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her novel 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r, through Jane (Janna) Somers’ eyes, British writer Doris Lessing depict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aged people, and questions the stereotyped conception of old a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pplying Julia Kristeva’s concept of abje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is nove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anna’s previous aversion to the aged people originates from her repulsion of ageing process, her denial of human fragility and her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what Kristeva calls “the hold of maternal entity”. As her contact with Maudie Fowler deepens, Janna gradually steps onto the path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discovery, and that enables her to view old age in a rational way and treat aged people with more sincerity and respect. In this sense, this novel is not only an exploration of old age problem, but also a hope for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ception.

Keywords:Doris Lessing, 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r, Old Age, Abjection

被贱斥的“巫婆”—《好邻居日记》中的老年女性境遇分析

吴兰香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6日；录用日期：2017年12月20日；发布日期：2017年12月28日

摘 要

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好邻居日记》借助女主角简娜的视角，再现了老年女性的生活境遇，质疑了当代社会的老年认知偏见。借助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贱斥”概念，可以看出，简娜刚开始时的排斥态度源于她对衰老现象的拒绝，对个体脆弱性的否认，对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母性控制的反抗。随着与老太太莫迪交往的深入，简娜逐渐走上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发现之路。这使她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衰老，更真诚地对待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辛的这部作品不仅是对老年问题的探讨，更是对社会观念改变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好邻居日记》，老年，贱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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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好邻居日记》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1983年的作品，考察了当代社会对于老人的看法，探讨了“老年女性的身份问题” [1] 。小说的出版过程一波三折，从一定意义上显示出当今社会对老年话题尤其是老年女性话题的避讳。在《序言》部分，莱辛记述了自己的被退稿经历。长期以来，莱辛一直和两家出版商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但是，当她以化名把《好邻居日记》的书稿投寄给这两家出版社后，“开普出版社，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 [2] 。”当时的莱辛已是实力派作家，在西方文坛有相当大的影响。她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创作才能都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她创作的小说也是出版商争抢的对象。此次化名投稿之所以遭到拒绝，一方面可能与莱辛所说的出版市场的商业指向不无关系，“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2] 。另一方面，这本书可能触及了“老年女性这一‘选题禁区’” [3] ，犯了一般人眼中的选题大忌。书中呈现的不是光鲜亮丽的社会人物，而是很多人不愿看见也不想关注的对象，讨论的是公众不愿正视的一个社会问题。就像格拉纳达出版社给出的反馈那样，关于老年女性生活的描述“太叫人郁闷”。

这部小说最终在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莱辛出版第一部作品的地方。小说出版后，因为对“老龄化、性别和身体等话题进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探讨而获得好评” [4] ，很快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学者斯特恩以小说的特殊文体——日记为切入口，探讨了“莱辛是如何通过简/简娜·萨默斯这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物之口，探讨作家本身与老龄化这个话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1] 。华莱士则围绕女性与老年化这个话题，分析了中年简娜与老年莫迪之间的关系，及莫迪、简娜和吉尔“三代人之间的动态关系” [3] 。国内也有学者从“恐老症”等角度关注这本小说。本文将主要借助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贱斥”概念，以小说开始时简娜的态度为聚焦点，分析老年女性受到排斥的原因。

2. 贱斥的生发

按照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解释，贱斥是一种强烈的厌恶嫌弃之感。在其著作《恐怖的力量——论贱斥》的开头，克里斯蒂娃写道：“在贱斥情境中，隐隐约约有一种强烈的、暗黑的、针对某一威胁的反抗情绪。这种威胁似乎源自超出边界之外的某处，似乎来自外部，又似乎来自内部。因为超出可能性、可容忍度、可思考性之外，这种存在被驱逐在外。但是，它就在那儿，离我们很近，却不被我们所吸纳 [5] 。”这个“贱斥体”(the abject)是主体“我”(I)的对立面，是“被驱逐之物，是我极力排斥的对象，同时也把我引向意义崩溃之地” [5] 。尽管遭到拒斥，但是贱斥体并不会消亡。它会“待在外边，停留于边界之上，且并不服从后者的管理，不遵循后者的游戏规则。从它的被逐之地，它会不断地挑战自我这一主体 [5] 。”作为“我”的对立面，贱斥体与“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为贱斥体的存在，“我”的身份得以确认；同样因为贱斥体的存在，“我”时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制感。

