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5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9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11日

摘要

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学的领路人，其创作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文学一样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俄国特有的文化即书刊审查制度。书刊审查制度对俄国文学的影响，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伊索式语言”的形成，这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而且题材和体裁特征显著的“伊索式语言”，是作用于现实的强大武器之一。普希金的创作与书刊审查制度，密不可分。本文希望借助于书刊审查制度，抛砖引玉，为国内研究19世纪普希金的创作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普希金，书刊审查制度，伊索式创作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Censorship in Russia on Pushkin’s Writing

Jiaxin 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y 17^th, 2023; accepted: Jun. 29^th, 2023; published: Jul. 11^th, 2023

ABSTRACT

Pushkin’s creative work, as a leading figure in Russian literature,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Books and magazines are the best examples of the author’s creativity, and censorship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unique to Russia. Pushkin’s creative work wa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censorship of books and magazines. The study of censorship also provides a new context for elucidating the “Aesopian language” of Pushkin’s writ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em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domestic research on Pushkin’s creative wo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Pushkin,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Censorship, Aesopian Composi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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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以俄国作家与审查官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和冲突为特征，它可以被视为一部深刻反映俄国文学与书刊审查制的历史。文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焕发新光彩。总体来看，国外学术界特别是俄国学术界对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国内鲜少有研究者将普希金同书刊审查制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研究。本文试图以书刊审查制度为切入点，梳理普希金的创作历程，揭示其特有艺术手法，并论证书刊审查制度在作家创作进程中的影响。

2. 19世纪书刊审查制度概述

在俄国任何一个君主时期都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表明其是“明君”，开明自由，听取意见，甚至创办了俄国的第一本文学杂志。但是在其在位后期，随着很多讽刺君主统治的文章接踵而至，女皇开始不安，1783年，她颁布了《自由印刷所法令》(“Указ о вольных типографиях”)，规定所有书稿必须事先报告警察局通过审批才得以出版，且文章中必须没有任何违反上帝和君主规定的内容，由此书刊审查制度(Цензура)正式确立。 [1] 在俄国，书刊审查制度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手段之一，它影响了俄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制约了俄国文学的发展潜力，抑制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书刊审查制度下，很多有影响力的著作遭到了封藏，严重者还被当局烧毁。许多文学家也因此被拘禁、流放至遥远的西伯利亚，有的出逃至国外。相比于西欧其他国家，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发展的更为完备，更为系统化。《1804年书刊审查章程》标志着俄国书刊审查在19世纪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时代。尼·阿·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曾这样分析19世纪对于俄罗斯的特殊意义：“19世纪，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地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和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 [2] 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就是这个时代中最为闪耀的文学领路人。书刊审查制度与之创作始终相伴相依。

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是俄国历史上思想控制最为严格的时期，因革命起义其开始对贵族失望，出于对贵族的不信任，尼古拉一世组建并强化了书刊审查监督机构，如第三厅，面对主导舆论的贵族，强化了本有的书刊审查制度，继续着亚历山大一世在书刊审查制度上的改革，重新制定了新书刊审查章程——《1826年书刊审查章程》。 [2] 此修订稿因其严酷性被称为“铸铁法案”(чугунный устав)，它不仅严格限制已经或即将发表的出版物，还试图干涉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掌控语言表达形式，其独有之处在于此。1826年11月，普希金在给他的好友Н·М·伊林柯夫(Н. М. Ильинков)的信中提及，沙皇不再允许他人审查他的作品，而改为他亲自审阅。普希金日记记载了这一经历：1833年12月14日收到本肯道夫的邀请，第二天上午去他家，把带有皇上的意见的《青铜骑士》还给了普希金。由于“偶像”一词未被皇上认可，以及“同年轻的京城相比，故都莫斯科黯然失色，恰如年迈的皇后，来到年轻美貌的皇后面前”这一段诗也被去掉，许多地方都被打上了“？”号，这个结果与普希金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不得不改变了写作的初衷。 [3]

