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hen we say Ni neng duo chi jiu duo chi (你能多吃就多吃) or Ni neng shao chi jiu shao chi (你能少吃就少吃), it is easily understood in Mandarin Chinese. Nevertheless, Ni neng chi duo shao chi duo shao (你能吃多少吃多少) is an obscure sentence. Why is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vague? How do people eliminate the vague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semantic meaning restructuring in isomorphic sentenc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meaning choice processes from the angl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pragmatics, social context, and affections. It presents its reasonable relevant inference and conclusion.

Keywords:Isomorphism, Semantic Restructuring, Context, Meaning Choic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同构句语义重构与意义选择的心理取向

张令千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16年5月5日；录用日期：2016年5月19日；发布日期：2016年5月26日

摘 要

在汉语中如果我们说“你能多吃就多吃”或“你能少吃就少吃”是不会引起任何误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你能吃多少吃多少”，会使人感到费解。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意义的模糊？人们又是怎么化解这些疑惑的呢？本文基于对语言同构句语义重构现象的分析，从认知心理学、语用学、社会语境及情感等多个角度来阐释重构后的意义的心理取舍过程，并得出相对合理的推导或结论。

关键词 :同构，语义重构，语境，意义选择，心理取向

1. 缘起

根据Lyons的观点，语境决定语言的意义(即含义) [1] 。语境决定意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明白说出的或听到的是什么；第二，明白说出的或听到的内容的观点；第三，明白问题或内容的弦外之音。正常情况下，说者和听者所关注的焦点会集中在内容的语内或语外之音，听者常会采用固有的理解方式去理解所处语境中的意义、处理和检索同一句话中所蕴含的多义、歧义和双关，以正确捕捉话语的真实含义。然而，如若语境背景不足或模糊，情况就未必尽然了。譬如：

(1) They passed the port at midnight. [1]

句(1)的含义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语境高度一致与对等的情况；一种是语义随语境的变化超越了原有状况而出现多义、歧义(ambiguous)和双关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port”一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同形同音多义词(homonym)，第一含义为“港口、口岸”；第二含义为“舱门、上/下货口”；第三含义是“(飞行器的)左舷”；第四含义是“(一种产自葡萄牙的)波尔图葡萄酒”。对于这类多义词，听者会通过动词“pass”来判断其含义，逻辑和常识会使听者把“pass”与表地点的词联系起来，如“港口；上/下货口”，而一般不会与“左舷；飞行器”相联系，除非有更加明细的上下文，或者是专门说明“飞行器”或“船舶”方面的说明。然而“pass”也具有一词多义的特点，从传统句法观点看，一词多义(polysemy)没有区分句子与句子之间意义的功能，而同形异义(homonymy)则不然。正如“pas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最凸显的含义是“hand from one to another”，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相应的上下文中它还有“go past”之意。如果(1)中的“port”是“harbour”之意，那么“pass”则为“go past”，若“port”为“wine”，则“pass”可能意为“hand over”或“hand from one to another”。由此可见，语境或上下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说话时运用更多的是语言意识(即语感)而不是语境，并习惯性地忽略词汇、语法的多义现象。例如，“the vintage port”会被自然地反应为“酒”，而“the busy port”会被理解为“繁忙的港口”，词汇的多义性在语境中会自然地在大脑中形成固有的“语法意识”，从而得出听者所需要的信息，亦即“语法意识”决定了听者的语义选择。他们认为这样的句子无需语境，仅凭语感就能完成意义的判断。然而，如若说话人出于幽默、嬉闹、双关或蓄意制造出让人混淆或模糊的妙语(punch-line)，致使听者被引入到预设的“花园小径”(garden path)¹。也就是说“语法意识”未必能够全能地帮助大脑解决意义识别问题，毕竟还有大量的日常表达是要依赖于语境来捕捉其含义的，毕竟语境也制约着语感和语言意识，对于那些语义发生过重构的同构句来说尤为如此。那么Lyons的“语境决定语言意义”论就显得尤为金科玉律了，譬如汉语中的同构句：

