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era in which Husserl lived, is a natural scientism heyday, all scientific theories are forced to follow a method of natural science as the basis for its methodology. However, Husserl thought positivist scientific caused European scientific crisis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crisis. In his last book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Husser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had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crisis” caused by moder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risis of sc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cience crisis and rational critique on science, he formed his scientific ideas. Scientific method out of the crisis should set up strict scientific philosophy of “life world”.

Keywords:Husserl, Scienc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胡塞尔对近代科学的反思与 超越论现象学的构建

—基于《危机》一书的解读

杨超，阎莉

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17年3月12日；录用日期：2017年3月25日；发布日期：2017年3月31日

摘 要

在胡塞尔所处的年代，正是自然科学主义鼎盛时期，所有科学的理论都迫于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然而，胡塞尔却发现实证主义科学观造成了欧洲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在哲学的高度上对现代文化引起的“综合危机”尤其是科学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对近代欧洲科学危机分析和对科学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观,提出了科学摆脱危机的方法就是建立面向“生活世界”的严格科学的哲学。

关键词 :胡塞尔，科学，超越论，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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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以下简称《危机》)里，胡塞尔谈到了欧洲科学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及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或理念化)的推动。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胡塞尔并非要对科学史做出一番评估，其次也不是要对伽利略和其科学理论进行事实性的分析和重新定位。胡塞尔之所以谈论欧洲科学和伽利略是想要进行一种新的尝试，那就是通过对科学和哲学危机状况的根源进行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反思(teleological-historical reflection)，从而借以论证超越论的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之转向的必然性，“胡塞尔在《危机》中将自己的背景设定为：一个被历史性和文化性所规定的人，生活在一个被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所规定的世界之中，同时他还是想要理解危机的起因并且试图克服危机的哲学家。” [1] .

2. 欧洲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

(一) 欧洲科学的危机

在胡塞尔的标题中，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

学这些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透过这些词的含义以及其中的关联性是理解《危机》一书的关键。

1935年胡塞尔在维也纳的演讲《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中提到，欧洲的危机是一种人性(humanity)的危机，并且透过近代哲学而彰显出来，在此，胡塞尔将哲学的历史性与欧洲的人性做出了关联。胡塞尔这里提到的欧洲不是日常语义下的欧洲，通常情况下我们把欧洲作为一个表示地理位置的名词来看待，而胡塞尔所指的并非空间与地理上所表示的欧洲。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欧洲，即使在地理位置上的欧洲国家林立，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却仍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胡塞尔而言，这种精神性的联结超越了国家、政权和语言的界限。

胡塞尔曾写道：“因此欧洲并不是从地理学上的，按照地图理解的……从精神方面来说，英国的自治领土，美利坚合众国，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欧洲……在欧洲这个名称下所涉及的是精神上的生活、工作、创造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其全部目的，兴趣，忧虑，痛苦，具有其目的的活动的产物，具有其机构和组织。” [1] 胡塞尔所说的这种欧洲的精神实际上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精神的欧洲有其诞生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从地理上指出一个地方作为诞生地……我指在一个民族的，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个民族的个别的人和人群中的精神上的诞生地。这就是纪元前7世纪和6世纪古希腊国家。在古希腊国家中产生了一种个人对周围世界的新式的态度。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完全新式的精神构成物，这种精神构成物很快就成长为一种系统而完整的文化形态；希腊人称它为哲学。” [2] 古代希腊人透过哲学将理论的态度传递出来(在古希腊哲学就是科学)与周遭世界(the environing world; Unwelt)产生联系，这对后来整个西方哲学、科学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胡塞尔来说，理论的态度也是一种超越实践与利益的态度，指向对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的追求。胡塞尔认为，“我们是由于一种原初创建而成为这样的，这种原初创建，既是对古希腊原初创建的仿造，同时又是对他修改。一般欧洲精神目的论的开端，它的真正诞生，就发生在古希腊的原初创建当中。” [3]

对胡塞尔来说，“科学危机”具有双重意义：第一种意义体现在当代欧洲的科学偏离了原初意义，透过这种源自于古希腊的对欧洲科学原初创设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欧洲科学危机的本质。

