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08  No. 06 ( 2019 ), Article ID: 30800 , 9 pages
10.12677/ASS.2019.86131

Israel’s “Kibbutz”: A Realistic Model of the Contemporary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People”

Yi Luo, Yuantai Xi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May 27th, 2019; accepted: Jun. 10th, 2019; published: Jun. 17th, 2019

ABSTRACT

Israel’s Kibbutz is a relatively successful “community-style”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tod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rmer cooperatives by studying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srael’s “Kibbutz”, the contemporary “free association of human beings”. Based o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Free People’s Consortiu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ibbutz in terms of management, production, life and education, and shows that it is a realistic model of the contemporary “free association of people”,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five aspect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the five aspects of cultural soil, management mechanism, operation mod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government support.

Keywords:Kibbutz, Free People’s Consortium, Successful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以色列“基布兹”: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

罗奕,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19年5月27日;录用日期:2019年6月10日;发布日期:2019年6月17日

摘 要

以色列的基布兹是当今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公社式”的社会经济组织。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以色列“基布兹”即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现实范本的组织模式、成功经验,为我国的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本文根据“自由人联合体”的本真涵义,概括基布兹在管理、生产、生活、教育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显示其是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接着总结基布兹的五方面的成功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农民合作社在文化土壤、管理机制、运营模式、人才培养、政府扶持五个方面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基布兹,自由人联合体,成功经验,启示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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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在非常特定的危难背景中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其提倡共同劳动的平等主张与当时正饱受折磨的犹太人的要求不谋而合,是其产生的思想背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而犹太教提倡公平与正义及其公有制度是其宗教背景。当时,欧洲国家反犹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在二战前后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性的大规模屠杀。危难中的民族只能寻求自立,从而坚定了他们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决心,这是当时所处的严重种族歧视背景。以色列全年降水量非常少,而隐匿的沼泽又滋生着各种病菌,匮乏的自然资源,无一不在挑战着犹太人。单枪匹马是无法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外来的种种困难。这是恶劣的自然背景。

基布兹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以色列做出过十分重大的贡献。在军事方面,基布兹承担着国防的重要作用,使以色列在战争中有充足的兵力支持,“护国基石”的称号当之无愧。在农业方面,基布兹真正体现了集体农庄的重要性,承担了国家几乎一半的粮食供给,这是怎样的奇迹,堪称“国之粮仓”。在政治方面,基布兹更是人才辈出,不仅以色列工党的大部分成员均是出自基布兹中,而且还培养了四位总理,在政坛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基布兹实质上是典型的“公社式”组织,引起了世界各国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梳理相关文献看,多数学者就“基布兹”而研究“基布兹”,鲜少有将基布兹的内部组织形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分析基布兹的组织模式,认为基布兹是符合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组织形式。基于此,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重点分析基布兹的模式特点,论证其是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在此基础上,提出借鉴“基布兹”的成功经验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建议。

2. “基布兹”模式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点

2.1.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命题的本真涵义

“自由人联合体”命题最早出自《共产党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进一步对这一社会形态进行了更全面的论证,即在这个社会形态中以往社会中的对抗性质被完全摒弃,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这些“自由人”构成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2] 。在这个联合体中“自由人”的自由,一方面体现在物质经济条件能够满足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能被满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权利“自由”,即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能得到保障。

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构想中,大家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劳动性质属于社会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马克思敬畏自然,认为自然界的地位要高于人类,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人与自然应当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自由人联合体”设想中,大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再对立,不再一味向大自然索取,同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也不再出于个人私欲,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面,真正达到和谐相处。

2.2. “基布兹”模式体现“自由人联合体”性质的主要特点

2.2.1. 管理方式特点: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民主”原则

1) 基布兹民主的管理方式体现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想所要求的“公平正义民主”理想范式。

基布兹早期的管理体制并不是很完善,多数情况下仅仅停留在面对面商讨解决办法,而没有制度化决策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和固定的决策程序。随着基布兹规模的持续拓展,其管理机制也得到了持续改善,并建立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确定了全体大会的召开周期,规范了大会的召开地点。

2) 基布兹管理委员会的产生。

虽然目前很多基布兹的全体大会已经名存实亡,但在当时大会具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每一届的管理委员会都是由成员通过全体大会选举出来。管理委员会肩负日常事务的管理职责,且各自分工较为明确。在进行选举时,其过程也非常民主,基布兹成员通过提名、投票、选举出新的委员会组成成员,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每2年或3年换届,并且不允许连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被选举出来之后并不是任期结束才能退出,在任职期间,一旦失去了基布兹成员的信任,就会被投票出局,新的管理人员又会被选举上来 [3] 。

