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1日

摘要

《春秋繁露》是中国儒家伦理玄学观的一部主要作品，它是董仲舒的一部伟大作品。它是董仲舒对孔孟学派的反映与世代诸家思想的汇合与融会。其中的“龙”文化在董仲舒思想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了人与天之间的沟通。它把龙上升到历史哲学理论高度，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原理，把“人文”与“天象”联系起来；将龙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认为它是“天命之所归”；把龙作为一个图腾崇拜物，以神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同时利用古人对“龙”信仰里面的相关含义来探析古代“龙”文化思想的变迁。

关键词

董仲舒，《春秋繁露》，“龙文化”，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Dragon Culture” in Dong Zhongshu’s Spring and Autumn Flourishing Dews

Zhanying Ti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 21^st, 2023; accepted: Apr. 14^th, 2023; published: Apr. 21^st, 2023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Flourishing Dews is a major work of Chinese Confucian ethical metaphysics, which is a great work of Dong Zhongshu. It is Dong Zhongshu’s reflection of the Confucius and Mencius School and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dragon”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ong Zhongshu’s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heaven. It raises the dragon to the height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ory, takes “heaven and man induction” a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links “humanity” with “celestial phenomena”. As a supernatural force, the dragon is regarded as “the destiny of heaven”. The dragon is regarded as a totem worship, which is explain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the relevant meaning of ancient people’s belief in “dragon”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ancient “dragon” cultural thought.

Keywords:Dong Zhongshu, Dews in Spring and Autumn, “Dragon Cult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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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的儒家思想中讲究“天人合一、大一统”等霸权思想无时无刻都是在向世人展示当时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而龙一直是我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因此这种龙的象征就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龙文化”，而这种精神象征从此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永不停息。儒家文化与龙文化其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两者都是讲究文化的继承与延续性，而“龙文化”更加强调民族精神的一种韧性与严谨森严性。进而言之，“龙文化”其蕴含的独有精神一直都在民族文化发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传统的文化相对比，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龙文化”重点强调的是文化的那股倔强的凝聚力与权威力，他成功地把中华民族由以往人所崇拜的“太阳之神”转变成“龙的传人”，因此这种观念的转变自然有了一定合理的理念。而《春秋繁露》中所蕴含的“龙文化”就是对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肯定，这也使得龙进一步巩固与充实了中国人对其信仰的肯定与重视。因此也从另一方面来说，“龙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是具有一定的严谨性与不可替代性的。

2. 相关背景介绍

2.1.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贾公彦认为，《春秋繁露》是《春秋》的延伸和发挥。该书以阴阳、五行、天人互动的框架为核心，弘扬了“性三性”的人性论、“天下三义”的伦理思想和黑白循环的历史形象，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西汉儒学大师，哲学家。董仲舒是汉景帝时的博士，教授公羊春秋。公元前134年，武帝颁布了关于治国方略的政令。在著名的《用贤方略》中，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社会需求相结合，融合了各种思想。他系统地提出了武帝采用的“天人合一”、“大一统”、“抵制诸子百家，尊重儒家思想”的统治理念，使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3. 《春秋繁露》里蕴含的哲学文化

董仲舒《春秋繁露》在一定角度它是属于哲学理论著作。他的“天人感应”以及为统治者服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思想无时不刻的在向世人宣传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另一角度来看同时《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在其他角度上他又阐述了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这种主观的唯心主义思想一直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从另一角度来讲也是中国古代人社会实践的一种理论成果，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积极态度与表现。而这种自信的表现在本文提到的《春秋繁露》里的哲学观点就能体现出来。文章主题提出的“龙”作为中国人千年的文化信仰始终是这个社会的感情根基。而这里面隐含的所谓“龙”文化其本质上来讲就是在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3.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龙文化”

3.1.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龙”

3.1.1. 天人感应的象征

汉代董仲舒时期，儒家学说已经混入了阴阳家、道家的大量内容，而这种糅杂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汉代武帝中后期才开始盛行。董仲舒利用“天”的影响力，来约束君权的力量，其有二种，一种是代表着天谴，如灾祸；一种象征着上天对政治统治的奖励( [1] pp. 18-25)。如龙、麒麟等吉祥物。《王道》中所说的“黄龙”，大概是生活在黄土之中，所以才会有“黄龙”这样的称呼。《白虎通》对此作了阐释，“黄龙”触嗅到皇帝的美好德行，才会出没人间，“龙”无处不在但又像水流一样“无形”，不存在具体形象。因地区、时节而生的龙，其色彩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当皇帝未能完成其政事，则为“贼气并见”。“黄龙”才是吉祥，象征着政治的明朗与秩序，是对政治文化的一种赞美与恭维。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君王不但要受世人的敬仰，更要受天地的认可( [2] pp. 38-42)。正因为皇帝的统治是由“万物之祖”上天赋予的，他才有义务通过研究和模仿上天的活动来处理政治事务。例如，天上有四季，春天孕育万物，所以君主必须分别从春、夏、秋、冬开始理解仁与罚的含义( [3] pp. 46-51)。