另一种意义则实际性地体现在欧洲科学目前的状况中，因为实证科学(或自然科学)成为了科学的典范，它实际上是伽利略在古希腊科学观基础上变更而来的，在这种实证性质的科学观念之下，自然不仅变成了数学化(理念化)的存在，连人也可以变得被计算出来，前者衍生出物理主义(Physicalism)，后者衍生出生理心理学与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等其他一些以人类的生物性和物质性为基础的学科。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是有其局限性的，自然科学排除一切主观性的东西，“排除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一切问题” [3] 。科学将人类所具有的目的性、价值性等自然差异完全置入某种唯物论的框架中，殊不知人类许多由人性而引发的问题并非自然科学可以指涉。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方面在实证科学将自己与“非科学”划清界限的时候，导致人及其人性所产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科学将人本身所带来的问题设定为“非科学”的问题，从而暗含着一种贬损和降低人的价值的意味。

(二) 古典的“科学”理念

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愈发突显出了哲学的紧要性。哲学与科学的基础都是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某种特殊的理论产物或外在的附加物，而是人类普遍的、天生就有的，因而人们可以运用这样的理性，来自由选择他们与这个世界联结的或实践的方式，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希腊人哲学的原初意义。只有当人性成为理性的人性时，人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动物。

也正是这样，由古希腊文明中发展出来的欧洲文明，实际上带有一种“目的论”(Theology)的倾向，这是与其他古代文明所区别的地方。自古希腊哲学诞生开始，就有一种理想目标指引着欧洲人前进，即以哲学的理性为出发点，去寻找人的目的，在这个不断进化着的理性的运动过程中，人通过理性制定规范和形成自律。因此，把理性看做欧洲文明之中科学的基础进行探讨，就不得不提“科学精神”(spirit of science)的原初创设，其中涵盖了科学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这也是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实证科学将自己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导致了关于人的问题–将人降低为一种生物性的与物质性的存在–而产生人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无法通过科学来指涉和解决。对胡塞尔来说哲学就是科学，他认为哲学反而比实证科学更加清楚，更加科学，要理解胡塞尔就必须回到对“科学”一词的理解与诠释上。

从词源角度来看，“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它的动词跟scire，指的是认识、知识，但是随着英语的变迁，这层意思却没有被保留下来，在现在的英文意义中“科学”一词常常只是被理解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比如当代最为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Science》与其姊妹期刊《Scientific American》中的标题均有“科学”一词，而期刊中所发表的内容全部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并未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在内，这似乎已经将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全部内涵和范畴来看待了。相比之下，德文版的《科学》(Wissenschaft)则完整的把Wissen (认识、认知)的意义保留了下来，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将科学(Wissenschaft)理解为一组“有系统的正确命题” [4] (science is the body of true propositions linked together in a systematic way)，换句话说，科学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对于自然事实或者是自然事物的研究上，对于认识论也应该进行探究。实证科学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对其自身基础不明的状态，也是对于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漠视，这正是实证科学的“实证性”所在。

3. 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科学的维护

(一) 欧洲科学向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极端化发展

胡塞尔认为科学必须具有普遍性，在《危机》中，实证科学对于欧洲科学的危机体现在对于人性、欧洲精神的侵蚀上面。在这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客观主义将自然数学化的理念，进而将科学的观念狭隘化，胡塞尔认为：“科学要求具有严格意义建立起来的真理，但这种真理并非总是在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被理解，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过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的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基础。” [5] (Science understood its demand for rigorously grounded truth in the sense of that sort of objectivity which dominates our positive sciences in respect to method and which, having its effect far beyond the sciences themselves, is the basis for the support and widespread acceptance of a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positivism.)

