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nalysis related with thinking models was made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a’s white paper about fighting COVID-19 in four aspects: subjective thinking and objective thinking, circular thinking and linear thinking, analysis thinking and synthesis thinking, abstract thinking and concrete thinking.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for the white paper was studi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about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texts in some aspects, including subject, voice, adverbial modifier, category words, part of speech and etc.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inking models were not notab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subjects, adverbial modifier and information center, and the future translation version could be better by considering these factor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wit and wisdom.

Keywords:White Paper about Fighting COVID-19, CES, Thinking Model, Translation

英汉语言对比视角下中国抗疫白皮书翻译质量考察

宋冰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0年7月30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13日；发布日期：2020年8月20日

摘 要

研究以中国抗疫白皮书为分析语料，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英汉思维模式差异的四个维度，即客体思维与主体思维、直线思维与螺旋思维、分析思维与综合思维以及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深入考察白皮书原文与译文在主语、语态、状语、信息重心、范畴词、四字格、词性以及比喻修辞多个层面的语言表征，全面深入地考察白皮书英语译文的翻译质量，发现白皮书译文在主语、状语以及信息重心处理层面未充分考虑英汉思维模式差异，后续相关翻译需进一步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对外输出。

关键词 :抗疫白皮书，英汉对比，思维模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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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皮书是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作为官方文件，白皮书代表政府立场，具有表述清晰、行文规范以及文字简练的篇章特点。1991年，中国发布了第一部白皮书，即《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截至现在2020年，中国政府已累计发布了133部白皮书，其内容涉及人权(24部)、国防(14部)、西藏(13部)、新疆(10部)、法治(5部)、能源(4部)、减贫(3部)、经贸合作(3部)、资源(2部)以及气候(2部)等多个方面。全面准确地介绍了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基本政策和最新进展，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刘朋，2010 [1])。此外，从历史纵向维度分析发现，相比2000年之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发布白皮书的数量明显增多，且内容涉及范围更为广阔，2019年是中国发布白皮书的峰值年，达12部，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上呈现着自2015年以来38部中英双语版白皮书。由此可见，随着中国面向新世纪，尤其是迈进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关注通过白皮书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国情，且更注重其翻译，以此向世界更好地表达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

2020年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以下简称抗疫白皮书)，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据人民日报统计，截至背景时间6月10日16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722万例，累计死亡超41万例，目前世界仍处于其威胁之下。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率先检测出并公开了病毒基因序列，迅速研发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在有效控制住国内疫情之外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医疗援助，为世界抗击疫情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有些外国政客及媒体对病毒进行污名化，大肆渲染“中国源头论”、“中国隐瞒论”以及“中国责任论”，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还原事实与真相，维护道义与良知。抗疫白皮书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持与赞扬。巴西中国问题专家罗尼·林斯指出：“新冠病毒的影响不分国界、种族、宗教、经济状况，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中国的计划性、高效率是可以借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副秘书长康富指出：“白皮书内容全面、详细，对其他国家抗击新冠疫情非常实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员萨利姆·拉赫曼也表示：“白皮书的发布是一项重要贡献，能够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提供急需的参考。”中国抗疫白皮书的发布不仅向世界表明了中方立场，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中国经验，因此其翻译外宣格外重要。

当前关于中国抗疫白皮书的研究非常少，尚仅可检索到白静(2020 [2])对抗疫白皮书的内容解读。而中国白皮书则是国内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众多学者从其自身相关专业领域出发，针对各自领域的白皮书进行内容分析解读，例如航天(郭宝柱，2007 [3])、法治(杨署东、胡帆影，2012 [4])、医药(俞超芹，2017 [5])与极地(杨剑，2018 [6])等。刘朋(2010 [7], 2012 [8])则将中国白皮书整合在一起，基于马克思主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政府白皮书与国情宣传、国家形象塑造的交互关系，分析其外宣策略与效果。也有学者立足于国防视角，将中美国防白皮书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两国对军事的态度差异及其国家身份建构(窦卫霖，2012 [9]；李丙午，2014 [10])。还有学者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探讨白皮书中的话语策略与话语变迁(孙自挥，2012 [11]；周强，2015 [12])。

