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tergroup threat refers to the threat of resources, ideas, valu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at a group owns to the other group’s survival,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in social life. The presence of intergroup threat makes it easier for individuals to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out-group who may bring threat to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in-group, and it is called group prejudice. This is an adaptiv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tergroup threa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alistic threat, cultural threat and identity threa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stic threat and group prejudice.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intergroup threat has progressed from a single model to an integrated intergroup threat model proposed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crease the discussion on the model of intergroup threat. About research methods, more experimental studies should be used. Currently, researchers mainly investigate individuals’ attitude to out-group, but the attitude to their own group should get more attention too.

Keywords:Intergroup Threat, Group Prejudice, Realistic Threat, Integrated Intergroup Threat Model

群际威胁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李郴，杨爽，吴奇^*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17日；录用日期：2015年11月1日；发布日期：2015年11月11日

摘 要

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某一群体拥有的资源、观念及价值观等特征对另一群体的生存安全与发展福祉等带来的威胁。群际威胁的存在使得个体容易对可能给内群体及其成员带来威胁的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即群体偏见。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研究者将群际威胁分为三大类，即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及认同威胁。目前的文献集中于研究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的关系，并试图从单一的模型发展为从整合角度提出的整合的群际威胁模型。未来的研究应加大对群际威胁模型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更多的实验研究；研究内容方面，目前研究者主要考察个体对外群体的态度，对内群体态度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丰富与补充。

关键词 :群际威胁，群体偏见，现实威胁，整合的群际威胁模型

1. 引言

作为社会性群体、群居性生物，人类在群体生活中往往有内、外群体之分。在人类进化史上，群体间的交互往往以一种冲突的形式进行，并且时常伴随着对抗与暴力行为。为了适应这样的情况，人类相应地产生了适应性的群体态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群体态度(group attitude)一直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群体间友好、和谐的态度有助于营造和谐、友好以及平等的氛围，更可能促进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而群体间敌对、恶劣的态度则可能导致地域性甚至全球范围的敌对、冲突和暴力，导致不安全因素增加，容易引起混乱 (Stangor & Leary, 2006) 。为了更好地理解群体态度，社会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就在于群际威胁与群体态度间的关系。

研究者对群际威胁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其中包括对动物进行的研究。例如，研究者发现，对大部分的灵长类物种来说，群体之间的交互比群体内的交互更加暴力 (Southwick, Siddiqi, Farooqui, & Pal, 1974; Schaller & Neuberg, 2008) 。作为我们最亲密的非人类亲属，黑猩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 (Wilson & Wrangham, 2003) 。 Dugatkin (1997) 这样描述黑猩猩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有时候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是友好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根据她对黑猩猩进行的观察， Goodall (1986) 的结论是：黑猩猩针对外群体成员进行的侵略“似乎是一种对陌生人的固有的不喜欢或者讨厌”。

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人类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中：人类狩猎采集社会往往很注重领土，一旦越过外群体的境内是很危险的 (Eibl-Eibesfeldt, 1974; Kelly, 1995; Robarchek, 1990; Schaller & Neuberg, 2008) 。人类学的许多文献揭示，许多情况下，狩猎采集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长期的暴力和敌对为特点 (Ferguson, 1984; Haas, 1990) 。即使群体间实际发生的暴力行为比较少，但这种暴力也依然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例如，以在巴西的格里高尔的兴谷河上游流域的部落群体的系列研究为基础， Gregor (1990) 提出，兴谷河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部落的分开和当代村民们对死亡和暴力的全神贯注的思考。

群体态度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群体态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体偏见(group prejudice)。群体偏见，即某一个社会群体的个体喜好自己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而对外群体(out-group)表现出厌恶和贬低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群际偏差(intergroup bias)。如前所述，研究者在动物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均证实群际偏差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外群体成员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冲突、暴力行为等挑战与威胁，从而危及到个体生存。因此，个体会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产生消极情绪与反应。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群体偏见就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偏见的概念、偏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等，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例如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象征种族主义理论(symbolic racism theory)及整合威胁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等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群际威胁及其在群体偏见形成中的作用进行回顾与评述，并对目前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2. 单一的群际威胁模型

