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2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30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8日

摘要

蔡渊师事朱子，其对“易”义之解及与之关涉的“易有太极”说之诠，生发于朱子而又不拘泥旧说。朱子以形而下阴阳变易诠“易”，偏重对现象世界隐示的太极之理的揭举；蔡渊则以“变易无体”之论调赋予“易”以本体义，目其为本体太极之属性。借此，蔡氏得以沟连“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使得朱子以太极为核心之易学哲学得到充实和发展，进一步巩固朱子哲学之道统地位。

关键词

蔡渊，“易”，“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

Analysis of Cai Yuan’s “Yi has Taiji” Theory

Xiaowei Deng, Bin Liu

Confucius Cultural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Received: Jul. 6^th, 2022; accepted: Jul. 30^th, 2022; published: Aug. 8^th, 2022

ABSTRACT

Cai Yuan was taught by Zhu Zi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Yi” and the related theory of “Yi has Taiji” originated from Zhu Zi and did not adhere to the old theory. Zhu Zi interpreted “Yi” in terms of the changes of Yin and Yang in the physical world, and laid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revelation of Taiji principles hidden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Cai Yuan, on the other hand, ascribed the noumenon meaning to “Yi” in the argument of “changing without any form”, aimed it as the attribute of Taiji. Thus, Cai Yuan was able to connect “Yi has Taiji” with “Taiji out of Wuji”, which enriched and developed Zhu Zi’s Yi learning philosophy corned on “Taiji”, and further consolidated Zhu Zi’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Keywords:Cai Yuan, “Yi”, “Yi has Taiji”, “Taiji out of Wuji”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蔡渊(1156~1236)，字伯静，号节斋，建宁府建阳(今属福建)人，蔡元定长子。蔡氏一生不干仕禄，沉潜学术，内则学于其父元定，外则师事朱子，其象数易传自家学，义理易本于朱子。蔡氏对朱子学问倾慕不已，对其以儒理释《易》之路向赞誉有加，并身体力行，穷毕生之力传继缀补，著《周易经传训解》《易象意言》，对朱子易学多有扶掖之功。

蔡渊之弟蔡沈尝称赞蔡渊“易有太极之说，知至知终之义，正直义方之语，皆义理之大原，为后学之至要，实发前贤之所未发” [1] 。蔡氏“易有太极”之说，生发于朱子而未拘于师说，缘其初衷非拾前贤牙惠之智，而在接续朱陆之辩中朱子罕言处，即孔子“易有太极”与周子“无极而太极”既一脉相承，二者是否有义理上之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何以实现等议题。蔡氏之论证立足于对朱子“易有太极”说之继承与新诠，通过这一理论奠基，“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贯通之理得以证成，朱子以太极为核心之易学哲学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2. 朱子对“易有太极”之诠释