白皮书是带有鲜明中国立场的官方文书，且以国外受众为主要宣传对象。刘朋(2010 [7])总结了其对中国国情宣传的四方面功能表现：“有效开展舆论斗争，营造理性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世界对中国政策主张与发展战略的认同与支持”；“塑造负责的中国形象”以及“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由此则更加凸显了白皮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只有较高质量的翻译才可以使其在国际社会达到上述效果，因此国内翻译界也十分关注白皮书的翻译。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学科理论来探讨白皮书的文本特点与相应的翻译策略，例如语篇衔接连贯(陈明瑶、邱辉，2009 [13])、Justa Holz-Manttari (1984 [14])提出的的翻译行为理论(季压西、许宏，2016 [15])以及叙事学(王一多，2019 [16])。此外也有学者利用语料库工具，依托Mona Baker (1993 [17], 1996 [18])提出的翻译共性理论，以及Maeve Olohan (2004 [19])提出的分析方法来探究白皮书的翻译显化现象(唐义均，2012 [20]；于红，2016 [21]；李红英，2017 [22])。在描述翻译现象、探讨翻译策略之外，众多学者关注于白皮书英译文中的词汇及语法错误(李长栓，2001 [23]；李立、郭旭，2013 [24]；屈文生，2013 [25])，以求警示白皮书翻译者，从而督促产出更好的译文，以期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抗疫白皮书产生于中国抗疫伟大社会实践，熔铸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其英译本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对外输出，对当今世界抗击疫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译本不仅关乎中国打破各种污名化与阴谋论，同时关乎世界人民抗疫战争的胜利。当前学界关于中国抗疫白皮书的研究较少，先前研究也有发现白皮书译本中存在各种翻译问题，因而有必要针对抗疫白皮书展开研究，且有必要关注其翻译。此外先前翻译研究鲜有出自英汉语言对比视角，而英汉语言对比及思维模式对比则是产出高质量翻译的内在核心。基于此，本文将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视角出发，针对中国抗疫白皮书的英译本进行翻译质量考察，尤其关注英汉思维模式对比下各具体语言体现维度的细致分析，以期全面、细致地考察中国抗疫白皮书的质量，从而侧面付诸于中国抗疫白皮书服务于世界抗疫行动，并为之后中国白皮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此推动未来高质量白皮书翻译文本的产出，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出去，服务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建构以及世界人民认同。

2. 英汉语言对比

对比语言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Benjamin Lee Whorf在1941年提出的，“把地球上的语言分成语系，每一语系内的语言都来自同一个祖先，研究他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的研究叫做‘比较语言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将要产生的新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Whorf, 1941: 240 [26]；转引自潘文国，2002：61 [27])。而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正式成立的标志则是美国语言学家Robert Lado在1957年出版了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一书。而在中国，对比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70 年代末的事情(潘文国，2002：62 [27])。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历史，潘文国(2002 [27])将其划分为了两个阶段：“1977年以前，主要是由一些语言学家个人为了探讨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的研究”以及“1977年以后，是为了建立汉英对比语言学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关于中国的汉英对比研究体系，刘重德(1998: 2 [28])指出“英汉比较语言学的微观研究，应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部分”，其中应用研究部分包括英汉互译。其后杨自俭(2000: 13 [29])给出了一个更为广泛接受的学科定义，“英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兼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用领”。由此可见，英汉对比在其学科体系内部就与英汉翻译息息相关。

刘重德(1998 [28])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即“语言表层结构”、“语言表达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因此在进行英汉语言对比时，需要透过表层语言结构，深入到英汉民族思维模式层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意味着可以通过对表层语言结构的对比分析来描述英汉民族思维模式层面的差异。洪堡特(2001：8 [30])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撒忠清和冯敬玉(2012：77 [31])对此解释道：“任何一种现有的语言，既是供一个或一些民族传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更是用于认识世界而形成意识世界的途径，语理和语性、辞法、语法和语言表达样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体现着一种世界观和思维范式”。语言是思维的外在体现，思维是语言的精神内核，英汉语言对比则是既包含语言表层结构以及内在思维模式的全面深入对比，翻译文本则是将两种语言置于同一维度，是英汉语言对比的理想研究材料。此外，“对比不仅是外语学习和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也是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基础”(潘文国，2019 [32])。因此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具有天然的结合契机，本文也将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视角出发，针对中国抗疫白皮书的原文及翻译展开研究，重点基于英汉思维模式对比，透过相应的语言表层结构来考察白皮书的翻译质量。

