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厘清其“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思想笔记里对传统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扬弃,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十一条论断所展示的本体论境领域,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对其本体的批判与解救过程中实现对其新世界的催生。本文试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域出发,剖析费尔巴哈“新哲学”消解传统本体,从思辩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纯粹唯物主义那里解救出感性本体,却又将其导致抽象重构、最终复归于旧哲学体系的过程,从而揭示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不自觉”的感性本体的悖论,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这一新与旧的矛盾统一体。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World Outlook” and Feuerbach’s “Humanism”, Marx has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idealism and the old materialism in the thought note of Feuerbach’s Outline. On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is the field of ontology that this eleven argument shows,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birth of its new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sm and rescue of its ontology.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Feuerbach’s “new philosophy” from the body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ontological domain, to solve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from the think of idealism, religious theology, pure materialism where the rescue of the emotional ontology, but will which lead to the process of abstract re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to the process of the old philosophical system, thus revealing the paradox of the perceptual ontology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unconscious” and the humanism material system derived from it a new and old contradictory unity.
姚闳耀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17年5月26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2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15日
马克思为厘清其“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思想笔记里对传统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扬弃,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十一条论断所展示的本体论境领域,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对其本体的批判与解救过程中实现对其新世界的催生。本文试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域出发,剖析费尔巴哈“新哲学”消解传统本体,从思辩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纯粹唯物主义那里解救出感性本体,却又将其导致抽象重构、最终复归于旧哲学体系的过程,从而揭示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不自觉”的感性本体的悖论,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这一新与旧的矛盾统一体。
关键词 :感性本体,人本学,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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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以前的一切本体论从广义上讲是要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然而随着哲学问题的自我扬弃,实在本性及其展开过程却不断地以“倒退的形式”指向人类的认识论域,于是这种追求实在的最终本性,尤其是在在近代,则深刻地转向人类思维力图在最高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并以此解释包罗万象的整个世界及其规律,亦即“人类思维要追求的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因此“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是无效的”,抑或说关于实在的本体与人的认识在哲学的基本问题语境中具有深层次的一致性。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如直观反映论、思想客观性、认识的来源等问题指向其本体论域。
诚然,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核心是其人本学,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其唯物主义也是以人本学立论的”( [
费尔巴哈在《论死与不朽》中抨击“个人不朽,灵魂不灭”等学说,宣布无神论并拥护斯宾诺莎的人死后会被自然重新吸收等激进思想,我们至少在此处发现了他即将构建的哲学体系的“人本主义原则”与“唯物主义原则”的萌芽。于是首先,费尔巴哈反思与批判青年黑格尔的纯粹抽象的“思辩哲学”,把原本活生生的,现实的,实在的感性从黑格尔的那先验的“绝对观念”的母体中剥离出来,作为自己预设的第一个本体具象;但费尔巴哈自己也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他看到了思维绝不能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不存在“没有感觉,没有人的,在人之外的思维”,“黑格尔哲学是将思维当成了神圣的绝对的本质,绝对精神不过是以精神、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上帝”( [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即不承认人是感性对象,当然更不能了解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纯粹的唯物主义把人当作非感性对象,即不是从主客体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语境中来理解人,不是从“主体对象化”与“客体非对象化”的双向运动中去理解人。归根结底,不是把人当作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从未把人从自然物种中分离出来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还是把人看作是属于广延的物体实体,甚至是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们,都属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之列。
“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们将“物质”本体简单化或绝对化了,单纯利用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解释全部的哲学问题。似乎物质的存在只能是实体性,而没有什么特殊的形式——例如思维或意识这种特殊的、非实体的物质运动的形式。因此,“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们“只好”并“不得不”把思维或意识归结为“纯粹”的物质,这无疑就抹杀了思维与物质的原则性区别,将“物”这一本体具象绝对化了,他们并没有看到人,而是看到了包括人在内的抽象的整个“物质”实体,因此,费尔巴说拒斥到:如果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自己便不做唯物主义者了。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一再强调并反对黑格尔思辩哲学把绝对观念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批判超验上帝,另一方面又拒斥“极左的”纯粹的唯物主义,主张哲学应当研究自然界、现实社会、人,这种具有现实性的东西,这是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实质。
费尔巴哈对作为其哲学本体具象的感性的“人”及“物”的抽象解说与重构,使他又从“感性的实在性”掉回到“抽象的思辩性”的泥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对“感性”与“实践”的错误理解与偏见。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最终使其哲学仍然复归于旧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在“精神与物质何者为本源”的语境中才具有真实意义,而费尔巴哈哲学把“物质”看作实际物体的集合、具有内容指向与规定性的东西,而不似青年黑格尔般,把“物质”看作是被抽掉任何偶性的抽象范畴,从这个意义上看,费尔巴哈当然算得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他至少看到了绝对精神不能脱离人脑这种物质,意识不过是人脑的产物,认识到了“感知即是存在”——“只有通过感觉(感性直观),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 [
从费尔巴哈对感性本体“人”的重构上看,首先,作为本体的“人”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的抽象存在物。他把这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一切偶性都抽掉了,这个人便“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费尔巴哈的)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 [
