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23日

摘要

意识形态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是一种虚假意识的原因，在于其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本末关系，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并异化性遮蔽了自由和民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虚假意识”又有了新发展，体现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埃里希·弗洛姆的“匿名权威”理论。“匿名权威”作为一种新型的思想控制手段，表现为利润、常识、舆论等不易察觉的样态，使人们“顺从”与“求同”，造成了自由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异化。“虚假意识”和“匿名权威”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空间，弗洛姆作为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意识形态与人性、心理相关联，并通过社会性格分析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二人共同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究竟谁更高明？本文通过探析二人意识形态理论的联系，并加以对比，试图说明在当今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

关键词

虚假意识，匿名权威，弗洛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Anonymous Authority”: A Dialogue between Marx and Fromm’s Critical Theory of Ideology

Shuxin Z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Apr. 18^th, 2023; accepted: May 8^th, 2023; published: May 23^rd, 2023

ABSTRACT

The issue of ideology is a hot issue in today’s era,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a country and a nation. Based on the classic text “German Ide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formed by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Marx based himself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riticized the thought of the young Hegelian school as a false consciousness, which lies in its reversal of the fundamental and ul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ideological domination of the bourgeoisie, and its alienation obscure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false consciousness” has undergone a new development, reflected in the theory of “anonymous authority” by the Western Marxist scholar Erich Fromm. “Anonymous authority”, as a new means of ideological control, manifests itself in imperceptible patterns such as profit, common sense, and public opinion, making people “comply” and “seek common ground,” resulting in the alienation of freedom and capit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anonymous authority”. As a “Freudian Marxist”, Fromm associates ideology with human nature and psychology, and develops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social character analysis. Although the two people jointly criticize the ideology of the bourgeoisie, their ways of solving problems are greatly different. Who is the wise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socialist ideology and adhering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today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ideological theories.

Keywords:False Consciousness, Anonymous Authority, Fromm, Marx, Ideological Criticis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考量方法，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间接性地指责了其对于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异化性遮蔽，揭露了“虚假意识”为资产阶级思想统治服务的内在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把特殊的阶级利益美化为普遍利益、共同意志的存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并发展出“匿名权威”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匿名权威”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新形式，越来越不易察觉，但力量却更强大，同样指向西方民主制中实质自由和民主的缺位。通过联系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我们廓清资本主义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走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 马克思对“虚假意识”的批判

2.1. 批判的靶子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第一次正式出场，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成型。伴随黑格尔哲学的逐渐解体，青年黑格尔派一时风靡德国哲学界。然而，马克思却洞若观火般地觉察到他们学说的虚假性并进行了根本性颠覆，把他们的哲学统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1] , p. 512)。在《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分别总结了三个人的思想特质，讽刺为“虚假观念”( [1] , p. 509)、“天真的幼稚的空想”( [1] , p. 509)，并表示要揭穿这种“耽于幻想、精神委靡”( [1] , p. 510)的哲学思潮，而那三个人实际上指的就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这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靶子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虚假意识”，也表明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公开决裂的鲜明立场。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继《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之后批判鲍威尔政治观的进一步成熟，暗含对资本主义民主和普世价值虚假性的实质揭露。

2.2. “虚假性”的原因

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为何是“虚假的”呢？首先，在于其颠倒了思想与现实、意识与存在的本末关系。尽管青年黑格尔派外在表现出反叛黑格尔哲学的姿态，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跳出过黑格尔式思辨哲学的藩篱，反而将其作为“一般哲学前提”( [1] , p. 514)。同黑格尔一样，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如“自我意识”、“类”或“唯一者”( [1] , p. 514)等，把“实践”解释成理性的批判活动。他们和黑格尔一样坚信“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 [1] , p. 510)，笃定自己“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 [1] , p. 510)。他们看不到实践的力量，只将思维的运动逻辑当作是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前提，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理性的注脚或外在表现，始终囿于意识界的领域。因此，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的“虚假”，并非指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真假性，而是“从天国降到人间”( [1] , p. 525)的认识顺序倒置，是唯心论世界观意义上的虚假。不过，在纯粹思想领域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恐怕是一座虚幻的空中楼阁，脱离了世俗基础而无法推动社会的革新、进步，正如他们对宗教的激烈批判虽有进步意义，但也导向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不彻底。