在《好邻居日记》这部小说中，叙述者“我”是一个时尚女性，一个以自己的品位为傲、特别在意穿着打扮而且经常收获无数羡慕目光的杂志社副主编。而她的对立面则是一个穿着过时、面容苍老的90多岁老太太莫迪·富勒。遇到莫迪之前，简娜正忙着写一篇题为《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的专题文章。在构思这篇文章时，她脑中浮现的女性形象是“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 [6] ¹。这个名单中没有莫迪这样的老年女性。在供选用的四十多张照片中，“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偏巧这一天，简娜在一家药店与莫迪不期而遇。第一眼看到莫迪时，简娜“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看到莫迪，简娜马上给她贴上“巫婆”的标签，这一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这本书中曾经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7] 。同样，在当今社会，老年被视作人生的阴面，被看作一种隐喻：“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年轻等同于美丽、健康、创造力，等同于进步，而老年则完全相反” [8] 。如果说花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预示着人生开始走下坡路，意味着衰老即将来临，那么一个长着“灰色的粗眉毛”和“凶巴巴的蓝眼睛”，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身上发出“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手上和“苍老瘦弱”的脖子上满是污垢，“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的“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让人马上想到“丑陋、虚弱、无能、死亡” [9] 这些字眼似乎也不足为奇。

作为一种外在标识，人的身体记录了时间的流逝。而公众对待衰老躯体的态度和他们的老年认知又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简娜眼中，莫迪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异类，是“巫婆”。在电工吉姆眼中，莫迪这样的老人则是应该被挪开、被驱逐的对象。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拥有健康体魄的年轻人嫌弃精力不济的老年人，把他们看作生活道路上的障碍物，视作事业上和经济上的负担，这样的态度并不鲜见。学者西格尔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近些年来，对年龄的偏见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对老年人的轻视可以说是众口一词，未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讲的都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定时炸弹，即这些依赖他人帮助的老人会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沉重负担” [9] 。相关的统计数据也说明，因为年老体弱，很多老人在经济上陷入窘境。据联合国发展署的估算，“在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20%算得上有收入来源，有保障。在全世界老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拿到退休养老金” [10] 。在这些有收入保障的老人中，女性占比就更小了。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因为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问题，在经济上更显劣势，被排斥的程度也就更加严重。就像简娜在小说开始部分发问的那样，“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按照这种逻辑，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这些人干吗还活着？”

莫迪一直住在简娜家附近，但简娜似乎从来注意过她或者像她这样的老人。正如她自己坦言的那样，“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作为一个中年时尚女性，简娜长期生活在节奏明快、充满竞争的环境中。她似乎从没有意识到在自己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存在着。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像莫迪这样穿着过时、行动蹒跚、经济拮据的老人不只是反衬出简娜的健美、时尚和富足，她们也以自身的存在提示年轻人时间在个体身上刻下的烙印和痕迹。可以说，她们的衰老一方面界定了青春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提示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但是，像身边的很多年轻人一样，简娜从内心深处排斥衰老，拒绝关注老年世界。她宁愿把莫迪这样的老人斥为“巫婆”，通过拒绝她们的存在，把她们移置到另外一个空间这种方式来达到保持青春幻象的目的。

3. 边界的模糊

在论及贱斥体受排斥的原因时，克里斯蒂娃提到了人的脆弱性。她写道，我们之所以极力排斥这些贱斥体，其中一个原因是贱斥体“促使我们面对自己的那些脆弱状态，因为这种脆弱，人会迷失在动物性的疆域之中” [5] 。长期以来，我们凭借人类引以为傲的控制力，在人与动物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在界限的一边，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我们可以解决难题，克服障碍，甚至征服世界。而界限的另一边是无力自控的动物，只能按照本能存活，听命于人类的旨意。然而，这种划分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愿望罢了。人类并不能无往不胜，衰老和死亡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躯体开始老化，各种机能开始下降，比如“运动能力、反应、肌肉的健康度下降；身体的健壮程度、精力和耐力的下降；视力、听力和其他感官能力的下降；生育能力和性功能的下降、秃顶、发色变化以及皮肤平滑度的下降；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身高以及肌肉占体重的比例的变化” [11] 。到了我们无法掌控身体功能、无法自主生活的那一天，躯体上的被人摆布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脆弱状态，我们显然是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生理状况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侵扰了身份、体系和秩序，无视了界限、位置和规则” [5] 。

