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8日

摘要

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对林语堂《啼笑皆非》汉译作出研究，简要叙述了译介学以及《啼笑皆非》译本的研究现状；基于译介学理念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入手分析林语堂的“译入”行为；并结合林语堂自译《啼笑皆非》中的典型例句(删减)，分析林语堂“译入”行为之下“归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

译介学，文化因素，林语堂，《啼笑皆非》

A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in Yutang’s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

Kaiyao 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Oct. 17^th, 2023; accepted: Nov. 15^th, 2023; published: Nov. 28^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 of Lin Yutang’s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Firstly, it gav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udies of Medio-translatology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T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edio-translatology, it analyzed Lin Yutang’s “in-translating” behavior from Ideology and Poetics. Besides, it studied the use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under his “in-translating” activitie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ypical examples of Lin Yutang’s self-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Keywords:Medio-Translatology, Cultural Factors, Lin Yutang,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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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年来译介学兴起，翻译领域的研究方向开始从语言文字层面丰富到文化层面。针对某一译作的研究，不再止步于其翻译策略和方法，该译作的作者与之所在时代背景皆被纳入了研究范畴内。林语堂¹作为中国文学史乃至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精通中英双语、自著自译，有其独特历史价值，研究其译介活动对于把握翻译活动背后的文化、文字规律以及指导译介学“译入”或“译出”活动亦有其独特参考价值。

2. 译介学与《啼笑皆非》汉译研究现状

“说到译介学，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有着一致认识：谢天振是译介学的创立者” [1]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后，译介学在国内和海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其是为数不多由中国学者原创的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新世纪伊始，2006年国家外国文学研究八大课题指南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2010)将译介学研究列入其中。

《啼笑皆非》于1943年7月首次出版，是林语堂政论著作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的汉译版本，问世当年便一跃跻身美国年最畅销书之一，盛极一时。《啼笑皆非》共四卷：一，亚洲复兴所引起的新局面；二，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及机械心理；三，西方关于和平方案的讨论；四，学术思想哲学的基础问题。书中花大量篇幅讨论了地缘政治学，梳理了其源起与脉络，并评论了在当时出版的部分涉及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名作，政论性极强。林语堂在其中愤懑批评了英美两国对中国的错误态度，突出批判了西方各国试图由白种人统治世界的企图。同时，这部作品满含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

2.1. 译介学研究现状

译介学基本算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其本身的理念和概念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论，国内学者也在积极建设中。作为译介学的奠基人，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理念创新与学术前景》中清晰阐述了译介学以“创造性叛逆”作为理论基石，将翻译研究领域的重点从“语言翻译”转移到“文化翻译”上来；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概念，以便确立翻译家及其翻译作品于国别文学中的地位；厘清了“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区别与概念；同时对“译入”和“译出”两种翻译行为的实质性差别做了详尽解释并介绍了译介学广阔的发展前景；文中还指出，“一般情况下，文化交流总是强势文化译介向弱势文化，并且总是由弱势文化语境中的译者主动地将强势文化译入自己所在的文化语境里” [2] 。因此，在译介学范畴内，“译入”和“译出”的最大差别在于有无需求，它们的接受环境与目标受众全然不同，对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自然不同。

何绍斌在《译介学：争论·反思·展望》中针对围绕译介学的一些长期以来的误解和争论作了解释，他提出“译介学是一种翻译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如果作为翻译研究方法，则不同于语言文本层面上的翻译研究，而是着眼于已存在的各种(文学)翻译现象，阐释其成因以及其对于接受文学系统的意义等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 [3] ；此外，他还对Translation Studies和译介学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他的观点是，Translation Studies和译介学有着或相似或相近的内容，但其总体远远超过了译介学的研究范畴，所以不必勉强画上等号；他认为，译介学把握了作为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翻译行为的规律，因此能在质疑和争论中焕发出愈来愈强大的生命力。