2.1. 群际威胁

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情境中，某一群体所具有的资源、信念和价值观等特征对另一群体的生存安全和发展福祉等产生的威胁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一般地，群际威胁往往发生在一个群体的信念、特征以及行动对另一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或造成威胁之时 (Riek, Mania, & Gaertner, 2006; Stephan, Ybarra, & Morrison, 2009) 。由于弱势群体在各方面都比较弱，因而更容易受到其他群体、尤其是强势群体带来的威胁，这样可能导致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产生敌意，甚至产生对抗行为 (Kamans, Otten, & Gordijn, 2011) 。根据群际威胁的定义及其自身的特征，相继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类型的群际威胁。研究者通过整合，将群际威胁分为了三大类，即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和文化威胁(cultural threat)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 。现实威胁指的是所有威胁到群体或群体所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身体健康等 (Stephan & Renfro, 2002; Jackson, 1993) 。认同威胁是指内、外团体由于群体地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威胁感，因而威胁到个体的社会认同 (王沛，刘峰，2007；Branscombe, Ellemers, Spears, & Doosje, 1999; Tajfel & Turner, 1986) 。而文化威胁指的是群体之间由于在一些社会特征或人际特征上有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社会特征包括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等，人际特征则包含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Zarate, Garcia, Garza, & Hitlan, 2004) 。

群际威胁会导致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根据群体性事件在特征、目的以及行动指向上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以利益表达为基础的“集体维权事件”、以不满宣泄为表达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以民族矛盾及宗教问题为基础的“社会骚乱事件” (于建嵘，2009；王赐江，2010；徐行，王海峰，2010) 。由此可知，现实威胁情境下容易导致的是以维护、争取以及实现自身利益为宗旨和目标的集体维权事件；而认同威胁情境下容易导致的是无明确利益诉求、重在发泄不满的社会泄愤事件 (张书维，2013) 。

2.2. 三种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及其与群体偏见的关系

2.2.1. 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

就目前来看，研究者集中关注于现实威胁与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现实威胁最早可以追溯至 Sherif (1957) 提出的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这是最早考虑群际威胁因素对群体关系影响的理论。在研究中，Sherif选取了11~12岁的男孩作为被试，邀请他们参加夏令营活动，通过实验研究范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当两个群体在竞争现实的稀缺资源时，若一个群体的成功目标会对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就会容易出现两个群体之间产生消极的群体态度的现象。在之后的研究中，现实威胁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Jackson于1993年做的研究。Jackson认为所有威胁到群体或群体成员现实利益的因素都可以归为现实威胁，即现实威胁除了资源竞争的因素外，还包括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等。此外，有研究提出，当群体成员意识到另一个群体对自身所在的群体有现实威胁时，就会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而不论这种威胁是否真实地存在。即现实威胁指的是群体成员主观察觉到的威胁 (Stephan & Stephan, 2000) 。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自50年代提出以来就得到了许多关注，在现实威胁与群体偏见的关系方面，研究者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目前，研究者将现实威胁扩展到了所有威胁到群体自身或群体所在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经济环境这一因素。有研究显示全球经济衰退会增加头痛、减少睡眠，还会导致个人压力增加，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反应 (Hacskaylo, 2009) 。而且，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会导致更多的儿童被虐待 (Steinberg, Catalano, & Dooley, 1981) 和更高的家庭暴力发生率。 Hovland和Sears (1940) 的报告显示，1882年到193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美国经济指标和南部各州的白人的黒私刑的数量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以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 aggression theory) (Dollard, Doob, Miller, Mowrer, & Sears, 1939) 为基础，Holvand和Sears提出恶劣的经济条件会对并不喜爱的外群体产生攻击性冲动。人们对外群体存有偏见、认为其威胁到自身经济实力的概念就是以现实威胁为中心的 (LeVine & Campbell, 1972; Stephan & Stephan, 2000) 。此外， Cottrell和Neuberg (2005) 提出人们倾向于将外群体感知为经济资源的一个威胁(如：亚裔美国人)。在对外来移民态度的研究中，研究发现当本地居民知觉到外来移民在经济收入上给其自身带来威胁时，就会对外来移民产生消极的群体态度 (Esses, Dovidio, Jackson, & Armstrong, 2001; Esses, Jackson, & Armstrong, 1998; Quillian, 1995) 。相似地，有研究者发现人们感知到亚裔美国人拥有与竞争相关的特质(比如聪明的、勤劳的)，而现实威胁的诱发是由于群体成员相比其他群体在寻找经济资源方面有可能更加有优势 (Maddux, Galinsky, Cuddy, & Polifroni, 2008) 。这样，现实威胁反过来就会促成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此外，David和Kumar通过寻找非“亚裔”心理学学生作为被试，发现在经济威胁条件下和全球变暖威胁条件下，被试都对亚裔美国人产生了偏见，而只有在经济威胁条件下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得到增强。以非“亚裔”美国人和非“非裔”美国人为被试，发现经济威胁条件下的被试对亚裔美国人更多地增强了愤怒情绪 (David & Kumar, 2011) 。这些研究从经济条件的角度着手，其结果为现实威胁影响个体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佐证。