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对科学产生了一种限制，并且使科学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科学被化约为自然科学或者实证科学，现代人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迷惑，整个世界观都受到实证科学的支配，在这种支配下人对人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的态度是冷漠的，于是“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 [2] ，胡塞尔真正批评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及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误导” [6] 。所以胡塞尔在《危机》中想方设法凸显哲学与科学的差异：即哲学的“反思性”与科学的“非反思性”，旨在打破科学对人类世界观的主宰以及对科学所欠缺之处的补充。

在《危机》一书中，胡塞尔将伽利略作为早期科学的代表，认为伽利略试图将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变成一种普遍的、可归纳性的抽象世界，换言之，就是将可经验到的直观的材料进行数学化、符号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达到对世界的科学的、准确的认识。对胡塞尔来说，伽利略和笛卡尔将普遍哲学转化成普遍数学的意图，造就了“自然的数学化”(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问题。“自然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我们能够更加精确的预测自然和更加有力量的控制自然，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完全变成了一种封闭的、冷冰冰的物质世界。在客观主义与自然科学模式的主导下，科学逐渐朝向“技术化”发展，这跟科学在原初创设中作为一种“知识”的内涵已经渐行渐远，技术逐渐成了科学的发言人，甚至企图替代科学。这就导致了科学与哲学、生活丧失了统一性，科学从生活世界中被剥离了出来，生活的意义被抽空。而自然本身在这种数学理念之下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 [3] ，即在日常感性经验中的自然被理念化了。

正因为如此，胡塞尔在《危机》中不断突出“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重要性，“胡塞尔主要试图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细致分析，来解决科学与理论知识之间的问题” [3] ，他“试图证明科学世界是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显像的世界并非一块砧布，覆盖着某个真实的、客观的物理世界；恰恰相反，物理科学的概念和公式体系只不过是罩在生活世界之上的一件外套。” [7] 也正因如此，胡塞尔看到实证科学的欠缺，进而论证超越论的哲学之必然性，他认为超越论的哲学可以让我们从自然态度中超脱出来，进而以审视的目光看待科学，重新思考科学与科学知识得以可能之条件，重新构架人类自身与科学的关系，从中获得理性的认识与意义。

(二) 对科学的哲学维护

因为胡塞尔对科学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使得不少人将他与反科学联想在一起，但有必要澄清的是胡塞尔并非反对科学，而是想要完善科学。实际上问题关键在于胡塞尔是如何定义科学的，“胡塞尔对实证性与实证科学的理解，是将其放在近代开始以自然科学方式为典范研究模式与方法上” [8] ，在这层意义上，实证科学实际上是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态度的总和，从《逻辑研究》开始胡塞尔就认为实证科学是一种对认识论欠缺的科学，这源于实证科学本身的限制与方法论的预设。实证科学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可以统一在自然科学的方法之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可以观察到的自然实体或者客体(比如基本粒子)所构成的，而这些实体的性质又决定了它们所组成的一切事物的性质，而这“一切事物”中包含了人，胡塞尔现象学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批判与区分实证科学这种同一化的世界观。

当我们回顾胡塞尔关于实证科学的讨论时候，并没有发现胡塞尔反科学的态度；胡塞尔对待科学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试图为实证科学奠基，另一种是指出实证科学的局限性。前者试图为知识寻求一种绝对准确的基础，后者区分出了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的边界条件。总而言之，胡塞尔从来都不是一位否定实证科学的反科学者、反理性主义者。而正相反，从胡塞尔本人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胡塞尔早年拥有严格数学训练的科学背景，正因为这样胡塞尔比其他哲学家、科学史家更了解科学的内部运作情况。在其早期的著作乃至《危机》当中，即使对当代实证科学有诸多批评，也依然掩盖不住他对当代科学所产生巨大成就的赞赏，并且承认科学具有“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功的自明性” [2] 。

对于胡塞尔而言，实证科学最大的欠缺在于仅能处理事实(fact)问题，故称其为事实科学；而事实背后仍有其对应的本质(essence)，本质是由本质科学加以探讨的，当代科学将本质科学与事实科学整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科学性的否定。换言之，实证科学认为人类的各种现象与自然现象并无差别，这种论断必然有问题，人有其内在性，人不仅有事实的问题，同时还有规范和价值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在事实上是怎样的，还要知道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要知道生活的事实，还要知道生活的意义；不仅要知道历史事实，还要知道历史的意义何在。” [9]

