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4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5日

摘要

自从“未来”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来以后，预测未来也成为了人类长期性的事业，就当下而言，作为一个充满变局的时代，预测未来无疑是增加确定性的重要方式。作为现代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都尝试解答时代问题，在充满变动的时代下对未来做出预测，但是其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差异，对于两者差异的分析一方面是有利于正确看待西方未来学的研究成果，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完善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方法论体系。这个“变局”时代要求的不仅仅是面对“当下”，而更应该是超越“当下”，面向“未来”。

关键词

未来学，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Futurology and Marxist Future Prediction Methodology

Ruikang Shi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4^th, 2022; accepted: Dec. 24^th, 2022; published: Jan. 5^th, 2023

ABSTRACT

Since the “future” was created b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predicting the future has also become a long-term cause of mankind, and as far as the present is concerned, as an era full of changes, predicting the future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certainty. As modern theories, Marxism and Western futurology both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in the era full of changes, but their methodologies have essential differenc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s conducive to a correct view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Western futurolog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helpful to improve the Marxist methodological system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is era of “change” requires not only facing the “present”, but also going beyond the “present” and facing the “future”.

Keywords:Futurology, Marxism, Fut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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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前的工业时代将“未来”一词以一种热情、乐观甚至积极的状态带到人世间，其附带着人类的对于自身主体性的张扬和确定，“预测未来”变成了人类对于自身对象化能力的期待。而当今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则将“未来”一词也变得晦涩不明，人类面领着自身、社会和自然的困境，资本主义以一种现实性的方式，将人类摆在了必须反思和批判的状态中，“预测未来”成为了某种寄托人类栖息的生存需要，充满了动荡、变革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是从工业文明时代诞生的现代学说，两种学说遵循着各自的理论支点和发展逻辑，在当下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只是长期以来，对于两者预测内容的关注都是高于预测方法论的。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在其方法论上存在着宏观根基、中观系统和微观侧重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导致了各自预测结果和未来态度的差异，成为各自预测体系的底层逻辑，两种学说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更为深刻地指向是哲学本体论上的差异，是需要得到厘清和分辨的，但目前而言这一问题尚未进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之中。一言以蔽之，当下需要从“未来”出发，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预测未来方法论差异分析体系。

2. 被现在需要的“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了三次“未来”。首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未来”和“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组成部分；其次在文化自强自信部分，“未来”和“世界”、“现代化”被涵盖进社会主义文化目标；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未来”成为一个时间单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息息相关。“未来”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却数次出现在这一份当下中国甚至人类最重要的报告之中，这也使得问题得以抛出：为何现在需要“未来”？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读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可以说，当下讨论“未来”的趋向是基于现代形成的线性时间观中“预测未来”的理论传统，另外一方面是基于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发展之中不确定性，“预测未来”成为增加人类发展之确定性的方式。

2.1. 现代理论中“预测未来”基因

“未来”乃至“现代”、“过去”这些范畴并非是自古有之，其本身是伴随着人生命活动和对象化活动发展而不断诞生的概念，是人对于生存状态的描述。现代性(modern)一词最早诞生于16世纪的欧洲，意为当下、即刻，换而言之，现代性在直面意义上是一种对时间的描述。在此之前，人是没有“当下时代”这一概念的，任何“当下时代”都可以说是过去的重复，过去和现在的区隔并不重要，过去的经验更是可以完全复制运用于当代，根据刘擎的观点，这一时间观可以总结为“环形时间观”。中国对于这一时间观有着深刻的总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而到了16世纪，与仍处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中国不同，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崛起，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工业化时代下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人们衣食住行发生着巨大变化，由大机器带来的工厂工作制度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的概念，“线性时间观”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形态开始清晰地呈现在个体视野内。在这一时间观下，人开始越来越关注现在和未来，并且随着自身财富的累积，呈现出一种乐观的倾向，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未来空想主义。17世纪中叶，托马斯·康帕内拉在其空想主义著作《太阳城》中塑造了一个消除私有制的均富大同社会；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将人的精神与自然和社会规律挂钩，作者康多塞展望了第十时代的“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并认为人类终将借助理性实现完满的社会，这些空想主义思潮最终影响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欧文、傅里叶、圣西门等等，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未来学理论等等现代理论的重要来源，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理论等现代理论在其诞生伊始就蕴含了“预测未来”的基因，“未来是怎样的”是以线性时间观为内核的现代理论的时代之问。