当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为了维护统治和收揽人心，尼古拉一世却不允许他人随意诋毁普希金作品。1830年，普希金发表了《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Ф·В·布尔加林(Ф. В. Булгарин)立即在《北方蜜蜂》上发表了关于《奥涅金》的短评，批评了这部著作。尼古拉一世审阅了布尔加林的这个短评，立即给本肯道夫写了一封信：“在《北方蜜蜂》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普希金著作的文章，文章的倾向和目的都很明确，这类文章肯定还会陆陆续续出现，建议你们将布尔加林控制起来，严禁以后再有反普希金的文章，必要时候可以将杂志查封。” [4]

总体来看，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社会科学文化经历了向好发展，普希金的文学之路前期颇为顺畅，但随着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还是对其创作，产生了冲击，这也使得诗人在中期创作中，“自由”“教育”主题颇多。

3. 书刊审查制度下的普希金创作母题

无论时代如何，言论自由都不存在绝对的安全感。19世纪尼古拉一世领导下的沙皇俄国，人们不得不用含蓄的措辞来暗指政府，以避免被审查机构查出。许多俄罗斯作家为了躲避审查也写了不少讽刺文学，某些特定的作品会被没收，但大多数作品却能被转义而“伪装”地出版发行。普希金的诗歌中，你不会看到《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因为此时“自由”“革命”等词汇都被视为禁忌，所以他在诗中用自己像奥维德一样的悲惨经历来暗示审查制度的愚蠢，以此反抗其中的禁锢。因为这种苦难的经历，黑暗严苛的制度催生了普希金的创作中“自由”“教育”母题偏多。

3.1. “自由”母题

普希金一直是十二月党人忠实的朋友。在写完《自由颂》一年后，他写了《致恰达耶夫》。这两首诗歌同样基于对自由的热爱，同样是对君主制下的严苛制度抗议，但因为书刊审查制度，手抄本未能发表。六年后，普希金写了另一部自由思考的作品——诗《致大海》。这里的大海是自由的象征。与自由相反，有一个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海岸。它弥漫着作者的悲伤，因为他写的所有东西之前都没有到达国王那里，其中也蕴含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士兵的事件。所以普希金寻找了其他途径，告别了这些元素，只保持着自由的梦想。此外，“自由”母题还包括：《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赞美普通劳动群众，赞颂十二月党人崇高品质的《先知》；《安德烈·谢尼耶》揭露了专制主义的恶行；《乡村》揭露了地主贵族对农奴的欺凌；《再次寄语书刊检查官》表达了作者被压制的自由感受。林林总总，都是长期受到不尽如人意审查压迫下的反抗之歌。

俄国文学素有“良心文学”之称。书刊审查制度下的作家总会充当起“良心”的角色，指引民众走向回家的路。普希金在去世前曾写过一首诗歌，即后来被称作《纪念碑》。当时这首诗并没有题目，这背后也与书刊审查制度的苛察有关。这首诗既像是普希金面对时局压迫的自由颂歌，又像普希金发出文学永存的宣言。普希金在开头“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它高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 [5] ，这里不仅指的是亚历山大石柱，建立在彼得堡市中心冬宫广场的中央纪念碑，1834年落成，是为了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而建立的，是当时俄国最高的纪念碑。还暗含了普希金指自己的创作即使遭受迫害但未来仍会绽放光芒，也就是说，普希金认为自己的诗歌和文学将成为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永存不朽。他自信他能够得到人民，得到后代的认可，所以，在这首诗的第二段他写到“我不会完全死去，珍藏的竖琴里灵魂不腐，……我将被颂扬，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一位诗人在歌唱。” [5] 普希金在这里把希望寄托给了后代的诗人、文学家。普希金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严酷的书刊审查制度会把人心泯灭，所以他要唤醒，这也就是他在这首诗的第四段里边写的，“我将长久地受到人民的热爱，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因为我用竖琴唤起善良的情感，我呼吁对逝者的宽容” [5] ，他渴望，自由的回归，人民良心的回归，这也是他身为诗人的责任。