“易有太极”首见于《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节。纵观中国哲学史，自汉洎宋，学者对“易有太极”内涵、外延之殊样诠解，大体经历由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之渐变，基于学派立论之需求，对于“易有太极”之所指，或以为天地之源，或视为卦画生成，或目为揲蓍立卦。总体而言，汉唐诸儒多以天地未判之浑沦元气或规范性道德之“中”诠释太极，注重对宇宙生成规律的形下观解，其弊在知人而未能达天，难以为人世价值找寻天道依据与精神寄托。相较之下，同时期释道两家本体论则更为丰富，这亦是二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得以凌驾于儒家之上的义理必然。当然，这一时期亦出现宇宙本体论之萌芽。魏晋王弼善假《老》《庄》解《易》，以总摄群有之“无”或“一”为本体太极，但这一思想源自道家的“道生一”“有生于无”的经典话题，其所言之“太极”，则有儒道会通之意味，偏向于形上之道。遗憾的是，汉唐学者对“易有太极”内涵及外延的哲学化开示，多聚焦于对“太极”二字义理之穷尽，而对“易”字，往往多以《易》书训之，这大大减损了“易”之义涵的丰富性、广延性，与圣人作《易》主旨无法达致高度契合。至朱子时，此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众所周知，朱子向以交易、变易释“易”。这一诠释路向，并非完全由朱子自创，实有源于《易纬·乾凿度》之处。《易纬·乾凿度》有云：“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包籥” [2] ，并立足德、气、位之视域，以天地化生万物、流出万善、奠定尊卑之序的由宇宙到社会直至人事的运动、发展、变化宏观图景分别解释了“易简”“变易”“不易”之内涵。后世释“易”，大抵导源于此三义¹。按朱子的说解，“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3] 。交易是阴阳循环往复，太极之体得以贞立，于卦图而言是阴阳对待；变易是阳变阴合，太极之用借以发挥，以气行而言是屈伸往来。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阴阳非太极本体，阴阳动静变化之理路方是太极。朱子对“易”的理解，偏向从象数角度揭示阴阳二气絪缊生化之图景，并未将“易”超拔为形上之“道”或“理”，这一诠释进路，也体现在他对“易有太极”的理解上。

朱子对“易有太极”的诠释，颇具理气哲学意涵，他认为“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画卦揲蓍，其序皆然” [4] 。在朱陆之辩中，陆九渊、陆九韶昆弟皆以“中”训“极”，朱子则未能苟同，他认为“‘极’是名此理之至极，‘中’是状此理之不偏。……太极固无偏倚而为万化之本，然其得名自为‘至极’之‘极’而兼有标准之义，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5] 。“中”只是对至极之理的规范性表诠，乃言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此理浑然一体、无所偏倚、体立主静之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理，“至极”方是对太极至善之理到达极处而更无去处的叹美之解。元儒吴澄尝谓：“朱子只以阴阳之变解易字，太极者是易之本原” [6] 。意即太极是形而下阴阳之变的依据与动力源，阴阳之变彰显着太极本然之理。故以上述数语观之，朱子“易有太极”即可理解为“阴阳变易而有至极之理”。朱子以邵子加一倍之法，视“易有太极”一节为画卦揲蓍之过程，这一过程无不贯穿着自然之理。“易”是形下世界阴阳二气的交互变易，而太极则是变易之所以然之理，主宰着整个变易过程。程子对理气关系尝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判释。朱子则认为，“体用一源”乃从理上来说，太极即是动静、阴阳之理，是二者内在运动之本体；“显微无间”则以气或象观之，二气五行、万事万类都处变易之中，无不统于一理。如此总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太极之理周流六虚，无所不在。

3. 蔡渊对朱子“易”义之绍绪与新诠

相对于朱子多以形而下之交易、变易诠“易”，蔡渊对“易”的理解，则显得更加尊重《易传》文本。蔡氏以《易传》为思想依据与资源，将《易传》所言之“易”分为三类：“‘易有太极’，‘易无体’，‘易无思无为’，言易之本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与天地准’，‘易有圣人之道四’之类，言易之书也” [7] 。明确以体用关系言“易”。蔡氏还以两仪之未生与生为分界，将“易”分判为“无体”与“有体”两个阶段，认为“‘易有太极’之易，未生两仪之易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生两仪后之易也。其理则同，其时则异。故易在两仪之先，其易无体，在两仪之后，其易则有体矣” [7] 。“无体”是易体未流行时的贞静状态，在两仪之先，而未有形体可见；“有体”则是易体发用后的有形表征，可以官能感应之。虽谓“有”“无”，然非截然两分，只是因所乘动静之机有异，故呈现“体”之不同状貌，其实都是理体贯通流行本然之妙。蔡氏在解释“太极”时，同样是以两仪生与未生为准划分“太极”，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观夫子立此数语，则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两仪之太极。……太极随生而立，若无与于未生两仪之太极也。但人之为学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极，则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须识得未生两仪太极之本” [7] 。所谓的“未生两仪之太极”，即是本体太极寂然不动，静止贞立的本然状态；“物中之太极”则是生两仪后之太极，此时太极寻得挂搭处，万物内部皆涵具太极之理的感通表现。太极本体起于生物之前，贯于物生之中，附于物成之后，在阴阳之中，非在阴阳外别有太极。在蔡氏的思想观念中，“易”与“太极”兼有体用，在两仪阴阳之先，皆有生成万物之妙用，说明二者同属形而上本体范畴，在一般情况下甚至可以概念互换。这些说法，大多是朱子所未阐发的。

