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²湖北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3日

摘要

御制文献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帝王的参与是御制文献形成的中心因素。明代御制文献多达300余种，且种类繁多，内容各异。这些御制文献连同帝王执政历史一起，构成了具有明代特色的御制文献编撰史。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呈现出明显的前后分期特点，与明代国运的兴衰大体吻合。历代帝王御制文献的编撰史，也鲜明地反映出帝王们各自的文治思想、治政得失及文化旨趣。

关键词

明代，御制文献，编撰，帝王

The Brief History of Imperial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Taking Imperiality as Center

Shoulu Huang^1,2

¹School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²Hubei University Library, Wuhan Hubei

Received: Oct. 11^th, 2022; accepted: Oct. 20^th, 2022; published: Jan. 13^th, 2023

ABSTRACT

Imperial literature is a special kin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books. The participation of emperors was the central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imperial litera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kinds of imperial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kinds and contents. These literature constitutes the history of the compilation of imperial document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g Dynasty together with its imperial ruling history. The formation of Ming Dynasty imperial literature present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re- and post-staging, coincides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imperial literature also clearly reflects the emperors’ own literary and political thoughts, political gains and losses and cultural interests.

Keywords:Ming Dynasty, Imperi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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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御制文献是指经帝王主动参与的、为反映帝王个人意图所编撰的文献。此类文献或由帝王亲自撰著，或经帝王授意由儒臣代笔，鲜明地反映出帝王的执政意图、文化旨趣及学识素养，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道风景。长期以来，御制文献中的单篇、单类文献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将御制文献作为整体进行搜集整理、系统研究的工作则相当缺乏，亦未受到学界的重视，很有发掘整理的必要。

明代是御制文献的快速发展期，也是御制文献单独分类列目、文献体系正式形成的开始。其文献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前所未有。通过对明代帝王御制文献编撰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角度认识明代社会历史、考察帝王文治思想。

目前可考见的明代御制文献共有350余种。除光宗外，几乎每位帝王在位间都编撰有御制文献。本文根据明代御制文献的整体情况，将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即中前期(洪武至正德，约138年)与中后期(正德至崇祯，约139年)。依时间先后，以帝王为论述对象，对其御制历史进行大致的梳理。

2. 明代中前期(洪武至正德)

2.1.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而与许多开国帝王不同的是，太祖除了开国立朝的盛大武功外，于文治也颇有建树。“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1], p. 56)。”这在古代开国之君中是非常少见的。

以御制文献为例，太祖一朝御制文献有120余种，占了整个明代御制文献的几乎1/3强。在短短的30年执政时间内，其御制文献的数量比整个明代中后期130余年的御制文献数量都要多，平均每年有3种以上的御制文献成书，在古代开国之君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历史传统下，太祖这样的文治成绩不得不令人惊叹。明太祖的御制文献不仅数量巨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1) 内容广泛，持续时间长。太祖御制的文献，遍及经、史、子、集各部，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以其中敕撰文献为例，“朱元璋敕撰书的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作律令、官制、礼仪、政略、教育、儒学、历史、地志、语言文字及宗教10类”，“其内容之广泛，为历代敕撰书所罕见 [2] ”。同时，太祖御制文献的时限也很长，从即位前的吴王元年(1367)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间，每年都有至少一两部御制文献成书，期间从未间断，可见太祖用力之勤。

2) 服务专制统治，针对性强。明太祖深刻认识到国家政权的主要威胁在于权力上层，故其御制文献中政书类、诏奏类较多，针对的主体多半是臣子与宗亲，目的性明确。为防范臣子弄权，朱元璋不仅撤丞相，剥夺相权，同时设立锦衣卫等监察机构，大兴“文字狱”，法外用刑。御制文献上，先后颁布《辨奸录》、《资世通训》、《臣戒录》、《相鉴》、《昭示奸党录》、《大诰》等书，儆戒臣子。据统计，在太祖敕撰的60余种文献中，与训戒臣子有关的就有25种之多，足见太祖对于臣子权力的警惕。另一方面，太祖自知不可能永久的执政下去，明代江山最终需要朱明皇室来继承，所以太祖对于皇室宗亲的约束规范也很多。早在登基之前，太祖即颁布《公子书》儆戒王孙。此后如《宗藩昭鉴录》、《精诚录》、《储君昭鉴录》等都是垂训皇室宗亲之作，目的都是为巩固大明江山社稷。“凡一代创业之君，以其得之之艰，辄欲制之极密，防之极周，图子孙久长之业，此固代不然，而明尤为明显( [3], p. 2)。”