普希金确实有这个自信，可以说出此言，一个用了短短不到30年就把俄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坛的开山鼻祖，不仅确立了各式体裁，把西欧文学转化成本国文学，更为后来俄国文学大放光芒奠定了基础。即使遭遇当时沙皇的严格压迫，但是文人的傲骨让他仍有自信面对帝王权势。安能使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一位诗人的自信，一位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自信。同时，这也表明普希金那一代文学人开始有了文学上的、文化上的自信；面对欧洲国家，他们认为俄国文学可以跟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提并论。这或许也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一直亲自监督普希金作品的原因。诚然，古代森严的社会体制下，作家的权利远远不能同帝王相提并论，但是在精神上，他们唤醒民众的力量同帝王有相同大小，甚至更多。从古至今，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又爱又恨的原因，他既愿意看到文学和文化的崛起所带给国家的深厚底蕴，但同时也害怕文学和文化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对皇权造成冲击。文学和权力、诗人和皇帝的冲突也就由此而来。

3.2. “教育”母题

19世纪20年代，俄国青年军官们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惨烈镇压后终究失败。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旧贵族阶级中出现了一批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议自身阶级为态度，但是又拥有本阶级的劣根性，无法在理想和行动上迈出有力的一步，从而沦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也就是以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普希金准确地将这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概括了出来。这一部长达8年写成的巨作，普希金经历了反复修改，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在看到俄国上流社会的现状的痛心与呼唤。当然，这也引起了最高“审查者”尼古拉一世的注意。 [6] “教育”主题自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便成为了尼古拉一世的关注焦点，在其信件和手谕中反复提及。

普希金身为一名有良心的作家，通常对社会问题及其关注。在教育问题上，他表达了一些至今看来仍很先进的观点，不仅延续了俄罗斯先进社会思想的传统，还反应在他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最终成稿时，在该书的前两章中，大量执笔，教育纨绔子弟奥涅金。普希金反对外国家教承担所有教养孩子的任务，认为父母是孩子终身的老师，应该保留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比如：奥涅金的教育在普希金看来就多有失败。父母为其请了法国家教。作家戏谑道：可怜的法国人教了奥涅金什么？首先是法语，作为非母语人士，他却精通法语。在他看来，奥涅金的父母也多有失败。一位忙于“挥霍庄园”的父亲，一位不愿干涉任何事情的母亲——没有给予儿子应有的关注，也没有用他的母语(俄语)与他交流。因此，可以假设奥涅金很长时间都不会俄语，只会柔情蜜意，从少年时便为之付之一切，为之苦恼，成天悲春伤秋。奥涅金牢记诙谐幽默的警句，他没有错过任何在女性面前表现的机会，花言巧语藏着背后的轻率随意。奥涅金根本不懂诗歌，“骂荷马，抨费奥克里特”，只是因为一句在他看来过于沉重的诗句。最后，奥涅金摆脱了家里的束缚。当其进入上流社会，衣着时髦，花花公子，玛祖卡舞，简直如鱼得水，很快他也了解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奉承和爱情游戏。他轻松地接受了这些行为和沟通规则。这里足以看出作者的批判。当然，普希金还有一观点也受到了沙皇的赞许——“为祖国而战”，学生们应该爱国，这种精神应该一直延续终身。所以，这也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被他人批判时，尼古拉本人会亲自下场维护的原因之一。

普希金的四小悲剧中《莫扎特和萨列里》也有对书刊审查官的隐喻讽刺，从教育母题入手，刻画了天才和庸才。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命运其实也暗含了文学天才普希金的命运。他们同样少年成名，遭受同行庸才的忌妒——对普希金来说比毒药还毒的毒：书刊审查下的无人权。当然，萨列里这一形象其实就是暗讽了审查官布尔加林。不难看出，萨莱里对莫扎特的攻击同布尔加林对普希金有不少相似点。不仅如此，就在创作《莫扎特与萨莱里》的同时，普希金还在《试驳某些非文学性指责》一文中多次批驳布尔加林的造谣中伤。其中一段生动地揭露了这个无耻文人专事隐射攻击而不敢正面交锋的鬼蜮伎俩：“若是随便什么混帐都可以诋毁您‚那还有什么贵族尊严可言呢？……这个借口颇为滑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您对夏多布里安所说的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他侮辱人而不与人决斗。” [7] 戏谑嘲讽，跃然纸上。