其次，“虚假意识”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是将特殊利益鼓吹为人民普遍利益的虚假。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般哲学前提”( [1] , p. 514)，马克思从进行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 [1] , p. 519)出发，认为人的本质不是那种想象出的“自我意识”、“唯一者”等理性概念，而是在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 [1] , p. 524)。那么，人的意识就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凌驾于一切之上，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发展，特别是分工的出现，意识才获得了独立性的外观。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 , p. 525)，社会意识总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也是奠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活动之上生长出来的。如此一来，既然物质生产活动决定意识，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必然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1] , p. 550)。统治阶级总是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符合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唯心主义之所以会抽象地夸大意识的能动性，虚假意识之所以会产生，根本上说，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合法性，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青年黑格尔派仅囿于思想批判，而没有将思想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结合，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社会现实，说到底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布道者。

2.3. 虚假意识形态的异化影响

虚假的意识形态使人产生自由乃至民主的幻觉，却没有在世俗生活中赋予人们实质性权利。经过马克思的推论分析，“虚假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标志( [1] , p. 536)，掩盖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人民的压迫，鲍威尔等人先前鼓吹民主宪政、鼓吹自由、平等公民权的政治学说，只是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辩护而已。也就是说，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善于伪装成普遍意志，悄无声息地发挥着某种社会或心理功能，异化人的状态，促使人民对统治阶级意识的一致认同。在文中，马克思以自由问题为例，描述了自由在虚假意识下的异化状态：虽然资本主义促进了物质的丰富和政治文明的进步，打着民主的旗号，表面上使“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 [1] , p. 572)。但实际上，他们变得更不自由，因为屈从于物的力量，受金钱、资本的宰制，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在虚幻的政治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 [1] , p. 571)，对于广大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1] , p. 571)虚假的意识形态将特殊的利益以普遍意志的形式来表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它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 [1] , p. 585)，进一步在法律上塑造了每个人享有一切权利、人人平等享有民主的错觉。

2.4. 马克思的解决方法

消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马克思并非要采取摒弃意识形态的方式，也绝非在观念内部自我革命，而是要从产生虚假性的世俗根源入手，用实践废除不合理的分工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铲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使阶级利益与普遍利益合二为一，意识形态就不再遮蔽现实。换言之，马克思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归根结底就是要粉碎资产阶级这种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之以无产阶级代表普遍大众利益的意识形态，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自由。这其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下而上的解释模式贯穿始终，至此，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驳倒了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整个传统唯心主义哲学，剥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假”的迷雾，实现了从人间到天国的上升。

3. 弗洛姆对“匿名权威”的分析与批判

弗洛姆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匿名权威”其实与马克思的“虚假意识”有很大的联系，但二者又有区别，前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跨进现代社会的新表现，同样遮蔽了民主与自由。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先对弗洛姆的“匿名权威”有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才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进一步看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

3.1. 权威从公开到匿名化

弗洛姆认为，权威分为匿名权威与公开权威，公开权威是那种有清楚的指令发出者、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权威，匿名权威则与之不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已不再是堂而皇之地抛头露面，而是越来越匿名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很难看到命令或禁止之类的东西，比如父母不再命令孩子，而是建议孩子要去做某件事，父母与孩子成为朋友。在其他领域，也基本上看不到命令或命令性的话语、警示，只看到“建议”或“提醒”( [2] , p. 155)。尽管找不到公开的权威，但并不能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不是公开的，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和异化了的。”( [2] , p. 143)

为了更明显的突出现代社会权威的特征，弗洛姆对比了19世纪这个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那时权威与剥削、利用问题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如果全体成员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尤其是这另一部分人是少数之时)，这种社会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权威感的基础之上的”( [2] , p. 87)，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明显，正如弗洛姆描述“欧洲对非洲、亚洲以及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这种剥削毫不顾忌人的价值。”( [2] , p. 92)但相比于19世纪，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感没有那么强烈，商品交易与消费社会的繁荣使“接纳与销售取代了剥削与囤积；日益增长的“协同”倾向取代了竞争……分享及扩大财富、操纵他人——以及自己的倾向取代了剥削”( [2] , p. 91)，种种现象概括起来就是“匿名的权威——舆论及市场的权威取代了理性及非理性的公开权威”( [2] , p. 91)，这就是“匿名权威”概念的出场，诸如“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公开舆论”( [2] , p. 91)等匿名权威在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