3) 影响深远，多开创之作。太祖作为明代开国之君，许多御制文献的编撰在明代尚属首次，许多国家制度通过御制文献得以正式确立，在很长时间内对明代国家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影响了整个明代历史。如太祖洪武六年所制《大明律》30卷，经过多次增订修改后，“作为‘祖宗成宪’，《大明律》终明之世以致被遵循，少有改动，并被清朝作为立法的直接蓝本”( [4], p. 10)，一直使用了600余年，可以说对明清社会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此外，太祖敕撰的《大诰》、《大明官制》、《洪武志书》等书，对明代社会制度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大明日历》、《洪武圣政记》等书则作为后代纂修《太祖实录》的素材，直接为后代史书所用。

4) 亲力亲为，多御著之作。太祖除了多次敕令臣子编撰书目外，还身体力行，笔耕不辍，一生留下了大量诗文篇目。据后人统计，“除去散见于各种史籍的诏诰敕谕祭文书信外，见于《明太祖文集》的，有文12篇，记12篇，序12篇，说29篇，杂著53篇，诗歌114首”( [5], p. 52)。对于明太祖的诗文水平，张德信的评语较为中肯：“元璋作文不多加推敲，而任凭情思流灌，故而朴野自如，常得天然之趣。但也往往看得出它的草率乃至拙劣。……有的诗赋写的相当有韵味，可以说措诸名家而无愧；有的散文写的也很有章法；也有的则半通不通，大类冬烘架构( [5], p. 44)。”此外，太祖御著的长篇文献还有《资世通训》、《祖训录》、《大诰》(初、二、三编)、《大诰武臣》、《为政要录》、《御注洪范》、《御注道德经》、《金刚经集注》、《周颠仙传》等，无论是御著文献的数量、种类还是质量都是明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

太祖朱元璋于马上得天下，却不于马上治天下，对于文治同样重视，可谓文治武功兼备。尤其是其文治之功，对于一个早年未暇诗书、半路出家的开国之君来说，其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无论在明代还是整个封建社会，都可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2.2. 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年号建文，故又称建文帝。生性“仁明孝友”的建文帝，在明太祖“雄猜好杀”屡兴大狱人人自危的政治背景下登上明代政治舞台。诗文出身的他本来期许着在太祖的“洪武”之后，能在“建文”方面有所突破，然而“靖难之役”使得他的文治梦想只停留了短暂的几年时间。伴随着成祖即位后的倒攻清算，建文帝的“秀才朝廷”所作的文治努力与成果都被推翻或篡夺，“建文年间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并皆除毁”，“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 [6], p. 145)”，故而其留下的文献书籍屈指可数，御制文献的编撰史实也寥寥无几。

今天所见建文朝的御制文献只有《明太祖实录》与《皇明典礼》两部。其中《明太祖实录》由董伦、王景彰等于建文三年(1401)修成，“靖难之役”后，又被成祖以“遗失既多，兼有失实”为借口篡改重修，已非原貌。《皇明典礼》一书系建文二年(1400)敕令臣子所编有关皇明宗室礼仪规范的官修政书，如何逃过检查留存至今，尚不得而知。此外，作为明代第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皇帝，建文帝的御制文集甚至诗文篇章都难以数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建文”之号，实在名不副实。

2.3. 明成祖朱棣

同太祖一样，明成祖朱棣是古代帝王中少有的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的封建君主。他一生戎马，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功勋。又出使中外，宣扬国威。同时修文备典，稽古右文，号为繁荣盛世。当然成祖也有“奉天靖难”、“瓜蔓抄”、“诛十族”等政治污点，为后世所争议指摘，可谓毁誉参半，功过相抵。而成祖的这些历史功罪，在他的御制文献编撰历史中都有反映。

