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创作主体来说,创作心理对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创作心理不仅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动力,还会以自身的发展变化带动创作的发展变化。沈从文的创作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小学学历,苗族血统,“乡下人”和都市的窘境使沈从文形成了自卑心理与逆反心理,而且在1924年~1936年间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深化,进而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使其创作由第一阶段的“原型湘西”向第二阶段的“文化湘西”转化。但是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是可以被超越的,最终沈从文超越了自卑心理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我救赎,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并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审美,表达了其人生的与文学的理想。 The formation factors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style are dimensional. As far as the creative subject is concerned, the psychology of creati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Psychology can not only provide impetus for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reation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Shen Congwen’s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ife experienc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Hmong descent, “rural people” and the plight of the city make Shen Congwen from the formation of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rebellious psychology, and in 1924- 1936 year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realistic environment,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deepen, thereby affecting the creation of Shen Congwen,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totype” of Xiangxi to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cultural Xiangxi” transformation. But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rebellious psychology can be transcended; eventually Shen Congwen beyond the inferiority and identity anxiety in literary creation to achieve self salvation, the inner feelings, and it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aesthetic, expressing his life and literary ideal.
于静静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2017年6月2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9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22日
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创作主体来说,创作心理对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创作心理不仅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动力,还会以自身的发展变化带动创作的发展变化。沈从文的创作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小学学历,苗族血统,“乡下人”和都市的窘境使沈从文形成了自卑心理与逆反心理,而且在1924年~1936年间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深化,进而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使其创作由第一阶段的“原型湘西”向第二阶段的“文化湘西”转化。但是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是可以被超越的,最终沈从文超越了自卑心理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我救赎,实现了内心情感的抒发,并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审美,表达了其人生的与文学的理想。
关键词 :沈从文,自卑感与逆反心理,原型湘西,文化湘西,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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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解放,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并付诸实施。此次的文学史纳入了一个特殊的作家——沈从文,而且赋予了沈从文很重要的地位。自此,沈从文重新走进中国人的世界,而且掀起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面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学者们纷纷从沈从文那里寻找“本真”,寻找“人性”,大批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著作、论文等先后问世。综观30年来的沈从文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所着力深掘的是沈从文生命主体与文学精神蕴含的几个关键词,如“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终 [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早期阶段。1922年,只有小学学历的“乡下人”沈从文怀揣着理想,从偏远的乡村来到北京。他身上乡下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趣味等一时还难以被城市文化所认同,乡村与都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他举步维艰。其后,沈从文又辗转生活在上海、青岛、昆明等城市。人总是与外在环境相联系并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当发现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时候,自卑感随之而来( [
