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Both telling stories of memory loss, Missing Person and Wanshou Temple study the state of being and inner characters of individuals for the same purpose; however, the two works take on different study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ground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imes. Missing Person and Wanshou Temple can be considered as description of the scars in histo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which, individuals’ state of being is fully presented. Missing Person describes the recall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lacking sense of existence, while Wanshou Temple presents the introspection on memories shared by group from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heir sorrows of the life in group. The two works call for recognition on inner characters and provoke introspection on state of being.

Keywords:Missing Person, Wanshou Temple, Memory Loss, State of Being

莫迪亚诺《暗店街》与王小波《万寿寺》的 失忆母题

程熙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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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年4月6日；录用日期：2015年4月24日；发布日期：2015年4月30日

摘 要

《暗店街》与《万寿寺》均从“失忆”主题出发，探索人的个体本质与生存状态，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目的性；与此同时，两者又因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呈现出对个体存在的不同的探索方式和探索结果。《暗店街》和《万寿寺》可以说是对历史伤痕的一种写作，但在这种伤痕写作中，体现出不同的个体生存状态。《暗店街》叙述个人对个体经历的回忆以及个体存在的虚无感，《万寿寺》描写个人对集体记忆的反思以及个人在群体生存中的呻吟。《暗店街》与《万寿寺》以回忆的艺术，唤醒了人们对本体的认识和对生存状态的反思。

关键词 :《暗店街》，《万寿寺》，失忆，生存状态

1. 引言

莫迪亚诺是当代法国文坛中极具创作性的作家，曾凭借代表作《暗店街》获得法国享誉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在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得主之前，国内的众多读者对“莫迪亚诺”这一名字并不熟悉，国内文学评论界对他的关注也并不多，主要围绕“身份”、“遗忘”、“追寻”、“海滩人”形象这几个研究点进行。而熟知这一作者的小众，大多从王小波的《万寿寺》中开启对莫迪亚诺的了解。在上世纪90年代，王小波名声大噪，因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广受读者喜爱，同时也因看起叛逆的主题使部分学者对其持避而不谈的态度。评析王小波及其作品颇具代表性的，是学者戴锦华所作的《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万寿寺》也因独特的行文风格和后现代特征，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文学界大多知晓王小波与莫迪亚诺有一定的联系，但对两者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暗店街》与《万寿寺》两部作品的比较，更为空白。本文试图通过两部作品的对比，分析同一母题中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行文风格，以及两部作品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特征，探寻不同语境中的个体生存状态。

2. 《暗店街》与《万寿寺》对历史的共同“失忆”

《暗店街》与《万寿寺》都没有明确地表露故事讲述的时代，但“二战”与“文革”无疑是莫氏与王氏及其同代人的写作土壤和矿藏。这两段历史则以“缺席的在场者”身份充当着这两部作品的潜文本。

莫迪亚诺生于1945年(有些材料显示是莫迪亚诺的出生年份是1947年，后他声明自己的实际出生时间)，虽然此时二战已结束，但战后的社会一直充斥着人们对战争的情绪——心惊胆战、惶恐不安。二战是对往日资本主义社会对自身建构的理想王国的自我摧毁，战争的破坏、社会的混乱、经济的衰颓，使人们对原来的生活观念和设想遭到否定，不知道生活本真是什么。

《暗店街》第一句话是：“我的过去，一片朦胧……”[1] ，主人公居伊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为他失忆了。对过去记忆的遗忘，意味着现在生活的茫然；对过去历史的寻找，暗示着对存在意义的探寻。居伊在一连串线索人的帮助下，开始寻找自己的过去。追寻在居伊寻找线索人和线索人回忆之间反复交错。寻找记忆过程中，恐惧感一直笼罩着居伊。这不仅是因失忆，对线索人(原为朋友)的陌生，以及害怕找不到自己记忆和历史的担忧，如同刚鼓起勇气向过去“拾脚跨进去的时候，而它却冲着你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不知道何为生活意义，找不到继续生活的动力和方向；更是对过去历史环境的描写——居伊与斯蒂奥巴交谈所借助的“流亡者”话题、居伊走在路上“感觉害怕……害怕有人发现我，害怕有人截住我，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证件”[1] ；安德烈在回忆过去时慌乱与恐惧的表情、“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手里”[1] ……《暗店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二战”这一潜文本的存在。

同时，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人进入了科技文明时期。哲学上的“上帝之死”带领人们进入历史的非宗教阶段，人们被快速发展的社会物化、异化的同时，亦无法在宗教上找到归宿。这种现代人迷茫、无助的心理恐惧，与法国处于占领时期人们的心情并无二致。人们感觉像“失忆人”一样，游离于社会之外，像“局外人”一样，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哀叹“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1] ，如此强大的社会性力量，随时都可能碾压、摧毁、隐匿人的一生。