成祖一朝御制文献的数量有50余种，数量上仅次于太祖。而在文献规模上，成祖敕编有《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皇皇巨著，其文治功绩不仅可比肩太祖，甚至足以媲美古代任何君王。

明成祖的文治理想与其对修书事业的热心，加上当时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经济的逐渐繁荣及图书资料的积累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使得永乐一朝御制文献的编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成祖在位的18年间，除了少数年份因为出兵安南、五入漠北等战事的影响外，图书编纂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并呈现出自己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模庞大，多集大成之作。太祖一朝除了《元史》、《大明日历》等书规模较大外，其余大多是一、二卷之数。而在永乐朝的御制文献中，文献编撰的倾向明显朝着大而全的趋势发展。《明太祖实录》257卷，《四书五经性理大全》231卷，《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永乐南藏》6331卷，收经书1610部，《永乐北藏》6361卷，收经书1615部，而《永乐大典》则高达22277卷，装书11000余册，这些大部头的皇皇巨著，使得永乐朝的御制文献规模较洪武一朝来说显著提高。整个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文献规模也只有清代的乾隆朝可相媲美。

2) 佛经文献大量出现。明代“释家类”御制文献中，除了太祖朝的3种外，其余10种都出现在永乐一朝。如果说太祖是因为早年为僧的经历让他对佛家情难割舍，成祖的“佛缘”则主要与其成长环境及执政策略有关。成祖出生于明初崇佛的文化氛围中，其父曾半道出家，对佛家感情特殊；成祖的老师中，道衍和尚姚广孝是他登上皇位过程中最得力的助手，大学士宋濂等人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家庭与生活环境中的佛学熏陶为成祖日后对佛教的崇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成祖对佛教的推崇，还有其政治谋略与现实考量。“佛教具有‘阴翊王度’的作用是明成祖佛教政策的基石”，“利用佛教为其篡权夺位服务”则是其现实考量 [7]。因而，永乐一朝除了敕修有《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两部大型官修佛经文献外，成祖还亲自撰有《金刚经集注》(又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神僧传》9卷，编制有《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普法界之曲》等佛曲若干卷。受成祖的影响，皇后徐氏也长年拜佛，撰有《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等多部佛经。尤其是《永乐南藏》与《永乐北藏》的修纂，对明代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参与主体的多样化。成祖之前，御制文献的编撰主体主要是帝王与儒臣。而成祖时，东宫太子与后宫皇后等皇室成员也积极参与进来，编纂有多部御制文献。如当时的太子朱高炽(即仁宗)因对儒家经书很感兴趣，即命儒臣编撰《周易直指》、《尚书直指》、《春秋直指》、《春秋要旨》等书作为经筵讲章。文皇后徐氏则在管理后宫之余，编撰有《仁孝皇后内训》、《仁孝皇后劝善书》等著作，向成祖提议编纂《高皇后传》、《古今列女传》等书，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明代御制文献编撰历史中，留下了女性的光辉身影。

总的看来，颇有“乃父风范”的成祖朱棣，无论在文治还是武功方面都取得了不逊太祖的历史功绩，同时也留下了为人诟病的历史罪责。而在御制文献编撰方面，成祖凭借其后发优势，“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在文献规模与质量上大有空前之势，同时对后世修书影响深远。

2.4. 明仁宗朱高炽

仁宗朱高炽是明代的有为之君。初为燕世子时便被认为“有君人之识”( [1], p. 107)。永乐二年(1404)立为太子，至成祖去世时已经47岁，初登大宝一年便驾崩而去，故与仁宗相关的御制文献多编撰于永乐年间。仁宗即位后所编撰的御制文献有《明太宗实录》、《明太宗宝训》、《仁庙圣政记》、《仁宗御制诗集》、《仁宗御制文集》等书。