经过以上理论铺垫，蔡氏正式以其新颖视角提出其关于“易有太极”的观点。他认为：“‘易有太极’。‘易’，变易也，夫子所谓无体之易也，‘太极’，至极也，言变易无体而有至极之理” [8] 。“变易无体”若分作两截来看，“变易”自是绍述朱子“阴阳之变”的说法，既谓“阴阳之变”，则是已有阴阳二气之生成。程子以所以一阴一阳为道，朱子则采借其说，认为：“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 [4] 。“阴阳迭运”即是“阴阳之变”，这一形下过程并非道，阴阳交错、阖闢消长所呈现的规律与秩序方是道体。故朱子以形而上、形而下区分太极、阴阳，以太极为道，阴阳为器，则阴阳及其变化应属形而下的现象实存。“无体”一词出自《易传》“神无方，易无体”一语。对“无体”之哲学属性，朱子在《周易本义》中解为“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 [4] ，既无形体，是否意味着朱子即以“易”为形而上之道？若结合《朱子语类》来看，朱子似乎并无以体用判释“易”之意。他认为，“‘易无体’者，或自阴而阳，或自阳而阴，无确定底。……这只是说个阴阳动静阖闢、刚柔消长” [3] ，强调的是阴阳变化的难以测度。陈来亦认为，“易无体”乃指“《周易》本身的变易并不固定于一定的格式或体制 ，其变化神妙，不拘一格” [9] 。陈来以“易”为《易》书，并从变化层面解读“易无体”，与朱子大致无差。蔡渊对其“变易无体”的说解，却与朱子有异，其论说之重在“无体”二字，他认为：

易者，知变易之道而无体也。其以“阴阳之变”言易者，阴阳非易，阴阳变易而无体者易也，犹“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阴阳非道，一阴一阳运而无形者道也。夫易者，所以生阴阳。两仪即阴阳，今指阴阳而言易者，欲明“无”非虚无，虽无形无体而有阴阳变易之理也。 [7]

“易”能“知变易之道”之故，正以其本为“变易之道”也。阴阳变易在朱子那里本来只是二气之流行，并未上升到形而上之道的高度。此处蔡氏则将无体之阴阳变易超拔为形而上之道，并将“易”作为阴阳所由生之本体。那么，问题便来了，既然“易”是阴阳变易，则说明变易之前已有阴阳二气之生，为何又说“易”乃阴阳所由生之本体？故蔡氏接着解释道，之所以在变易无体之“易”前冠以气化之阴阳，只为说明“无体”之“无”并非虚无之意，而是内涵两仪、四象、八卦之理的实体性存在，以免堕入老氏“无中生有”之窠臼，借此说明本体之“易”虽无形无体却内蕴无限变易之动力，而此变易之理达于至极处便是太极。二气、阴阳、万物之生，只是本然道体逻辑之展开，是其神发妙用的结果，并非如道家所言由空虚之“无”突然迸发出实存之“有”。道不可名状，若强以理性之名解读之，则已非本然道体之全。这样一来，在蔡氏的思想中，“易”其实成为与“太极”对举的哲学最高范畴，二者属于同一层次，同体而异名，是对道体这一终极存在的不同层次之规定。“易”侧重于对本体的规定性修饰，主言其德乃无形无体、冲漠无朕，是属性范畴；“‘太极’则表达这个本体是宇宙间所有精神与物质存在的共同发端” [10] 。蔡氏“易”观念，一方面因袭其师变易之说，另一方面则尊重、发掘《易传》中无体之“易”的本体义，将“易”高度抽象化，使之与“太极”高度契合又相辅相成，从而打通“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相合之路。