作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人的身体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意向。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们看重的是青春，“而衰老的迹象一旦出现，就应该被隐藏和伪装起来” [8] 。鉴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人们为何如此痴迷于各种容颜永驻的幻觉，渴望通过各种途径保住青春，以各种技术手段或药物作用来延缓衰老。因为对衰老的恐惧，一些西方人在话语层面避讳年龄话题，把询问别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年龄视为禁忌。然而，虽然人们不愿意面对终究要到来的衰老，不愿意接受与老龄相伴而来的身体疾病和机能衰退，但是这样的伪装或自我欺骗并不能持续多久，因为身边老人的状况会像镜子一样提示出这道界限的模糊和虚化。

第一次去莫迪家，与老太太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简娜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忍受。因为年老体衰，莫迪无法打扫房间卫生，也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常常洗澡，保持身体的干净整洁。一踏入她的家中，简娜就觉得尿臭扑鼻，污秽不堪。回到自己家后，简娜立刻清洗自己，去除从老太太家带回来的味道，“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对于简娜这样的时尚女性来说，家意味着舒适优雅的居所，人则应该是洁净躯体的维持者。莫迪这样的老人，显然冲击了她对生活的既有认知，让她鲜活地感受到人在身体维度的动物性特征。

如果说第一次去莫迪家只是对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有个大致印象，那么与莫迪的进一步接触则让简娜对人的脆弱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帮莫迪洗澡时，简娜发现层层叠叠厚裙子覆盖之下的莫迪恶臭难闻，“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虽然老太太的卫生状况让简娜本能地排斥，就像她自己意识到的那样，“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但她还是强忍着帮老人洗了澡。此时的莫迪被剥光了衣服，像没有自我清洁能力的小孩子一样，任由简娜清洗身体的各个部位，去除藏在皱褶里的污垢。对莫迪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因为“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而对于简娜来说，老人的脆弱和无助也是她不想或不愿意看见的。

在另外一位老太太安妮·里夫斯的家中，简娜看到的室内情形也大致相同。在描述安妮的床时，有这么一段话：“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在这里，老太太的安身之所被比喻成了鸟儿的巢，老人的生活之处变成了贱斥发生的场所。随着人的动物性被明显放大，随着人和动物之间界限的不断模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被边缘化的程度也就不断加深，成了谁都不断接纳的被排斥对象。

在小说刚开始时，作为主流社会的一员，以自己的品位生活为傲的简娜似乎容不下不洁不亮之物。对她来说，身体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自我表达的积极信号。健康的身体意味着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而失能的身体则提示着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喻示着死亡的逼近。简娜不愿意承认这样的脆弱性，不愿意把这样的脆弱性和多年后将同样年迈衰弱的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她“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对她来说，这些老年女性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就好像是自己的另一种模糊身影，不受欢迎却总是甩不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走进莫迪及其他老人的生活之前，简娜从内心深处排斥莫迪，在自己和老人之间划出一段清晰的界限，把老人归入“巫婆”的世界。

4. 对母性控制的反抗

在老年人口中，单身老年女性占比较大，这是老年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相关统计，“在老年人中，异性恋婚姻中的男性独自一人生活且无人照顾的几率很小，因为65岁以上的男性中70%有老伴。与此相对照的是，65岁以上的女性当中只有42%有老伴，她们之中几乎有一半人到75岁时是独自生活” [9] 。这些独居老太太就像莫迪一样，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在药店遇到莫迪之后，简娜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周围住着很多老人，其中以老太太居多，但自己却从没注意过她们。事实上，遇到莫迪之前，简娜不仅对周围的老太太们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从心理上真正接纳过。

在《恐怖的力量——论贱斥》中，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贱斥体一方面促使我们面对自己的脆弱状态，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谱系考察过程中，贱斥体促使我们面对自己最早的试图摆脱母性控制的企图。因着语言的自主性，我们甚至在离开母体、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有这样的企图” [5] 。按照她的分析，“这是一种激烈但又笨拙的挣扎，常常会冒着回落的风险，被这种令人感到安全却又令人窒息的力量所摆布” [5] 。在确定自我身份的努力中，父亲常常象征性地扮演助推者的角色，帮助未来主体加入这场“不情不愿的、以将要变成贱斥体的母亲为对象的斗争中” [5] 。在克里斯蒂娃的分析中，脱离母性的控制显然是个体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这种挣扎似乎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幼年时期，在他们的成人阶段也有所体现。在小说中，性格鲜明、事业小有成就的中年女性简娜一直在努力摆脱自己日渐衰老的母亲。