3) 基布兹管理委员会的责任。

作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有管理权,但并无其他任何特权,且是无偿地为基布兹成员服务。基布兹是以周为单位开展工作计划,无论是接下来的生产计划,还是对工作总结,都会在每周六通过自我上报,公开决议进行,因此全体成员大会又称“周末对话”。

2.2.2. 生产方式特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原则

1) 实行生产资料完全的公有制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想中的公有制,是在“土地和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在基布兹内,所有不动产及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尤其是对土地的管理十分严格。早期犹太人之所以被视为劣等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土地,所以,他们对于花费重金买来的土地格外珍惜。为了保证土地永远都在犹太人手中,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规范土地使用,并严禁出售土地。每个基布兹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国家的。当有的基布兹需要土地时,成员要从民族基金会承租,租期最长不超过99年。若是在租期内随意放弃对土地的耕种,民族基金会有权收回租出去的土地 [4] 。

但是,基布兹分配给个人的生活用品、动产及各项津贴则都属于个人财产,可以由成员自行支配。这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构想中所允许的。

2) 实行“各尽所能”的劳动原则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中“各尽所能”的原则,在基布兹中体现非常充分。劳动力统一支配,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劳动,这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社会劳动性质。基布兹内不存在退休,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要从事工作,不过,会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安排不同工种,比如,重体力活多由男性从事,服务行业多由女性从事,当然,每个成员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事擅长的工作,慢慢在基布兹内形成各种各样的劳动组。但这套制度并不适用于临时居民,他们仍实行临时派工。基布兹成员之间分工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哪一种工种,收入上都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在基布兹外工作的成员也可以享受到基布兹内部的待遇,比如住房等,不过需要将在外务工的收入上交 [5] 。

2.2.3. 生活方式特点:生活资料实行“各取所需”原则

马克思在“自由人联合体”构想中提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成员的需要。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现实范本,基布兹内生活条件比较便利,成员们的衣食住行需要基本都能满足,基本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各取所需”原则。

“衣”方面:在早期,成员们服装有规定的样式,相同性别,相同年龄段的服装是一样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成员们个性思想的形成,基布兹现在更加人性化地体现“各取所需”原则,充分尊重成员们的选择而取消了统一的服装。只要在基布兹商店登记备案即可选购服装,并且衣服后续的维护保养都是免费的。

“食”方面:和大部分合作社不一样,基布兹一直都是吃“大锅饭”。不过基布兹的“大锅饭”品种多样,有专门的营养师安排菜品以保证营养均衡,但用餐地点可以随意。

“住”方面:随着生产力、生产效率的提高,成员们分配到的住房由最初的单间升级为现在的普通单元套房。如果在基布兹内成婚或者家里人口较多,还可以申请到单门独院的洋房。所有分配给成员的住房都配有电器、家具,水电费也全免,待遇可以说是很好的。

“行”方面:相较于其他免费的公共服务,基布兹不提供免费出行工具(节假日除外),若要外出可自行租用车。这种模式可以减少公共支出,防止公共资源浪费,也更有利于防止公共资源分配不公。

“休闲”方面:硬件设施齐全,生态环境良好,而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文关怀。如各种球场,各种文体中心,各种商业中心基本可以满足基布兹成员的日常休闲需要;又如品种丰富的花草树木让基布兹成员们有一个宜居的环境;再如为保证每个成员能最大程度的获得幸福感,有些基布兹还有出国旅游等人文关怀。

2.2.4. 教育方式特点:集体教育及集体意识的全程培养

在基布兹内,孩子一出生就由专人抚养,其教育方式颇有特点。首先是基布兹内的集体教育,孩子们没有小家庭,不在父母身边,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一起劳动,集体意识的培养贯穿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正是这种人人平等的集体教育,使基布兹下一代更加强化了基布兹公平、没有剥削的理念。其次是基布兹的婚配比较保守,未成年的男女生私下是不能见面的。只有待成年后志同道合的男女才结为伴侣。这样的婚育方式或许正是基布兹家庭关系最牢、离婚率世界最低的原因之一 [6] 。

2.3. 基布兹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现实范本

综上诸多特点可见,基布兹的生产关系及其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思想。

首先,在基布兹,由于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大家各尽所能一起劳动,一起享用基布兹内提供的食物、住房等生活资料,因而每个成员几乎都不用花钱。可以说,基布兹是一个由理想变为了现实的“乌托邦”,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正义,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本真涵义。