(2) 你能穿多少穿多少。

句(2)的意思到底是要你穿多点还是穿少点呢？其含义主要取决于听者和说者所处的环境。新格莱斯派在对信息量²进行考量时，首先是听者对说者的信息进行意义推导，努力找出支持说话人这么说而不那么说的理由，从信息量角度看，就是确定说话人是不是隐含了上限或下限 [2] 。Lyons也认为，交际中的任何言者和听者都会下意识地心存多个理解角度，以备释意之用，他们能十分精准地锁定对方的意思，很少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 [1] 。但是有时模糊与清晰是同在的，正如例(2)，该句应该具备两种潜在的语境，一个是在冬天，一个是夏天。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如果是在冬天里说这句话，其意应为“你越穿得多越好”，因为冬天很冷，需要多穿衣服。如果是夏天，其意则为“你越穿得少越好”，因为夏天炎热，应尽量少穿衣服。这也应证了张秀松的观点，即认知主题对统一事物采取的观察角度(perspectivisation)不同、关注侧面(profile)不同、心理扫描方式(manner of scanning)不同、认识场景的精细化程度(specificity)不同，会得到不同的识解(construal)结果 [3] 。这种理解可以通过表1来分解。

由此可见，语境不一定是给定的，而是择定的，是根据理解话语的需要而定的 [2] 。本文将就语言中同文句\同构句(亦称异质同构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³)，在不同语境中导致语义重构的现象作出分析，同时也将对意义之于认知在作出选择时，人的心理取向作出解读。

2. 语义重构发凡

2.1. 语境与语义重构

语境论的核心观点是“语言不确定论”。也就是说，句子不能表达完整的命题，故此需要在语境中通过不同的语用过程确定其含义。学界对于语境的认识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静态观，一种是动态观。静态观认为，语境是预存于交际双方大脑的恒定因素，而动态观认为，语境是即时共建的、不断变化的 [4] 。然而，无论静态还是动态，对于同文句句义重构现象来说，双重特性集于一身。这种同文句(同构句)在不同语境(或背景)下出现语义(或意义)重构现象除上述例(2)外，又如：

(3) 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

(4) 单身人的由来：原来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

根据Halliday的观点，语义的判定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语义学；词汇语法学和语音(音位)学( [5] , p. 128)。而语义学还和个人经历、逻辑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上下文有关联。然而，笔者认为逻辑关系与上下文关系不应被过度分割，它们是密不可分的，语境本身包含了上下文关系和逻辑关系，语境的千差万别会导致理解的截然不同。从语境差异的角度看，上述句子其实是一种说话人的前设心理语境在起作用。如例(3)，句子隐含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背景。前者“谁都看不上”，从时间上来分析，应该是指女子最

初眼光很高，谁都看不上，而后者“谁都看不上”则是指由于时过境迁，自身容颜老矣，谁都没有看上她。这里面的前设语境需要对话者双方在特定的语境下，使用自然的语言逻辑推断才能准确获得其含义。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认知“心理扫描”和“认识场景”的作用。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运用这种认识场景来理解身边的事物。这种语境的前设在语言学中也称为“语境预设”。根据《新编英

表1. 语境图解表

汉语言学词典》，对于“预设”或“前提”(presupposition)一词做过如下的描述：“语境预设”在语言学和语言逻辑哲学中运用较为广泛。在逻辑中，如果S₁含有S₂；如果非S₁也含有S₂，则S₁就精确地推出S₂ [6] 。例如，“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或“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not bald.”都可以推断出“there is presently a king of France”。语言学是在确定句子真值(truth value)和区分句子间不同类型的逻辑关系时才讨论“预设前提”这个概念，而“预设”多用于四种意义，即：

(a) 存在前提：即指与交际不相干的句子意义或成分；

(b) 逻辑前提：即指说话中对事物间自然关系的理解；

(c) 组合前提：即指话语中词和语句间的语义限定关系；

(d) 交际前提：即指说话人对听话人知识水平的认识。

“预设”是说话者或写作者假定对方已知晓的信息，它通常在两个命题间建立一种关系，尤其是一种蕴涵关系，并且同真值指派有关( [7] , p. 288)。因此，Fillmore把这种关系视之为“实施某一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8] ，亦即是“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知识” [9] 。例如：

(5) A: What about inviting Simon tonight?

