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作家在许多作品中都塑造了传奇人物“尤利西斯”,但各个时期西方作品中的“尤利西斯”形象却各不相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是世俗人本精神的初创者;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尤利西斯是理性意识的觉醒者;但丁《神曲》的尤利西斯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丁尼生诗歌中的尤利西斯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而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这位“现代版尤利西斯”则是西方文明信仰失落中孤独的精神流浪者。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文学对“尤利西斯”形象的塑造与嬗变过程来探讨西方文明在几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人文观念的传承与变革,这对于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Though many western writers have shaped the legendry character of “Ulysses”, the images of “Ulysses” vary in different western works in different times. In Homer’s Odyssey “Ulysses” is the initial establisher of secular humanism; in Virgil’s Aeneid he is the awakened one with rational sense; in Dante’s The Divine Comedy he is the defender of individualism against theocracy; in Tennyson’s poem Ulysses, he is a pioneer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hile in James Joyce’s Ulysses, under the guise of Bloom, this modern Ulysses is a lonely spiritual tramp in the faith-lost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By studying the mol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Ulysses’ image chronically, which is meaningful and unavoidable for study o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essay casts light on the succession and revolution of western humanism in several significant cultural transitions and turns.
卢婕1,2
1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6年3月1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4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21日
尽管西方作家在许多作品中都塑造了传奇人物“尤利西斯”,但各个时期西方作品中的“尤利西斯”形象却各不相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是世俗人本精神的初创者;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尤利西斯是理性意识的觉醒者;但丁《神曲》的尤利西斯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丁尼生诗歌中的尤利西斯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而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这位“现代版尤利西斯”则是西方文明信仰失落中孤独的精神流浪者。本文通过梳理西方文学对“尤利西斯”形象的塑造与嬗变过程来探讨西方文明在几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人文观念的传承与变革,这对于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尤利西斯,形象嬗变,人文观念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三章《但丁的陌生性:尤利西斯和贝亚特丽丝》中说到:“从荷马到尼科斯·卡赞札基斯,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形象经历了许多西方作家异乎寻常的修饰再造,其中有品达、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加、但丁、查普曼、卡尔德隆、莎士比亚、歌德、丁尼生、乔伊斯、庞德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 [
古希腊–罗马文学是西方文学与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文学的辉煌代表,对西方人文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曾提到,荷马教育了希腊人。柏拉图的评价具有至少以下两个内涵:一、荷马史诗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具有为古希腊人提供学习当时社会生活与技能的教材与范本的重要意义;二、荷马史诗所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从精神层面上寓言式地表达了古希腊时期人们信仰的普遍真理,体现了那个时代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世俗人本意识。正是由于荷马史诗所具有的第二个层面的重大意义使得这部伟大史诗被看做西方文明人文精神的起源。所以,作为荷马史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德赛》所塑造的英雄奥德赛(罗马名为“尤利西斯”)对于西方文明圈的人文观念的形成理所当然具有开创性意义。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用木马计攻下特洛伊,带着财宝与奴隶返回故土,不料在海上遭遇大难导致十年漂泊与历险。最后凭借非凡的毅力与才智终于与妻儿团聚,重登伊达卡国王宝座。奥德赛被塑造为一位为维护个人私有财产,为维护个人权利和荣誉而斗争的英雄。黑格尔说“民族精灵的集合过程构成一系列的形态,这一系列的形态在这里包括整个自然以及整个伦理世界在内” [