由此可见,人本学对“人”这一本体的重构核心在于“抽象”。他过分地强调人,抽象人,他并不是把具有现实性的人作为本体,而是把抽象空洞的人的概念作为本体。这种抽象的、匀质的“人”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无论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还是抽象的人,都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无宁说是唯心的“唯物主义”。因此它只不过都是处于唯心主义向度中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不自觉地完成了向旧哲学的复归的第一步。
从与“物”的抽象重构上看,人本唯物主义的“物”本体只是先于人的与人的活动无涉的自在物,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哲学的最高对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仅仅限于这样三个方面:“人”这一物种产生于物质世界;人的意识产生于人脑这种物质;物质世界在人之意识产生之后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他并没有进一步从自为意义的逻辑先在性的角度将人与物解读为统一于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费尔巴哈哲学把“人”绝对化并打上“物”的标签,这使得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了本体困境,以至于它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虽然从实在论的形式出发,但终究是要回到思辩化的内容中去”,二是“形而上学地拒斥唯物主义,却同旧唯物主义一样具有必然的劣根性,即消极的直观性”,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使得费尔巴哈人本学复归为旧哲学的体系。
一方面,费尔巴哈最为拒斥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过分强调物质的第一性,用抽象的物质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用脱离了人的感性上的纯粹的物质实体来论说本体。因此实质上用抽象物质代替了上帝,对物质的过分崇拜与迷信,以至于也把物质本体绝对化,形成一种名叫“物质”的上帝;然而,费尔巴哈从实为上帝的“物质”那里把人夺了回来,把人及其感性世界作为自己的本体,这并不代表他看到了人的主体性,他只是特别地强调了“人”这种“物”而已。同样地,他过分崇拜与迷信人,以至于把人这一本体至上与绝对化,形成了名为“人”的上帝。因此,他的“人”这种物质本体,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的抽象物质并没有了本质区别。这种唯物主义(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终将滑向着唯心主义的泥潭。
另一方面,与之前那种朴素唯物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相比,在哲学的基本问题语境中,特别是本体论的角度看,费尔巴哈基于抽象的,无人身的“人”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恰恰是马克思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归入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因:“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与纯粹唯物主义者的抽象物质本体的基础上,抽象重构了“人本”与“物质体体”,但却没能构建出真正的新哲学,而是复归为旧哲学体系中,根源在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即人的实践范畴的缺失。因此,这就造成他首先不懂得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的主体,物质世界是实践活动的客体。其次,他仅把人的本质抽象为类直观,不懂得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他把社会本质看作是类联系即泛爱,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一方面,费尔巴哈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个体存在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最基本的前提,解决人类衣食住行的前提条件,是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根本条件和根本标志。这种具有最初决定性的活动便是“物质生产实践”;而个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为协调各种关系而形成的活动便是“交往实践”( [
实践范畴的缺失,使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同时缺失了历史向度、自然与社会之维。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也就是个人的现实情感、理智、意志等;而这些单个人的情感之共性,如性爱、同情等,就是人类本质,即一种内在地、无声地将所有人纯粹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联系。这种关于人本的个性与共性,本身体现了现实与抽象的矛盾。不通过实践对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也就使得人与物没有“历史进程”与“普遍联系”。而事实上,一方面,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人与物都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生命过程:个体的过程作为更宏大过程的部分,遵循着“自然发生——自我保存——熵增灭亡”的发展路径:“生成和灭亡意味着事物存在的过程从属于更大的过程,是更大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部分( [
黑格尔哲学崇拜“理性”这种实体,宗教哲学崇拜“上帝”这种实体,而费尔巴哈把真正的“本体”从他们那里解救出来,即又装在“爱”的佛龛里供奉起来,因此还是不得不回到形而上学的泥潭里去。于是他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出发又回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黑格尔唯心主义”那里,从而使他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他从上帝手中夺回“人”,却又把人扔回动物堆里,再建立“爱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把它们重新束缚起来。因此,费尔巴哈不自觉地背叛了自己预设的本体论承诺,使自己走向矛盾的对立面,这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不自觉”的感性本体的悖论。
费尔巴人本唯物主义的在本体问题上的矛盾表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仅仅从直观的形式出发来理解人。在批判黒格尔将人作为抽象思想客观后,费尔巴哈致力于研究感性客观,但却没能理解“感性”本身,亦即没能理解“现实”与“对象”本身。人的活动及其对象性,被排除在人本学论域之外。其中一个最主要证据就在于,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提出人的真正活动仅仅是理论活动,这其实与黒格尔哲学所研究的思想客观已然相去不远;同时,他又把实践片面地理解为“犹太人式”卑劣的商业活动,而不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本质力量,因此,费尔巴哈误解实践的革命性与批判性,也就看不基于实践人与自然双重改变,从而使得作为本体的“人与物”没有变化,沦为抽象的与非历史的存在,这与他一生宣扬所要研究的“感性客观”自相矛盾。
马克思说到“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 [
费尔巴哈“理论的人道主义”试图通过对神的扬弃将“人的本质还给人本身”,但又囿于“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人本思想的核心,却用“实践”本体化解了人本唯物主义中“人本”与“物本”在现实与抽象之间的矛盾,因而,马克思将自己的“人本学”明确地称之为“实践人道主义”。“实践”不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更是一种与“科学唯物主义”相并立的“人文关怀”,因为实践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对象性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中,人与物同样是一种生命,本质上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主张中最本质与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费尔巴哈主张的抽象的“人本”或“唯物”,而是一种“生命视野”,而这种生命视野又具有极为明显的“实践指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从始至终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的生命现象,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生命活动即劳动的异化性质等来剖析私有制的罪恶;整个手稿中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控诉私有财产对生命本质的异化,而要扬弃这种异化,则只能依靠共产主义的历史实践。
马克思认为,现实人道主义首先是要从“神”那里解救出“人”,这一步正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的工作成果,然而它的缺陷在于遗留了一项更为重要的“未尽事业”,即没有把人的本质还给现实的个人,而是又献祭给了“爱的宗教”。因此,费尔巴哈建立的人道主义并不彻底:“他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而正确的做法则是“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去理解,再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
姚闳耀. 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本体悖论新探A New Probe into the Ontological Paradox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Materialism”[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6): 673-679.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6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