《万寿寺》借用《暗店街》的第一句话，开始了自己的叙述——“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写到：‘我的过去一片朦胧……’”[2] 。“我”同居伊一样，失去了自己的记忆。身上仅有的工作证，使茫然与无措的主人公根据工作地址找到一个暂时的“归属地”，开始了对过去记忆的追寻之路。在追忆的过程中，主人公不时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与周围人的关系”产生疑问，每当寻找无路的时候，主人公就返回到手稿(失忆前写的手稿)中找寻答案。

《万寿寺》包含的时代语境比《暗店街》更加隐蔽，不论是现实中主人公的工作单位，还是手稿中主人公薛嵩的生活时代(手稿中“长安城”、“节度使”并没有指涉具体的时代意义)，都没有明确表露故事的话语语境。而文中“薛嵩感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虐待狂”、“施虐者”、“权威”“揍她是为她好”、“文化意义上”等的痕迹，却让读者不自觉地从知人论世出发，考虑王小波成长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与个人记忆，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者，更多地以“文革”为对话主体或指涉文本。研究王小波的著名学者艾晓明，曾记下王小波的一段记忆：“父亲挨整后，在街上碰到过去认识的人，那人转身就走，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一样……他被刺痛父辈达到那一个转身的背景所触发……”[3] 。王小波虽没有亲身经历“文革”的迫害，但父辈的经历在其记忆中留下的伤痕，却依然作为他个人记忆的一部分，无法抹去。80年代，充斥着对文革历史的伤痕写作。学者戴锦华曾尖锐地指出，某些“在文化大革命场景得以出演的篇章”，“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却成就了这一历史阶段及历史记忆的‘在场的缺席’”[4] ，那些以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浮现的书写，其实是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遮掩”的反书写。那些作品事实上是“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4]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万寿寺》无疑是以隐匿的历史遮掩的方式，达到对那段历史的真实浮现与真正反思。

《暗店街》和《万寿寺》都是对历史伤痕的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并不是单纯地为寻找记忆而书写，而是为探寻和思索处于历史环境中的个体本质和生存状态问题。

3. 《暗店街》与《万寿寺》对“失忆”的不同追寻

3.1. “失忆人”周围的“海滩人”和“被失忆人”

西方社会以个人为中心，中国则更注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使《暗店街》和《万寿寺》涉及到的“失忆人”周边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喻意。

《暗店街》中帮助居伊寻找记忆的线索人，都是一些“海滩人”。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对“海滩人”进行定义：“他在海滩上和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成千张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总可以看到他穿着游泳衣，混杂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1] 。不管是帮助居伊获得新身份的于特，还是之后帮助居伊寻找回忆的线索人，他们都是失去自己记忆或则在别人记忆中消失的人。

于特帮助居伊寻找记忆，可能是“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1] ，于特同样作为一个失忆的人，“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1] ；往日好友斯蒂奥巴，在多年后见面，既认不出“我”，也想不起与上一个线索人保罗(保罗在居伊找斯蒂奥巴之前，拜托居伊传达他一直很惦记斯蒂奥巴)有所联系；奥瓦尔作为家族最后一位代表，却完全不了解家族的情况；芒苏尔对回忆的害怕与惊悚……除了主人公，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失忆，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或者与过去的历史相悖(意味着对过去历史的丢失)。《暗店街》中，所有线索人的记忆都是片段化、碎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是断裂的，即使是相识的人，也各自相忘。他们如同“水蒸汽”，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彼此“从虚无中出来，衣服上的几个闪光片闪闪发亮，之后不见了”[1] 。每个人在对方的生活中，只停留短暂的几秒，片刻的欢娱之后，彼此就不记得对方的名字与存在。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只是“有时远而弱，有时近且强的振波所散播的回音”[1] ，他们仅仅是存在，却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

与其说《暗店街》的主人公是居伊一人，不如说是包括居伊在内的所有“海滩人”。他们存在的虚无感与荒诞感，正是对个体本质的怀疑与存在意义的探寻。

《万寿寺》叙述人“我”的寻找过程，不是通过他人的回忆进行追溯，而是通过对自己过去手稿的阅读，得以找回记忆。在重读自己手稿过程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故事(手稿)里，有一个人物是我自身的写照……是薛嵩，换言之，薛嵩就是我”[2] 。了解手稿中的薛嵩，即了解“我”的过去。