严苛的书刊审查制度为给普希金的创作带来了极大影响，但是自由的灵魂不会被束缚，智慧的作家总能想出新方法来传达自由，唤醒民众，这也就是其“伊索式创作”的开端。

4. 书刊制度下普希金的“伊索式创作”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伟大的诗人，作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和评论家，他出版和编辑的《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ик)是19世纪30年代最好的杂志之一。1833年底，普希金开始撰写大型宣传文章《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旅程》(“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Москвы в Петербург”)，他的目的是为拉季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的禁令发声。然而其想法也因审查官未能实现。普希金原打算在《现代人》第三卷上发表文章，但审查制度并没有让它通过，认为“更新一个作家和一本完全被遗忘和值得遗忘的书的记忆是不方便和完全多余的”。 [8] 不过在文章《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旅程》充满了政治性的寓言和典故，普希金使用了“伊索式手法”：虚构了一位在莫斯科旅行的绅士人来讲故事。面对书刊审查制度的限制，一些作家选择用隐晦曲折的手法传达他们的想法，这种技术被称为曲笔传意。其中，伊索式语言就是一种常见的曲笔手法，作家们用它来和审查官斗智斗勇，向读者传达自己的观点。

俄语中的Эзопов язык (伊索式语言)这一概念是作家谢德林在19世纪60~70年代引入，以古希腊寓言家伊索命名，指的是一种为了躲开审查的寓言体文字，具有嘲讽和批判意味的委婉、伪装思想表达方式以及指桑骂槐的修辞手段。这种语言不仅是俄国作家们抗争审查制度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其艺术内涵非常丰富。它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体裁，而它常用的话语方式或修辞手段则常常表现为一些微体裁或准体裁，例如：寓言(аллегория)、戏仿(пародия)和迂说法(перифраз)等。 [9]

4.1. 伊索式题材

伊索式语言的多元性首要体现在伊索式题材(Эзоповская тема)上。大致来说，可以把它分为5类，包括：1) 以历史为借鉴，通过对比的形式表现出人和事的不同；2) 以异域他国为假托，通过偷换地理空间，表达自身的观点；3) 以幻想为主要遮掩，借助科学幻想小说和其它类型的幻想小说来反讽现实；4) 以自然生物为描写对象；5) 通过儿童题材展示自我想法。 [10] 普希金在伊索式创作中经常使用伊索式题材的第一类，他十分“感同身受，注重历史”。以历史为参照，普希金在其一生中反复体验着文化审查的压迫：他撰写的斯捷潘·拉辛及拉季舍夫平反的诗文、反映彼得大帝时代的长诗《青铜骑士》均被禁止发表；他以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写作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在发表时被删去一章；他的历史剧作《鲍里斯·戈东诺夫》也在沙皇本人亲自建议作者做出一系列“净化”处理后才出版。这一系列的遭遇，无不暗示着历史上文化审查的普遍性及其具有的压迫性。

普希金希望写一部俄国自己的历史小说。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真实的普加乔夫起义，他亲自收集资料，写出了《普加乔夫史》，与此同时也着手开始写小说《上尉的女儿》。这是一部描写普加乔夫的小说，但是因为书刊审查制度，普希金特意用女主人公作为标题，一方面是为了顺利过审，另一方面也是借助玛莎(上尉的女儿)这一形象来写出男主角格里尼奥夫的形象，又通过格里尼奥夫的经历折射出普加乔夫的形象，二次折射使得作者更好的塑造了人物性格。普希金对普加乔夫的感情是矛盾的：他欣赏普加乔夫的勇敢无畏，宽宏大量；同时也斥责了普加乔夫的生灵涂炭。因而，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物让读者倍感亲近。