西方未来学从20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了其数据化、规律化的预测未来方法，并出版了多部影响世界的未来学著作，成为无可忽视的主流学术理论域。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阵地的中国，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将“未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规划时间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理论趋势在当代的重要确证。

2.2. 需要被确定的“未来”和被忽视的“方法论”

马克思对于历史曾经这样表述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1] : pp. 294-295)就当下而言，正是由于现在人类发展之困境，引发了人类对于未来之需要。可以说当下是一个纷杂喧嚣的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核能的运用、人工智能的提出、乃至涉及到人类基因的编码技术都显示着人类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福祉，但同时人类也在经受大规模的饥荒、战争和贫困，个体也在忍受着信仰的崩塌和难以言说的抑郁状态，人类内部的差异性在这一时代被无限地放大，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从其中探寻未来，似乎也成为了从这一难以寻到确定性时代之中寻找确定性的活动，“未来”在这一时期，已然不再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那般充满着乐观、积极的态度，反而呈现出一种急切性和复杂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未来学作为“现代性”之下的理论范式，在摧毁黑格尔为代表的自因、封闭的形而上学后，势必要回应时代的问题，即人类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正如习近平所阐述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2]。

事实上，“预测未来”这一问题在学界已有讨论，有国内学者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线索，讨论了未来的社会形态，“已经引起或者正在触发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催生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 [3]；也有西方学者提出，未来社会中“知识”将成为“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这些讨论都将注意力放置于“预测未来”中那个被预测的未来社会，但其预测过程中的方法论却被忽视了。预测方法论和预测内容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对于结果的关注导致过程的忽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逻辑，同时，预测方法相较于预测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预测的确定性，从方法论入手是将不确定的“未来”拉入确定性范畴的方式之一。习近平曾说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远远超出预测” [4]，预测的结果往往并非是通往确定性的路径，方法论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是更具有确定性意义。最后，预测方法也从现实的角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的差异，两者的差异研究也提供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测未来方法论乃至社会主义未来学的重要依据和基础。综上所述，把握两者在预测方法论上的差异，超越于当下时代的思维桎梏，是现在急需重新被关注和研究的。

3. 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方法论介绍

马克思并未单独对预测未来方法论进行系统的阐释和介绍，但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对资本主义社会予以批判，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彰显出不同于黑格尔主义和空想主义的预测方法论，并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得到确证。正如瓦西列耶夫所说，“鲜明地预见未来和预见社会发展道路的能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社会学理论的特点” [5]。其后，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也同样具备这一预测方法论，列宁在谈到未来社会的时候，认为目前能把握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当下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这一矛盾，而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形，他提出“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6]

3.1. 基于历史主体的未来预测

马克思预测未来重要方法论之一就是将预测与历史主体相结合，使得被预测的未来与“现实的人”产生联系，这一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的预测未来方法论的重要分野，作为第一个确证“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7] : p. 42)，黑格尔强调，人类历史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外部过程，历史是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过程，未来是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结果，未来和历史都被视为与人无关的客观既定存在，这一预测未来方法论的倾向在后继的西方未来学之中依然具有生命力，构成了西方未来学预测方法论的底层逻辑之一。而马克思曾批判道，在黑格尔这样的观点看来，“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上的东西”( [8] : p. 93)，换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将未来预测放置于人所存在的“此岸”世界之中才能形成有效的预测，人并非是匍匐于历史之下等待那个注定的未来，反而是历史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创造历史的存在，预测未来唯有将人以及人所产生的社会联系放置于逻辑起点，才能形成客观的、正确的预测结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共产社会的预测正是以人的生存状态为预测支点，将人的自由联合作为预测的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 : p. 907)。在马克思主义其后的发展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一预测方法论的应用。

3.2. 基于“实践”观点的未来预测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本质是人的发展趋势，人是社会历史真正的创造者，而人创造历史的过程，并非是臆想和思考的过程，而是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创造历史。换而言之，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起点的人，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又反作用于实践最终实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实践成为了将人的主观能动意志与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发展中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7] : p. 11)。将“实践”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预测方法论，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实践”引入未来预测之中，使得未来预测不再单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反而嵌合入人的生存论领域，预测未来也是一种实践，不仅仅局限于认识、把握未来，而是参与实践，面向未来，正如列宁将人的“实际活动”与“未来”相联系，对这一预测方法论进行了阐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测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 [9]。