手稿中，薛嵩与三种人有密切关联。一种是雇佣士兵，一个是老妓女，一个是红线。薛嵩收买雇佣兵，是为了能够让他们依附于自己，体验自己节度使的权威身份；薛嵩与老妓女关系，用“我”的话说，“她并不是出卖肉体，而是供给男人一种文化享受”；而薛嵩与红线的关系，出于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有时候薛嵩觉得红线很可爱，因为她有朝气，但朝气过剩时则压倒薛嵩的“老爷”地位。因此，当薛嵩从红线和雇佣兵那里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体味不到作为将帅和老爷权威身份而感到寂寞时，就会回到老妓女身边(因为在老妓女那里，薛嵩是老爷的位置)。在这里，薛嵩与周围人形成一个微缩的权利关系：压迫与被压迫、施虐与受虐。雇佣兵脸上刺字的消失，消解了薛嵩对雇佣兵的统治和压迫，而老妓女、红线女与薛嵩的性关系，则成为书中的主题和焦点。老妓女在性行为中的顺应与无反应，与红线积极地帮助薛嵩对自己实施抢婚行为(帮助他打造抢婚用的囚车)，一方面，表现受压迫者对压迫的接受(甚至麻木)，另一方面，隐喻着在这个微型权利结构中，不仅施虐者是唯一的快感攫取与获得者，同时“这种施虐行为也正是以受虐者对施虐者的需要和热爱为前提”[4] 。

手稿中薛嵩的故事，实际上象征过去“我”的记忆，其中包含对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清醒的认识。“我”所失忆的记忆，正是包含了对个人生存状态的清醒认知，而“我”身边的白衣女人、领导——那些没有失忆的人——象征没有这种“记忆”/清醒认知的人。他们正是在权威压制下没有个体独立意识的人。他们作为“被失忆”、没有独立意识的人，其实无所丧失。《万寿寺》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生存状态的探寻，脱离不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3.2. 碎片化叙事中的单一结构与重述解构

作为当代作家，莫迪亚诺和王小波在《暗店街》和《万寿寺》中，都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主人公对记忆的追寻在现实与回忆/现实与虚构之间交错，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发展的完整性，呈现出相对凌乱的、支离破碎的、拼凑出来的小说情节模式。两个现代性的写作文本，一反传统的叙事方式，目的是为了激发受众的阅读感受。但两部作品又因指向不同的个体生存状态，而呈现出不同的追寻方式：《暗店街》在主人公寻找线索人，在线索人的回忆中找寻自己历史“碎片”的单一线索中进行；《万寿寺》虽也采用虚与实的叙事方式——“我”的工作单位(实)与手稿的世界(虚)交插的线索中找寻，但在占据主要内容的手稿中，又存在多重叙事。

《暗店街》由47个片段组合而成。这些片段有主人公的亲身经历，有从其他地方得到的调查报告，有朋友之间的通信，也有主人公回忆起来的过往生活的片段途径。这些片段之间既相互独立、自成一篇，但又相互联系，共同指向“记忆”/“历史”。

小说叙事的碎片化，真实再现了当时处于占领时期法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生活状态——颠簸、流离、无所依靠。这种叙事的片段化，一方面是为了叙事书中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将读者代入到一种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这种不稳定氛围打破了人物行动、情节发展对读者阅读的一贯引导性，使读者在片段化式的阅读中，与主人公一起感受虚无感、幻灭感和迷离感，从而思考“我是谁”、“我的过去是什么样”、“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引向哲学性的探索——人存在的意义。