4. 蔡渊以“易有太极”合“无极而太极”

“无极而太极”语出周敦颐《太极图说》，此寥寥五字可谓是周子宇宙本体论建构之始基。自古洎今，关于“无极”与“太极”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是轇轕纷杂、聚讼不已²，而最著名的讨论、切磋，莫非南宋朱陆之辩。

在朱陆之争中，围绕“太极”之上加“无极”之由、“无极而太极”全体之训释等问题，朱子与陆氏兄弟进行了多次书信交锋。陆九渊认为，“无极而太极”乃言无能生有，故将《太极图说》斥为非周子所作的道家之书，周子于本体“太极”之上冠以“无极”二字，是理上有理的叠床架屋之举。针对以上质疑和批判，朱子逐一作出了回应。朱子首先从道统传续之一贯性上确立了周子的盛德大功，谓：“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11] 指出自伏羲、孔子以至周子，体现的是道统动态上的一脉相承、绵延不断，虽时空上有较大差异，但其对道统延展之拳拳赤诚与伏羲、孔子则一贯而无异。周子既绍续先圣而又敢为人先，说出他人不敢说之道理，使后世得以研究、参悟太极之妙。朱子认为，周子于“太极”之上加“无极”二字，并非多此一举，“盖其所谓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 [11] “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是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无极只是太极无声无臭的特征，并不是太极之外的独立实体。这就从根本上截断了把《太极图说》的思想理解为道家的无能生有的思想的可能性” [12] 。所以，朱子将“无极而太极”合释为无形而有此理，意在证“无极”与“太极”、有与无并不是彼之外有此或此之外有彼，二者彼此不离，是道之二分，理之本然。故太极是此理，无极亦是此理，“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11] 。“无极而太极”指万化根本而言，冠以“无极”或“太极”之名，则是为了避免学者将其与老氏“道生一”“无生有”相混淆，因为“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 [11] 。正如后世牟宗三所说：“太极是实体词，无极是状词，实只是无声无臭、无形无状、无方所(神无方)、无定体(易无体)、一无所有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寂感如一之诚体本身，而此即是极至之理，故曰‘无极而太极’” [13] ，此语与朱子不谋而合。

蔡渊对“无极而太极”的看法，与其“易有太极”说渊源颇深。他认为“极者，太极也，以其变易无常，乃太极之道也” [8] ，太极的规定性即是变易无常、无形无象之“易”，故“易有太极”即是“无极而太极”，这一点是朱子忽略或者说言之甚罕之处。朱子以孔、周一脉相传为道统正传，其对于“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之间联系的回应，或者说将二者置于同一文本语境探讨的情况，可见诸《朱子语类》“‘有太极’是有此理，‘无极’是无形器方体可求” [3] 一条。此处朱子意在说明理之无形，对“易”字却避而不谈。究其缘由，应是朱子以形而下之“阴阳变化”训“易”，这种理论悖逆，自然无法做到形而下之“易”与形而上之“无极”对接。蔡渊则不同，其视“易”为变易无体之理，自然与“无极”能够实现较为通畅的对应。所以，蔡氏提出：

先儒皆以太极为万化之原，而于“易”之一字但目为《易》书，故《太极图》特以“无极而太极”发明“易有太极”之旨。其所谓“无极而太极”者，盖亦言其无体之易而有至极之理。……夫子言“有”者，主易而言也。周子言“无”者，主太极而言也。主易则易无体，故曰“有”；主太极则太极有朕，故曰“无”。曰“有”曰“无”，由所主不同，然其理未尝不同也。 [8]