仁宗为人宽厚，德行高尚，史传称其“幼端重沉静，言动有经。稍长习射，发无不中。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 [1], p. 107)”，可谓能文能武。从早期为东宫太子时命儒臣编《周易直指》、《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书，并御著《体尚书》等行为来看，“好学问”之说当非虚言。仁宗《御制文集》有20卷之多，在明代帝王中也只有太祖、宣宗两朝差胜。对于一个即位不足一年的君王来说，其前期笔耕著作之富可以想见。也难怪清臣都对他的英年早逝叹息不已：“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1], p. 112)。”

2.5. 明宣宗朱瞻基

作为“仁宣之治”的开创者，宣宗朱瞻基同样也是一位守成令主。由于早年间经成祖、仁宗等人的悉心培养，宣宗从小便广泛涉猎文韬武略、经史文章乃至琴棋书画，朱棣经常对仁宗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1], p. 115)。”而宣宗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为明代社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盛世。在御制文献的编撰上，同样体现了他作为守成之君的特点。

明代社会至宣宗时，已基本稳定下来，生产生活也早已恢复，故不必如太祖一样需要通过大量制定法令条规来完善国家制度，也不必像成祖一样需要通过编修大典来招抚儒生士子，因此宣宗一朝虽属盛世，御制文献的数量却并不多，只有20余种。究其原因，一来成祖一朝已有集大成之作，且迄今不远，再修实属重复；二来宣宗一朝仅10年之久，与后世康乾盛世相比太过短暂，故其数目较少亦属正常。主要贡献有完成《太宗实录》、《宝训》、《仁宗实录》、《宝训》的编修工作，编撰有《外戚事鉴》、《历代臣戒》、《帝训》、《官箴》、《宣德鼎彝谱》、《宣宗御制文集》等书。较为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两点：

在参与方式上，宣宗御著的文献占大多数。20余种文献中，除去《仁宗实录》、《宝训》等五六种属于敕令臣子编撰的书外，其余都是宣宗亲自撰著，可见其学识水平之高。

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文艺作品非常多，水平也很高。宣宗《御制文集》有44卷，在明代帝王中是最多的。此外还有《御制诗集》多种，“词曲类”仅有的一种御制文献《御制乐府》也是宣宗所制。《宣德鼎彝谱》、《长陵神功圣德碑》等碑文法帖的数量也属其最多。此外，宣宗绘画、书法水平也很高，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点染有致。《上林冬暖诗》等书法作品也颇有气势。明宣宗是我国古代文人帝王的杰出代表之一，艺术成就实属上乘，可惜后代只记住了“促织天子”的名号。

2.6. 明英宗朱祁镇

英宗朱祁镇是明代自开国以来帝王生涯最曲折的一位，先后经历了正统(13年)与天顺(8年)两个年号，在位22年。其中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 [8], p. 104)。”而在英宗御制文献编撰历史上，也表现出很明显的前后分期特点。

正统年间的英宗是幸运的。虽然出生两个多月即被册立为太子，9岁即拥立为皇帝，但在得到祖母张太后及宣宗旧臣们的辅佐后，社稷稳固，帝位无忧。英宗也长大成人，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在这13年间，英宗在文献编撰上屡有动作：先后完成《宣宗实录》、《宣宗宝训》的编纂；6000余卷的《正统道藏经》也在此期间得以刊刻颁行；敕令周叙等重新定正《宋史》，并命儒臣续撰《五伦书》62卷，等等。这个时候的英宗还是少年的血气方刚，很有干劲，也取得了一些政绩。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败，英宗被掳走，沦为阶下囚，回到皇宫后又长期被景帝囚禁在南宫。虽然八年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改元天顺，但此时的英宗或许因在这几年间经历了各种命运起伏、人情冷暖后，对于权力名分之事早已看淡，不再有早年的满腔抱负。对自己的身世之辱、臣子之弃，也没有太过激烈的报复行动，反而做了“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等几件“可法后世”的盛德善事( [1], p. 160)。在文献编撰方面同样显得很消极，除了将代宗时已经编好的《寰宇通志》重修为《大明一统志》，以及批准李贤编纂《诸司职掌续编》外，少有建树。前后两个时期的执政表现可谓有云泥之别。