3. 对比分析与讨论

东西方文明产生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环境不同造成了其相应民族不同的身体经验和心灵感悟，进而催生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相应地语言文字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民族间的距离为科学技术大大缩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应运而生，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表层转换，更是内在思维模式、语言文化的交互融通。因此翻译的标准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对应层面，更需要顺应目标语受众的思维模式，从而可以达到深入交流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思维模式对比的层面来考察翻译的质量，下文将从英汉思维模式对比的四个维度对中国抗疫白皮书的英译本翻译质量展开考察分析。

3.1. 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

“汉语是以主客体相统一为基础的，而主客体统一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最基本特征；然而西方哲学思维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并追求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最高存在”(邓凡艳，1999：118 [33])。换言之，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以人为中心的，提倡基于自身去认识客观世界。《论语》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强调基于自身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英美人的思维往往以客观事物为焦点，把客观自然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现代科学发端于西方也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结果。

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在汉英语言层面的体现便是语句的有灵主语及无灵主语的使用差异。汉语思维基于人的视角出发，语句自然多有灵主语，即使语句中未出现主语，也是省略了一个可以补充出的有灵主语。英语思维强调客观世界，其语句自然多无灵主语，除了多用无生命名词做主语外，也多用it做主语，此外还多有there开头的存在句。

表1. 原文与译文主语统计表

通过文本清洁整理，除去前言、尾注、标题及图表标注，统计得出抗疫白皮书汉语原文共587句，英语译文共957句。通过表1可以发现，汉语原文中有灵主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占比达67.75%，这也符合汉语的一般表达习惯。有灵主语也称为人称主语，即“以‘人’为主语的句子”(吴群，2002：84 [34])。本文在统计过程中，将“中国”、“中国政府”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由人组成的施事行为体也列为了有灵主语一类。结合有灵主语省略，汉语原文中有灵主语的出现频次非常高，合计达481次，占比更是高达81.94%，显著表现了汉语的主体思维模式。英语译文中，无灵主语出现频次较高，达268次，但是占比相对较低，仅为28%。无灵主语即无灵名词做主语，具体来说，“就是不用‘我’、‘你’之类的人称代词，而用表示没有生命的事物的名词以及抽象概念来作句子的主语”(吴群，2002：85 [34])。除了无灵名词做主语之外，英语译文中还存在it和this这种代词做主语的现象，对其具体指代对象进行辨析后统计得出，it及this代指物且做主语的频次分别为70和14，此外还存在12个there做主语的情况。尽管种类较多，而其合计占比仅为38.04%，由此可见英语译文中存在大量有灵主语句，客体思维模式未能充分体现。

表2. 原文与译文被动句统计表

英汉语无灵主语以及有灵主语的使用存在差异，相应地会造成英汉语句法语态产生差异，即英语多被动句，而汉语多主动句。被动句的翻译是译界的热点研究话题之一，众多学者针对英汉语被动句的翻译做了许多研究(刘明东，2001 [35]；熊学亮、王志军，2001 [36]；李宗江，2004 [37])，表2统计的汉语原文被动句是原文中的显性被动句，即有“被”字出现的句子，发现其出现频率非常低，仅为6次。相比汉语原文，英语译文中被动句频率较高，达258次，以此可以发现，汉语原文进一步体现了汉语主体思维模式，译者在翻译时有考虑到英语客体思维模式，因而使用了大量的被动结构。

3.2. 螺旋思维与直线思维

“中国人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习惯使其思维方式呈螺旋式、波浪式的曲线；但西方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及习惯使其思维方式呈直线式的”(邓凡艳，1999：118 [33])。Robert B. Kaplan (1966: 15 [38])研究发现，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呈螺旋型，在谈论问题时习惯于客套优先，直线思维作用下的西方人在谈论问题时习惯于重要的事情优先。