B: What a good idea; then he can give Monica a lift. [10]

这里的预设包括：A和B都知道西蒙和莫妮卡是谁；西蒙有交通工具，并且很有可能是一辆小车；而莫妮卡目前没有交通工具。这里所指的“预设”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设的语境有关，也就是说只有在双方都熟悉的语境中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对白。同时也说明人们在获取词汇意义的同时也记忆了情境，将其储存于大脑，从而成为前语境经验，体现为词汇与情境的特定联系 [11] 。可见，前语境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语境，是与情境相对应的语境经验，这与关联理论的认知环境类似，包括了所有的认知资源 [4] 。

同理，例(4)中的“原来喜欢一个人”和“现在喜欢一个人”也存在语境导致意义重构的现象。这个差异是通过两个表时间的词“原来”和“现在”体现出来的，这就是“场景化的精细程度”对于语义识解的作用使然。因此，听者会下意识地认为第一个“喜欢一个人”指的是她/他原来喜欢或爱上过别人，第二个“喜欢一个人”则指她/他现在喜欢一个人独处(或呆在家)。另外一种解释与“语境动态”说、“意义迁移”说有关。按照Verschueren的观点，语境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与客观外在现实相联系的互动过程中创造的，意义随语境改变而变化 [12] 。也就是说，即便是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其效果或含义将会截然不同。例(4)中的“原来”和“现在”，单独看是两个静态的时间段，如果不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句子的意义不会发生变化(迁移)。但是，话语的玄机恰恰在于它巧妙地“迁移”了语境，致使听者大脑中的时间节点随之产生变化，意义也随之悄然移动。此时的听者，至少不再认为后面的“喜欢一个人”与前者是等同的含义。这也是王文斌的观点，他认为一切事物均具时空规定性，事物存在于时间，展现其运动性 [13] 。同时，人类的认知能力也赋予时空许多相似特征，使一些时间概念可以通过空间隐喻形式表达出来( [14] , p. 231)。当然，这种感知必然含有其主观成分 [13] 。由此可见，这种心理的变化正是“语境动态”造成的。对于类似于(3)、(4)这样的同构句，语境的参与对其隐喻的确认和理解、歧义的消除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语境是否充分是决定比喻语言理解难易的关键。听者或读者通过想象力，努力在本体和喻体间建立一种“统一”，寻找“喻底”，如果这种“统一”或“喻底”能够适合当下的语境，与上下文意义一致，便可消除歧义，获得隐喻意义 [15] 。

2.2. 意义投射与语义重构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话语并非其本意。从意义投射(projection of meaning)的角度看，许多句子由于具体的语境原因，会发生意义变化，转为一种意义投射，或者说是一种意义“对应” [16] 。“管辖与约束理论”(GB Theory)认为，语义的“题元角色(Ɵ-role)”是通过“次范畴化属性(subcategorization property)”中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逻辑式里的相同属性表现出来的 [17] 。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句子具有无穷多的潜在句子功能，例如陈述句“Pearl has promised the duke a night of love.”就具有投射性，因为“promise… a night of love”的内在含义可以生成N种解释方式。上述例(3)和例(4)的潜在投射在于其整个语流中的支语流可能会被听者单独考虑，这时歧义就会出现。因为，从语流上来看，“谁都看不上”和“喜欢一个人”都隐含着歧义在其中。例如，在“The guy who coaches my niece is a professional.”这个语流中，my niece is a professional就代表一种局部的歧义，这种局部的歧义就是上文提到的“花园小径”现象。在语言学树形图中，带标记的括号结构式表示一致性原则(见图1)。

例如：

(6) 想和某个人在一起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喜欢上人家，另一种是喜欢上人家。

