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丽芳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3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9日

摘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英美哲学的种种分析和实证方法，再辅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将分析哲学中的明晰性、科学性、规范性赋予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题。在建立初期，分析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包括剥削、阶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范畴的解析、澄清和重构，试图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下的解释力。在后期，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哲学转向，通过驳斥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逐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正义观，从而弥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规范学说方面的理论空场，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以及对辩证法的放弃，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诸多偏颇和失误。

关键词

英美哲学，分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Attempting to Discuss the Branch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Analytical Marxism

Lifang Liao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y 8^th, 2023; accepted: May 28^th, 2023; published: Jun. 9^th, 2023

ABSTRACT

Analytical Marxism inherits various 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method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supplemented by Marxist theory, and attempts to endow clarity, scientificit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analytic philosophy with basic concepts and important propositions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establishment, analytical Marxism tried to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ism in today’s era through the analysis, clar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ch categories as exploitation, clas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later period, there was an obviou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urn in analytical Marxism. By refuting the contemporary liberalism theory’s defense of capitalism, analytical Marxists gradually clarified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justice, thus making up for the theoretical gap in the normative theory of classical Marxism. However, the deviation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abandonment of dialectics, there are many biases and errors in analyzing Marxism.

Keywords: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Analysis, Analytical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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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美分析哲学自形成于20世纪中叶，就以技术性、语言逻辑性、数理概念性等特点著称，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一方面，英美分析哲学形成了同欧陆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发展路径，这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们对概念的明晰性的强调，对语言和命题的符合逻辑的追求，对科学推理和实证经验的推崇，使其同科学主义一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当之无愧地坐稳了美国学院哲学中的头号交椅。然而另一方面，同传统思辨哲学不同，由于研习分析哲学的门槛不乏数学、逻辑学、经济学等学科，这就令很多哲学爱好者望尘莫及，从而使得分析哲学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在象牙塔中仅供哲学家小团体专研的小众游戏。这样一来，由于对社会现实的远离、对个体和群体的忽视，分析哲学失去了一种可贵的人文哲思精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工业的高速狂飙，科学主义的大行其是与人文精神的挤压似的生长，致使现代社会出现了比如竞争白热化、工业扩大化，民权狭隘化、阶级大分化、族裔冲突化以及全球环境恶化等诸多变种和变异现象，再加之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久衰不振，世界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种种因素将世界局势带往失衡的方向去，曾经作为与世无争或者说得天独厚的“乐土”之美国，也面临着现实危机，当人们面对着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等全方位的窘境和危机时，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层次，哲学不可能会对如此社会变迁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因此，分析哲学作为主导美国思想的强大社会思潮，开始以其独特的分析方法对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由此吹皱了哲学界的一潭滞水。“一时之间，对社会议题以及人生百态的关注与讨论，就成为了各路哲学诸侯的时尚话题。” ‎[1]

如此一来，英美分析哲学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支派与变体。如同英国分析哲学家班内(Michael Beaney)在2013年指出的那样：作为在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分析哲学进入21世纪后在非英语世界中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分析哲学学会数量上的增多。当然分析哲学的这种扩张并不是以其意图、方法、立场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向同一或者统一。恰恰相反的是，分析哲学经过扩张后，融入了各种思潮，这就使其囊括的理论更加丰富和多元化了。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罗素等就由原初专研数理逻辑，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发力，开始向哲学的其他所有领域开拓研究了。这么一来，分析哲学自然地“除了原来作为其主流的逻辑、语言、数学、心灵、分析哲学和分析伦理学之外，还出现了包括分析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女权主义、分析神学和分析托马斯主义等等分支。此外，还产生了甚至完全叛逆和多元的观点。” ‎[2]

其中，基于分析哲学与实证科学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被称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该学派包括科恩、罗默、埃尔斯特等，他们作为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型阐释上矢志不渝，力图重塑经典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一种符合科学规范的严谨理论，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当代解释效力。由于“该学派提出的分析‘范式’影响深远，以至于被认为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导路径。” ‎[3] 可以说，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哲学同马克思主义两种截然不同之理论的结合，其理论诉求和实践指向分别是什么？作为初生的哲学新学派，何以在建立不久就掀起了广泛热议，甚至一度成为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的新据点？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化发展可以具备何种启示意义？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必须先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其主要主张进行重新回顾和梳理，这样的一番工作也许对我国探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动态活动有所助益。

2.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分析马克思主义最初是诞生于一个被称作“九月小组”的定期集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牛津大学教授的科恩就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主张以分析哲学的数学逻辑方法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澄清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等概念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明晰性。同年，科恩结识了同样热衷使用分析方法去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埃尔斯特。到第二年，科恩同埃尔斯特以及其他来自欧洲的十几个学者进行了一个关于剥削问题的讨论会，与会学者们后来定下了每年九月集会三天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约定，自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基调就确定下来了，而这一学术集会就被称作九月小组，后来则以“分析马克思主义”命名，开始在欧美哲学圈中风行。