现实威胁除了包含经济环境这一要素外，还涉及到身体健康。而病菌的存在，正是危及个体身体健康的一大隐患。研究者发现动物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来抵御病菌的侵入。例如，食草动物为了自身安全，不会吃被粪便污染过的草地 (Ezenwa, 2004; Fleurance et al., 2007) 。此外，动物们还会在同类之间进行有选择性的安排其远近亲疏，以避免与携带病菌或已经被病菌感染的同类个体接触 (Kavaliers, Colwell, Braun, & Choleris, 2003; Kavaliers, Choleris, Agmo, & Ffaff, 2004) 。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病菌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显示，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携带新的致命的病菌，这对人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新病菌没有免疫力，因此这意味着与外群体成员接触会导致病菌的感染 (Curtis et al., 2004) 。而对于内团体成员，在遇到病菌侵袭时，他们更容易形成互相帮助的氛围，而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赶走疾病、重获健康 (Navarrete & Fessler, 2006) 。此外，研究者发现，个体在应对病菌威胁时容易产生厌恶情绪，用以抵御和对抗可能带来的疾病感染 (Marzillier & Davey, 2004) 。由于内群体成员大多生活在一起，他们携带的病原体大多是相似的，并且有相似的免疫系统；而外群体成员很有可能带来新的病菌威胁，而内群体成员对这样的病原体是没有免疫能力的，因此，个体容易对外群体成员产生厌恶情绪 (Navarrete & Fessler, 2006) 。 Vartanian (2010) 的研究发现，厌恶可以作为预测肥胖歧视的最强烈的指标 (Vartanian, 2010) 。 Park，Schaller和Crandall (2007) 通过研究，发现那些经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疾病侵扰的人对肥胖者持有更多的消极态度；而当看过肥胖者的照片之后，这种效应得到了加强 (Park, Schaller, & Crandall, 2007) 。还有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个体更倾向于将年老者与病菌感染联系起来 (Duncan & Schaller, 2009) 。