3.3. 基于宏观化、趋势化的未来预测

当马克思面对“未来社会究竟会怎样？”这一问题的时候，他并未将研究放在未来社会具体细节，反而着重从宏观、总趋势的角度去预测，这也使得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和乌托邦主义者并无任何区别，波普尔就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进行批判，他认为马克思所预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美学的和乌托邦的信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充满幻想的‘乌托邦主义’，但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10]。马克思这一趋势化和宏观化的预测方法论依然是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历史主体观。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问题都集中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人的解放上，而这个“人”在马克思那里是“以类的状态存在的人”，是从无数当下生存着的具体的人抽象出的类的存在着的人，并非是具体的、单个的、实存的某个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对其发展趋势的预测上只能从宏观的、趋势性的角度出发，也唯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他所作的工作只能是符合当下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的工作，而未来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需要由未来社会的人开创，“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11]。

4. 西方未来学发展介绍

西方早期对于“未来”的研究者们，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都尝试对未来做出预测，但这些研究大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缺乏科学实证精神，并未形成对于未来的具体研究范式。“未来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的时间是20世纪40、50年代，同时也是现代未来学发展的第一次浪潮。第一位将“未来学”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提出并运用的是德国学者欧·费莱希泰姆(Ossip Flechtheim)。在这一时期，“未来学”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未来观” [12]，其研究并未与当下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相联系，较多关注度放在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的学术研究上，呈现出较强的学术性和理论性。

现代未来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更多的未来研究机构相应成立，并呈现三个特质。其一是不局限于未来发展的“预测”上，也注重特殊预测信息的收集上，使得政府所做的目标、规划和政策实施更加具有可靠性。这里涉及到西方未来学中预测的分类：第一类是描述性报告，“一种是描述的预告、预言、期待和预测” [13]，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学术性；第二类是规定性决定，是一种“规定性决定” [2]，尤其是和政府的决策、议题相关联，目的在于为政府的规划提供科学性的背景。第二次浪潮中，第二类规定性预测开始更加被注重。1968年，意大利的实业家、学者A.佩切伊和英国科学家A.金在意大利成立了罗马俱乐部，标志着全球第一个以未来学为主题的研究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的成立。其二是预测方法和研究方法论的细化和深入上，美国未来学研究纲领性文件《预测方法十二条》即诞生于这一时期 [14]，同时一批具有操作指导意义的著作也问世，如“马蒂诺的《用于决策的技术预测》，林斯顿等编的《特尔斐法的技术与应用》” [15] 等等。其三，这一阶段本身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过程，未来学研究中出现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以未来为现有社会制度进行“辩护”，即“公开辩护者”学派，正如《预测方法十二条》的作者D·贝尔所说的(他们将)“毫无保留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权利” [2]。