有必要提出的是，任何学派的突然流行都并非是偶然事件，其背后或顺应时代要求，或理论催生，无一不具备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社会背景。概括说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是由左派知识分子的活跃、欧洲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刺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所引起的反思以及分析哲学同实证主义方法流行等因素催生的。

2.1. 欧洲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地区曾兴起过一批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同政治运动，随之催生出大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不满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同时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深恶痛绝，他们致力于探索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可以说正是这批左派知识分子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进入英美学界的大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英美左派知识分子活跃的结果以及延续正是即将出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

不幸的是，自60年代末起，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运动突然爆发且遭遇了失败，这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在欧洲地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失败，用辩证法的眼光来看，正导致英美资本主义政权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戒备以及政治压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在欧洲的失败，为理论化、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机会。

于是英美学者不再将马克思的话语视为颠扑不破的万能真理，他们采用最新型的社会科学方法包括分析方法、实证方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遭遇的问题进行解构，从而抽象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赋予其现代科学的标准，即清楚明白、严谨和可验证。就像罗默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工具偶尔在某些情况中失灵，一个明智的人是不会将其扔掉的，尤其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工具之前。他只会追问，为什么这个工具有时很有效有时却不灵？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智识基础就在于此。” ‎[4]

2.2. 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的流行

1968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首次以“五月风暴”等形式在现实政治运动中展示其理论力量，然而以“五月风暴”开端的一系列左派学生和工人运动遭遇失败，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面对现实的挫败、知识分子文化氛围的改变以及理论内部不可转圜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了没落，对其理论缺陷进行反思，就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础之一。” ‎[5]

在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问题和缺陷时，分析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迷信人文主义、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粗疏且随意的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不够关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挫败的主要原因。其中威廉姆·肖直接指出：“在需要耐心考察的地方，人们沉溺于幻想的飞翔；在需要对马克思进行有条理和严密地解释的地方，人们对原文的曲解和不忠取得了胜利。马克思的研究已经变得牵强附会，没有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 ‎[6] 为了不重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覆辙，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必须运用英美分析哲学和当代西方实证科学的方法去扭正他们对待理论原则的疏忽大意以及对文本解读的混乱和繁琐之作风。

分析马克思主义生产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面对20世纪初科学的强势发展，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引起了一些具有科学素质的哲学家的质疑，他们开始将自然科学的求真、理性、准确等特征引入哲学研究，以此来解决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分析哲学。有必要一提的是，分析哲学自诞生之初坚信的就是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形式重于理论的内容，提出新的命题不是哲学家该做的，哲学的使命仅仅在于使现有的知识和命题更加清晰。由于这一学术取向，导致了长期以来分析哲学家对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只关心一切可被分析的理性对象和抽象内容，自诩为从事“科学的哲学”，而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艺术、情感等等方面的问题过于实际和具体，不值得哲学进行反思，甚至对一些非科学的东西直接予以抛弃。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宣称：“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黑格尔式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 ‎[7]

直至60年代后，英美分析哲学家意识到按照纯粹的、绝对的逻辑主义标准去确定真假是非，非常不利于维护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甚至有可能助长道德上的无原则性和思想上的僵化独断，于是他们开始将视线移至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开始探讨各种现实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他们的研究框架中，这为两者的融合准备了条件。事实上，两者的理论具备高度的适配性，即“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分析传统，它却毫不缺乏明晰性、精确性和逻辑严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英美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常常对不能把握社会现实这一点过于自满或愧疚。而无论人们如何批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以及社会理论，它却从不缺乏实质内容或社会相关性。” ‎[8] 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同英美分析哲学进行碰撞，两者不仅不会相互攻伐，反而能实现有益的互补。

正如科恩强调的那样：“作为一个不知疲倦且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而由于没有时间、没有书斋的宁静，他并不打算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而力图对他的思想提供一种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达，这并非一种自命不凡的要求。” ‎[9] 有鉴于此，当受限于各种因素的马克思没有或者来不及对其思想进行如同分析哲学所要求的那样严谨和清晰的表达，而分析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代替马克思完成这一任务，即将马克思主义辅以分析和实证的方法将建构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这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最大秘密。

3.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

3.1.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特征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征其实首先表现在其共同体的名称上，众所周知，分析马克思主义一开始给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取名为“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non-bullshit Marxism)，从这一名称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含糊混乱的研究方式的厌恶和急于实现另一种更为科学、清晰的研究方式的意图。通过察看科恩、罗默、埃尔斯特等人的著作就会发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强调对基本概念的明晰性阐释，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包括阶级、剥削、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经济基础、拜物教等概念都作了大量的探讨，以澄清之前体现模糊性的地方。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基本概念不能得到彻底的阐释和理解，那么理论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 ‎[10]