虽然经济宽裕，而且没有孩子，简娜在父亲去世后却从来没有主动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来住。相反，她姐姐乔姬一家六口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却和她们的母亲共同生活了八年。对于这件事，简娜给自己的理由是，“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从表面上看，她对事业的专注似乎使她无力分心，无暇顾及老母；但在内心深处，她对母亲的排斥却是造成母女关系疏远的原因。正如她自己所言，她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的母亲：“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看到生病的母亲脸色发黄，瘦得皮包骨头，理性告诉她，自己应该抱一抱母亲，给她一些安慰，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在简娜眼中，被疾病折磨的老母亲似乎与自己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在母亲生病之前的前八年，她不愿和母亲住在一起这个事实，可以看成是她在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排斥，那么她在母亲去世前那一段时间的表现则确定无疑地传达出这一信息：她嫌弃母亲，以和母亲这样的贱斥体在一起而感到难为情。自然而然地，这样的嫌弃也投射在像母亲一样年老体衰、生活无力自理的老太太们身上。

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在个体塑造自我的挣扎中，他必须先通过模仿来获得同一性，然后才能成为他自己。但是这种模仿，从逻辑上和时间顺序上来说，都是排在第二位的。因为，甚至在和别人相像之前，这个‘我’虽然还没有成为我，但是却一直在分离着，拒绝着，贱斥着” [5] 。在获得独立意识之前，婴儿模仿的对象首先就是他的母亲。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母亲也一直是他拒斥的对象。在小说中，简娜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不够成熟，不够独立。在潜意识中，她似乎在抗拒着母亲，否定着母亲。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对母亲的排斥似乎是对自我的确认。换句话来说，通过否定衰老的母亲，简娜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年轻。

虽然简娜一直在试图摆脱母亲，但母亲的影响无法抹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一方面嫌弃莫迪，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去照顾莫迪。在丈夫弗雷迪和母亲相继离世之后，她开始思考人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莫迪。与莫迪的交往好像推倒了横亘在她和母亲之间、或者说她与老人之间的一堵墙，让她注意到了一直都存在的、但自己却从没有注意到的老年人，显露出一张未受遮挡的生活全景图，“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

照顾莫迪开启了简娜的自我反思之路。因为莫迪，简娜开始留意起其他的老人；也因为莫迪，简娜开始思考衰老这一事实。她开始想象身边的人迈入老年后的样子：十五年之后，姐姐乔姬可能会是个寡妇，一个人住在公寓中，像莫迪一样，变成一个“对谁都没用”的人；如果丈夫弗雷迪还活着，那么十五年之后的他就变成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衰老不仅意味着身体机能在各方面的下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身体衰退”，而且涉及其他多种非躯体因素，包括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等心理因素。对衰老的接受从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简娜与莫迪之间的距离，让她逐步走进了老年人的世界。

在与莫迪的交往中，身体上的疲劳让她深切体会到照顾老人的不易，让她时不时地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精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照顾莫迪的切身感受，让简娜联想到了多年前母亲照顾年迈外婆时的艰难，并萌生了进一步了解母亲、了解外婆的愿望。而这也是简娜更好地认识自己，走向成熟的过程。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简娜已经能够坦然地接受衰老，接纳身边的老人了。用她的话来说，“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照顾莫迪促成了简娜的蜕变。如果说，在病房里与母亲共处的一年是形式上的陪伴，是简娜迫于道德压力之下的勉强应对，那么照料莫迪则是她打开自己的“感官和思维”，真正“在场”的人生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迪也从最初被贱斥的“巫婆”变成了后来被真心接受的“替身母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

5.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迪是幸运的。她在生命的末期遇到了简娜，在后者的陪伴中离开了人世。反过来说，简娜也是幸运的。遇到莫迪，走进老人的生活极大地触动了她，改变了她对老年的看法，让她变得更加成熟。从刚开始时的排斥到最后的接受，简娜的变化是正视衰老、坦然面对世界的过程。不可否认，在芸芸众生中，还有很多像早期简娜那样在永葆青春的幻觉之下，对老年群体熟视无睹、急于把老人逐出视线的人。对老年的排斥、对衰老的恐惧，似乎成了一种社会症候；而长期存在的认知偏见——认为老年人与时代脱节，对社会没有用处，是社会的负担等等想法，在当代社会亦不鲜见。就这一点而言，莱辛的这部小说不仅仅以写实的方式揭开了社会在老年认知上的一块遮丑布，而且以简娜的转变为隐喻道出了对社会的期待。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242015S20047)及“东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代码：1117000078)资助。

文章引用

吴兰香. 被贱斥的“巫婆”—《好邻居日记》中的老年女性境遇分析
The Abject “Witch” and Aged Women in 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r[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4): 153-159.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402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