现代未来学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环境、生态问题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被注意到，环境污染和科技发展后果成为这一时期未来学的主题，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将环境、资源问题归于社会制度的问题，资本主义未来学家们将这一问题的核心放在科技工艺上，认为是科技发展的进步态势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而这也导致“公开辩护者”学派的边缘化，“启示派”则开始逐渐兴起。“启示派”将“末日”概念引入人类意识形态，怀疑人类文明和现代科技兼容性，以测算人类文明灭亡期限为核心问题，伴随着“超都市主义”“重新估价工艺学运动”等思潮的不断涌现，“启示派”逐渐成为这一期间未来学中影响力最大的学派，A·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乔根·兰德斯的《增长的极限》、弗雷斯特的《世界动态》等等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未来的震荡》“也标志着未来学进入美国文化的主流领域” [1]。在《未来的震荡》中，托夫勒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描述了“与未来相撞的震荡”，认为未来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会使得人的生理层面出现适应不良的状况，未来社会所具有的“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 [1] 会使得人的身体面领着巨大的适应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会使得人心理层面出现紧张、焦虑等情况，会极大程度上影响人的判断力和认知力，逐渐形成群体意义的心理危机。此外，《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发布升级了未来学的研究方法论，引领了未来学实证研究潮流，其首次通过大规模数学计算建模方式，预测了人类数量增加和天然资源消耗的增长在各种条件制约下的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机制，成功模拟出超过130年内有可能出现的十几种未来场景，这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引发人们对于其预测内容的关注，《增长的极限》也显示出其预测的精准性。报告预测世界人口“再过30年达到70亿人左右”，实际上2002年世界人口数量在63亿左右，相当接近其预测结果，但同时这一报告也暴露了现代未来学主流预测方法论中的严重弊端，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可以说，第三次浪潮的未来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态势，并逐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研究流派，即以“启示派”为基础逐渐形成的“生态悲观主义”和以“辩护派”为基础形成的“工艺学乐观主义” [2]，两派重要的区别在于对待社会制度与环境问题的态度上，“生态悲观主义”认为人类文明(资本主义文明)难以解决目前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具备超越当下的可能性，而“工艺学乐观主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将利用这一发展利好逐步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资本主义的更迭和超越，两派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问题逐渐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第四次浪潮未来学发展的前奏，第四次浪潮的未来学也即是当代未来学的发展将在回答两派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目前这一次浪潮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质，如研究主题倾向于全球关系研究、应用性技术预测等等，只是目前仍然没有脱离第三次浪潮的影响。

以上便是西方未来学发展的大致介绍，在此基础上，“未来学”这一概念也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定义，即以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互动关系为其研究主题，试图预测人类当前所做的选择会导致哪些可控和不可控的后果，并揭示未来中有哪些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正如皮格尼奥所说，未来学的研究范式是“现在–未来–现在”，以现在作为出发点和终点，从更长远的角度对当下的选择进行合理化，从而控制甚至改变未来，一些未来学家认为，这一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时代设计新的蓝图” [16]。

5.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未来学预测未来社会方法论差异比较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和未来学预测方法论比较分析之前，需要明确“预测方法论”的不同层次。预测方法论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层级，首先是最重要的哲学层级的方法论，涉及到所有方法论的底层逻辑，是正确运用具体方法论的前提，也是最为宏观的层级，其次是系统层级方法论，是方法论中的中观层面，涉及多种微观方法之上的系统性分析，再其次是具体预测方法，例如西方未来学中的模型预测法、未来场景预测法等等，这一层级涉及具体的未来预测方法，是预测方法论的微观层面，三个层级相互关联，形成了完整的预测方法论，越宏观的层级对于越微观的层级就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微观层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更为宏观的层级，西方未来学和马克思主义基于宏观根基上的差异，逐渐体现为中观系统和微观侧重上的差异。

5.1. 宏观根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

必须承认，围绕未来社会的预测方法论从最微观的角度而言，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适性的，如模型模拟法的运用最早是在西方未来学中。瓦西里·列昂节夫在其合著著作《世界经济和未来》中运用模型预测法实现了对于80、90年代以及2000年代世界人口的预测，而中国也在粮食产量、GDP增长等方面运用模型模拟法进行预测，并出具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报告，但当审视其最高层级即哲学层面的方法论的时候，无可避免地需要正视预测方法论之上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未来学预测方法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最基本的区别是在于其预测根基：西方未来学的基础是在于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顾镜清教授在《未来学概论》中就提到了这一层级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未来研究理论基础主要以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理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历史学派、技术观点学派、生态学派和价值哲学学派” [17]，这一分野的重要特质就是两种预测方法论在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制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上一节介绍的西方未来学研究的两大学派，“生态悲观主义”和“工艺学乐观主义”，其本质都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最终最后的制度，无论对这个制度之下的科技、社会生活持以悲观或者乐观的态度。西方未来学研究是将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悬设，专注对于科技发展和其后果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美国前副总统洛克菲勒曾直言未来学的真正作用：“它是为垄断资本‘解决难题’的，是‘应付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挑战’服务的。” [3]，以第三次浪潮为例，托夫勒在《权利的转移》中提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之下运行的，而组成这一力量场的主要力量来源是三种：财富、知识和暴力，并且“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闪素，也就是说知识已经是它们的核心。” [1]，在托夫勒所构建的这一预测模型中，“知识”成为分析的核心，在他看来，“知识是终端放大器．是今后力量转移的关键” [1]，而“知识”的运用便是科技。托夫勒“力量场”的预测方法论，实质上是忽视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将科技作为脱离掉物质基础的社会发展的最底层动力。而这一点是贯穿了托夫勒三部曲的重要方法论，是其预测未来生活的底层方法论，“在托夫勒的三部曲巾，认为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变革和冲击根源来自科学和技术方面” [18]。

