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David Harvey points out that the neoliberalism is essentially an ideological apparatus, which is aiming at restoring conditio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after the “stagflation” crisis as well as defending for retaking the lost power which was once retained by meritocrats when social welfare states were in the period of class compromise policy and deceiving the public. Harvey has expound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eoliber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reshaping the pattern of balance of class forces within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political-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since the 1970s, and he has mainly analyzed the restoration of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U.S. monopoly capitalist class power, the manifestations of neoliberal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the alternatives of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m. Harvey's neoliberal conception outlines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ate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orm,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end of crisis and the new picture of the revival of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but there are some cognitive biases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pplying mechanically it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ramework.

Keywords:Marxism, Logical Criticism, Neoliberalism, Capital Accumulation, Utopi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破坏性创造”：大卫·哈维的 新自由主义观评析

袁思远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2017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17年11月8日；发布日期：2017年11月14日

摘 要

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目的是为“滞胀”危机后重新恢复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为夺回社会福利国家阶级妥协政策时期统治精英阶级失去的权力进行辩护和蒙蔽世人。哈维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重塑各国阶级力量对比格局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统治结构的历史过程，重点剖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权力的复辟、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表现形式、工人阶级对抗新自由主义可替代的选择。哈维的新自由主义观勾勒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历史发展形态、基本特征、危机趋势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新图景。但是，哈维用其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框架僵化地套用中国改革开放是其认识偏颇所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逻辑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乌托邦，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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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是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瓦解、转向资本主义复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的政治–经济统治结构逐渐成型。在整个西方政治文化向右转的大氛围下，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大卫·哈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动西方国家资本积累条件的重建以及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权力复辟的过程，为人们准确把握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

2. 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真面目

哈维立足于前人对该理论和实践总结提炼的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各个领域所表现出的看似十分可观迹象仅仅停留在鼓吹和宣传的层面之上 [1]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或意识形态工具，“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经济实践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其本身成为人们认识、解释生活以及人们所处的周围世界的常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轮庞大的结构性改革和渐进调整的浪潮已席卷全世界。” [2]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深得人心，甚至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常识，这是因为该理论裹上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被顶礼膜拜的个人解放和自由的神圣理念的外衣。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上，布什总统为《纽约时报》撰文谈到，“自由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份万能的礼物……美国有义务促进自由的传播。” [3] 布什政府以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借口发动了战争。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自由是一匹非常好骑的马，但问题在于骑往何处。” [4] 事实证明，伊拉克人已经骑上这匹美国用武力慷慨授予的好马径直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畜栏。2003年9月19日，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在战后伊拉克强力开展的一系列举措足以说明这一点，战后伊拉克的公共企业、银行、石油等等国家重要资产被外国资本疯狂的吞噬，据为外国资本所有 [5] 。由此可见，罩着个人解放和自由神圣光环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它为外国垄断资本在伊拉克进行资本积累和攫取巨额利润打开便捷之门。

哈维又以美国对智利、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为例，揭露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大国垄断资本意识形态工具的真面目。哈维从中得出结论：“新自由主义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成功实现了财富由被统治阶级到统治精英阶级、由贫穷地区到富裕地区的流动。” [6] 可见，新自由主义为维护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资本积累模式；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为垄断资本助威呐喊，从而大肆吸收世界市场超额垄断利润的作用 [7] 。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却呈现出个人利益至上与威权主义之间露骨的自相矛盾，这源于在经济上鼓吹的个人权利至上、反对国家干预与在政治上体现的威权主义、反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倾向形成尖锐的对立。一旦发生金融系统整体与大众福利之间的冲突，新自由主义国家选择严厉打压各种威胁垄断资本利益的民主运动(包括劳工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绿色运动等) [1] 。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军事专制和独裁，采用积极镇压甚至低水平的战争去压制民众的反抗。因此，新自由主义所谓个人解放和自由的乌托邦幻想只是为上层阶级夺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罢了。

3.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实现阶级权力复辟的关键因素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被证明是可以有效重振全球资本积累，但它成功地恢复了的统治阶级权利。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爆发，使战后形成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统治模式难以为继，普及欧洲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亦逐渐丧失活力，重启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案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例如，在许多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这些地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倾向于一种更加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理想，甚至在美国，民众也为国家对所有行业进行干预的改革雀跃欢呼。“除了政治上的危机感，经济上对统治阶级地位的威胁也愈来愈突出了。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的劳资协议中都限制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而给予劳动者分享更大份额的经济蛋糕的权利。对此，经济强劲增长时统治阶级还勉强能够接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必须做出决断去捍卫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权力。” [2] 近距离考察美国统治精英阶级权力的复辟过程，对于理解其他国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和导致社会内部大规模的阶级结构重组是非常关键的。

美国向新自由主义统治模式转型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对财政自律规则的重建。1975年，金融机构拒绝对纽约市政府进行债务展期。为避免城市破产，政府不得不对市工会权利进行打压，对公共部门采取裁员、冻结工资、削减社会支出和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时，政府实行紧急财政救助，即利用纳税人税收收入偿还债券持有人，同时逼迫城市工会把工人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政府债券，以避免由于城市破产而失去养老金。这一系列行为相当于金融机构反对纽约市民选政府的一场政变，纽约的财政危机治理案例建立起一种原则，即一旦在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利益与公民的福祉发生冲突时，那么政府将牺牲社会公众的福利而优先考虑前者的利益。