其次,基布兹民主的管理方式、各取所需的生活方式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自由”的涵义。再次,如前文所述,基布兹集体农庄体现了一种敬畏自然、以集体利益为先的涵义,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集体农庄模式正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在基布兹内所有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奋斗,即集体生活水平提高,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步调一致,这与“自由人联合体”追求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一致。

因此可以说,基布兹是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特征的一个现实范本。

3. 当代“自由人联合体”:“基布兹”主要成功经验

3.1. 重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公平与正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核心原则,而人人平等又是人人自由的前提。“人人劳动、没有剥削”是基布兹创立的初衷,所以在基布兹内几乎每个方面都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全员都可以对基布兹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意见,没有所谓的领导者。但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基布兹也没有忽略集体农庄最重要的效率问题。

基布兹成立之初,由于外部压力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为了生存下去,基布兹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劳动,因而侧重强调公平;到了后来,则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基布兹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效率的追求,因而侧重强调效率。细致的分工,劳动的专业化,强大的团队意识都是基布兹人提升效率的方式。不止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基布兹也开始顺应潮流,努力开展国际交流。外面的世界带给了基布兹许多机会(更多就业机会,更多销售渠道等),也让基布兹成员学到了更多提升效率的方法(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 [7] 。

公平与正义是基布兹的组织原则,效率是基布兹发展的必然追求。正是公平与效率的良好结合,基布兹才成为许多以色列人心中的“乌托邦”。

3.2. 重视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中,“自由人”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自由人”除了物质自由外,还要有较为全面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有待于科学技术为其提供条件和动力,因而发达的生产力才能使成员们全面自由发展。基布兹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对农业实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高度重视。对于身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恶劣自然环境下的基布兹来说,单靠人力工作效率会很低,农业的发展必须主要借助实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科技。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基布兹就将沙漠改造成了绿洲,这得益于基布兹开展的引水工程 [8] 。基布兹重视科技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对生物技术的钻研与应用以及结合地域特点研制的滴灌与喷灌技术更是让以色列贫瘠的土地变成良田,让沙漠开出了鲜花。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与推广下,基布兹的农业科研成果被应用到全国,基布兹农庄也成为以色列的农业支柱。

3.3. 重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构想,认为人应该充分发展自身的各种能力。基布兹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高度重视每个成员各种专业技能的教育和培养,给予所有成员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以色列历来比较重视教育,每年的GDP会至少拿出8%用作教育经费 [9]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对新型农民尤其是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基布兹的人才培养是从小抓起,新生儿从一出生就有专人抚养,他们集体学习,集体劳动,所以集体意识很强,团队协作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素质都很高。基布兹内分工明确,这要求成员们的专业能力很强。同时,基布兹定期对成员进行新型农业工具理论和操作培训,抓住电子商务的机遇,通过大力建设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建设基布兹。正是这种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所以基布兹成员都极具开拓眼光,产供销一体化进程也得到有力推进,由第一产业为主力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型比较顺利。

3.4. 政府重视农业政策支持

虽然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设想中,不再需要当今那种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就现阶段而言,共产主义尚未实现,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各国的合作社都还需要政府的桂枝保障和政策支持,基布兹也不例外。在早期,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基布兹才得以成立。在政府建立后,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为基布兹提供许多技术支持,帮助基布兹实现产业发展计划。集体农庄拓荒运动时期,基布兹正是得到了政府和民族基金会的支持才能顺利开拓荒山,建立家园。不仅如此,以色列政府还通过政治宣传、财政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支持基布兹发展,比如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帮助基布兹顺利渡过1957年的农产品价格大跌的难关,又分担了基布兹的各种风险;又如在保险机构设立专门针对自然灾害的保险基金,在银行机构适当放宽对农民和农业的贷款标准。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贸易越来越自由,以色列政府逐步减弱了对基布兹的保护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基布兹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而转型升级。

3.5. 具有深厚合作文化土壤

作为“自由人联合体”一个成功的现实范本,基布兹要健康发展自然离不开适宜其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土壤。基布兹的文化土壤是比较深厚的。

在思想文化上,合作社思想最早起源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当时的犹太人大多生活工作在欧洲,较早地接触了合作社思想;当时犹太掀起复国主义运动,“乌托邦”式的合作社思想给了犹太人希望,所以每个决定参与成立基布兹的犹太人都从心底接受了合作社思想,从而奠定了坚实的合作思想文化基础。

在宗教文化上,绝大部分犹太人都信奉犹太教,而犹太教中公平、正义的观念和合作社思想有着相似相通之处,所以坚定的宗教信仰给了基布兹良好的宗教文化土壤,信奉着犹太教的犹太人更容易团结起来建设自己的合作社。