螺旋思维语直线思维在汉英语言层面的体现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修饰语和中心词的位置，汉语的修饰语一般置于被修饰语之前，而英语的修饰语如定语从句及非谓语动词结构等一般放于被修饰语之后。其次是状语位置，汉语表示时间、处所及范围的状语结构一般置于句首，而英语一般置于句尾。最后是句子信息重心位置，汉语信息重心一般在后，而英语信息重心一般在前，即汉语是主题凸显，英语是主语凸显，其相应的句法差异便是汉语多主题评述句。

表3. 原文与译文状语统计表

通过表3可以发现，汉语原文中状语多位于句首，其在文本含有状语从句的句子中的占比为85.55%，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与汉语螺旋思维模式相契合。依据英文直线思维模式，英文状语应多位于句尾，而表3数据结果显示英语译文中状语同样多位于句首，虽占比较中文稍小，但仍处于优势地位。由此可以判断抗疫白皮书的英语译文很大程度受制于汉语原文，因而未能充分体现其直线思维模式，也由此指出其英语译文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指出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He said that when the novel coronavirus struck, catching the country unaware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ave its full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Putting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 first, it swiftly adop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virus and treatment of the infected. It took the country over a month to achieve initial success in curbing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bout two months to bring the daily figure of new domestic cases on the mainland down to single digits, and three months to win a decisive victory in defending Wuhan City and Hubei Province. For China,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1.4 billion, this achievement did not come easily.

分析上述例句可以发现，汉语原文语句是一个主题评述句，先讲述中国的抗疫成绩，最后指出该成绩对中国而言来之不易，先讲述事实，后进行评论，体现了汉语螺旋思维模式，直线思维下的英语应先对事实进行评论概述，然后再给出事实例证，而上述例句的英语译文则基本是顺译，并未进行逻辑转换，大幅受制于汉语原文，未能充分体现其直线思维模式。

3.3. 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刘志成(2019: 169 [39])指出：“英、汉不同的语言对各自认知主体思维模式的影响还体现在分析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上”。即如邓凡艳(1999: 117 [33])所阐释的那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总是习惯于从整体上把握对象”，“西方思维注重分析，在对自然社会的思考中往往把一个整体加以分解剖析”。成长于农耕经济的传统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协作的重要性，注重保障群体利益，维护群体团结，将集体主义视为价值取向的核心。而产生于商品经济的西方文化更为强调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注重维护个体利益，推崇个人主义。

综合思维语分析思维在汉英语言层面的主要分为词汇和语篇两个层面。在词汇层面，汉语常用表述类属范畴的词汇，而英语多使用具体词汇；在语篇层面，汉语注重篇章的整体性和平衡对称，而英语则强调篇章句式结构严谨规范。

邵志洪和岳俊(2005: 72 [40])指出，“范畴词用来表达行为、现象、属性等概念所属的范畴，是汉语常用的特指手段”，而“英语通常避免形状、数量、性质等的同义重复”。研究抗疫白皮书发现，汉语原文中的确存在较多范畴词，例如“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文中“的时间”结构出现了六次，以及“疫情防控工作”，“工作”一词作为范畴词文中共出现了八十次，该词汇也是官方文书中的中国特色词汇。英语译文对“的时间”结构全部进行了省译，对“工作”这一范畴词同样进行了省译，例如将“防控工作”译为“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由此可以推断，英语译文充分考虑了英汉思维模式在综合与分词层面的差异，相关译法选择合适，译文质量较高。

坚持边实践、边研究、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

China’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plans for Covid-19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rough clinical practice, medical research, experimentation and regular reviews.

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四集中”原则

The infected were treated in dedicated medical facilities where medical specialis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all the necessary medical resources were concentrated.

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局面

Thus, an effective and well-functioning whole-of-the-nation control mechanism is in place.