许均在《译介学的理论基点与学术贡献》中对译介学的理论基点和谢天振的学术贡献做了梳理。他对谢天振的观点表示认同，“忠实不可被作为文化外译的唯一考量，译介的方式、方法、手段，以及译入语国家的接受效果和程度等因素也必须被纳入我们的视野” [1] [4] 。

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其他领域的探索也正方兴未艾。有一些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译介中国文学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步的重要途径，因而中国文化外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5] 。还有学者结合译介学，对日本“翻案文学”，比较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做了相关研究。

译介学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理念及其对“译入”和“译出”两种活动的现实区分，在让我们看到更多翻译研究领域可能性的同时，对往后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及翻译研究应当能起到一定的启示指导作用。

2.2. 《啼笑皆非》汉译研究现状

国内对《啼笑皆非》的汉译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不同角度对林语堂自译活动的分析上，以及少量林语堂与徐诚斌、宋碧玉的译本对比分析研究。

有学者以林语堂自译的《啼笑皆非》为个案，结合相关文本和史料，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提取的数据和实例，用描写方法分析了其翻译过程。研究表明，林语堂在翻译时，整体策略与其翻译观乃至普遍翻译规则基本一致，但是局部策略的选择上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可能这正是译者之风格所在 [6] 。

也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其审美观促使他进行创造性翻译，其警醒国人的翻译目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向促使着林语堂必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 [7] 。这与译介学提倡的“创造性叛逆”理念以及谢天振教授所倡导的“归化、改写”等翻译策略简直不谋而合 [8] ，这为笔者从译介学角度研究《啼笑皆非》提供了思路。

再有学者基于性别主义翻译理论，以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本为例，着重分析政治倾向和性别意识对宋译文本重建的实际影响，提出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的“曲意不忠”和对身份的“叛逆重塑”会对译作的实际呈现产生较大影响，从而促使时代译作呈现出新面貌 [9] 。

综上所述，对于《啼笑皆非》汉译的研究综合体现出很强的译介学特点，但尚未有学者从此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于是，笔者将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此译本做出研究，重点分析林语堂“译入”行为中的文化因素。

3. 林语堂《啼笑皆非》“译入”行为分析

谢天振认为，“‘译入’是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异族以及他国文学和文化的内在强烈需求而产生的翻译行为。因此译入活动的发起者和专门从事译入活动的译介者只考虑如何保证外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译文‘忠实、准确和流畅’” [2] ，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原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以便打破本土读者的固有思想观念，为当时代思想文明的开化和进步打开新的切口。

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各路仁人志士相继奔走，其中不少留洋归国的学者在当时大力倡导西方文化，并译入大量当时的外国经典著作，中华民族对外国文化的内在需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完全符合“译入”的翻译行为。此外，《啼笑皆非》由林语堂自著自译，自有其独特魅力，分析度更高。以下从译介学所认可的安德烈·勒菲弗尔²“翻译三因素”理论展开分析，因赞助人(patronage)因素在此处影响不大，故主要以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两个因素展开。

3.1. “意识形态”因素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被某一特定社会和时期接受的见解和看法所形成的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借此贴近文本。意识形态包含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具有行为导向的作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简单地说，在译入行为中，译者对源文本以及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

《啼笑皆非》写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从时间跨度上看，《啼笑皆非》的写作和翻译一挥而就：1943年7月出版于美国，并于当年秋季完成中文翻译，其中的时间紧迫性不言而喻。林语堂自译此书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同胞，激发中国内部自主抗战的战斗精神 [7] 。

当时，美国承认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不足且太迟，其对华政策的内幕逐步被揭露。林语堂始终坚信，战后英美的政策是“富国的寡头政治”，对于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来说，恃强凌弱的地缘政治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民族困难重重，由于日本的侵略，亡国危机达到了极点，可能以灾难告终。同时，林语堂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是日本悍然侵华的重要原因，在对日宣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仍然有限。怀着满腔的愤怒，他写了这本书，并立即进行了翻译，以揭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同时警告人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以实现繁荣富强。

