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20世纪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而得出的结论,葛兰西主义——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西方革命观——深刻揭示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改变及其意义。运用葛兰西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当代中东的市民社会,可以看出力量薄弱,具有社会契约性和伊斯兰性的双重属性是其两大特征。中东各国政府没有适应市民社会的产生而取得文化领导权也是导致此次剧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As the conclusion of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Gramscianism, the western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 that civil society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is its core, revealed deeply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social structure is changing. To the guidance of Gramscianism, we can see that weak and Islamic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occurred i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not adapted to the origin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发生在突尼斯的一起城管粗暴执法事件,竟然在中东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政治风潮。不仅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四国政权的垮台,也使得其他诸多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一起小小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何能够引起如此大的连锁反应,这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深思。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多从中东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等内因以及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等外因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中东政治风潮的成因。笔者试图从葛兰西主义——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西方革命观——的角度对此予以解析。
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初,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东西方社会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西方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促使意大利著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与实践家葛兰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入手,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就会立即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
第一,“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
第二,西方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层面构成,体现了强力 + 领导的双重性质。资产阶级不但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拥有文化领导权。即是说,西方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无产阶级仅仅取得政治权利并不能保证取得革命的成功,因为市民社会还以合法性的文化领导权强有力地支撑着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在取得政权之前,首先通过阵地战取得文化领导权。
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尚有分歧,对于中东市民社会是否存在则更是众说纷纭。从马克斯·韦伯到塞缪尔·亨廷顿,西方学者认为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市民社会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导致了由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民主的文化层面,即市民社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东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步伐从未停止,19世纪末,土耳其、埃及等国通过改革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战后,独立的中东民族国家纷纷通过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本国经济,部分国家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国有化战略使经济迅速发展。随着中东各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中东市民社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各国市民社会的产生既有其共性,又因其产生的不同背景而各具特色。不能够完全采用西方的语境来理解中东地区的市民社会。伊斯兰文化多年来一直是中东地区各阿拉伯国家主要的文化,也是其市民社会产生的主要背景之一。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和盛行的伊斯兰文化共同孕育了独特的中东市民社会。社会契约性和伊斯兰性构成了中东市民社会的双重属性,其中社会契约性应当是更根本的,也是所有市民社会最大的共性。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在中东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造来实现其利益,甚至不惜以战争方式来实现战略目标。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直接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在此扶植新的政权。8年之后,伊拉克不仅没有实现美式民主下的和平与稳定,反而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其市民社会的存在。新政府的成立没有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依靠外国武力建立的政权不符合市民社会的社会契约性,无法获得“同意”。同时美国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文化直接挂钩,将把部分伊斯兰国家定性为邪恶或无赖,这反而引起了该地区对伊斯兰文化的归属感以及对美国的憎恶感。这必然导致由中东市民社会的伊斯兰性所引起的对美国所扶植的本国政权的排斥。
概括而言,中东市民社会虽然发展较晚,目前仍面临很多问题,但它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该地区的市民社会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力量相对薄弱。由于起步较晚,且目前还面临诸多问题,中东市民社会目前还显得比较薄弱。中东是一个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地区,国家 = 政治社会(强) + 市民社会(弱)。第二,中东市民社会具有社会契约性和伊斯兰性的双重属性。
从葛兰西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看,引起此次中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东各国原政权不能适应市民社会的产生而取得文化领导权,逐渐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因中东市民社会力量较弱而对此次剧变的产生影响不是根本性的,但其影响绝不可忽视。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第一,市民社会与专制的政治社会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无疑导致了旧政权的合法性不断降低。市场经济确立民主政治的原则。民主思想是市场经济物质关系的观念化。历史上,以自然经济方式为主体的奴隶制国家会形成奴隶主专制政体,而以市场经济方式为主体的奴隶制国家则会形成奴隶主共和民主政体。产生于市场经济的中东市民社会的价值取向必然是民主,社会契约性是其市民社会最根本的属性。市民社会与该地区长期盛行的以家族统治、个人独裁、君主世袭、子承父业等为特征的专制政治社会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市民社会的产生对专制政治社会的合法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该地区的原有政权没有或者无法利用中东市民社会的伊斯兰性来争夺其文化领导权,导致其统治合法性逐渐丧失。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市民社会与专制政权是不相容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原有政权可以充分利用中东市民社会的伊斯兰性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在美国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文化直接挂钩,将把部分伊斯兰国家定性为邪恶或无赖,在此奉行自上而下颠覆式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甚至不惜发动伊拉克战争来实现目标而在该地区引起了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归属感与反美情绪的时候。但是由于中东大多数政权施行了政教分离,他们不仅无法利用伊斯兰文化,反而惧怕伊斯兰文化。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所诱发的中东各国的恐惧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第三,西方民主观念在中东市民社会的传播进一步削弱了各国政府的合法性。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分别在中东地区执行各自的民主治理战略。美国在中东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造计划,而欧盟则在此奉行自下而上渐进式的民主改造方案。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造有力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握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
作为对20世纪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而得出的结论,葛兰西主义——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西方革命观——深刻揭示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改变及其意义。运用葛兰西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当代中东的市民社会,可以看出力量薄弱,具有社会契约性和伊斯兰性的双重属性是其两大特征。中东各国政府没有适应市民社会的产生而取得文化领导权也是导致此次剧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势仍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当前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阿拉伯国家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可能随着领导人的更换而得以化解。在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新政权的建立及其稳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来分析当今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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