除此外，一些研究结果也显示，现实威胁导致的群体偏见，是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一种冲突的形式，并伴随着对抗与暴力行为，因此外群体成员往往会通过现实威胁的形式直接危害到内群体的生存安全与发展福祉，给内群体成员带来很大的威胁与挑战。因而，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进行分辨，并采取行动以减小外群体成员带来的威胁影响。而这可能是一种适应进化的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使个体对内群体产生偏好，贬损与厌恶外群体，从而使个体能免受外群体成员的威胁 (Schaller & Neuberg, 2012) 。Cottrel和Neuberg的研究显示，当要求被试与能带来暴力威胁的外团体成员接触时，被试产生了恐惧情绪 (Cottrel & Neuberg, 2005) 。Olsson等在研究中通过操作使得被试对外群体和内群体都产生了恐惧反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被试对外群体成员建立的恐惧反应很难消退，而对内群体的恐惧反应则是容易消退的 (Olsson, Ebert, Banaji, & Phelps, 2005)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当被试处于黑暗的环境下时，被试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与威胁感 (Schaller, Park, & Paulkner, 2003) 。Schaller等以加拿大人作为被试，让他们分别在明亮的和黑暗的环境下对由加拿大人组成的内群体成员和由伊拉克人组成的外团体成员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处于黑暗环境下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大的群际偏差。Maner等在研究中，通过让被试观看摘自电影《沉默的羔羊》中描绘电影的主角在一个漆黑的地下室被一个连环杀手疯狂追逐的片段，给予被试暴力威胁启动，而值得注意的是，主角与追逐者都是白人，即如果暴力威胁得到了成功启动的话，可以理解为启动的是内群体而非外群体带来的威胁，而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对外团体成员身上知觉到了愤怒情绪，而在内团体身上则没有 (Maner et al., 2005) 。因此可知，这种情感误解的功能是特定的、具体的，即偏见是针对外群体成员的具体的看法，对内群体成员的看法不存在这样的偏见。以上这些研究在为现实威胁对群体偏见的影响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丰富了群体偏见和群际关系研究的研究方法与实验范式。

2.2.2. 文化威胁与群体偏见

现实冲突理论通常适用于解释群体成员知觉到现实威胁时产生群体偏见的现象，但是对于两个群体在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群体偏见和冲突的现象，现实冲突理论无法做出解释，而这样的偏见与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于70年代产生的象征种族主义理论(symbolic racism theory)则为非现实威胁条件下的群体偏见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McConahay & Hough, 1976; Sears & Henry, 2003) 。一般地，研究者将象征威胁定义为由于群体之间在道德、价值观、社会标准、观念和社会态度等方面不同而导致群体成员感知到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关于象征种族主义，也有许多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例如， Biernat 和 Vescio (2001) 在其研究中发现，当白人认为黑人群体破坏了白人群体所倡导的重要价值观时，他们就会对黑人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体态度 (Biernat & Vescio, 2001) 。除了对黑人与白人群体这一经典的群际偏见有研究外，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例如 Myman和Snyder (1997) 通过研究发现，那些抱有同性恋是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观点的人，往往会对同性恋群体持有更加消极的群体态度 (Myman & Snyder, 1997) 。此外， 朱勇(2013) 在其研究中使用信号检测论方法，通过再认–记忆范式先后对象征群际威胁进行了操纵，要求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威胁相关词与中性词进行记忆，结果发现控制组被试对威胁相关词的记忆显著地高于中性词，而受到威胁组的被试对两种词汇的记忆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个体在受到群际威胁后出现“草木皆兵”现象，会将中性刺激识别为威胁刺激；使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对威胁词或中性词进行情绪判断时的大脑神经反应进行记录，通过采用情绪判断任务对群际威胁进行操作，从神经生理层面探究威胁探测阈限，结果发现威胁相关词比中性词更多地引起了被试的情绪反应，且受到群际威胁的被试对两种词汇无法进行区分，这表明个体在受到威胁后会抑制对威胁刺激的加工 (朱勇，2013) 。

有的研究者在象征威胁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威胁这个更容易理解、也更加宽泛的概念。学者们还将象征威胁纳入到了文化威胁的范畴中 (Stephan, 1998; Zarate, 2004) 。 Stephan等(1998) 提出，外来移民由于在道德准则、规范以及价值等方面与当地居民不同导致其对本土文化产生冲突与危害，文化威胁由此产生。因而文化威胁会导致人们产生对移民的偏见。当个体感知到某一文化和价值观与其自身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的外来群体侵入内群体时，必然会感觉到自身及所处的群体受到威胁，个体对这个外来群体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偏见甚至歧视。 Zarate等(2004) 进一步将文化威胁定义为知觉到群体之间在社会或人际特征上的差异。而社会特征包括的内容有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等，人际特征包括的内容有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Mclaren (2003) 的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对移民产生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还有研究显示，对于高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相比其他威胁，文化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影响更大 (Stephan & Stephan, 2000) 。

文化威胁为群体间在没有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境下产生的群体偏见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概念的提出与扩展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态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文化威胁的探讨将更加丰富和充实。