3.2. 匿名权威的力量：顺从与求同

这种匿名权威的特点除了隐而不露，还非常的坚不可摧，如同“看不见的手”一样的市场法则。从前人们对公开权威会有冲突与斗争，特别是与人的心意不合时，但在匿名权威的支配下，人丧失了自我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屈服或者进行了反抗。利润、经济需要、市场、舆论等匿名权威无处不在，但又无法被攻击、被反对，正如弗洛姆发出的疑问“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 [2] , p. 144)、“谁能反抗不可见的人？”( [2] , p. 144)这在于其具有的一致性力量，因为在匿名权威的影响下，人们惊人地步调一致，再也不必与众不同，只要顺应社会，随大流就可以了。因此，人们不必去怀疑，甚至用不着去思考。这种趋同性意味着对一切事物的冷漠，意味着人们思想、理智的退化，意味着人的异化，更意味着人们自我完整性的缺失和自我的迷失，“这种趋同的欲望实际上是异化人的感觉”( [2] , p. 156)。

3.3. 匿名权威的异化影响

首先，匿名权威同样营造了思想意识上的假象，导向了异化的自由。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自以为从旧式公开权威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教会、国家等外在自由限制，获得了新的自由，但实际上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内在不自由。弗洛姆称这种现象为“自由日益增大过程中的辩证特点”( [3] , p. 69)，即人察觉不到自己的情感。现代资本主义在深层处造成一种矛盾性的人格，“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 [3] , p. 69)。这就是匿名权威影响下的消极自由，消极自由给人营造了一种真正自由的错觉。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按照自我意志做出选择，而是受制于强大的公共宣传、利润的追逐与庞大社会机器的影响，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望而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当然，他们没有意识到选择与意愿背道而驰，因为这就是自由异化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现代人好像完全摆脱了自然的束缚，拥有极大的物质丰富、娱乐和消费狂欢物质极大丰富，他们似乎享受着无穷无尽的“自由”，但享受“自由”的代价是人格的同质化、异化以及自我认知的丧失，他们被新式的、力量无穷的、无形的匿名权威所控制。正如弗洛姆所言，现代人“在‘自由’的盛名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它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拼凑而成，各自分离，没有任何整体感”( [3] , p. 179)。由于自由的异化，现代人牺牲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与真正的自由相去甚远。

其次，异化的自由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异化的民主。在西方现代民主制中，人们不必祈求自然的恩赐，因为昔日公开权威已经隐退，不再有国家权威和良心权威的阻碍，他们有投票的权利，能够独立、理性、民主地做出符合他们意愿的选择，使国家的运转表面上遵从选民的意志。然而事实上，自由选举不一定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弗洛姆以商业广告为例，人们普遍使用的牙膏不一定是人们真正喜欢的，而是受广告宣传哄骗的。在异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民表达意志的方式同他们购买商品的方式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2] , p. 177)，这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政治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商品市场的固有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2] , p. 178)。资本主义的现代民主制实际上就是金钱政治，是为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资本主义商业大企业服务。同时，弗洛姆还描述了个人对参与国家事务的冷漠感和无责任感等自我心理因素。总之，现代人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没有拥有真正的理性、伦理道德和自由。相反，他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民主、非理性、匿名权威的社会里，仍然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以牺牲完整的自我为代价。可以说，现代人的自我在政治生活领域同样迷失了。

4. “虚假意识”与“匿名权威”之间的对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使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互动，从弗洛姆嫁接马克思学说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主线入手，不难发现，虽然“虚假意识形态”和“匿名权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并非毫无关联，反而存在一定的交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或许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析二者所具有的一定联系。

4.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有着较为清晰的指称，即“观念的上层建筑”( [1] , p. 583)，而“虚假意识”就是马克思所处时代里鲍威尔等人和资产阶级所高举的自由、民主的旗号，是一种对广大人民的思想诱导。然而现代社会中的匿名权威，并不是以明显的、直接的上层建筑的外观表现出来，在人们打破了国家和教会等公开权威束缚后，先前抛头露面的统治权威伪装成利润、经济需要、科学常识、公众舆论，在社会上每个人之间心照不宣地流行，在无形中规训着、同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换而言之，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利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进行统治，通过一些文化制度、家庭和社会关系、大众传媒去促成人们对政权的一致认同。毫无疑问，“虚假意识”和“匿名权威”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工具不是可见的物质形态，而是源源不断的观念输出，在思想层面具有非常强大的同质化力量，控制人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接受，借此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政治粉饰太平的扮相。