2.7. 明代宗朱祁钰

代宗朝的御制文献数量不多，只有4种，分别是景泰三年(1452)所修《勤政要典》，景泰四年(1453)命儒臣所辑《历代君鉴》，景泰六年敕撰的《宋元通鉴纲目》及景泰七年(1456)纂修的《寰宇通志》。代宗御制文献虽然数目较少，却多是水平很高的上乘之作。如《历代君鉴》50卷，仿宣宗《历代臣鉴》之纂，采辑五帝三王及汉唐以来诸君之嘉言懿行，汇为一书，颇为详实。《寰宇通志》119卷，对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所辖府州县一千四百余地，两京都督府、行都督府所辖千户、卫所六百余处，以及各宣慰土司、外夷番邦等地的地理舆情进行详细考述，在明代志书中，堪称佳作。

或许是因为骤登大宝、缺乏执政经验，在位的8年间，朱祁钰多次命儒臣采辑古代君王的事迹供自己学习参考，对于如何为政、为君非常关注。如敕编的《勤政要典》、《历代君鉴》都是直接介绍古代君王言行事迹的，《宋元资治通鉴》中也有大量可资借鉴的帝王故事，足见代宗对于自己要求之严格，也反映其执政态度之端正。“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 [1], p. 150)。”后世对景帝的评价较为正面，从其所编御制文献亦可见出一二。

2.8. 明宪宗朱见深

历史上，宪宗一朝既无重大德政善端，也无败国秽举，较为平实。在御制文献编撰上也是如此，没有特别突出的亮点，也非一无是处。

宪宗朝的御制文献计10种左右，主要有天顺八年(1464)始修的《英宗实录》、《英宗宝训》，成化元年(1465)重修的《贞观政要》，成化七年(1471)命王恕等修的《漕河通志》，成化十年(1474)续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化十八年(1482)亲撰的《文华大训》、十九年(1483)敕辑的藏外道书《群仙集》及末年敕刊的《大学衍义补》等书，此外，宪宗另有《御制诗文》4卷。其中较有特点的文献是《英宗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与《群仙集》三书。

在《英宗实录》的纂修中，并未将代宗景泰的八年历史尽行删去，而是同样为景帝纂修《实录》，并附于《英宗实录》中。宪宗不怀私恨的举动，对保存明代史料有莫大贡献。《续通鉴》一书，系完成景帝未竟之事业。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人能有如此心胸，本书之编撰实可传为美谈。《群仙集》，全名《全真群仙集》，是宪宗“采集群仙之秘枢，批阅前人之奥旨”( [9], p. 1)后所辑的道家经书，是宪宗崇道思想的直接体现。

2.9. 明孝宗朱祐樘

孝宗朱祐樘明代中前期的最后一位君王，也被看作是明代历史上最贤明的君王。孝宗一朝御制文献的编撰，也很能表现其勤政爱民的特点。

孝宗御制文献的数量并不太多，和宪宗一样只有10种左右，然其文献的重要性及影响力则非宪宗可比。除依例纂修的《宪宗实录》、《宪宗宝训》二书外，孝宗朝的御制文献主要有《医方选要》10卷(1495)、《大明会典》180卷(1497)、《历代通鉴纂要》92卷(1503)、《本草品汇精要》42卷(1503)等。孝宗朝御制文献的显著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对明代中前期国家社会制度发展的总结。明代自开国至孝宗已历经百余年，尚处承平之治，恰是将国家社会的各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的最好时机。孝宗以有道之君，纂修《大明会典》一书，正好符合这一趋势。弘治十三年(1500)，孝宗命儒臣以本朝官制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据事系年，汇列于后，修成一代之典，成为明代中后期百官参阅的必备书，也是研究明代国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历代通鉴纂要》则将前代《通鉴》学重要著作汇为一编，加以总结提炼，是对孝宗以前《通鉴》学的总结之作。

