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河北 秦皇岛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30日

摘要

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性的翻译批评术语，为进行翻译批评实践活动提供了有效途径和理论方法。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基础，儿童文学翻译的标准为框架，就林徽因和巴金两人在译介王尔德童话作品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时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致因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上，林徽因的译者行为偏于“务实”，巴金的译者行为偏向于“求真”，均实现了“求真–务实”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译者行为批评，儿童文学翻译，林徽因，巴金，王尔德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Yunting Lu, Tian Li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Received: Apr. 19^th, 2023; accepted: Jun. 20^th, 2023; published: Jun. 30^th, 2023

ABSTRACT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BC) proposed by Zhou Lingshun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systematic terminologie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for conduct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 Based o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nd the criteria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 causes of intra-translation and extra-translation behavior of Lin Huiyin and Ba Jin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evaluative model of continuum, Lin’s translator behavior is “Inclined Utility-attaining” and Ba’s translator behavior is “Inclined Truth-seeking”. Both of them have achieved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Keywords: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n Huiyin, Ba Jin, Wild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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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在何种理论背景和话语范围内，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执行者，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与能动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意味着，翻译批评对翻译动态过程的关注首先在于对译者的关注 [1] 。周领顺教授建构的“求真–务实”连续评价模式能更深入地理解译者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成为评估译者行为和译本价值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王尔德的童话名作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汉译本中，最受欢迎的即为林徽因和巴金的译本(本文选取《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收录的版本)。两译本特点鲜明，一庄一白，各有风味。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根据“求真–务实”连续评价模式和儿童文学翻译标准可以对林徽因和巴金的译者行为进行更加客观、全面的对比研究和评价。

2.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译者行为和身份

译者行为指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翻译行为的总和 [2] 。译内行为是译者的语言性行为，处于翻译的基本层，译者是语言人；译外行为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处于翻译的高级层，译者是语言人和社会人 [3] 。

“五四”运动后，思想解放大潮对传统意识形态产生了较为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开放吸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翻译作为最直接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手段之一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各种思潮汹涌澎湃，文学翻译者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宽容地审视和译介西方各种文学作品。王尔德的作品抨击虚伪现实，追求唯美主义精神，也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谋求变革和新思想的心愿不谋而合，20世纪译介王尔德作品的热潮，即“王尔德热”的出现，就是得益于这样的社会环境 [4] 。同时，随着西方思想传入，女性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女学兴起，催生了全新的女性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女性译者也开始探索自我，勇敢地挑战传统束缚。

《夜莺与玫瑰》是林徽因公开发表的首部作品。林徽因接受了新式教育，学习了西方先进文化，文学功底深厚，思想开明，她使用白话文翻译作品是经历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表现，她的归化翻译倾向也体现了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林徽因是中国译介该作的首位女性译者。在她之前，原作标题曾被翻译为《莺与蔷薇》及《莺儿与玫瑰》，而林徽因的译名《夜莺与玫瑰》被广为沿用，可见后世对于该译名的认可。

巴金是20世纪“王尔德热”的最后一位译者，他翻译的《快乐王子集》以通顺流利的白话文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因而两译本分别在权威性和大众性上各具优势。两者均为作家、译者双栖，翻译时间相隔20年左右，时代背景相似，但译介时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翻译目的、翻译观、翻译经历都存在差异。因此对两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林徽因和巴金的文学思想、翻译理念、以及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其翻译行为如何受到社会影响作进一步探讨。

3. 译者的译内行为

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内，译者的身份是译者，“求真”表现其语言性，指向原文的意义；“务实”表现其社会性，指向读者和社会的需求，总体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求真”和“务实”、“语言性”和“社会性”互为关系 [2] 。

尽管王尔德自述所作童话的目标读者并非局限于儿童，但由于其语言简单明快，口语化程度高，同《安徒生童话》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还是作为儿童文学来呈现。研究表明，儿童文学翻译、特别是经典复译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良好地再现文本的文学性，文学性这一核心标准未见实质性提高。儿童文学翻译的成功不单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故事性”，更取决于对原作表现“手段”的重视、研究和再现 [5] 。翻译在本体上是为社会服务的，依据儿童文学的翻译标准和“求真–务实”的评价维度对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译本的社会功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及两译者分别实现了怎样的“求真”与“务实”的动态平衡。