如果说国家统治是错误的，上帝会首先警告君主，出现一些自然灾害来进行警示。如果君主是专横，上帝会释放奇怪的东西，使君主陷入恐惧。如果君主此时仍不悔改，上帝将使他的统治王朝彻底崩溃。“天之所以具有人的气质，主要是由于阴阳和五行的存在，通过阴阳五行的创新和发明，对世界伦理原则和国家制度构建了理论支持( [4] pp. 31-33)。

3.1.2. 兴云布雨的神器

“龙”在神话中本身是可以造“雨”的。这种神器形理论对各个时节的祈雨典礼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对“龙”字的色彩、位置进行了描述。此处“龙”是一种法器。用龙来求雨，每个时节的祈雨日期，龙的大小，颜色，摆放的距离和方位，都是有规定的。春天，龙的方位是朝东，夏天是朝南，秋天冬天是朝北。像这样的“龙头”，就代表着在这个时节的走向( [5] pp. 16-20)。春天苍色征雨，夏天的时候是红色的，季夏是的颜色，秋天的时候是白色的，冬天的时候是黑色的。董仲舒在中，就是想要用这种交感之法，与天进行交流沟通，从而掌控天地意志。造龙求水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除土龙制作、舞蹈表演等仪式外，还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加。用来做地龙的土壤，必须是纯净的。其中的祈雨，关乎人民一年的平安，也关乎国家的安危( [6] p. 29)。以龙为媒介，以雨为引，是内在的思路。还有男女舞会，都是基于类似的交感法来进行的。“借力”巫术在祈雨中表现出类似的规律。土龙与真龙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感知到真龙的存在，求雨自然是一种民间巫术，为的就是为天下苍生造福。多是在重要的场景使用才的，群众都要充分的投入到的施法之中。”在董仲舒的“天王民”关系中，不是单方面的“天王”和“王”–“民”关系的简单组合，可以从“天王”、“王民”、“天民”三个要素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除了儒家主要讨论的“天王互动”旧思想和儒家伦理政策“王民”之外，天民之间也可以发生直接互动。这种相互作用的媒介是“气”。通过这种复杂、组织严密的天人哲学理论框架，董仲舒考虑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需要( [7] pp. 18-20)。

3.1.3. 天命神意的征兆

儒家经典，在经历了秦王朝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打击以后，其核心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此时的儒学已逐渐衍变为孔孟时期的儒学思想，而其核心理念是“以人道为本”的“以德治世”转化为核心“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想改造。而到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革新，使儒家思想的体系更加丰富，这个时期他提出“龙”是天地之兆，与其中的政治礼仪相互帮扶。《人副天数》一书说：一个人的气数是由老天爷赐给的，这就像是母亲赐给儿子的一样，拥有对儿子生命的绝对权力。董仲舒在相关哲学思想里面对其儒家思想进行了革新，使其研究视角着重于“天人相副”、“同类相动”等思想( [8] p. 20)。

在“天人相副”中，他提出了呼应“龙”的人间的礼仪( [9] p. 7)。董仲舒在文中提出了“青龙”、“白虎”、“赤鸟”等学说，而当时人们的习惯是左手持剑，右手持刀。颜色、方位、气象等与有了某种呼应。基于此状，董仲舒将“天人相副”的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着重指出：“上有眼耳，有智者，有日月之相；身具空窍、经络、气机之相，在董仲的中，人的眼睛和耳朵，就像是天地中的太阳和月亮，而的血液体系，就是河川和山谷。这种比喻，自然带有那种原始而又模糊的味道，而不同的是，董仲舒要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天地之符，乃阴阳之二，以其人之形，其形如天，以为引，与其命运相合。”人的一生，与这一类的天地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10] pp. 19-22)。可以从天气的变幻中看出政治的利弊，从而可以用来评判统治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占卜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

关于“同类相动”，董仲舒提出，“龙”可以得到雨，是由于万物皆有相似的召唤，因此才有了“以龙而降”的说法。对此，董仲舒并不觉得有什么神奇之处。他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 [11] pp. 23-25)。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董仲舒也把它看作是一种“理”的精妙之处，因此，在一定视角来讲他把龙文化间接性地看作是一门学问。