其次是医学文献的编撰。孝宗是一位勤政爱民的仁主，“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作为和平时代的守成之君，“行不忍人之政”的主要方式一般都是宽刑薄赋、悬壶济民。而宽刑薄赋主要通过下达政令去实现，悬壶济民则可通过编撰医学文献、提高医疗水平来达成。明代医家类御制文献有7种，孝宗一朝便占有4种，且都是大部头的医学著作。如《本草品汇精要》42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孝宗在《御制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一按图而形色尽知，载考经而功效立见，永登仁寿，可垂遐远( [10], p. 1)。”孝宗的“医者仁心”体现的淋漓尽致。

3. 明代中后期(正德至崇祯)

3.1. 明武宗朱厚照

武宗朱厚照是明代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年少时“性聪颖，好骑射”( [1], p. 199)，以太祖和成祖为榜样，渴望建立与他们一样的显赫武功。在位期间也曾有过“应州大捷”这样的光辉时刻。然而，武宗却耽于享乐，纵情声色犬马，留下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荒诞之举。在其父孝宗励精图治的光环映衬下，武宗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渐有起色的明代国运也在武宗之后，彻底滑向了毁灭的万丈深渊。

武宗在御制文献编撰方面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宗从小尚武，也曾取得过对蒙古军队的军事胜利，至少还有几件武功可书。但在文治方面则几乎芜田一片，在位十六年间，仅有《孝宗实录》、《孝宗宝训》两部御制文献，且二书还是依照祖例不得不纂修的文献。从正德四年(1509)纂修完《孝宗实录》开始，一直到其病死，武宗甚至连主动御著或敕撰一部御制文献的念头都没有，足见其已完全弃置文治之不顾。武宗时，明代国力尚强，武运亦可谓昌隆，但文治则因其个人因素，完全坠入谷底，明代的国势也从此逐渐衰弱。事实证明，武运的胜败或许会影响国力一时之强弱，而文治的兴衰则很大程度决定国运长久之走向，后世当以此为前车之鉴。

3.2. 明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本是兴王朱祐杬的世子，武宗死后无嗣，廷臣杨廷和等迎立他即帝位。世宗执政前期，“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1], p. 250)。然而在取得“大礼议”的胜利之后，世宗开始膨胀其内心的权力欲望，任用宠臣，玩弄权术。打着“孝道”的名号追尊其父，全然不顾旧日恩情。同时以圣人自居，粉饰自我。又崇尚道教，痴迷炼丹之术，最终暴毙而亡。这一切都或多或少与他并非“正统”的身份有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御制文献的编撰。世宗御制文献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数量上来说，世宗一朝御制文献的数量有50余种，仅次于太祖，与成祖相当。在经历了武宗御制文献编撰的谷底后，形成了一个文献编撰的小高潮。其中原因首先是世宗在位时间很长，有45年之久，仅次于神宗的48年，有足够的时间供其进行文献编撰。二是因为世宗朝经历了长时间的“大礼议”，这期间世宗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御制文献为自己争取合法性。三是世宗自负性格的作祟。世宗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集忠孝礼义、诗文才华于一身的“圣主”，因此世宗总是多方尝试，编撰有多类文献尤其是诗文总集文献。在“总集类”十种文献中，与世宗相关的文献就有9种。最后也与世宗个人兴趣爱好广泛有关。世宗对道教中的炼丹术、房中术、斋醮仪式等非常痴迷，编撰有道家类文献多部，如《御制金箓大斋章表》、《金箓御典文集》等。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他对医药、服制的兴趣，世宗“医家类”御制文献中有3部，有关服制的御制文献则多达6部。此外，世宗也爱好诗词，以附庸风雅。明代大奸臣严嵩即因为能写青词而得到世宗的宠幸，世宗也常常卖弄诗文，与宠臣往来附和。