2.2.3. 认同威胁与群体偏见

认同威胁的概念来源于 Tajfel (1986) 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一般来说，个体成为某社会群体的成员后，会对该群体产生认同。社会认同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社会认同来自于人们对内、外群体之间有利于内群体的比较 (Tajfel, 1986; Brown, 2000) 。而当某一个外群体较个体所在群体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及更丰富的资源等时，就有可能威胁到个体所属内群体的自尊水平，此时，群体内的成员就会将外群体视为影响内群体存在于发展的威胁源。这时候，个体处于一种不满意的、消极的社会认同状态，假如这时候群体边界不是那么难以打破，人们就会设法脱离所属的群体；而在群体边界难以突破或者不可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采用其他策略以提高内群体自尊水平，而用得最多的则是直接贬低威胁来源，即通过对外群体采取偏见甚至歧视的态度，从而来获得对所属内群体的积极认同。Tajfel 就将这类通过群体间的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威胁定义为社会认同威胁(social identity threat) (王沛，刘峰，2007；Tajfel, 1986) 。

目前研究者仅对认同威胁进行了少量的研究。1994年，Branscombe和Wann率先对认同威胁进行了探讨。研究以美国人为被试，请他们观看美国拳击手被俄罗斯拳击手击败的录像。在观看了录像之后，研究者发现，具有更高认同水平的美国人对俄罗斯群体的消极态度得到了增强 (Branscombe & Wann, 1994) 。在之后的研究中，Branscombe通过操作，使得被试知道外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持有消极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产生了敌对态度；相应地，研究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也表现为向外群体分配更少的物质奖励 (Branscombe, Spears, Ellemers, & Doosje, 2002) 。薛婷等人在其研究中以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说明国家认同(即社会认同)在对群体态度的影响中起基础作用，国家认同作为主要的前因变量对内、外群体态度有直接影响 (薛婷，陈浩，乐国安，姚琦，2013) 。

研究者发现，个体认同水平的高低对群体态度有不同影响。当内群体处于低地位时，具有更高水平认同的个体更容易对外群体产生消极态度，即出现群际偏差；对自己所属内群体有低认同水平的成员则会接受自身群体处于劣势的观点，贬低内群体而对外群体产生偏好，即产生内群体贬低 (Brewer, 2007) 。

社会认同威胁的结果包括3类：脱离群体、改变群体的状态以及接受消极的社会认同结果 (王沛，刘峰，2007) 。与其他威胁相比，认同威胁更加关注社会情境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对认同威胁的探究将更加丰富。

3. 整合的群际威胁模型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提出了群际威胁模型，即由于外群体成员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冲突、对抗及暴力行为等威胁，从而危及到个体生存，因此，个体会对外群体及外群体成员产生消极情绪与反应。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群际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影响，即某些情境下使用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进行解释，其他情境下则采用象征种族主义来解释，而这两种威胁理论似乎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在后来的研究中，当同时考虑到现实威胁和文化威胁对群体态度的影响时，研究者发现两者可能同时对群体态度产生影响。因此， Stephan等(2000) 从整合的角度提出了整合威胁模型(integrated threat theory)，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把群际威胁分为了以下四类：现实威胁、象征威胁、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和消极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群际焦虑指的是人们在群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不轻松(uneasiness)、尴尬(awkwardness)，以及来自对群际交往情境和对象的不确定(uncertainty)的体验。消极刻板印象是指由于对外群体成员行为抱有消极期望(negative expectations)，从而产生的感知到外群体带来的威胁感。在以往的研究中，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并没有被列为群际威胁，而Stephan等则认为在群体交往过程中，这两者都会由于可能危及到内群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导致他们对外群体产生消极态度，甚至产生歧视 (Stephan, Ybarra, & Martinez, 1998; Stephan & Stephan, 2000) ，因此这二者也可以纳入到群际威胁的范围中。 Stephan和Renfro (2002) 通过研究提出，群体情境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们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群体态度，还作为前因变量(antecedents)，通过上述四类群际威胁来影响群体态度，这些因素有：对内群体的认同(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l groups)，外群体的知识经验(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out-groups)，群体之间的接触(contact between groups)，群体间地位的差异(status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以及群际冲突状态(intergroup conflict state)等。整合威胁理论模型自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很大关注，相继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已有研究证实，在面对种族群体、移民群体、性别群体、癌症患者群体以及艾滋病患者群体时，现实威胁、象征威胁、群际焦虑以及消极刻板印象都能有效地预测对其的群体态度是消极的 (Berrenberg, Finalay, & Stephan, 2002; Stephan & Renfro, 2002) 。

