 。常使用的低量值情态词包括表达可能性意义的may，might和possible、表达经常性意义的sometimes、表达义务意义的don't have to，以及表达能力/潜力意义的can和be able to等，例如：

12) Climate impacts might seem a little further down the road, but air quality impacts are right here today. (女性)

13) Before going into some details of specific solutions, you may be wondering how we came to these calculations. (男性)

以上两例中的might和may均为表示可能性意义的低量值情态词。相比于显而易见的空气质量变化，清洁能源对气候影响无法在短时间内显现，演讲者出于谨慎使用低量值情态词might体现其不确定的态度，使其语言具有可商讨的余地。而低量值情态词may的使用，既可以间接委婉地抓住观众的心态，又能使话题顺利继续。

4. 结语

本研究并非将男性和女性的语言使用差异建立在以性别为基础的二元对立上，并非将其看做非A即B的关系。男性和女性演讲者在语言使用上虽确实具有一定差异，但也都有其共性，正如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男性和女性演讲者在情态类型的选择上都倾向于使用表达可能性意义的情态词；在情态取向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多采用主观取向的情态词，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在情态量值方面，男性演讲者并未呈现出显著的选择倾向，而女性演讲者具有明显的低量值情态选择倾向。因此，性别变体并非分界明确，语言使用上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度和概率的问题。但性别差异的确会对语言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章引用

刘鸿瑶. 英语TED演讲语篇中情态使用的性别变体研究
A Gender Variation Study of Modality in English TED Talks[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6): 2734-274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7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