美国向新自由主义统治模式转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对媒体和教育机构的意识形态的攻击。为了让国家权力支持的垄断资本权力的复辟获得民众认可，由富人和企业捐助者筹资资助的独立的“智库”迅速增张(其中以美国传统基金会为领头)，它们打着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幌子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猛攻。在“滞胀”危机晦暗年代里，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被解释成一场关于治理体系的危机，这些媒体宣扬“让政府脱离人民的支持”、使政府作用弱化到被“淹死在浴缸里”的思想。其次，“新货币主义经济正统的全球扩散也扮演了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角色……1980年后，美国大学的经济系负责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学说，目的是要将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在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中诞生了‘华盛顿共识’”，标志着全球转向了塑造有利于美欧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金融和贸易体系。

美国向新自由主义统治模式转型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对左翼劳动权力机构和派别的打压。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通过国家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挥舞大棒对期望通过劳资集体协商来实现社会公正的工会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劳动权力机构进行镇压 [8] 。1980年，里根总统时期发生了对联邦空中交通管制者工会组织的破坏。里根的政府官员积极推进从航空、电讯到金融行业的反对大政府的非管制化运动，为大公司开辟了资本积累的新领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世界各地不断扩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统治精英阶级权力复辟的缩影。在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则是由上层阶级支持的迅速、残忍、强硬的军事政变和随之而来的对威胁统治阶级地位的城乡社会运动的镇压，来推进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新自由主义实践转型的。

4. 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表现形式

哈维敏锐地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直接劫掠的原罪——在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统治模式转型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持续起作用的力量，且某些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的殖民主义更加深刻、更具欺骗性。他把新自由主义实践将资产和财富从普通大众向上层统治阶级转移或从经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向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这一过程命名为“剥夺式积累”。

哈维剖析了“剥夺性积累”主要表现形式：第一，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唆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被私有化、商品化，在以前被禁止赢利的公共资源领域为私人资本积累释放出新的空间。哈维谈到，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从银行、发电站到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几乎卖光了国内所有具有竞争性和战略性的企业，甚至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了 [9] 。不久后，阿根廷的经济命脉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无情地切割，国内一片狼藉，各行业陷入废弃的深渊。总之，经过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民族财富被掌控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撮私人富豪手中。

第二，处在美元霸权和“华盛顿共识”凌驾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操纵，向它们席卷而来的是以投机性和掠夺性为显著特征的强劲金融浪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大规模贬值，并迅速转移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囊中，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去工业化、被洗劫和屠宰的灾难性后果 [10] 。哈维谈到：“1997年，对冲基金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货币的攻击，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金融危机，美国趁此机会劫掠了这些国家数十年创造的民族财富。” [11]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第三种方式即通过债务陷阱涌现。在世界舞台背景下，危机的产生、管理和控制已经演变为一门协商将财富从贫困国家财富再分配到富裕国家的精细艺术 [12] 。债务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很罕见，仅仅出现在个别国家；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期间却变得频繁了。这是因为处在闲置状态的宝贵资产不用从而失去价值，直到具有偿债能力的资本家选择利用它们并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达到使整个系统合理化和重新分配资产的目的，这些债务危机被精心策划、管理和控制。

5. 工人阶级对抗新自由主义可替代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浪潮已经波及全球，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在其范围内外的对抗性运动，促使人们去寻找另外可行的替代方案。反对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正在激起与其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斗争 [13] 。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发生这种运动的独特的条件，他们的政治方向和组织的模型明显和那些典型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观点相分离。例如，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试图去取代国家的政权或者是去完成一场政治革命。相反，它是为了帮助那些愿意去思考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需求以及允许他们去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追随者，通过一种开放流动的调查方式去寻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理念去服务全体公民社会。

这些工人阶级的运动本身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可替代选择的思想。一些人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强大的力量中完全或者部分地与其脱离联系。另外一些人强调公地的回收，通过暗示很久以前的长时间持续斗争和开展着的这个斗争贯穿于整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辛酸史。一些人设想出多种运动或者全球民间的社会运动，来对抗分散的和没有集权的新自由主义的秩序。这里也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用获得国家权力和进一步朝着经济秩序的全球改革的目标，来把他们的信仰投入更为传统的政党结构之中。许多这些多样化的潮流思想现在聚集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以此尽力来确定他们的共同使命和建立一个有能力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

6. 评哈维新自由主义观的一些认识偏颇

哈维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抓住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走向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逐层深入提炼出上述不同面向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观。他沿着马克思的足迹，锲而不舍地探寻实现人类摆脱异化、自由发展的解放道路，追求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公正与民主化，值得我们深入地思索和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哈维用其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框架套用中国改革开放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颇。

哈维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历了一场资产阶级形成的根本变革”，哈维给出的依据：一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现了私人资本(外资)接管破产的国有企业浪潮，“巨大的民族资产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转移到一小撮私人手中”；二是中国土地流转和产权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类似于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无形之中在全球市场中与新自由主义规则存在某种关联；四是资本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公–私”合伙的关系模式 [14] ；哈维通过以上四点依据做出中国已经具备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的基本特征的判断值得商榷。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前景。邓小平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分水岭的“左”的思想框架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进程所创造的工业生产力和一切优秀人类文明成果，迅速实现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由此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改革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以及中国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向共产主义迂回过渡的政治谋略，对于哈维来说，是其理论的盲点和话语的不可通约之处，故需要他更多地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论和实践脉络。

文章引用

袁思远. “破坏性创造”：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观评析
“Creative Destruction”: 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s View of Neoliberalism[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11): 1368-1373.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1119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