3.1. 语体特色

译本的语体特色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文言文作为已经定型的书面语言沿用百年，而后中国文化和文学处于转型时期，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吁下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林徽因继承先进思想，尽管白话文的发展尚不成熟，语法标准尚未完全统一，她还是坚持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因而她所用的白话文也留有文言余韵。比如，林徽因多用“何曾”、“亦”、“若……就”等文言句式表达。选词上，如原作多用单音节词一样，她也多用单音节词“慧”“雄”“甚”等，还偏好选用具有文言特色的词汇，如“丝竹”“月娘”“白珠辇”“绛玉”；还多用四字格，如“稚男幼女”“空中楼阁”“应你所求”“古圣贤书”；“说”与“道”混用，“宴会”用作动词，“的”用作副词等，体现出书面语言由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特点。

白话文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渐趋成熟、规范。白话语体正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体验原文韵味从而摸索尝试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现代白话文学语体首先表现并成熟于翻译之中。在巴金译介时，白话文的语法结构和词汇已经较为完善。巴译本的广为流行，也得益于白话文翻译，其语言简明清新，既口语化又不失文学性，无论从用词的难度和丰富度来说都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本，因此大大降低了其译本的阅读门槛。

3.2. 翻译策略

在整体行文方面，林徽因的译本在行文顺序，语篇结构等方面基本与原文一致。但她会整合句意，而不追求完全的形式对等。比如在直接引语的翻译中就会根据汉语表达的习惯，以主句打头，引语后移。相比于原文的篇幅和用词，林徽因多用排比，内容更对称，多用短句，语言更凝练，语势较强，更贴近原文“神韵”。比如“And Life is very dear to all.”本为陈述句，但林徽因却译为反问句：“谁的生命不是宝贵的？”，语气更加强劲有力，发人深思。排比句“for Love is wiser than Philosophy, though she is wise, and mightier than Power, though he is mighty”，林译为“因为哲理虽智，爱比她更慧，权力虽雄，爱比她更伟”，可见其构思之精妙。巴金多顺译，如果译文流畅、大部分句子和段落能与原文有序对齐，他就会遵循原文的形式。但他也会将句子拆分、组合；调整语序；根据事件的连续性和逻辑性，具体语句的特点以及主人公的情感变化，打破长句或段落原有的结构或叙述顺序，以确保文章的可读性。

在具体词句方面，巴金较忠实，力求还原原文语言特色，而林徽因则多运用增译、省译等翻译方法进行创造性改写。比如，原文“‘Tell it to me,’said the Nightingale,‘I am not afraid.’”，林译为“‘告诉我吧！’夜莺勇敢地说，‘我不怕！’”。增译“勇敢地”，体现了译者对于夜莺形象的精准把握，凸显了其牺牲精神；“The young Student was still lying on the grass”中“lying”林译为“僵卧”突出青年学生的孤寂和愁苦，而巴译为“躺”，只是一种客观描述，没有感情色彩。英语注重人称照应，比如原文“From her nest in the oak tree the Nightingale heard him, and she looked out through the leaves and wondered.”巴金将代词全部译出，具有欧化特点：“夜莺在她的常青橡树上的巢里听见了他的话，她从绿叶丛中向外张望，非常惊讶。”而林徽因省译代词，符合汉语习惯：“夜莺在橡树上巢中听见，从叶丛里往外看，心中诧异。”再比如，原文“like water bubbling from a silver jar”，巴金如实翻译，只是“银罐子里沸腾的水声一样”有些模棱两可，而林译“像在银瓶里涌溢的水浪一般清越”，“清越”一词就突出了夜莺歌声的特点，体现了林徽因为追求文意准确所发挥的创造性。整体而言，巴译本较好地实现了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而林译本尽管未能较充分地实现形式对等，却保证了意义对等。

3.3. 翻译方法

3.3.1. 重复词句

原作大部分用词均为单音节，并列从句和简单句占很大比例，对话的语言是口语化的短句，符合童话的特征，运用大量重复词句，具有独特的音韵特点。林徽因与巴金各自对于部分重复词句的翻译见表1：

表1. 重复词句翻译

对比可见，林徽因在翻译重复词句时变换频繁，这也是她译作语言瑰丽、富有美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文，而是恰如其分，既切合原文辞藻富丽之格调又合情合理。例如将“sweetest”一词的变换为“最婉转的”“最醉人的”“最甜美的”，凸显夜莺歌声悠扬。就儿童文学而言，重现原文世界可达到等效的目的。巴金以直译为主，重现原文中重复词句，由此实现译文音乐性，还能让儿童通过最朴素的语言、反复的表达，对主人公形象和主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3.3.2. 文化负载词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有其独特的文化负载词，象征着该文化独特的历史、宗教、价值体系、习俗、生活和思维方式 [6] 。比如，“frankincense”源自古法语francencens，意为“乳香”，在西方为常用香，而在中国主要是作为中药使用，并不十分常见。对于这样一个西方文化色彩浓厚的词汇，巴金直译为“乳香”，并且在《巴金译文全集》中增加注释“乳香：以色列民族烧的一种香”来向读者介绍这个陌生概念，可见其用心良苦。而林徽因则译为“兰”(“若兰的吐气”)，适应译入语文化，更便于读者理解。“the harp and the violin”，巴金直译为“竖琴和小提琴”，保留了译文的异域性，而林译为“弦琴”，颇具文言色彩，异域感缺失。林徽因还为实现文化代偿而将原作中的许多普通词语翻译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比如将“feet”译为“莲步”，“the wise men”译为“古圣贤”等，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同体现了译者翻译目的的差异：巴译本不仅追求译作主题的教育意义，在译本语言上也颇具巧思，通过直译引入普通读者陌生的文化概念，能够更好地实现新思想的注入。而林译则选择了读者较为熟悉的意义载体来实现其教育意义，意在避免语言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