由于汉语的综合思维模式，汉语注重篇章的整理性和平衡对称，因此汉语原文中多对仗整齐的三字结构及四字结构，如上述三个例句及其对应翻译。“汉语的四字格词语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词汇现象”(陈宏薇、李亚丹，2005: 113 [41])，汉语四字格是翻译的一大难点，翻译界其也十分关注(杨海燕，2007 [42]；吴静，2013 [43]；唐根金，2020 [44])。四字格的基本翻译策略为分析结构，理解内涵，力求语义对等，白皮书中的英译是比较规范的。

3.4. 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邓凡艳(1999: 117 [33])指出，“中国人思维有具体化倾向”，“主体凭借直观理性认识，把握外在世界”，“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文化”，“表现在思维上就是注重推理和逻辑”。简而言之，中国人重直觉，强调直观感受；西方人重逻辑，注重演绎推理。

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汉英语言层面具有具体表现：首先是在词性方面，汉语具有直观性强的特点，因为在对客观世界描述时多采用直观的动词，英语则多用较为概括抽象的名词；此外体现在比喻修辞的使用，汉语多用具体比喻抽象，具有明显的形象和意义双重特征，而英语表达较为抽象；最后是在数量词方面，汉语数词多，量词多，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更为具体，而英语中数词及量词的数量相对较少。

表4. 原文与译文词性统计表

对抗疫白皮书原文及译文再次进行文本清理，删除前言、目录、图表标注及尾注。然后对两文本分别进行分词标注，使用ICTCLAS10对汉语原文进行分词以及标注，使用TreeTagger3对英语译文进行分词赋码，统计得出原文共计22,341词，译文共计26,363词，然后对照词性赋码表分别统计两文本中的动词与名词，结果如表4所示。观察表4可以发现，汉语原文动词数(6067)与名词数(6315)差距较小，而英语译文名词数(8198)远高于其动词数(3510)，由此可见白皮书的英译文有体现英文抽象思维模式，译者在翻译时有注意思维模式转换，产出译文较为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还体现在比喻修辞的使用层面，汉语原文中多词出现比喻，将新冠肺炎疫情比喻为“大考”、“试金石”、“战争”“风雨”以及“魔鬼”，将中国的抗疫行为比喻为“网”以及“堡垒”，将其他国家的污名化行为比喻为“甩锅”，这些比喻修辞的使用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对待疫情的踏实态度及国家人民的认真应对。这些比喻的翻译策略基本为直译，也有采取了意译，但是抹消了原文意象，也未采用英语意象，而是使用了一般表达，便使得译文平淡了许多。

4. 结语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内疫情防控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应对，全体人民有效配合，从而中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抗疫白皮书是中国抗疫实践的总结与思考，是中国政府向世界人民提供的一份可借鉴的高分答卷。抗疫白皮书的翻译关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走出去，关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对打破国外质疑有重大作用，更有利于塑造高效负责任的中国国家形象。本文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从主体客体、螺旋直线、综合分析以及具象抽象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深入语言层面的具体表现来全面细致分析白皮书英语译文的翻译质量。

本文研究发现，白皮书英语译文无灵主语使用较少，未能充分体现英语客体思维，但被动结构使用较汉语突出，在该思维模式层面有一定弥补。此外，英语译文状语位置多位于句首，且针对汉语主题评述句的翻译多为顺译，未能充分考虑到英文的直线思维模式。译文多省译汉语范畴词以及采用意译方法来翻译中文四字格词语，有充分考虑英语的分析思维模式。最后，关于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英语译文大量使用名词，充分体现了其抽象思维模式，不过就翻译而言，未能较好地实现汉语原文中比喻修辞的对等翻译。总而言之，中国抗疫白皮书的英语译文较为规范，符合官方文书的外译基本要求，但是通过英汉思维模式视角下的具体分析，英语译文还应在无灵主语使用、状语位置、主题凸显以及比喻对等层面进一步加强，从而更好地对外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本文立足于英汉思维模式对比，针对于四个思维模式下的各个语言层面表征对译文进行描述性分析，基于此发现了白皮书译文的某些不足译出，以期之后的官方文书翻译可以更上一层楼。不过本文未将白皮书英语译文同目标语官方文书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后续研究可以立足于翻译共性理论进一步做比较分析，从目标语文本考察译文的翻译质量。殊途同归，这些针对官方文书翻译文本的研究分析都将致力于提升我国官方文书的翻译质量，服务于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智慧，传播中国声音。

文章引用

宋冰冰. 英汉语言对比视角下中国抗疫白皮书翻译质量考察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China’s White Paper about Fighting COVID-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S[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4): 534-54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407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