4.2. 都造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异化

无论是虚假意识或是匿名权威，都导致了各自时代自由与民主的异化。弗洛姆和马克思一样对“自由”问题有着辩证的看法，匿名权威和虚假意识的相同作用在于，造成了人们自以为获得更多自由但实际上丧失自我自由的错觉。从19世纪统治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到20世纪媒体舆论的诱导，乃至现代社会里被操控、非理性的民主选举，人们自始至终都受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机器的哄骗，误以为法律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能落实为世俗社会里的实质自由和实质民主，实际上却只是被阶级利益所阻隔的单子式的人权，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而已。此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经济领域里复活为幽灵一样的资本、金钱，人们被追逐利润、金钱至上的观念所裹挟，以及受到由此产生的阶层差异的束缚。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制的表面下的不自由和不公，正如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预见到的“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4] , p. 839)，资本的大行其道使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根本不存在实质自由与实质民主。

4.3. 马克思和弗洛姆的解决方式对比

上文提到，马克思消解虚假意识形态的方式就是通过实践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无产阶级代表普遍大众利益的意识形态为指导，扬弃私有财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自由和民主。而弗洛姆为人们摆脱匿名权威控制所提供的出路，是一种心理上的革命，要人通过爱与创造的积极自由来消解异化。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是有局限的，没有注重非理性力量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低估了人的情欲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本身也有其需要和规律，它们与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总是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 [5] , p. 121)。与此同时，弗洛姆观察到，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统治的意识机制，可以弥补马克思缺失的心理学层面，但精神分析难免有唯心主义倾向的理论窠臼，所以他将弗洛姆将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学说综合起来、相互修正，采取了一条中间道路。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他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没有详细描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如何具体互动，因此弗洛姆没有像马克思一样从生产分配方式等经济基础直接入手来向上作用，而是在思想与经济基础之间增加了“社会性格”这一中介，“社会性格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它在这两个方面，即将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 [6] , p. 92)。社会存在的变化会引发新的社会性格，并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而新的社会意识随着时间演进不断巩固，加强了既有的社会性格，这种与社会存在的变化相契合的社会性格就会推动社会发展。不过社会性格不会无界限地适应社会存在，而是以人性为尺度动态变化，这其中，人心理深处对爱、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也会推动社会向前运动。

弗洛姆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同于马克思以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感性活动来摆脱异化，他借鉴了弗洛伊德式性格心理分析的方式，期待用爱等心理动力唤醒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实现社会变革。相比较而言，弗洛姆的理论眼光虽然关注到了心理学领域，也发展了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但忽略了实践的力量，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心理学的层面，而不像马克思那样能够用辩证的、历史的、社会的眼光科学地看待问题，这或许也折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普遍存在的局限。对比他们二人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解决方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才是真正找到了驳倒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实践根基，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1] , p. 11)，这或许是马克思在后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互补的真理所在。

5.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眼中德意志的“虚假意识”属于一种19世纪的公开权威，而在弗洛姆所处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极大繁荣、消费社会狂欢，虚假的意识形态早已改头换面成不易察觉的“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 [2] , p. 91)等匿名权威。事实上，弗洛姆所说的匿名权威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葛兰西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诟病的启蒙神话和文化工业、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思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概念和理论一样，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欺骗性，为了达到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规训大众行为、为特殊利益服务的目的，从本质上洞察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自由的缺位，但这种意识革命却缺乏马克思的实践革命的力量。

从“虚假的意识形态”到“匿名权威”，西方社会延续下来的背后资本主义思想统治的势力不容小觑，也应当引起警惕。在当代，这种势力正在蔓延开来抹黑社会主义国家，弗洛姆在著作中表示对“西方民主派歪曲社会主义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可悲可叹”( [2] , p. 244)，而高度赞颂了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具有的光辉价值与进步意义。就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总是“虚假意识”并且进一步成为“虚伪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意识( [7] , p. 253)。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在于抛弃意识形态，而在于从实践上驳倒错误的思想观念，更在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否真正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因此，在当代中国，筑牢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价值。

文章引用

宗姝辛. “虚假意识”与“匿名权威”：马克思与弗洛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对话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Anonymous Authority”: A Dialogue between Marx and Fromm’s Critical Theory of Ideology[J]. 哲学进展, 2023, 12(05): 827-83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