3.3.3. 标题翻译

就儿童文学翻译而言，标题也是译本能否吸引读者兴趣的重要因素。林徽因和巴金分别将原作标题翻译为“夜莺与玫瑰”和“夜莺与蔷薇”，形式与原作标题完全对等，直接点出中心角色夜莺与贯穿全文的线索玫瑰/蔷薇，一目了然，而对“rose”的翻译不同。玫瑰、月季与蔷薇的在英语中统称为“rose”，而玫瑰与蔷薇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寓意爱情。因此两种译名都几乎与原文想要表达的意义一致。但蔷薇在中国的联想意义与玫瑰在西方的联想意义相比，缺少了牺牲、献身的悲剧含义，仅仅代表挚情爱恋，而原作对夜莺将玫瑰花刺刺入心胸的献身，恰好突出了牺牲这一含义。因此深挖其内涵，林译还原了“rose”的联想意义，比巴译更妥帖。

3.4. 译者的译内行为评价

译者行为的准则是：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上)、务实兼顾求真。而不管翻译还是翻译评价，都追求的是“求真”和“务实”间的理想平衡 [7] 。

林徽因的译文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瑰丽。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确切地体会到译者对爱的坚贞不渝。巴金的语言亦皆平易之词，极其口语化，总体风格清新明丽。整体而言，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符合“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原则，巴金更求真，再现了原文的韵律、生动的用词及文化负载词，符合儿童文学的特点，译本趣味性较高。而林徽因更务实，再现了原文句子的意义和逻辑，译本文学性较高，对原作的意义传达更加直白和深刻；同时在翻译存在文化差异的词语和重复词句时，林徽因的归化翻译和对表达丰富度的追求使得译本虽在形式上与原作存在出入，却通过文化代偿弥补了语义，是注重译本社会意义的体现；而巴金以直译为主，使得译本语言带有异域性和音乐性，不仅便于读者阅读，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理念，进一步推动了白话文和翻译文学的发展。说明两译者在翻译时不仅基于文本考虑语内因素，还综合考量了译本的语外因素。

4. 译者的译外行为致因

对译者的译外研究主要侧重于译者的社会化程度，也即“务实”于社会的程度。“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8] 。译者的译外行为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从译者、读者这两方面进行重点分析。

4.1. 译者因素

4.1.1. 翻译目的

林徽因在与徐志摩交往的过程中，找到了“感性”的自我，也对徐志摩带来的英国文学与新思想产生了认同。夜莺行为中的浪漫与深刻，与徐志摩追寻真与美的精神与理想相同，成为了林徽因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但红玫瑰不一定能带来爱情。林徽因不仅借译文表达“爱情比生命更珍贵”，还强调了单恋的后果：幻灭和沮丧。文中的学生因为无法正确处理感情，被拒绝后把爱情当成一件傻事抛弃，教导人们要学会辨别真爱与迷恋，遇到不合适的感情学会放弃。这或许也是林徽因对于自己的告诫。

原作的开放式结局引人深思：夜莺的牺牲是徒劳的吗？应该让感情支配理智吗？这或许也是林徽因的挣扎。这样的挣扎隐藏在“爱比生命更宝贵”的论断之下，同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般。因此林译本更像爱的自白。林译的求真度相比巴译较低，正是因为林徽因借翻译抒怀，同时还从读者角度对译本进行考量，才有更多基于主观理解的增译。

巴金曾说：“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¹”，“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²。”巴金翻译王尔德又不仅仅是以“艺术”为唯一依据的。在《巴金译文选集(第六卷)》的代跋中，他也自述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是为了“学习做人”，表明王尔德童话对他的影响颇深。他选择的童话和散文诗，除了因其艺术价值高，还因为它们对社会的洞察之犀利，对弱者，对灵魂，对人类的关照，普照着一种爱的精神。巴金别出心裁地还原原文本，是希望尽可能地传递原作的情感和主题，在语言层面主题意义上都实现其教化作用。