其次，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特征还体现在它对于辩证法的拒斥。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既可以证明任何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证明其对立面的辩证法是荒谬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这种矛盾的辩证法，只会含糊掉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界限，破坏思想之连贯性和有序性，甚至滋生繁复含蓄不清的观点。罗默直接指出，“并不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逻辑或解释的特定形式。蒙昧主义往往通过躲在特定术语和特权逻辑的瑜伽术背后来保护自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瑜伽术就是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之基础的几个命题也许有某种归纳诉求，但是却完全不符合演绎原则：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数量转化为质量，并且所有事物都内在地或系统地相联系……辩证法常常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充当为一种懒惰的目的论推理的辩护工具。” ‎[11] 也就是说，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应当要以清晰的表述和严谨的论证去直面马克思理论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而不是以一种加以掩饰的或者所谓辩证的思维去应对一切被暴露的难题。同时，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视作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发明或者唯一正确的方法论的误解，分析马克思主义强调，正是这种错误观点使得马克思自绝于许多有效的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事实上许多科学方法并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认为的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味道。所以分析马克思主义强调，应当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观念予以抛弃，大胆地去吸纳现代社会中各种成熟的科学方法去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

再者，“分析”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这就意味着，分析马克思主义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维方式，他们认为一种科学理论不该只有对社会现象的宏观描述，而没有对更微观的基础进行说明。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为什么说整体主义比较粗糙呢？就是因为整体主义过于关注宏观层面上面的统一体，而对组成其统一体的微观成分和粒子却不置一词，举个例子，就像前现代的化学科学一样，只知道盐是钠和氯的统一体，而根本不解释钠和氯是如何构成盐的。意即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甚至也不将森林描述为由树木构成的组合。再举一例，经典马克思主义坚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对个人如何行为以形成这样的结果，没有作太多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作用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除了笼统解释之外，对待具体的作用过程未加说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以及阶级划分的进行了有力揭露，然而关于不同阶级中的不同剥削的具体成因以及各种表现形式存而不论。与此相对的是，这些理论的微观基础都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下得到了清晰而细致的阐明。首先，埃尔斯特以理性选择理论探讨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从而得出了工人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计算；科恩引进“功能解释”，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进行了精细解读；罗默将古典经济学均衡模型运用于对资本私有权的分析，得到了关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剥削理论的成因说明。概括说来，“对各种无所不包的纲领性主题的阐述和那些无法精确说明的观点” ‎[12] 的拒斥，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不再偏重阐发宏大叙事，而青睐于对细节的考察和重估，自此，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宽泛立场都在他们这里被抛弃、被精确化或者被重新设计。

3.2.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如同上文所述，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拒斥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命题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于是有学者对其“马克思主义”身份存疑，甚至直接指出：“由于对太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观点都作了修正，以至于可被认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13] 。

针对这一观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对其作出了回应，以捍卫马克思主义血统。以罗默为例，罗默认为，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名称，就足以表明这一学派的观点都来源于马克思。事实也确是如此，无论是科恩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罗默对剥削理论的研究还是尼尔森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关注，无不表明分析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传统议题的继承以及对马克思包括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等核心规范的认同与信奉。也就是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解放和改变世界，也即创造并维持一个满足工人阶级需求并时而满足全人类需求的世界，只不过“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必须是精准的，只有准确地理解了社会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才能知道应该以及如何使它得到改变” ‎[14]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自诞生以来就自觉且孜孜不倦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传统来延续，其目的无它，仅只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令其无论在面对何种层出不穷之时代新命题和新变化都可以游刃有余，为迷惑、困顿、无助的人们提供一把最称手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气质完全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一贯的宗旨和目标，其理论融贯性也是别的理论流派所不具备的独有一份。当然，确实存在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并不刻意维护，因为对于大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发现真理比捍卫立场更加重要，马克思的话语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他们的使命仅仅在于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在论证上可以更加精确和经得起时代和实践的检验。

公允且客观地说，马克思的平等主义与民主价值理念确实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保留和发扬了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描述确实正被他们部分地放弃。当然如果要问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或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这将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或政治学的问题。

4. 分析马克思主义向政治哲学的重大转向

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可以说复兴了英美主流分析哲学之外的政治哲学，其所带来的思想效应深刻影响了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致思路径，可以说直接激发了其对社会公正、自由正义以及平等分配等问题的强烈兴趣。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两极化的财富分配和以阶层、种族、性别等参数交叠去表达的权利诉求正不断挑战着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正当性，同时也呼唤着更为平等和正义的价值体系。当然，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辩护手的自由主义理论自然也在不断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开说明和辩护，而这必然引起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不满，由此自由主义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的场域内展开了激烈而全面的交锋与辩论。