蔡氏首先从学术史角度追索，论证周子《太极图》及《太极图说》之作源于对孔子“易有太极”的思考，同时亦是为发明“易有太极”之旨，“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必有内在理路可通，故“无极”二字非周子妄加。继而，蔡氏以“无体之易而有至极之理”一义统释“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打通二者相合之路。化用牟宗三之言，则“太极”是本体之表诠，无体之“易”或“无极”是本体之遮诠。“易”与“无极”是限定之极，“太极”是无限定之极，“遮彼限定之极而显其为无限定之极，此即是‘太极’，此即是绝对的最后者” [13] 。亦可说“太极”是先贤本体论之落脚点。至无之彼端即是至有之“太极”，万物以有而名状，而太极“即是抽掉万物的一切属性，除了有本身外，再无任何规定性” [14] 。“有朕”非谓“太极”有形象可观，乃言至极之理中涵具阴阳、万象之理，太极与阴阳、理与气本不相离，故无中含有，有中蕴无，称“无”称“有”，乃就语势相连而言之，其理则一，都是对终极本体的不同层面之规定。通过对有无的辩证对待，蔡氏以理统合二者，达至朱子所说的“有无为一”境界，亦符合“理一分殊”之要旨。

蔡渊对朱子“易有太极”说之继承与阐发，虽有弥缝、补正朱子之意，但一定程度上也偏离朱子本意，因此，对其功过是非，后世评论不一。元儒吴澄是朱子易学的坚定支持者，他指摘蔡渊对“易有太极”的“变易无体而有至极之理”的说解不合逻辑，是理中复有一理。鲍宁指斥蔡氏“立新奇之说以求异”“解‘易’字每过高而背其师说” [15] 。清儒李清馥亦批评蔡氏以“易有太极”欲合“无极而太极”之论多涉玄妙，与朱子相异。以上评论多为朱子后学出于对朱子旧说之维护而发，就学术流派内部规范性而言，似有一定道理，但从传统思想的动态发展以及蔡氏新诠所该括的实体范畴、一体两分等哲学思想之合理性角度来看，吴、李二人的批评则显得未得蔡氏之意或者说安于旧状、见识不足。宋儒鲍云龙在其作《天原发微》中则完全吸纳蔡渊“易有太极”说，并指出：“于太极上加‘易有’二字便见太极之有根源，不比异端之入于虚无也。此‘易’字最为微密，乃是阴阳变化妙处，谓无体之易是也。周子恐人不晓太极之理，故曰‘无极而太极’，只将‘无极’二字解‘易’之一字，而太极之本意始明” [15] 。

5. 结语

朱陆之辩围绕“无极而太极”这一话题而展开，但论争双方拘于表明自身对“无极”“太极”的不同见解以适应其本体论建构，从而忽视了对孔子“易有太极”与周子“无极而太极”之间在论域上何以产生交集、如何进行互动等问题之考量。可以说，蔡渊“易有太极”之新诠，实是对朱陆之辩中朱子理论之整理与补充。蔡氏“易有太极”之说发于朱说而未止于朱说，通过对无体之“易”超越性之诠释，实现了“易有太极”与“无极而太极”之义理融通，由此，肯定由孔子草创、周子发展至朱子集成这样一个一脉相承的太极本体论哲学之建构历程，进一步巩固朱子哲学之道统地位。平心而论，其说固然稍异于朱子，就其初衷来看，则在发朱子之蕴、广朱子之学；就朱子易学之生生动态、自我完善与多元面向观之，不可谓无补正之功，若如鲍宁以“求异”之语草草论之，恐失之太苛，有主观臆断之嫌。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易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2018VJX003)。

文章引用

邓小伟,刘 彬. 蔡渊“易有太极”说试析
Analysis of Cai Yuan’s “Yi has Taiji” Theory[J]. 国学, 2022, 10(03): 53-5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2.10301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