就例(6)而言，句子的逻辑相同属性是“在一起”，由这一线索将两个不同含义的“喜欢上人家”串联起来。此时，听者须调动语言逻辑分析系统来进行逐层含义分析。“在一起”的浅层结构可能指的是“相聚在一起”或“时常聚会”之意，而其深层结构可能与“生活在一起”或“结婚”有关。这种意义的投射可以通过“剥笋”的方式来寻找意义的真正含义。如此看来，“喜欢上人家”的第一层含义应该释义为“喜欢与某人在一起(玩)，原因是喜欢到他/她家里去”，也许他/她家里有许多可以供他们/她们玩的内容，而其深层含义则是“喜欢与某人一起生活(婚姻的结合)，原因是喜欢上了(爱上了)他/她”。

Lakoff & Jonhnson曾经说过，“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 [18] , p. 147)。这种隐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经验，二是基于具体到抽象的投射，即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将一个概念域隐喻性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识领域里的相似联想。正是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投射，词汇发展了其不同的义项，产生了许多隐喻含义。如：hot一词，其本义是“感觉热的”，通过隐喻影射产生了“辣的”、“热情的”、“兴奋的”、“热门的”等含义( [19] , p. 120)。

2.3. 情感、态度与语义重构

意义的重构还与言者的立场、情感、态度有关。因为人类交际不仅传递信息，也传递情感。语言研究如若只关注信息量，而忽略情感因素，就无法解释有些，甚至所有日常会话，可以说，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可以影响有关词语所传递的信息量 [2] 。听者在选择信息的意义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意义筛选、过滤与锁定的过程。常言道“听者有心”，其实指的就是意义的选择与锁定过程。人脑天生具有意义筛选和过滤的能力，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几个相互关联的步骤完成的，往往是由外部(浅层)意义走向内部(深层)

图1. 语言学树形图

意义的跨越，而在这个跨越中，情感和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例如：

(7) 地铁里一个女子给男友打电话：“我已到西直门了，你到出站口来接我。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

显然，女子的语气里充满了两种色彩，第一种是浅层的，意即她如若没有到就让男友等她一会，而另一种色彩是带惩罚性的，或曰威胁性的，意即如果我到了你还没有到，就有你好果子吃，看我怎么收拾你。为了表达准确、具体的语言行为目的，有时需要选择专门区分句子类型的语法或语调手段 [20] ，来表示特别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语音、语调、手势等表达说话人情感的副语言方式，对于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 [21] 。例(7)中的两个“你就等着吧”的语调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朱德熙所言，“确定汉语句意的最终根据只能是停顿和句调” [22] ，这样的“句子”恰恰等于英语里的utterance [23] - [25] 。听者可从言者的语调里觉察出来。命题是句子语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等着吧”就是例(7)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命题态度涉及情态范畴和交际范畴，命题的态度包含各种情态意义和语用意义。同一个命题可以表达不同的意向和情态。这便是华卲所划分的三类情态意义：“M ₁客观情态；M₂主观情态；M₃交际(意向)情态或态势 [26] 。它们都是由说话人确定的，从而只能在言语中、语句中实现”。

3. 同构句语义重构后意义选择的心理取向

3.1. 从“现象意”与“感受意”看

语义判定与语言感觉有关。徐盛桓指出，语句除了直陈意义和含意之外还有第三种信息，并把它叫做“感受意义”(quale sense) [27] 。他认为，“感受意”是“可感受的”，是“在读(听)者的意识中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通常“难于用语义锁定的感觉、情绪、氛围”。后来，他又将“感受意”称为“现象意”(phenomenal sense)，并进一步指出“现象意”是难于言喻的或难于确当表征的主观心理感受 [28] 。应该说“现象意”是显性的，而“感受意”是隐性的。朱德熙认为，“显性语法义”与“隐性语法义”是不一致的 [29] 。邵敬敏亦认为，“显性的句法关系和隐性的语义关系”之间具有对应规律 [30] 。其实，这就是句法与语义结构之间的一种“一表一里，一显一隐”的关系 [31] 。例如(8)就有一表一里的歧义现象：

(8) Is your father a glazier?