在《春秋繁露》中“龙”的频率很高，但整体上与“天人相副”、“同类相动”有一定的关联。董仲舒把“龙”这个词当做理性工具来运用。他所处的年代正是董仲舒文中所说的“制龙求雨”，并非是一门巫术，反而它更像是一门理性的学问。从“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中就能看得出来，“土龙”是理智地进行“致雨”( [12] pp. 28-34)。

该书中所使用的“龙”，是董仲舒的“天人相副”与“同类交感”的一种“工具化”，在一定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是其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他相信这种哲学范畴里提到的“龙”与人类仪式是可以呼应，也可以召唤下雨的天气。曰：“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物固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龙”呼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但是人间礼节和事务却是五花八门，它看起来像是“一对多”，让人有些手忙脚乱( [13] pp. 16-20)。但是他的主旨就在于构筑一幅浩瀚的天地画卷，系统地连接着天人关系，“龙”的天地之兆，在董仲舒的“天人相副”系统中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

3.2.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龙文化”

在中国传统的华夏文化里，龙象征着力量、地位、权力，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也是龙继承者的骄傲。在我们国家的古老文化里，“龙”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观念组合，更是一种文化形象，经过人类对自然的图腾膜拜，逐渐演变成了神圣力量的信仰，最后演变成了帝王的标志，最后形成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与个性。

3.2.1. 图腾文化

图腾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标志。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从J。朗格开始，当时在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关于“图腾”的热潮，很多著作都是从“图腾”开始的。众多的民族学者、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学者都参与到了这个调查中，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生物之一，被赋予了很多的神圣色彩。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龙身为鳞甲类，可隐可视，可小可大，可小可大，可春升，可升上天空，秋天可下深谷。”其实，龙是一种不属于大自然的生物，而是源自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幻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龙也渐渐成了华夏各大部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而随着后人的不断创新和处理，也就形成了一种富有意义的龙之文明。图腾是原始思想的结果，它折射出古代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无知。神话历史中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其实是先秦和秦汉人民对图腾的一种崇拜体现。在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在当时古代各部族或部族中都有着各自的信仰图腾，如蛇、鸟、鱼、马等。氏族的图腾崇拜，通常与其背后的部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某些传说中，某些生物与部族有着特别的关系，这些生物会被部族所供奉，成为部族的象征。在先秦时代，各大部族合并，各大部族占据上风，他们会用自己的图腾来代替，甚至将其它的图腾合并起来。“华夏的古代部族，最有权势的就是‘龙’，这也许就是它的起源，就像闻一多《伏羲考》中所说，‘龙是一种融合了很多种图腾的融合，是一个部落融合后的产物。’”龙是古代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所产生的特殊对象，它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和文化意蕴。写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也就是华夏族群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阶段，所以与以前各部落、各族群的融合，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那个时代，各大种族的图腾和传说都是存在的，的编撰人员就是为了“统一”华夏人的历史( [14] p. 18)。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结合了华夏的龙纹，对当地的种族进行了重组，以增强各部落之间的联系。所以文中的各种龙形生物，既与龙的形态相结合，又保持了原始的形态特征，以龙为身，以龙为首，与龙身相匹配，龙首人身，龙首马身，龙首鸟身，人面龙身，鸟首龙身，四足蛟龙，双翼应龙。这样的意象结构，既包含着地域上的民族回忆，又反映出华夏族以“龙”作为“图腾”的主体性。

3.2.2. 神奇的超自然力量

所呈现的众多的“龙”形象，包含着浓厚的“龙”精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秦、秦汉人民对于“权力”的追求。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不但没有固定的生计，而且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他们在求生的过程中，经常会获得某种神灵的庇护，所以才会有各种兽类的图案，先祖们希望能够得到庇护。龙是一种由幻想而来的巨兽，被祖先视为强壮有力的象征，并逐步成为象征力量的象征。该书中所描绘的龙，多为山神、水神，其神乎其神，其形似人身，似人首，击鼓时能有雷霆之音；龙更是协助黄帝斩杀了蚩尤、夸父，为华夏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5] pp. 25-27)。