4.1.2. 翻译观

林徽因和巴金都十分注重译本的社会功用，但林译重务实，巴译重求真，究其原因，巴金的翻译目的是要给中国社会注入新文化、新思想，希望尽可能地再现原有的内涵和形式，为中国文学创作带来启发。而林徽因则以读者本位的视角，采用归化的方式，适应译入语文化，实现了意义对等。这也体现了两人的翻译观差异。巴金重忠实，翻译作品常采用直译，这或许受到了当时新文学先驱鲁迅、矛盾等对于“直译”追求的影响。但在他看来，要做到真正的忠实，译者应保持原文风格，而非死板地逐字对译，要“忠实”全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巴金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可谓“诚惶诚恐”，他称自己的翻译作品为“试译”，表示王尔德的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词藻³”，认为自己无法企及王尔德的高度。他认为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是一种学习，因此尽可能忠实原作，还原其语言特色，求真度更高。《夜莺与蔷薇》正反映了巴金的翻译观。

林徽因一生中为人所熟知的完整翻译作品只有两部，她的翻译观无从考证，但从译本可见，林徽因似乎并不认同“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她对文本干涉更多，注重语义对等和文化代偿。林徽因曾加入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其参与者多为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主张翻译应当结合直译和意译，反对直译或意译的极端化，追求作品的形神兼备，这也与巴金的翻译观相似。尽管林译本完成于她参与新月派活动之前，但或许她那时就已经受到新月派翻译观的影响，因此在译介时更加自由，也更归顺译入语文化。

4.1.3. 翻译过程

林译本凝结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商讨的智慧结晶。有了梁思成这一学识渊博和与林徽因心心相印的同伴辅助，林徽因译笔谨慎，能够尽可能避免错译，精炼语言，实现语义对等，体现译者的主体性。

巴译本几经修改。其对王尔德童话翻译历程从1942年3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946年9月，期间他还曾因为不满自己的译本而“丧失继续走下去的胆量”，战争期间他的心血也曾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幸而最终《快乐王子集》成功完成。而在八九十年代修订《巴金译文全集》时，巴金又根据建议对译本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和补充，在《巴金译文全集》中也有“原文是‘爱情的产生’，现略去‘产生’一词”这样的注释，可见他对翻译的精益求精。翻译过程的时间跨度之长使得巴金在理解原作、选择词语、处理文化元素等方面都更加成熟。

4.2. 读者因素

读者因素是译外因素中的重要因素，每个译者都关注这一目标因素，但关注度低，译本的接受度就会降低，关注度过高，可能就会有“非译”或者“创作”的情况产生 [8] 。若将该文理解为林徽因爱的自白，那么其首要目的就是自我表达，力求通过翻译给爱情一个定义和交代。对于其首要目标读者有多种解读，可以是受伤修养的梁思成，可以是苦苦求爱不得的徐志摩，也可以是她自己，而一定不是儿童。巴金没有把目标读者局限于儿童，也没有故意把译本的语言完全简化为儿童语言而放弃文学性。但由于他的语言简洁、流利、口语化，所以《快乐王子集》可以被成人和儿童理解和接受，因此也被视作儿童文学佳作。

也有批评者认为林译不如巴译恰当，因为其语言文言色彩太重，且用词复杂，不符合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但王尔德表示自己创作的童话“slight and fanciful, and written not for children, but for childlike people from eighteen to eighty⁴”。因此两译者期望的目标读者均属于王尔德预设的目标读者。经前文分析，林译本的文言色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也是白话文翻译实践的重要成果。应该说林徽因的译本更具有时代局限性和读者年龄局限性，而巴译本更普适，至于恰当与否，取决于评价标准的不同，由本文的评价标准来看，两译本各有千秋，均为佳作。

5. 结语

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聚焦译者行为，综合译内行为表现和译外因素具体分析，从而尽可能实现翻译批评的全面与客观。根据其理论，本文从儿童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完成了对于两译本的对比研究，可见林徽因重务实，多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多采用归化翻译；而巴译重求真，尽可能追求与原作的语言对等。虽然分析了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致因，但还有一些译外因素，如译者的性别、年龄、出版等因素由于并未在译本语言中留下明显痕迹以及需要结合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因而并未列于文中。

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绝不可囿于某一评价体系，这样对于译者的创造性和译本的价值评价都有失公允。因此，未来对于林徽因、巴金译本比较的创造性研究和批评依然具有深刻意义。

文章引用

卢云婷,刘 甜.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两汉译本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6): 2748-275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7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