4. 转向超越论的现象学

科学一直声称其对自然的描述是不带任何预设的，但实际上科学行为的背后仍然涉及一些自明性的规定和规范性假设。对于实证科学而言，“实证性”的研究是建立在有效性与精确性的基础之上，同时提供给我们大量事实依据。往往一个科学家对于如何做胸有定见，然而对于回答科学是什么、为何这样做等问题未必能做到胸有成竹。在对于自己本身的行动都无法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科学家自然无法容忍在科学领域之外会有比科学更加正确、更加有效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于是一部分人拒绝通过“科学”之外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继而演变成一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狂热的唯“科学主义”，这种独断的、唯“科学主义”的后果便是造成人类科学的危机、精神的危机。

正如胡塞尔所描述的，“历史地来看，当代实证主义科学概念是一种残留的概念” [2] ，具有局限性和狭隘性，而非现代科学家认为的那样无所不能。

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最大的谬误在于把世界中的存在(being)仅仅看做实在(real)，但对于胡塞尔而言，世界是具有超越性的，且这种超越性是内在的，意识方是绝对自明的基础，并非外在的世界，这一点与自然科学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此意识的绝对性理解为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意义之下的“经验主体性”(empiric subjectivity)，那样超越论的现象学就无法“超越”了，仅仅代表了某种心理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是通过对自然态度的悬置(epoch)，返回“超越的主体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在胡塞尔的著作中，他不断强调意识的绝对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一切认识与感知活动的原则，假如我们想要澄清事物的意义，就必须返回到超验意识的层面上，指出构成意识的“意识行为”，因为超验意识是最终的“意识赋予者”(meaning-giver)。

胡塞尔把自然态度叫做人类意识的自发态度，他认为人多以自然态度与世界产生关联，这种态度的取向是外部世界，并且确认这一世界的存在。悬置法的作用是从意识中排除自然态度，把关于自然态度的存在命题放入括号中，使自然态度失去其效力。经过现象学的悬置后，自然态度中的自然世界就成为意识的纯粹材料，成为现象。

胡塞尔将“现象学态度”(或超验态度) (phenomenonological attitude)叫做反思态度。这种反思态度把意识生活、事物被给予意识的各种方法当作它的对象。现象学态度便是这种悬置的结果。对于胡塞尔而言，反思性彰显出了哲学与科学的差异，而超验态度(或反思态度)必然通过现象学的悬置与还原(reduction)得以可能。悬置的目的是要把自然态度中对应的对象转换为意识中显现的对象，并加以描述。因此悬置是为了确保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够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对象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下，以原初的方式显现在意识当中。在这种反思中，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成为纯粹的所思之物(cogitata)，即我们的意识纯粹的思考的东西。

因为超验的态度不将自己居于任何自然态度之中，根据现象学的悬置，将意识之外所有的事物存而不论，给它们加括号，超验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从自然态度当中超脱出来。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很容易理解胡塞尔为何把自然态度称为“独断的态度”(dogmatic attitude)。当人们处于自然态度之中时是无法进行自我批判的，人们只是在无根据的接受自然态度所给予的东西，并且是根据自然所倾向的来接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相较于自然科学的态度而言，人的态度极其重要，人之所以与物不同是由于人拥有其态度并存活于世。相较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文精神现象，自然科学则研究客观事物，并倾向于将一切事物自然化，这样就需要严格将二者的差异区别开来。但是，二者都归属于自然的态度，研究二者的关系必须依赖于“超验态度”的澄清，胡塞尔指出在超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态度之间进行轻易地转换。

括而言之，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比实证科学更为积极、更为彻底。因为诸实证科学的局限性在于仅能关注到可知觉的或透过理想化作用而形构的客体，相较于诸实证科学而言，现象学更能从根植于自然态度的认知状态中解放出来，有效地执行“无预设”原则，对自然的命题、自然态度的本体论承诺中立态度，这种中立的现象学态度可以形成绝对自明性的领域。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实际上根本不够实证，他相信唯有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冠以实证之名，“拯救欧洲的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重新回到现代人所遗忘的经验世界，原始生活世界是一切存在的最终根基。” [10]

基金项目

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思·正”学术基金项目“胡塞尔现象学视野中的科学图景探索”(SZJJ201504)。

文章引用

杨 超,阎 莉. 胡塞尔对近代科学的反思与超越论现象学的构建—基于《危机》一书的解读
Husserl’s Reflection on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sis”[J]. 哲学进展, 2017, 06(01): 1-7. http://dx.doi.org/10.12677/ACPP.2017.6100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