3.2.3. 帝王文化

龙和皇帝的关系由来已久，甚至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就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三位帝王，在古代的神话故事中，有一位是关于伏羲、女娲、火帝的。有人说，伏羲是画八卦的，是女娲是用泥土来创造自己的，这两个伟大的存在，都是被称为人族和龙族的混合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龙”所象征的意象与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据相关学者考证，此时期的龙较神话时代有所改变，且多以通天之灵、祥瑞之称。汉朝之后，龙象征着祥瑞，他们声称自己是受上天命令的皇帝；他们千方百计地剥夺人们的资产，变为自己的私人财富。从这个时代起，龙颜、龙体、龙种、龙袍、龙衮、龙鳞、龙座、龙床、龙辇等等，这些传说中的皇帝都被彻底的尊崇了起来，就算是死了，也会与龙相连接，因此又被称之为龙御宾。这样做，明显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威，巩固封建统治，并以此建立封建皇帝凌驾于所有事物之上的权威。天、君、民有高到低的等级制度，屈民是巩固政权，屈君是限制皇帝，即“屈民拓君、曲君拓天”这里的人不是普通人，而是想臣服皇帝的各级贵族。就如西汉景帝初期吴王刘濞等七位国王的叛乱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其阶级混乱造成的后果，所以说，要想维护国家统一就应该在一定理论上需要扩大君主权力的行使范围，迫使自己的臣民屈服于皇权绝对的管理控制之下。

“屈君而伸天”，以“天”限制皇帝。秦朝的大一统不仅是中原地区(天下)的统一，而且目的是旨在集中皇帝的权力，而整个世界的安全则顺其自然地取决于皇帝的道德操守。秦朝灭亡就是汉代的一个坏例子之一。汉朝成立之初，学秦之教训，贯穿黄老之教，以儒家思想治国。尽管如此，汉朝还是推崇法家学说。因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更好地执行统治者的命令。汉代武帝以后利用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建立森严社会伦理和统治秩序，维护中央政府政治统治的稳定。虽然皇帝尽管穿着儒家思想的外衣，却拥有最高的决定权，作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屈民扩君”是在君主手中行使权力的最好办法。

汉朝皇帝汉顺帝曾表示，他既能控制君主，控制君主的生活，又能决定君主的财富和等级，表明君主拥有最高权力，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能威胁君主的权力。君主不能制定限制其权力的法律。因此，董仲舒只能借助“天”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互动论”。人的行为与天的行为密切相关，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在天的行为中。“人生在天，天堂也是人的祖父”。

而董仲舒提出的核心哲学观点——天人感应理论，则从一定的历史学角度证明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主要是警告他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上帝既可以授予君权，也可以夺回君权。因此，如果想长时间使用皇权力量，需要关注天的情绪和悲伤，并跟随“天的脸色”行事。如果君主统治土地的行为赢得了上天的满足，就会发出有利的信号，表明上天已经跟随了上天意愿。相反，上天会给与灾难。“天是万物之祖，万物不是从天而生”并证明了天和万物是从同一根而生的。董仲舒为了证明天是“活”的，为皇帝遵循制定了详细的礼仪规范。这些规格体系包括“徙居处、更称号、改朔正”等。它还包括官员前往农村地区的规定。官员不能随便打扰别人。不仅如此，皇帝也不能随便外出。当皇帝外出时，有许多官僚机构、宫廷活动或祖先制定的规则。如果皇帝拒绝进行个人访问，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所谓的“老天爷”就会说服皇帝回家。这样一来，皇帝就不会过多地干涉和打扰人民的生活，他将在持续在宫廷内生活。董仲舒认为，皇帝在某种情况来说是可以谨慎行事的。因为他有严格的自律和钢铁般的意志力，能够忍受孤独。董仲舒的“屈君”理论在一定角度来看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因此，可见天人感应理论背后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限权思想。

4. 结语

龙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从汉代以后就不断地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并与中国传统政治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董仲舒《春秋繁露》里所讨论的“龙”和“龙文化”有其独特的内涵与特征，但董仲舒以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来看待它，这也是他不想让自己所主张的“龙文化”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原因。《春秋繁露》里所讲“龙”和“文化”都是指政治制度，但这两种东西是有区别的。董仲舒强调以政治为核心来解释“龙文化”时说：夫之为君，则为其法与民。若不如此，则君臣之道无所用也。因此可见，董仲舒认为政治和法律都是不能脱离于人心与人性而存在的。虽然董仲舒对《春秋繁露》中所说的“龙”和“文化”没有给予太多评论，但他也承认龙的出现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因此“龙文化”这种文化蕴含是与社会发展与人类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龙文化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是封建统治的一种衍变，它实质上就是当时人民社会实践的一种产物，也是中国人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候应该辩证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去看待这个问题，使这种文化的优质精神影响我们国人的面貌。

文章引用

田占营.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龙文化”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Dragon Culture” in Dong Zhongshu’s Spring and Autumn Flourishing Dews[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2): 137-143.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20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