马克思主义在预测未来社会的时候，仍然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其最高方法论。马克思所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物”，并非是传统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脱离实际社会生活，虚空悬设的，仅仅与“精神”相对立而存在的“物”，否则这一悬设的“物”和西方未来学中的“科技”并无任何区别，反而是一种和人生存、生产相关联的物质生产方式。“只有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19]，马克思是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导出的物的具体的、历史的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这一理论最终导向了对拜物教的批判，“物”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一个具有历史和人的意义的要素，“马克思的物质观从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强调物质不过是人的生存实践中的一个基本的历史的要素，导向对拜物教的批判” [20]，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在于由人的对象化活动所引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是人类最终的制度，人类实践中包含着超越当下社会形态的动力，唯有把握住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才能科学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而不是陷入对当下社会表象，如知识、科技这些因素的片面理解之中，马克思这样阐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21] : p. 406)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这一最深层次的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对于未来社会的不同态度。西方未来学，尤其是当下较为主流的“生态悲观主义”派，对于未来是呈现较为悲观的认识，他们对于人类未来持否定、消极的态度。《增长的极限》中提出，“地球承载存在上限，它将迫使人类社会物质增长在21世纪某个时刻停止。” [22]；另外有学者担心科技发展的结果是使得人类在未来机器社会中处于“劣等种族” [5] 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则充满了历史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认为无产阶级是更为适应未来发展的阶级，是终将取代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2] : p. 422)。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在其最高的哲学预测方法论上是完全不同的，从哲学本体论上来看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差别，从历史观上来看是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进步主义的差别，这一最高层级的差别，影响了两者对未来预测的结果上的差别，相比较于西方未来学，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历史进步主义建立在其辩证唯物主义之上，是以人对象化活动导向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出发的科学预测方法。这一差别启示我们，当在吸收西方未来学预测方法的时候，需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站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上对未来社会做出科学的预测。

5.2. 中观系统：具体细节和一般特征之争

在中观系统层面而言，西方未来学对于未来的预测有着采取的是尽量细节化的描述的倾向，例如托夫勒描述未来社会时候，将其总结为“信息社会”，并描述其特征为：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以“短暂性”为例，托夫勒列举了物品、地点、人际关系、组织机构和信息五个方面的短暂性特征，认为未来的物品会呈现用完即丢的特质，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会增加，而地点与人的联系会逐渐减弱，游牧民族会再次出现，同时企业中则会以“项目组”成为主导形式，信息的更迭会更频繁，纽约时报畅销书目会加快迭代速度等等 [1]，托夫勒所作的这些预测事实上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部分的确证，但同时这一预测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这些细节的预测几乎是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作为预测的起点，并未将更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考虑进预测范围内，这些细节化的未来社会的预测，本质上是托夫勒借“未来”之口反思当下科技社会所蕴含的危机，换句话说，托夫勒的预测依旧停留在当下这个充斥着异化和分裂的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具备更加长远意义的“未来”视野，更不具备世界意义上的“未来”视野，这也是西方未来学预测方法论中的重要缺憾。

马克思主义由于需要超越当下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提出更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所以其预测方法论中的中观层面呈现出对未来社会进行一般特征描述的性质，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不做具体细节的描述，另外一方面对于实现未来社会的路径也只能做最纯粹、最一般的描述，而对过程中的多样化的路径不做预测，也即是说，马克思所做的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不顾及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某些过渡形式。” [23]，而这“一般特征”的预测方法是与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论相一致的，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最后回到当前社会本身。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来代替。” [24]，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活的分析并非是局限于他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进行的，而是根据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科学的抽象，将资本主义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的最大限度和最高可能为其分析基础，这一抽象过程也意味着会忽略掉实际情况中，与资本主义相伴存在的非主要矛盾，例如小农经济关系、奴隶制经济关系等，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预测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并非是防止四海皆准的，反而是应当与实际情况结合，最一般最普遍的方法论，是需要重新回到当下社会环境的，正如廖文生教授所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是抽象理论，它具有抽象的一般性质的特征我们不能因其理论与现实不符，就随意否定它的科学性。” [14]，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也同样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持以抽象之后以一般特征进行描述的方法，马克思认为经历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社会之后，唯有“在直接形式的劳动已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而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活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 [25]。