从文献内容来看，世宗一朝的御制文献主要围绕“大礼议”等历史事件展开，与时政联系紧密。武宗死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除了给后代帝王留下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形象外，一个非常直接的现实问题便是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以致于廷臣们不得不迎立远在安陆的武宗的堂弟朱厚熜来即帝位。世宗这样一位并非“正统”的藩王世子如何得到国家礼制的合法认可，如何顺利执掌国家政权，如何展示自己的威权等等，都在他的御制文献中得到了反映。在世宗所有御制文献中，《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祭祀记》、《郊社宗庙祀仪》、《御制明堂或问》、《祀仪成典》《忌祭或问》、《敕议或问》、《太庙敕议》等都是直接与“大礼议”相关的世宗的敕令或口谕。而《睿宗皇帝实录》、《睿宗宝训》、《大狩龙飞录》、《承天大志》、《兴都志》、《明伦大典》、《兴献皇帝含春堂稿》、《睿宗皇帝恩纪诗集》等都是世宗“大礼议”胜利后为其父兴王或其龙飞之地所作的“政治宣传”，总数占到其全部御制文献的约1/3。

从编纂时间来说，世宗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呈现出前后两个分期。中前期的世宗皇帝因为帝位没有稳固，难以随心所欲，故总体表现的较为勤勉，在御制文献的编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时期，世宗除了替武宗编修完《实录》、《宝训》外，还敕撰有《鉴古韵语》、《翊学诗》、《明伦大典》、《正定二十一史》等书，甚至亲自为《尚书》中的篇目作注(《书经三要》)，亲自撰述有《敬一箴》、《言道箴》、《范浚心箴》、《程子四箴》等儒家著作，执政的重心尚在国家大政上。而到了其执政的中后期，世宗的心思明显已转到道教长生不老、拜神求仙上去了。御制文献的数量也明显减少，今所见仅《御制金箓大斋章表》、《金箓御典文集》等书。

总的来看，世宗一朝虽然御制文献的数量很多，但多是有关“大礼议”的敕谕口令或礼书仪注，文献价值不高。世宗早年间曾编撰有多部重要的御制文献，表现了他勤政的一面。后来则沉湎于丹丸斋醮，荒政多年，殆无可述，文献的作用及影响方面根本无法与太祖、成祖相比。同后世评价他为“中材之主”( [1], p. 251)一样，世宗御制文献的编撰也只能说是中等水平。

3.3. 明穆宗朱载垕

穆宗朱载垕是一位无能之主。在位6年间，虽有能臣辅佐，却并无多大建树，在御制文献的编撰方面也是如此。

今可考见的穆宗一朝的御制文献大约有4种：隆庆元年(1567)所编《世宗实录》、《世宗宝训》，同年所修《两浙海防考》及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等敕撰《帝鉴图说》四书。其中《世宗实录》、《世宗宝训》一直到神宗万历年间才修成。《帝鉴图说》则是穆宗晚年时，大学士张居正等为辅佐教育年幼的神宗而编集的有关古代“为君之道”的学习教材。嘉靖时，东南两浙地区屡遭倭寇入侵。穆宗时，倭患愈演愈烈，《两浙海防考》大概是因此而编纂。除此之外，穆宗别无其他御制之书。

3.4. 明神宗朱翊钧

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0岁即位，至58岁时死去，达48年之久。与之前的武宗、世宗等几位君主一样，早年的神宗励精图治，“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1], p. 294)。然而执政的中后期则重又陷入到“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 [1], pp. 294-295)的怪圈中。一生在位虽长，却少有成就，在御制文献的编撰方面同样如此。

神宗朝的御制文献仅10种左右，与其48年之执政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主要的编撰事迹有：万历元年(1573)至五年(1577)，继续完成穆宗未竟的《世宗实录》、《宝训》的编纂工作，并编修完《穆宗实录》与《穆宗宝训》；万历九年(1581)诏允张居正等编撰《训录类编》；万历十年(1582)从张居正等编《宗藩要例》；万历十三年(1585)命儒臣重辑《明心宝鉴》；万历十五年(1587)编《军政条例》；万历二十二年(1594)焦竑奉敕撰《养正图解》；万历三十五年(1607)完成《正统道藏》的续编工作。此外，神宗还有《御制诗文》1卷、《劝学诗》1卷。从编纂时间看，主要集中在神宗执政的中前期，且多半与首辅张居正有关，某种程度反映了神宗早期张居正总揽大权的局面。中晚期编撰的文献则仅有《万历续道藏》一书，与其晚年荒芜的政田恰相映衬。