在法律文化上,犹太人重视法律规制,在建立基布兹时,主要参考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民法和商法条文。基布兹作为集体农庄主要受民法与商法的约束,因此,比较完善的法制文化营造了基布兹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社会文化上,以色列是“陌生人”社会,彼此在工作或者分配利益时并不特别注重亲缘关系,而是严格按照规程执行,这正是最适宜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正义的“契约型”的社会文化土壤。

4. “基布兹”范本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十年来高速发展中,虽然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示范章程”加以规范,但是出现过于专业而不综合、偏重经济功能而忽视社会与政治功能、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等许多问题。我国农民合作社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通过对照“基布兹”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正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并得到我国农民合作社稳步发展的重要启示。

4.1. 对照“基布兹”范本看我国农民合作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4.1.1. 缺乏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文化土壤

与基布兹相比,我国农民合作社缺乏能让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文化土壤。首先,我国虽早就有“合作”这一思想,但形成合作社思想较晚,受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影响,国人较为偏信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或熟识的人,这与合作社公平、平等的原则有所出入。其次,宗教文化在我国并不普及,无法依靠统一的宗教信仰将农民们团结起来。再次,我国是礼仪之邦,古时曾以礼治天下,对法的认识不及礼,所以我国的法律基础较为薄弱,颁布的《合作社法》虽然从法律层面规范了合作社发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缺乏健康的法治文化土壤。

4.1.2. 我国农民合作社民主机制不健全

农民合作社之所以称之为合作社是因为其民主的本质,是因为农民合作社要想得到有效的治理并继续发展就必须提高民主程度。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在管理、监督、分配方面的民主制度都有所欠缺。特别是监管方面,我国农民合作社大多采取代表大会的形式,每个成员都有权参与合作社的事务,但在具体操作环节却并不严谨。代表大会的理事长本应由民主选举,但在某些领办型的合作社中,往往由村干部等领办人兼任,这势必会导致权力集中,监管出现盲区。尤其体现在选举的监管上,甚至出现了由少数人忽略选举直接任命的现象。而在一些合作社中发挥农民监管作用的监事会却无法发挥其监管的作用,更有甚者监事会竟成了理事长的“一言堂” [10] 。监管方面的不透明直接影响了合作社在分配方面的公平、正义。国家对合作社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的落实过程不透明、不公开无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4.1.3. 我国农民合作社市场化程度不高

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在经营类型方面还停留在第一产业,产品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不足。在金融服务方面鲜少涉及,多是基础的生产服务。同时,不能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特色打造本土特色品牌,又或是有本土品牌却缺乏知名度,营销方式落后,导致无法从品牌上获得应有的效益。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原因还有,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社融资渠道单一,在融资方面过于依赖政府。可由于在1994年之后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信贷投入开始减少,就算是在股份制的合作社中,农民的投资意愿也并不高,导致资金来源不足。正是这种种问题使得我国农民合作社在愈加大的市场压力下缺乏影响力 [11] 。

4.1.4. 我国农民合作社高素质人才紧缺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动力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合作社在培训专业技能时没有形成适合本合作社的模式,没能及时将先进的技术和观念吸收转化,给合作社的专业化发展带去负面的影响。农民合作社的基础是农民,农民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合作社未来的发展,但受制于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外来人员难以获得成员信任,且合作社内部对外来人才的加入也有危机感,害怕他们分走自己的利益。就算引进了人才,也会因为内部排挤,无法融入使自身价值得不到体现,同时,农村相比城镇较差的生活环境,吸引不了本地大学生回乡建设家园,有创业意向的人才也会因为合作社规模小,资金不足而不考虑农村。人才资源的匮乏问题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要解决的。

4.1.5. 地方政府对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够

有些学者并不赞成政府对我国农民合作社进行干预以保证合作社的独立性和完全由农民做主的特性,但我国合作社正处于发展阶段,各项制度,模式并不完善,导致合作社的收益不太理想,虽然国家对合作社有一些免税政策,但在某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是税收主要来源,且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假合作社,打着农民合作社的幌子占国家便宜,当地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还是会对合作社进行收税,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真合作社的压力。在对合作社的管理操作当中,有些当地政府对管理部门的界定不明确,导致部门功能重叠,多部门管理合作社,影响了合作社的工作效率。

4.2. “基布兹”范本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启示

针对以上问题及其原因,借鉴基布兹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可以得到以下有益的启示。