5.3. 微观侧重：数据必然性和社会飞跃性之争

微观层面，就具体的预测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未来学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其中尤为显著的便是预测的方法选择上，西方未来学倚重数据进行预测，并且在第三次、第四次浪潮中尤为注重未来技术应用的预测，而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从社会运行规律出发进行预测，并且强调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正确认知。

西方未来学的数据预测方法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一方面是对于未来学研究真正范式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未来学真正具有了和其他学科不一样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内部，另外一方面，这一预测方法也使得未来学具备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性和应用性，政府也更加重视未来学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未来学成为西方主流文化之一的重要原因，但基于其哲学唯心主义方法论上的限制，这一预测方法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以20世纪70年代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增长的极限》为例，其是建立在罗马俱乐部“人类困境”项目之上，以数据模型为重要预测方法的报告。“研究团队基于世界人口、粮食、资源、污染和工业产出5个模块的反馈互动，建立了‘世界III’系统动力学模型。” [13]，并从生物、环境、文化角度，以人口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的变化为工具，寻找影响人类数量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造成一系列世界性问题的首要原因是‘增长’；能源使用、物质流以及人口的指数增长威胁着地球的物理极限。” [13]，并且按照他们的计算，21世纪的第1个10年内，地球的矿产资源会被消耗殆尽；世界粮食的产出将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而更加危机的是无法解决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数量将急剧下降。而撰写报告的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则是：“急剧缩减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使其只能达到人和机器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 [3]。

这份诞生于70年代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讨论，有学者这样描述其带来的影响：“争论不断扩大，社会舆论反映出思想的混乱。” [26]，现如今回头重新审视这份报告，其预测方法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模型的问题，即忽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的差别，以统一标准数据化之后进行预测。其二是其预测的程序是以70年代的发展数据和发展模式为依据的，换句话说，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人类之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这两点的核心是在于其对于真正社会发展规律的忽视，以必然代替偶然，以扁平化的预测思路代替了波折变动的世界发展，在西方未来学预测方法中，唯有把握必然性的数据，而不存在偶然性的飞跃，其本质反应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桎梏。

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的预测是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其所预测的立足点并非是当代的数据，而是真正抓住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认识到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前提下，探寻到未来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换句话说，马克思预测未来社会的方法论体现出飞跃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在认识规律性的基础上，仍然承认社会发展的飞跃性，坚持两者的对立统一。相对为西方未来学研究，马克思预测方法论中的飞跃性是其独特的性质，马克思在反驳俄国必须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回应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时候这样说到：首先，“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 [25]；其次，“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27]，这一提问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在预测未来时候，不仅专注于规律性的总结，同时也关注飞跃性的实现，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发展并非是数据的组合，而是植根与社会必然趋势之下，依然存在的超越性，鲍·斯拉文这样总结到：“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否定社会所有异化和对抗形式的一个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把它同某种绝对的、更加完备的社会发展体制联系在一起” [28]。

6. 结语

人类的时间观经历了“环形”到“线性”的发展，使得“未来”成为了一个和当下关联性极强的存在，西方未来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在以自身的理论视域预测着未来，解答着时代之问，而其预测的方法论在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底层逻辑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预测倾向。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之中，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经历着内部外的矛盾变动，所以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预测未来方法论的建立就成为了应有之义。一方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等，将唯物主义的宏观逻辑贯彻在整体的方法论体系建设中，另外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未来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未来预测中微观层面的方法、形式等等，使得社会主义预测未来方法论具有更为现代性和科学性。最终在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未来学的研究范式，而这仍然需要学界的不断探索和研究。

文章引用

时瑞康. 西方未来学和马克思主义未来预测方法论差异研究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Futurology and Marxist Future Prediction Methodology[J]. 哲学进展, 2023, 12(01): 40-4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0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