4.2. 戏仿

戏仿(пародия)是一种修辞手段，指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戏仿是文学创作中一种重要的元素，它是创作者们从其他作品中吸取灵感、拓展思维的重要手段，将以前的经典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再创造出新而独特的艺术作品。这种戏仿的方式不仅能够展示出作者自身的创作才能，同时也能增强作品的共鸣。 [11] 普希金同“伊索式戏仿”也有联系。伊索式戏仿有其与一般戏仿不同的特点：它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和现实指向。在普希金时代，戏仿的对象主要是英、法、德等国的思想和文学大家，甚至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而普希金在评价拜伦的“东方叙事诗”时表示，拜伦只是对世界和人类本性投之以片面的一瞥，然后便抛弃了他们，沉浸于自我；他把握了，创造了和描写了唯一的性格，即他本人的性格，他以叛逆的头巾、海盗的斗篷、苦于戒律的异教徒、行踪不定的漂泊者的形象，以及其他形式，再度引进了自我创造。于是后期有了模仿拜伦风格的《高加索的俘虏》。当然，普希金在创作中突出强调了“人物性格典型化”，他不像拜伦笔下的人物拥有侠义心肠，热爱自由，强烈的反叛精神，更多的是人与周遭社会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普希金一代作家的文本被俄国文学后人所热衷：他们戏仿其言论，将老一辈作家批判沙皇制度的文本重新赋予新的现实意义。如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该书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代表，能否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普希金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俄罗斯人心目中具有“普希金神话”。经历了苏联解体的文化转型，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符号和代言人发生了“异变”。普希金的形象变成了没有脚，只有上半身，有六个手指头，这是“对社会趣味的一记耳光”。

4.3. 迂说法

迂说法(перифраз)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指的是替换词语或短语，来表达对象的形象、特征或特性，以增强其表现力。通俗来讲，就是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用形象替代形象，即抽象形象和具体形象的替换。 [11]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蕴含深意，通常使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判，也讽刺了那一批上流社会的“多余人”。奥涅金是十足的贵族子弟，他的教育由法国家庭教师承担，对待学习也是懒惰成性，好逸恶劳，比如，学习历史时，普希金就用бытописание земли (趣闻花絮；家长里短)来换说история (历史)，增添了讽刺挖苦之味。他们生活奢靡，简单的香水(духи)也得是雕花水晶瓶子里装着(Чувств изнеженных отрада духи)。

俄国作家们充分利用调侃、嘲讽和挖苦来发泄对拿书刊审查官的怨恨，从普希金到契诃夫，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有关于这一负面形象的描述。因此，“书刊审查官”成为俄国文学中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角色，无论是以苟且偷生的态度苟延残喘，还是以颐指气使的姿态专断独行，普希金在《致书刊审查官》中将1821~1844年间的彼得堡书刊审查官比鲁科夫塑造成“缪斯的阴沉看守，我长期的压迫者”，他们被描绘成缪斯的太监般专横跋扈，让人感受到缪斯的恶劣，“啊，野蛮人！我们这些俄罗斯竖琴的歌手，有谁不曾诅咒你致命的斧头？” [12] 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俄罗斯作家们对书刊审查官的憎恶，因为他们会忽略文学作品的真正内涵，认为只要作品里有一句违反法规的话就牵制作者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这种行为不只是侵犯作家的权利，也夺去了人们享受美好文学的机会。

伊索式语言尽管在谢德林时期开始绽放光彩，但通过溯源我们发现，普希金早已把这种技巧谙熟于心，智慧的作家借此手法创作经典，这也是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原因。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俄国书刊审查制度下普希金的创作进行梳理，发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出版时也有着一些历史故事，这为研究“俄罗斯文学之父”的创作提供了新背景和路径。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也被称作一段激烈斗争的历史，其中包括俄国作家与当局的书刊审查制度之间的扣绊和反复冲突。文学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焕发新光彩。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学领路人，其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之所以能被冠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背后也与书刊审查制度密不可分。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普希金的创作以及“伊索式语言”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书刊审查制度迫使普希金将“伊索式语言”作为一种创作突破的方式，而“伊索式语言”也由此成为普希金作品中象征符号，相生相伴，生生不息。

文章引用

宋家欣.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对普希金创作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Censorship in Russia on Pushkin’s Writing[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7): 2787-2793.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737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