同时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谷，而资本主义却经过改革走上了稳健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极大的贫富悬殊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美好图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所有依托。曾经传统马克思主义宣称的那种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阶级意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无可寻，而面对当下匮乏的资源状况、恶化的全球环境以及泛滥的传染疾病对生产力的种种限制，使得所谓马克思口中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15] 的富足图景也不再清晰可见。

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里面，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似乎并不够美好和明确，所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将过多精力置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与说明并不明智，我们应从社会“应然性”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以论证社会主义更加平等和公正，从而鼓舞人们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继续战斗。总而言之，“强调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进行辩护，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指向。” ‎[16] 这就导致了该学派的研究重心开始向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议题转移，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转向。

概括说来，“对剥削理论的重构以及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积极回应，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转向平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要求” ‎[17] ，自此奠定了两条具体的转向路径。第一就是构建剥削不正义的规范依据。由前文可知，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揭露和对社会主义正义性的辩护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其中还有一个诱因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规范力量在新时代下遭到质疑和否定，为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他们试图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进行改造，以便形成以自由或者平等为原则的规范基础，增强批判的道德力度。

第二条路径就是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自由主义诞生以来，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或者暴力或者改良，都是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背书和辩护。而以消灭资本主义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对其意识形态作出讨伐和攻诘。就像布坎南指出的：“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了对当代政治哲学两个教条——‘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以及诺齐克的理论：‘对权利的尊重是个体的首要德性’——的挑战。” ‎[18] 出于理论的内在要求和现实旨趣，几乎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关键就是其内蕴的平等和公正价值” ‎[19] ，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了同自由主义正义所进行的论战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以科恩同尼尔森的批判最为全面、有效和犀利，他们除了对自由主义的两大教条展开猛烈抨击之外，还提出了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正义理论。

5.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与反思

物质层面上，自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改良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就展现出了极大的力量差距和贫富差距；思想层面上，自由主义理论不断用玫瑰色描绘资本主义的美丽图景，宣告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美好、最自由、最民主以及最值得人类追求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催生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横空出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直面现实，不断寻找解决之道。科恩直接指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原则进行阐述，才能维护社会正义，这一点在当前已十分明朗。” ‎[20]

也就是说，新的历史条件促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由初始的理论研究转向了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他们首先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进行分析和重建，建立了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新剥削理论，从而揭露了现当代繁荣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下仍然存在的铁一般的剥削事实。其次，得益于罗尔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与自由放任市场制度得以发展壮大、喧嚣日上。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两大教条都是剥削最广大的劳工以维护最少数人的利益的最大帮凶。具体表现为，尽管罗尔斯试图在自己的自由主义中融入了一些平等因素，然而其差别原则的存在仍然为社会的不平等留下空间。其次，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财产权的竭力辩护和对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攻击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不对其进行严肃批判，他们以分析哲学的方法佐以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进行了沉重打击，论证了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来说更为公平正义，是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

然而遗憾的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哲学的转向中，对“两个必然性命题”的怀疑使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自信地凭借道德论证和正义诉求等抽象观念去达成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这种做法早已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此马克思早有批评，他强烈反对“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21] 恩格斯也有说，“正是基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被深深印入无产者头脑中以及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个蛰居书斋的学者对正义和不正义的想象，现代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信心才得以坚定下来。” ‎[22] 究其根本原因，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拒斥以及对辩证法的抛弃，使得他们无法看到资本主义内部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他们按照线性逻辑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而对资本主义之促进社会主义的作用表现出盲视，这就是导致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之命题产生巨大怀疑的原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规范学说的不够重视和缺乏关注，甚至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似乎对公平、正义等道德范畴也持否定态度，他们批判蒲鲁东、拉萨尔等热衷宣扬正义的人，并将道德斥责为“陈词滥调的见解”和“凭空想象的废话”，甚至宣称“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 ‎[23] 但其实马克思并不拒绝劳动者的正义诉求，只不过在革命年代，道德观念并不具备“独立性外观”，他更为关注的是正义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而新时代下公平和正义问题的突出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存在，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精神，挖掘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助力于新型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构建。毕竟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证据可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同正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它们完全可以作为两种体系并行不悖。前者是有关科学的解释理论，后者作为道德问题的规范理论，经过结合，必将发挥更大效用。正所谓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继续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外，也应当进行规范理论研究，阐明社会主义的立场并进行说理和辩护。

文章引用

廖丽芳. 试论英美哲学之分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Attempting to Discuss the Branch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Analytical Marxism[J]. 哲学进展, 2023, 12(06): 1003-101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7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