1943年，林语堂搭坐宋子文³的飞机回国，落地后他即刻他推广了这本将被译成中文的书，将其称为他多年来在国外观察的总结报告。1943年10月24日，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演讲，指出“所收的是公开的资料，所表的是私人的见解”，由于国人“读物缺乏，对国外政治的暗潮，未免太隔膜”，阅读后可以对“国际政治将来之发展及战后的局势，有更亲切之认识” [10] 。

《啼笑皆非》汉译本忠实传达了原作思想，意在揭露英美两国，警醒中国人民。彼时抗战艰难，国内外形势复杂，林语堂迫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得到广泛认可，为抗战注入新的动力。但遗憾的是，由于其立场问题，林语堂回国后并未如想象中般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热切礼遇。

3.2. “诗学”因素

在勒菲弗尔的“翻译三因素”里，“诗学”主要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文学技巧、文类、主题、原型人物、关键场面和象征；二是文学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即诗学的功能成分。谢天振教授曾提出，“诗学”也可以理解为“文化观念” [2] ，所以这里笔者具体以文化观来分析林译《啼笑皆非》。

作为中国五四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之一，林语堂世所罕见的双语创作实践、翻译理论思维和翻译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学贯中西，“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也可赞一声举世无双。一名作家的童年生活和人生阅历会对其文学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并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观的形成密切相关。林语堂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众多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独树一帜，与其长期的中美跨文化经历密切相关 [11] 。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他对西方历史文化的了解更甚于中华文化。自小长于乡野，他本人的性格底色不免由简朴自由铺就。不同于常人的生长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他热爱自由、乐观幽默的性格；另一方面形成了他西方式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

林语堂早年在美、德两国留学，获得了西方生活的真实体验，接触了美德两国人文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方文化有了更为成熟的认识。

1919年9月，林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师从白璧德⁴，次年6月结束求学。白璧德极度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与佛教文明能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而同时期的林语堂坚定支持新文化运动，思想上更为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他开始转向自由主义阵营。

至其后半生，林语堂思想发生了转变。20世纪30年代，他系统研究了传统哲学，肯定了孔学和佛教文化，尤其钟情“老庄哲学”和“风格、思想独特的苏东坡、袁枚”等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以道家为本的思想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著作。使他在西方名声大噪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两本著作，除了向白璧德所坚守的“国际人文主义”理想致敬，更是弘扬道家思想。同时，他认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发表”，本质上应是抒情的 [12] 。

总的来说，基于尼采哲学、克罗齐、伊壁鸠鲁和中国儒释道哲学以及古代“性灵派”，林语堂形成了自己快乐轻松的人生观、哲学观和“美即表现”的文学观。

林语堂一生都在向西方推广和阐释“东方智慧”，介绍“抒情哲学”，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他始终对传统文化保持一种温和的态度。所以在源语言作品的选择上，林语堂更倾向于选择体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宣扬性灵、闲适、自由等主题的文本，而《啼笑皆非》文本内容中充满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推崇。

4. 从译介学角度看林语堂《啼笑皆非》汉译

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完全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其中包含其政治倾向、文化观念和人生哲学。他尝试在译作中体现出淡泊名利的老庄思想、追求“性灵”的审美情趣和亦庄亦谐的幽默风格。从翻译审美的各个方面出发，林语堂提出他“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观：“忠实”指表意、传精，相对但不完全忠实于原文；“通顺”指理解透彻原文，据目标读者的心理行文，他强调句法符合读者习惯；“和美”要求把翻译看作是一门艺术，既保留原文风格，又传达原文内涵 [12] 。

“意识形态”因素和“诗学”因素，此二者对林语堂在《啼笑皆非》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影响。林语堂本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向往和喜爱，为了避免中英文化差异给中国读者带来阅读障碍，也为了让译文贴近中国读者以便更多读者理解其创作思想，林语堂必须尽量重视译入语读者的反应。笔者试图通过以下示例来阐述“归化”策略在林语堂自译《啼笑皆非》中的具体表现：

例(1)：We can not foretell like Nostradamus.