沈从文的创造力惊人,作品数量繁多,1924年~1936年是其文学创作最集中的时期。具体来说,根据作品内容,可将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分为两类:即“原型湘西”与“文化湘西”。
1924年~1927年为“原型湘西”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可根据内容分为三类:对都市生活感受的记录、对湘西的忆怀和对都市的批判。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有《公寓中》、《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一天》、《篁军日记》等,叙述了“乡下人”在北京的窘境,即沈从文在京城生活的自叙传。怀念故乡生活的作品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有《往事》、《腊八粥》、《我的小学教育》、《画家师兄》等,回忆童年的生活;《槐化镇》、《哨兵》、《船上》、《连长》等,追忆军旅生涯;《市集》、《代狗》、《在别一个国度里》、《福生》、《除夕》等,怀念湘西的风土人情。以对都市的批判为题材的作品有《岚生同岚生太太》、《或人的家庭》、《蜜柑》、《宋代表》等,主要表达对都市生活的讽刺 [
1928年~1936年沈从文逐渐从“原型湘西”转向了“文化湘西”。这转变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28年~1933年为“文化湘西”的初始阶段,作品主要有两类:对湘西原始生命力的描绘,如《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萧萧》等,其中不乏对湘西现实人生进行的思考;对都市的讽刺与批判,如《都市一妇人》、《如蕤》、《绅士的太太》等。无论是建构还是批判,这两类题材的作品都涉及到更深意义上的文化层面,在“原型”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意义。1934年~1936年,是“文化湘西”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其成熟定型期。以《边城》为标志,这个时期沈从文还创作了《湘行散记》、《湘西》等作品集,建构了寓意深远的“湘西世界”和“人性神庙”。
由前至后,“原型湘西”到“文化湘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转变的过程,也是逐步超越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转变,完成这一超越,则是阶段性的前进。
初出茅庐的沈从文创作量丰富,且作品主题鲜明,这不得不引人深究。首先结合沈从文当时的生活境遇,可以发现大量的创作与困窘的生活联系密切。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到北京充满了幻想,总是以为最不得意可以去卖报哇,可以活下来。可又不能卖报,各个地方都有规矩嘛,像这么一个乡巴佬出去,说话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么能卖报呢?再不成去讨饭吧,那更难了,北京讨饭非常之严格,大都市有规矩,每个街道都有一个讨饭的头头,手里拿个棒棒” [
1925年《市集》作为沈从文第一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多次刊印,并在晨报副刊上再度刊发,且得到了徐志摩的赞赏,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刊载了沈从文已经发表了两次的《市集》,并附上热情洋溢的《志摩的欣赏》:“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沈从文对这几句按语,读来虽“背膊发麻”,但徐志摩对这篇作品的褒扬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以后的许多小说都保持、渲染了这种给人趣味的湘西乡村特色,许多读者也被其异域情调所吸引 [
结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发现,“苦闷”实则是固执的“乡下人”不能被都市认同的宣泄,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自卑感与逆反心理与现实相撞击的产物。也就是说,此时沈从文的创作实质上是受着自卑感的驱使。而“乡下人”初次进城的困窘只是导火索,沈从文的自卑情结可以追溯到其童年经验中。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到“在生命的最初四五年内,个人正忙着构造他心灵的整体性,并在心灵和肉体间建立起关系。他利用了从遗传得来的材料和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将他们修正,以配合他对优越感的追求。到第五年结束时,他的人格已经形成——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也都已经固定”( [
沈从文出生在一个颇有名望的行伍世家,父亲由于梦想着做将军,常年奔波在外,革命后则四处逃亡。与父亲的疏离造成了沈从文心中的隔膜,厚重的父爱的残缺对沈从文的情绪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称呼父亲为“那个爸爸”,在抵触的同时又有怯懦。七岁,沈从文在私塾“同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私塾的方法”,他经常逃学,说谎,即使受了打骂也不在乎。他把学校以外的生活称作“一本大书”,他说到:“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以外的生活”( [
当他向亲戚表明自己来寻找理想,读点书时,得到的是当头棒喝。古怪的“乡下人”仍然坚定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决心要走下去。但是,当时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根本不能接纳他这个“乡下人”,接下来的境遇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仅生活不堪到要以卖文字为生,而且被北京人看不起:到报社去领4块到12块的稿费的时候,要先给门房2毛钱、3毛钱才让能进去,因为他衣衫太褴褛,他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
(1) 人生体验的转化与提升
1928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一次的辗转与第一次有了很大不同,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小有成绩,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到上海创办期刊杂志,不再是几年前那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但是,他的都市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上海,沈从文仍然住在很狭窄又发霉的小房间,他称之为“塌而霉、塞”。不仅房租贵,倒马桶,打扫灰尘,洗衣都要各收一块钱。出版社的经理表面假装亲热,内心却因为钱藐视的态度更使沈从文觉得屈辱。还不止这些,沈从文也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上海的身份—文化工人。不写作就没有钱,没有钱便无法在上海生存,因此只能拼命写作 [
抵沪不久的沈从文致信大哥沈云麓:
我记得到林先生说的一句顶深顶好的话,是“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只要能维持下去,其余则在思想生活方面去无障无碍的发展”。然而为着女人的想望是物质方面的逾分固执贪馋?我以为我是在这方面永远会感到那惨痛。 [
在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甚至提到了死亡:
写这个信时,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近来身体极坏,事情总作不好,我九妹也不好的很,陷到完全无办法中。心中不自在,就想死了也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想死。( [
今年来我简直是胡混,因为身体不济事,一面似乎不能忘记女人,要女人却不按照女人所喜欢的去做一个男子,把自己陷到最可羞的情形里去,落了大雨,在窗边一会,看看天,我想或者我应当死了。因为一切都很厌倦,找不出好道理活。( [
生与性的“苦闷”让乡下人沈从文痛苦不已,在给张兆和的友人王华莲的信件中,沈从文则直接写出了内心的自卑: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苦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 [
持续的“苦闷”无疑是沈从文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又加重的表现,他再一次寻找优越感的补偿,继续用手中的笔写心中的事。只是,此时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自觉的反省:“在我一切作品上,因为产生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那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看到他们不使我红脸就是使我生气)……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用附属于绅士意义下养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这件事,我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能忘记的” [
(2) 湘西文化价值的初步体现
欲望与性爱是人类的普遍情怀,自男女有别以来,它就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从原始社会至今,在历史的进程中,它又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则是使欲望与性爱受到压抑。在五四之后要求解放的大背景下,“乡下人”沈从文经历了前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生与性的苦闷,也逐渐关注到湘西的文化价值,关注到湘西儿女情爱中的原始文化。而且,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当时也影响广泛。弗洛伊德认为,整个人格是由伊底(又称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的动态能量系统,而本我中的性本能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原动力,人的发展阶段也即“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
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湘西原始文化,自由、奔放、热烈的原始生命力在湘西文化中举足轻重,而这种原始的野性气息在湘西的人事风俗中,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恋爱上,表现最为明显 [
总之上海的高气压带来的“苦闷”使得沈从文在创作上出现了“文化湘西”的萌芽,这个萌芽也正表明沈从文已不单单将自卑感作为创作的驱力,描摹原始的湘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建构理念意义上承载着文化意义的湘西,虽然只是一个开始。“文化湘西”,或者说沈从文对自卑的超越的成熟要等到《边城》的出现。
1934年,沈从文又回到北京,生活和创作也有了变化:文学创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受到广泛重视;生活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和张兆和结合。“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必不可少的!”( [
之后,经历了一个里程碑,“超越”继续发展。1934年,沈从文回乡探亲,沿沅水乘船行走。故乡仍是那个故乡,只是经历了都市几番洗礼的沈从文已不再是那个单纯地自卑和逆反的沈从文了,面对自己在都市整日怀念和描写的风土人情,他有着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其中牵涉的“人性”。沈从文仍旧把情感转化为文字,写了许多信件,创作了《湘行散记》并从多方面建构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湘西世界”,向人们展现了独特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其一,关于生与死。《桃源与沅州》一文提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没有用沉重的笔调,只是平静地叙述水手的生死:“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
与沈从文的理想联系起来看,沈从文刚来北京时的理想是“读好书救救国家” [
至此,“乡下人”沈从文真正实现了对自卑和逆反的超越,他找到了自己都市中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地位。1924年~1936年,在与现实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在不断抒发“苦闷”的道路上,自卑感和逆反心理不断给予沈从文动力,并以超越促成了他的成功:首先成功地将自己芜杂的乡村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字,呈现给了都市的读者;其次成功地使抒写自己独特人生体验的作品得到认同;再次成功地将少数族裔的经历和体验转化,提升为生命哲学;最后成功地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促成了其创作由“原型湘西”向“文化湘西”的提升。可以说,自卑和逆反给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沈从文借这些独特生命体验开创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反过来超越了自卑与逆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在以后的创作中沈从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作品《长河》等,都是其超越的深化与发展。
本文着重探讨沈从文早期的创作心理与动力,通过对沈从文早期创作文本的细读,结合其人生经历和创作环境,分析了沈从文从1924年到1936年间“苦闷”的历程及自卑感与逆反心理的变化发展,同时论述了这种心理对其文学创作及其风格的影响。但是创作动机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抓住了创作心理这个小点,论述有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沈从文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的人生经历丰富曲折,文学作品数量繁多,作品蕴含的意蕴更是丰富且复杂,所以本文的论述仍有很多遗漏。沈从文的人生历程同文学作品一样,都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研究。本文只是为沈从文的研究提供一个角度,希望可以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于静静. 从自卑到自信:论沈从文早期创作的心路历程From Inferiority to Confidence: Discussion of the Course of Shen Congwen’s Early Creation[J]. 世界文学研究, 2017, 05(02): 55-65.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7.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