Bizman和Yinon (2001) 根据威胁对于内群体的作用，又将整合威胁理论中的四类威胁为两个水平：群际水平的威胁(intergroup threats)和人际水平的威胁(inter-personal threats)。群际水平的威胁强调的是威胁对内群体这个整体的影响，而人际水平的威胁强调的则是威胁对内群体成员个体的影响。此外，群际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中个体水平的反应，对群体水平的威胁只是起到了影响作用，因此，很多研究者更倾向于将这两者作为威胁对偏见大小的影响因素，而不将其列为引起群体偏见的原因 (Voci & Hewstone, 2003; Zarate, Garcia, & Garza, 2004) 。

整合的群际威胁模型涉及了影响群际威胁机制与作用的一些重要变量，如内团体认同、群际冲突状态等，这些变量以及模型本身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群际威胁与群际偏差提供了更多思路。

4. 总结与展望

群际威胁在群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对群际威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群体偏见。学者们通过研究，在群际威胁的理论等基础上提出了现实威胁、认同威胁、文化威胁、象征威胁等概念；在群际威胁分类的基础上，从整合的角度提出了整合威胁模型，并不断对此进行修正、补充，这些探索丰富和充实了群际威胁的研究。

虽然群际威胁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为更好地理解群体偏见提供了思路，但是，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群际威胁在内涵与外延方面，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界定。自从群际威胁的分类得到学界认可后，更多的研究者纷纷探索群际偏见背后的原因与机制，并且衍生出一系列群际威胁类型，既有个体层次的特征，又有群体层次的特征。然而，群际威胁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群体情境下的产物，应该从群体层次进行定义与界定，不应与个体层次相混淆。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是将群际威胁分为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及认同威胁。在以后的研究中，这种分类还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正与充实。

其次，群际威胁模型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用得最多的是整合威胁模型，以解释群体对群体的态度、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模型本身，模型包含的各个变量及各自之间的关系，探讨得尚少。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补充的部分。

再次，群体态度与群际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的，而这类相关研究在变量的操控方面可能不够严格和规范，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实验研究对此进行补充。未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进行更多的尝试。

此外，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影响外群体态度的社会心理机制,很少同时考察内群体态度,而后者同样是群体态度的重要方面,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群体态度的整体特征。以后的研究或许应该在探究外群体态度的同时兼顾内群体态度，以更好地理解群际威胁与群际关系。

最后，群际威胁在实验研究方面还存在不足。在研究者的研究中，被试大多是来自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代表性不够；而且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被试数量也比较少，难以达到严格的心理学标准。此外，实验材料、实验环境等方面也都有可充实和丰富的空间，后续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可进行更多的探索。

群际威胁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态度和群际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促进群体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群体歧视与冲突，从而营造更加安全、和谐的氛围。然而，纵观当今世界格局，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甚至有的差异非常巨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群体偏见的产生与恶化。而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与世界发达、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目前的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大量务工人员进城务工，导致城市流入大量的人群，农村流出大量的青壮年，这对流入地与流出地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因生态建设等需要进行的移民等，以及正进展得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都带来了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的广泛接触，这些都有可能产生群际偏见与冲突。此外，群际威胁与群体态度的许多研究结果是西方学者通过探究得出的，而我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情境，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检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编号：31300870)；湖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编号：13XQN01)；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社科类，立项编号：2015yx08)。

文章引用

李 郴,杨 爽,吴 奇. 群际威胁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Intergroup Threat and the Effect to Group Prejudice[J]. 心理学进展, 2015, 05(11): 609-619.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5.511079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