4.2.1. 要厚植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土壤

农民合作社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文化土壤,加强合作社文化土壤的培育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可以加强合作社教育,在大学相关专业中开设关于合作社的课程,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建设合作社,同时,面向农民开展专项思想培训,加深农民对合作社思想的理解。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要克服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首先应建立健全合作社的相关制度,任人唯贤而不任人唯亲,保证人才选拔环节的公开透明,接受合作社成员的监督,让“走后门”这一行为无处遁形,其次,合作社的党员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以身作则的保证公平公正,再者,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弘扬法治文化,从国家层面影响合作社的法治氛围,便于合作社内部建立诚信体系,营造诚信、平等的环境。

4.2.2. 要建立健全公平、民主的管理机制

农民是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组成,农民的积极性高才能带动整个合作社发展。要最大程度调动农民积极性,需要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这离不开内部民主的监管选举机制、公平的利益分配。

首先要建立健全内部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合作社内部所有成年成员的选举权和决策权是民主的第一步,坚决取消“一言堂”和少数人掌握的监事会,拓宽成员参与监督、决策的渠道,选举过程也应公开透明。同时,应明确管理者的权责,强化管理者的责任意识,让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管理者真正为民服务,为集体利益考虑。还应广开言路,农民往往是在一线工作,长年累月的劳动经验对合作社的运营和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所以可以在管理委员会成立专门的信息小组,便于接收,讨论,采纳农民意见。

其次要完善合作社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在财务方面,财务信息必须公开,可以成立专门小组或委托金融机构定期对合作社财务工作进行核查,留意各项资金的流通。在人事任免方面可以学习基布兹,如果经投票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管理者不合格那么可以进行罢免,在监督过程中监事会也应发挥作用,及时发现违规现象并通告成员们。

再者应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在薪酬分配方面,可以根据分工,按照劳动创造的价值大小分配薪酬,这样可以避免某些人“搭便车”的行为。除了基本的薪酬分配,在盈利分配这块更应加强建设,为了使农民的经济回报更多,提高农民积极性,可以加大农民的投资额度,农民在合作社的资本占有率高了,自然更有动力 [12] 。同时,应灵活合理的在劳动交易中对贡献较多的农民给予额外的奖金以激励成员。

4.2.3. 要建立更有效率的运营模式

合作社要想长久的发展,必须建立更有效率的运营模式,要有更多盈利,提高市场化程度。

首先应建立一个灵活的运营模式。只有在灵活的运营模式下,才能敏感的抓住市场机遇,根据需求完善提高自身的经营模式,不被市场所淘汰。可是市场瞬息万变,如何能够抓住机遇,审时度势,需要合作社在信息来源和信息分析上下功夫。可以从新媒体、传统媒体、政府机关、企业交流、国际交流等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的数据库,掌握市场的最新动态,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得到市场真正的需求,针对需求提供产品。

其次要适当扩大合作社规模。随着人民需要越来越高,合作社的规模也应该适当扩大,才能尽可能多的占据市场份额;同时还要加强产业链建设,在网络时代,合作社应与时俱进,利用网络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也能帮助合作社提高市场化程度;合作社可以从打造本地特色品牌入手,因地制宜才能脱颖而出,而且对产品质量应提高要求,过硬的产品质量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13] 。

再次要解决目前合作社的融资难问题。一方面要增加财政金融对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千方百计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同时还应提高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将每笔资金用在刀刃上。

4.2.4. 要加强合作社的人力资本建设

各地政府在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中也会有对合作社内部成员的培训,但单单依靠政府肯定不够,可以在内部建立自己的培训班,因地制宜的创造属于合作社的特色理论知识。在获取信息这方面可以成立工作小组,利用新媒体,传统媒体,政府机关等渠道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得到对本合作社有用的精华。除了内部建设,还应加强外部人才引进,转变传统的熟人社会观念,积极接纳新的技术人才,同时做好外出创业或外出务工的返乡工作,他们在外的工作经验对合作社发展有积极作用。另外可适当改善合作社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

4.2.5. 政府要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我国农民合作社虽然是由农民当家作主,但其并不能完全脱离政府,除了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合作社发展以外,当地政府还可以在税收优惠、制度保障、平台建设等方面为农民合作社提供支持。税收方面,对于国家关于合作社免税的政策,当地政府应落实到位;制度保障方面,合理建立对合作社的监管制度,成立相关监管小组,定期对合作社工作进行监管;平台方面,为合作社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合作社之间的经验交流,也为合作社提供销售平台,比如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合作社建立电商销售平台,拓宽合作社产品的销售渠道。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功能内涵、演进逻辑及创新发展》[16BJL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罗 奕,谢元态. 以色列“基布兹”:当代“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范本
Israel’s “Kibbutz”: A Realistic Model of the Contemporary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People”[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06): 951-95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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