句子表面上看是在问“你父亲是个玻璃工吗？”，而实际上是在埋怨“你别挡住我(的视线)好吗？”。因为在逻辑语法里，所有合语法的句法结构集合和语义结构集合之间有同构的关系(isomorphism)，但是，由于听者在理解语言时是一个跟踪–锁定的过程，即动态的过程，因此，听者从“现象意”进入到“感受意”时，其心理取向也会动态地随着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意义的判断和甄选，最后锁定语义含义。换言之，听者会使用自己的语言直觉来处理和判定言者的含义。Devitt认定，语言直觉产生于语言官能，是一种生理表现，恰如视觉与视觉判断产生于人类的生理系统一样( [32] [33] , p. 484, 251)。“直觉”简单地说，也就是“判断”的另一种表达( [34] , p. 26)。例句(8)尽管具有“表”“里”含义，但是对于听者来说，他/她的直觉能够助其准确识别出其真正的含义。

3.2. 从“视角内”与“视角外”看

Fillmore在Katz句子三种功能理论⁴的基础上提出考察语句功能的第四个维度：定位(orientation)和视角(perspective) ( [35] [36] , p. 35, 36)。这种基于视角的考察，将语句的表达信息分成了“视角内”和“视角外”两个内容。这里的“内”与“外”，其实就是“意向内”和“意向外”的概念。人脑对于意义的识别常常会体现出一种意义的“利己”倾向，表现为意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理状态，并呈现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常常表现为各种场景、以各种形式、用各种手段来最佳地贴近自我。所谓“贴近”可以是从即时即刻的心境到习得了的文化风俗习惯，抑或是一种从物质利益到一种思想情怀 [37] 。语言运用的意向性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关指的所在，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所谓“统一”，是指人观念地意识到自己意识的指向，并使这“指向”指向对象，根据所意识到的对象的情况使“指向”落到实处，这就使自我意识同对象意识统一起来。如(8)，说话者的指向非常明确，如果是在看电影或看球赛的语境下，这种“利己”的意会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同时，听者对于说者的指向也一定心领神会，会马上做出反应。因此，我们认为“意向性作为意识活动的一项核心内容，更是语言活动的开端和归属，认识是同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38] 。

意向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涉及两个维度，即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从例(8)来看，如果给定的语境不清晰，会使听者产生错觉，导致其本意发生意外的变化。这正是语言意义的一个特性。因为如果意义被“遮蔽”或不明显，说话人的本意就会被误读，然后发生转移。这也是同构句最易于被误读的原因。这种易于误读的特性就给歧义、双关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同时也就解释了语境能使同构句产生语义重构的原因。

3.3. 从“形式因”与“目的因”看

根据Grice的“所言”与“所含”原则，“所言”是“形式因”，“所含”属于“目的因” [39] 。他阐述“所含”时，还将其分为规约含义、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 [40] 。这一学说的理论之源是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而这一结构理论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 [41] , p. 130])。对于隐喻而言，最被关注的是后三“因”。根据张玮的观点，“形式因”对应“喻内行为(metaphorical locutionary act，简称MLA)”、“目的因”对应“喻外行为(metaphorical illocutionary act，简称MIA)”、“动力因”对应“喻效行为(metaphorical perlocutionary act，简称MPA)” [42] 。同时，他还认为隐喻认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隐喻感知”阶段和“隐喻推理”阶段。前者为隐喻交际的初始阶段，听话人只能对说话人话语中是否运用了隐喻进行初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位隐喻中的“喻标”(tenor，简称T)和“喻源”(vehicle，简称V)及其具体的所指；后者的隐喻性假设成为双方共享的交际资源与适切条件，并以此促成交际双方的隐喻表达发生关联，说话人的交际意图由此被听话人准确识解。“隐喻感知”须经历两个过程，一个是“隐喻初辨”过程，如：说话人说“Books are my food.”听者在听到“food”一词时会对其进行词义的“初辨”；然后进入到第二过程“隐喻定位”。“隐喻推理”亦须经历两个过程，一个是“隐喻参构”，一个是“隐喻关联”。如，说话人说“Mr. Smith has a pig head.”，听话人首先在脑海里闪现的是“pig”而不是“monkey”。“猪”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愚蠢的动物，因此，听者会将其与“愚笨”关联起来。至此，整个语言认知过程就算完成了。