3.5. 明光宗朱常洛

光宗被认为“可能是明代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 [8], p. 237)。20岁以前是不被宠爱的皇子。立为太子后则被各方势力所掣肘，以致险遭“梃击”而亡。短短一个月的皇帝生涯中又连遭“红丸案”、“移宫案”的打击。因此虽然光宗即位时被人们寄予厚望，他本人也确想干一番事业，无奈身世多舛，空留遗恨。

在御制文献的编撰方面，光宗也是不幸的。他一生都未留下任何一部御制文献，成为明代帝王中惟一一位没有留下御制文献的帝王。

3.6. 明熹宗朱由校

熹宗朱由校16岁时才在神宗死前册立为皇太孙，而一个月之后，他又不得不入继大统，成为一国之君。年幼的熹宗因早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心智很不成熟，对于治国理政自然毫无经验可言。以魏忠贤为首的奸宦乘机而入，窃取国柄，而任由熹宗在宫中做木工、斗蟋蟀，玩物丧志，荒废政事。与此同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则以救国为己任，与阉党进行激烈的斗争。熹宗朝所修纂的《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等书，正是这一时期宦官当政、党派争斗的产物。

完全不理政事的熹宗，在位七年，仅按照祖制替其父修纂《神宗实录》、《神宗宝训》二书，且尚未完成。好不容易完成了其父《光宗实录》、《光宗宝训》的修纂，又在阉党分子的唆使下改的面目全非。惟一称得上“政绩”的或许是在阉党的怂恿下，诏令编纂了一部荒唐的《三朝要典》，不过在熹宗死后不久，这部所谓的《要典》便被销毁。除此之外，再无可书之处。熹宗一朝的黑暗统治将明代国运彻底败亡殆尽。

3.7. 明思宗朱由检

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故又称崇祯帝。天启二年(1622)被其兄熹宗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又被指定入继大统。慨然有为的思宗面对国运危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大势已去，又加上国无用臣，所用非人，思宗的挽救只是扬汤止沸，而明代国运已是覆水难收。

思宗的御制文献编撰同样如此。虽然崇祯帝千方百计地想挽回国势，在文治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如很快的编修完《神宗实录》与《神宗宝训》，又替其兄熹宗修成《熹宗实录》、《熹宗宝训》，诏毁《三朝要典》，替东林党人平反等等，都表明了这位末代皇帝试图在作最后的反抗。但对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明代社稷来说，靠编制文献注定无法挽救国家，思宗朝的执政重心早已不是文治，而是如何抵御外寇、镇压内乱的军政大计。思宗对于编撰御制文献之事，只能是有心无力了。

思宗朝御制文献数量较少，除了上述的执政重心转移外，还有客观环境及后代人为因素的影响。思宗作为末代皇帝，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臣子都身处水深火热中，即使编撰有御制文献，也很难完整的记录下来，更不用提保存至今了。而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对于前朝的文献一般都很敏感，对于前朝帝王御制的文献自然更加难容，因此即使有御制文献也都被清廷禁毁了。这也是为何我们今天所见崇祯朝的御制文献除了《熹宗实录》、《宝训》外，只有《崇祯历书》、《历学小辨》等这样无关史实的天文学著作了。

随着崇祯帝自挂煤山，饮恨自尽，明代的国祚至此享尽，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也就此终结。南明朝廷虽偏安一隅过一段时间，然亦囿于自保，未见确切可考的御制文献编撰出来。

4. 结语

总的看来，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分期特点。以武宗正德元年(1506)为界，中前期从太祖至孝宗，虽然整体的趋势呈现下滑的迹象，不过各个朝代多少都有几种有特色、有影响的御制文献编撰出来，尤其是太祖、太宗、宣宗、孝宗几朝，御制文献很有其特色。而自正德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御制文献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下降，中间虽有世宗朝的小高潮出现，不过也没有改变整体水平下降的颓势。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御制文献研究”(编号：19YJC870009)资助。

文章引用

黄首禄. 明代御制文献编撰述略：以帝王为中心
The Brief History of Imperial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Taking Imperiality as Center[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1): 45-54.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100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