《万寿寺》同样也采取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小说分为几大部分，每一部分下面又有几小块。与传统章节划分不同，《万寿寺》中章节的划分，并没有标题，而是简单的用“一”、“1”等数字划分内容，这让整部小说具有一种模糊感。与《暗店街》不同的是，在这些碎片化的叙事故事中，又嵌套了一种结构——在手稿的情节中——采用重复与戏仿的手法。《万寿寺》中最常见的是叙事话语是“我的故事又重新开始”、“我的故事又有了另一个开始”、“……这个故事因此又要重新开始”、“对以上故事。又可以重述如下”[2] 。整部小说不仅在现实与手稿中反复交错，同时手稿中叙述的故事也被不断地反写，如薛嵩抢红线有各种可能，薛嵩被刺经过有多重说法，老妓女杀小妓女又有几种讲法，刺客的来历又有多种可能……这种反复与重写，实质是对原文本的戏仿。《万寿寺》本身即建立在对传奇故事的戏仿上，小说叙述人又对自己写的手稿进行改写，在改写的过程中，改写的故事又对原故事进行戏仿。这种元小说和元叙述模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但又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去深度”旨意相反——叙述人不断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强调的则是叙事的固有价值，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了什么故事，而在于叙述行为本身。手稿中故事的不断改写，使人物呈现多重性、人物位置相互交换——关于薛嵩，有两个外观、性格截然不同的薛嵩；刺杀薛嵩的刺客先写的是一个男子，后面改写为一个女子；刺客刺杀的是薛嵩，之后又改写为刺杀红线……“《万寿寺》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虚构故事里的虚构故事，原小说的属性使之不断提将其自身显示为虚构作品，它成为了对其自身欺骗性的无止境揭露。 [5] ”细推究，红线、老妓女、小妓女、塔里的姑娘完全是合二为一的，她们都是叙述人的妻子白衣女人在不同场景中的化身，更明确地说，她们是现实中人的心理情感的投影。因此，老妓女在性行为中所表现的淡漠和无反应，代表着对压迫的接受与麻木；而红线女在薛嵩对自己的抢婚中所做的积极反应，则代表着对施虐者施暴的热爱与依赖。在手稿的反复改写中，透露的是对国人处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无法逃脱乃至麻木、依赖的一种醒视。

碎片化的叙事，使《暗店街》与《万寿寺》在读者面前营造出一个令人迷乱的虚实相间、现实与往昔交错的世界。而《暗店街》因关注个体，把情节集中在单一线索的追寻中，创造出朦胧、迷离、虚无的气氛，直指具有哲学意蕴的存在问题；《万寿寺》则采用反复改写的方式，不断解构人生存的结构，在剖析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中暴露人本真的生存状态。

4. “失忆”母题下的暗夜氛围与戏谑幽默

《暗店街》的最后写道：“接下去，我还得尝试最后一次奔走……”[1] 。居伊追寻的结局以无结局而结束，人存在的虚无感再次聚焦于此，如同书中所有人物行动都在夜晚进行一样，人们沉浸在暗夜氛围中，怀有对“最难以捉摸的命运”的迷茫。

莫迪亚诺的作品主题都很相似，围绕着寻根记忆。莫迪亚诺也表示：“一直以来，我都在写着同一本书”[6] 。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者的前几天(即2014年10月2日)，莫迪亚诺推出他的最新力作《为了不让你在此迷路》，指涉意义明确的书名与《夜半撞车》的主题相呼应——“我需要某种冲击，使我从消沉、麻木的状态中惊醒。我再也不能继续在浓雾中进行……”[7] 。如果说《暗店街》充斥着一种失落的、无助的暗夜氛围，那么是否意味着暗夜之后，迎来的将是光亮的黎明，如同小说最后一句话“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像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7] ？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2] 《万寿寺》最后以“我”对现实社会的回归为结局：“我和过去的我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会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的真实，就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长安街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2] 。从“我”上交的三篇“最崇高题目”(《中华冷兵器考》、《中华男子性器考》、《红线盗盒》)的驳回，到之后“最恶毒的玩笑”题目(《唐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宋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元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的通过；薛嵩从长安城(诗意的世界)走向凤凰寨(权利的世界)；“我”的行为和价值观越来越趋同于白衣女人，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人被社会化/庸俗化的滑落。如果说历史是一个疼痛的出发点，那么失忆后对记忆的找寻就意味着对历史的反省；如果说通过反复改写对暴力体系进行解构与戏谑，那么黑色幽默之后希望唤醒的是人对体系暴力的清醒认知。

总之，如果说《暗店街》叙述的是个人对个体记忆的回忆，那么《万寿寺》描写的则是个人对集体记忆的反思；如果说《暗店街》是对个体存在虚无感的表达，那么《万寿寺》则是对个人在群体中生存状态的呻吟；如果说《暗店街》从暗夜氛围走出而通向光亮的黎明，那么《万寿寺》则是在解构体系的戏谑中看到无可避免滑向庸俗的无奈。《暗店街》与《万寿寺》以回忆的艺术，唤醒了人们对自身本体的认识和生存状态的反思。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2004) 暗店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 王小波 (2012) 万寿寺. 译林出版社, 上海.

[3] 艾晓明, 李银河编 (1997) 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4] 戴锦华 (1998)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当代作家评论, 2, 21-34.

[5] 张伯存 (2009) 王小波的文学世界. 齐鲁学刊, 4, 154-156.

[6] 朱烨洋 (2014) 莫迪亚诺：一生仿若写同一本书.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4-10-17005.

[7]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2005) 夜半撞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8] 高旭东 (2004) 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9] 唐君毅 (2005) 中国哲学原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