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对这种认知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例如考夫卡在其《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对此类同构句型冠以“同型论(isomorphism)”概念，并采用“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来对其进行全方位解释。在他看来，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物场，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而雷卿则借用Davidson的“属性二元论”及其“心智对物质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观点，把心与身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为“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事件是一个实体在特定时间里拥有或失去某种属性 [43] ；物质上相似的对象一定在心理上相似，没有物质的变化就没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属性附随相伴于物质属性。此乃“心物同型”论是也。

3.4. 从“移就”与“语义映射”看

同构句的语义重构及其判断还与“移就”和“语义映射”有关。所谓“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又曰“hypallage”，该词源自希腊语的“hypallassein”，表示内在或外在变化，“它是将修饰语从本应修饰的名词处移用到实际上不相干的另一个名词上”( [44] , p. 85)，亦可理解为“把描述A事物的词语用到B事物上，是词语搭配的变异形态。移就的语义偏离或超常搭配突破了语言的逻辑规则，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增加美学效果” [45] 。传统意义上的移就与认知视界中的隐喻具有同位素关系。Lakoff & Johnson提出评判隐喻的两个标准：1) 涉及的两个概念分属于不同认知活动域；2) 只涉及部分特征的运演( [18] , p. 84)。据此标准可判定移就表述具有隐喻性本质。

首先，移就涉及两个语义场，每个语域均具有特殊的图式结构，例如：

(9) 高考临近，做父母的一定要上紧孩子的发条 [45] 。

例(9)中出现两个语域，一个是“发条”，一个是“面临高考的孩子”。在“发条”语域的典型事件图式中，一般包括了“老式钟表”、“闹钟”、“无动力”等；而在“面临高考的孩子”语域中，其典型事件图式应该包括“压力大”、“精神紧张”、“沉着应对”、“学习效果不佳”、“懈怠”等因素。两域关联的实质是不同语义场的比较和对峙。不同语域间还存在用一个语域呈现另一个语域的关系。被说明的语域是靶域，阐明靶域的是源域。其次，移就并非简单地以源域概念代替靶域概念，而是有选择、有侧重地把源域映射到靶域上从而使靶域具有源域的某些属性 [45] 。不难看出，传统意义的移就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更表征着人类以某一语域经验表述另一语域的认知活动。移就表述将修饰A的修饰语挪移到修饰与其逻辑上并不匹配的B上，形成对立冲突，表面上是一种怪诞搭配，在语用上却是和谐相融的。移就在冲突中达到一致，这就是认知隐喻驱动的效果。

4. 余论

综上所述，左右着同构句意义重构的因素不外乎“语境”、“语义的投射”和言说者的“情感态度”。当然，还有诸多的因素都有可能对语义的迁移产生影响，诸如“语义指向”、“直觉”等，但在直接导致语义重构上都未及上述三项关键。而若要准确甄别重构后的语义意义，就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显性义”与“隐性义”的关系；“意向内”与“意向外”的关系；“所言”与“所含”的关系；以及“源域”与“靶域”的关系。同样，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关系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关系需要掌控，例如：语言的递归性；“话题”与“说明”的用法范畴问题；多层面的语义表达与语义分类问题等。这也说明了该研究尚有许多未尽事宜。因此，本研究只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还有更多的任务有待业内人士进一步探讨。

文章引用

张令千. 同构句语义重构与意义选择的心理取向
On the Semantic Restructuring of Isomorphic Sentence and th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of Meaning Choice[J]. 现代语言学, 2016, 04(02): 28-36.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6.4200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