译文：我们不能效诺斯特拉达姆士(Nostradamus，欧洲的刘伯温，生于十六世纪)预言其详。

在这个例子中，林语堂通过括号注释的方式对原文进行了补译，一则有效减少了译文篇幅，避免了在此处直接进行补充说明导致译文冗长的风险，二则省去了添加脚注的麻烦，三则刘伯温的形象能更好地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和参透Nostradamus其名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让读者对其人可以有更深刻的认识。刘伯温，明朝开国元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其事迹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如此安排，Nostradamus足智多谋的形象轻松跃然纸上。但据笔者感受，在中国人印象中，似乎诸葛亮会更为人所熟知，此处林语堂却选择了前者作为补译的对象，应是暗自包含了对刘伯温的欣赏，不同于诸葛亮一生谨慎，刘伯温嫉恶如仇，也许更符合这一时期林语堂的心境也更贴合其翻译目的。

例(2)：What we need above all is a theory of the rhythm of life and of the unity and interrelatedness of all things.

译文：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阴阳消长，祸福倚伏，万物齐一，复归本原的哲理。

例(3)：The impostor at least has a sense of humor, but the Economist is utterly humorless and sincere.

译文：拐子至少也会说会笑，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

例(2)选择了意译的方法，以中国传统著作或道家思想中的四字词作为译文，“阴阳消长，祸福倚伏”出自《三命通会·气象篇三》，是明代进士万民英所著的命理学书籍，而命理究其根本，与道家“难逃干系”；“万物齐一”是基于道家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家老子认为“道”是万物“本原”。此间足以体现“诗学”这一因素对林语堂汉译《啼笑皆非》的影响，大胆推测，早在林用英文写就原文时，这些思想早已有了丝丝入扣的影响，使得此处的译文更有些“回译”的妙趣。

此外，虽然明清时期道教一度衰败，但正是由于统治者对道家思想的放逐，迫使其不断向民间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社会意识形态，彼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早已饱受道家思想浸淫，这些文字所承载思想的权威性不言而喻。道家追求清静自然，在当时应极易引起国内同胞强烈认同感，林语堂在翻译时必是抱了这样的心思。

再者，四字成语读来朗朗上口，非常贴合译入语接受环境，这种翻译方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十分照顾译入语读者。例(3)亦是如此：“正襟危坐”和“道貌岸然”这两个成语皆含贬义，形容的主体是“经济学家”，这一职业在当时乃至当代身份地位都远高于普通人，但此处却对英文中的两个中性词甚至可以算作是褒义词的“humorless”和“sincere”做了贬义处理，结合当时环境，更能表达林语堂对当时美国环境的深恶痛绝。

例(4)：A nation is a concern, a government is only its shop counter, and its diplomats are its traveling salesmen...

译文：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商店，政府公署便是这家商店的店柜门面，外交公使就是商店派出走江湖的兜客……

例(4)的译文采用的措辞都带有浓烈中华文化的意味，如“门面”、“走江湖的兜客”等。“门面”一词在中文中不仅指“商铺店面”，还意指“面子体面”；“走江湖”一词指旧时在各地奔走以献演技艺混饭吃的人；“兜客”指“在马路上向路人介绍其店铺，拉人去店里购物、消费和餐饮的人，简单说是拉生意的人”。单从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厌恶和愤懑。“政府”沦为面子工具，“外交官”沦为拉客混饭吃的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最重要的是，与上文提到林语堂的写作目的完全重合，即揭露英美两国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目，警醒中国人民认清现实奋发图强。

5. 结语

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通过社会背景，翻译目的以及译者文化翻译观等多个角度对林语堂《啼笑皆非》汉译本进行研究分析，笔者发现林语堂在针对英译汉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的逻辑与其翻译理念完全契合，诸多的文化因素促使译者做出了“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同时，这一系列的文化分析活动又验证了译介学在翻译研究中独特的指导意义，这种新的翻译研究理念为我们研究译作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和规律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可行路径，并将引导我们去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文章引用

何恺瑶. 基于译介学探究文化因素对林语堂《啼笑皆非》汉译的影响
A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in Yutang’s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11): 5503-550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173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