古罗马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被认为是对荷马史诗的传承和模仿,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史诗的前半部分写埃涅阿斯的海上冒险有明显的模仿奥德赛海上漂泊回家的时间结构,并且二者都经历游历地府,在宴会上追叙前七年的际遇,都有铁匠神应女神之请而为之铸造铠甲,举行葬礼竞技等情节。所以维吉尔笔下实际上刻画了两个奥德赛:一个是变形为埃涅阿斯的“奥德赛”,一个是维吉尔作品中人物口中谈论的由荷马所塑造的“奥德赛”。维吉尔对这一显一隐两个“奥德赛”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在《埃涅阿斯纪》中,埃涅阿斯(奥德赛之变形)作为罗马统治者的神化形象,在神的授意下奔赴罗马,战胜敌人,克制情欲,最终建立圣神的罗马城。埃涅阿斯是罗马时期的“民族精灵”,他体现了“神–理性–人”三位一体的世俗人本意识的萌芽(这种人文观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中发展到了极致)。而荷马所塑造的奥德赛在维吉尔笔下不再是象征智慧与勇力的英雄,反而沦落为处处遭受指责的反面人物。“维吉尔不愿意直接指责尤利西斯,他便把这一工作转交给了他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把《奥德赛》的主人公界定为狡诈欺骗之徒” [
荷马史诗与维吉尔笔下的奥德赛形象存在着“英雄”与“反英雄”的巨大冲突。从其深层内涵来看,作为西方人文观中世俗人本精神和理性意识的初创者。他们分别表达了西方人文观中“个体”与“集体”,“原欲”与“理性”的矛盾状态。正是为了在此二者中寻求到较佳的平衡以维系西方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西方文学才出现了流派林立、思潮更迭的现象。一言以蔽之,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肇始,西方文学中先后出现的中世纪文学、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无不是在“个体”与“集体”,“原欲”与“理性”的人文观念的高扬与反拨,纠正与调试中萌生与消亡。
在文艺复兴前期,作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标志性人物,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创造性地改写了荷马笔下奥德赛的结局:尤利西斯在历经艰难险阻之后并没有到伊萨卡家中去寻找妻子,而是离开喀耳刻以便突破阻拦,探索未知的险境。在《地狱篇》第二十六章里,尤利西斯在年迈力衰之际到达了赫拉克勒斯设立界标禁止通行的地方却仍向同伴呐喊:“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到达了西方,到了这短暂的守望时刻,我们绝不能放弃历险,要在太阳的照耀下探寻那渺无人烟的世界。想一想你们的根源,你们生来不是行尸走肉,而是要追寻美德和知识” [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他的名篇《尤利西斯》作于1833年秋,即诗人的挚友Arthur Henry Hallam去世后不久。丁尼生说“这首诗是在失落感与所有逝去的东西的启发下写成,但是生活还得抗争到底”。这首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诗以戏剧独白的形式重申了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讲的尤利西斯精神。丁尼生诗中主人公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抛弃故土,将扬帆于海洋和未知的神秘的世界视为人生的归途。诗中写道“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Life to the lees: all times I have enjoy’d.”(“我不愿在人生的道路上停止不前/我要饱尝人生的辛酸”) [
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于1922年出版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于 1904 年 6 月 16 日 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十八章,表面上每章内容晦涩凌乱,实则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与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截然不同,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现代版的“尤利西斯”是一个反英雄形象。奥德修斯英雄式的海上历险变成了布鲁姆在都市街巷的游荡,揭示了布鲁姆在都柏林社会的边缘身份,刻画了现代人由精神瘫痪和灵魂空虚造成的自我异化。但布鲁姆平庸猥琐又自恃清高,胆小怯懦又热心血性,苦闷彷徨又充满希望,饱含无奈又期待奇迹。他的颓废和矛盾反映了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迷茫和绝望。
高尚而又鄙俗,勇敢而又怯懦,有文明教养而又优柔寡断,理智宽容而又欲念丛生,抱负远大而又自我沦陷。种种悖论性的精神特征共同形塑“布鲁姆”这位现代版的“尤利西斯”形象。而导致他性格上诸多矛盾的根源则是:“他身上秉承了西方优秀文化的传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文明之光;而他生理和心理的病态特征和根本原因,又全面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痼疾,全面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悲剧” [
尽管西方作家都塑造了传奇人物“尤利西斯”,但各个时期作品中的“尤利西斯”形象却各不相同。维柯把世界历史分为“神祗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与“颓废时期”。根据这样的分期来分析“尤利西斯”形象嬗变的动因与规律可以看出:在“神祗时期”的荷马史诗中,自然界的每个方面都被赋予意图或精神,而尤利西斯是那个神权时期世俗人本精神的隐喻式表达;在“英雄时期”的《埃涅阿斯纪》中,尤利西斯作为时代的精英分子,转喻式地表达了贵族时代人类理性意识的觉醒;但丁处于“英雄时期”与“人的时期”的交替之际,《神曲》中的尤利西斯介于转喻与提喻之间,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在神权与人权的“漩涡”中挣扎;在“人的时期”的丁尼生诗歌中,贵族精英与下层民众共享某种人性,特殊向一般滑落,部分向整体升华。丁尼生诗歌中的尤利西斯是理性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提喻式表达;在“颓废时期”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布鲁姆这位“现代版尤利西斯”是对信仰失落的西方文明的反讽式表达。由此可见,人类历史按比喻–转喻–提喻–反讽修辞四格退化决定了“尤利西斯”形象的“四体演进”路径。赵毅衡教授认为:“历史朝着反讽演进是符号行为的必然……可以认为四体演进是历史退化论,因为崇高感消失了,让位给怀疑论;也可以认为这是进步,是任何一种表意方式必然出现的成熟化过程……任何一种表意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否定” [
卢 婕. 从“尤利西斯”形象的变异看西方人文观的形塑与嬗变The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Western Humanism as See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lysses’ Images[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04(01): 1-6.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6.4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