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1735-1770,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s, particularly in literary form, spread wildly in Europe; while English and German literature wa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and had their readers and audiences on the territory of France. By following several Enlightenment phi- losophers, also writers, translators or/and admirers of literature, such as Voltaire, Diderot and some other encyclopedists, the present thesis observed the sit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France during the mid-18th century, collated literary translating predilections and pursued the Zeitgeist of the 18th century.

Keywords:French Literary Translation, Diderot, Lessing, Aesthetic Preference, Bourgeois Literature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领域译事四题

朱倩兰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Email: 516713468@qq.com

收稿日期：2015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15年8月28日；发布日期：2015年8月31日

摘 要

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潮涌动，时人思想借助翻译广传于国境之外；同时期外国文学法译之事也颇为活跃。本文将以数位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学者)为线索，梳理十八世纪法国文学译介四事，以期管窥时代文学翻译理念与时人精神风貌。

关键词 :法语文学翻译，狄德罗，莱辛，审美偏好，市民文学

1. 引言

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潮涌动。市民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使得社会各界第三等级要求发声。其时启蒙思想盛行，学人常以虚构小说、报章散文、书信通讯等文学体裁抒写政见，阐发哲思，质疑神权与王权，矛头直指教会与封建专制制度。此类文章书卷多有译作外文，广为播传于国境之外，启蒙思潮遍及邻邦。同时期外国文学法译之事也颇为活跃，而译文又常基于法国民众审美偏好作出调整。以下分别梳理启蒙时期数位旗手及相关文学译事，以期管窥时代精神概貌。

2. 伏尔泰、《中国孤儿》与莎剧法译

十八世纪起，启蒙学人为求理论支撑，目光遥寄朦胧之远东，中国经典与文学因之陆续译介至法国。其中常为人提及的有伏尔泰基于纪君祥所作元曲《赵氏孤儿》撰写的悲剧《中国孤儿》。伏尔泰参照的底本乃耶稣会马若瑟神甫(Joseph de Prémare)节译之《赵氏孤儿》法语文本(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仅有宾白，并无唱词) ([1] , p. 75)。此本1735年问世于巴黎，被视为中国文学译介西传的发端([2] , p. 29)。伏尔泰从《赵氏孤儿》中读出“一千零一夜”或莎士比亚“可怖恶作剧”式的暴力美学风味，他有意将此剧搬上法国舞台，但首先要改写一番：重新设置暴力因素，隐去流血杀戮场景，以相对婉转的情感暴力(爱情与命运)取代身体酷刑；保留戏剧张力的同时，贴合法国古典悲剧的观演习惯([3] , pp. 60-61)。最终进入法国观众视野的《中国孤儿》虽保留纪君祥原剧“救孤保孤”题材与远东社会风情样貌，但隐于其中的，却是法国传统审美与剧作者个人的历史哲学观([4] , p. 7)。

有学人因而指出，伏尔泰的改写是对原剧的有意误读，误读原因体现为“褒扬‘孔子道德’、贬抑‘神权伦理’”，“标举启蒙观点”，“宣扬开明君主制”等三种主观需求([1] , p. 78)。亦有称《中国孤儿》剧中褒赏孔子道德与人类理性，实为推举伏尔泰所标榜的自然神论；剧中弘扬远东理想社会良俗、凸显归顺法度的温和君主形象，实为反驳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当中所谓“文明发展使人堕落”、“鞑靼人入侵证明中国道德没落”等观点([4] , p. 10-15)。我们认为，伏尔泰借戏剧外壳呈现神学沉思，借文学手段申明政治立场，作文言志以外，又为后世中法文学译介对话开启先声。

伏尔泰青年时期一度旅居英国伦敦，嗜读洛克等人政治哲学，对莎士比亚戏剧印象深刻。对伏尔泰而言，莎剧过于“暴烈”、“刺激”([4] , p. 6)，与法国戏剧风格差异显著。他也曾将莎剧译至海峡彼岸的母国。然伏尔泰并非莎剧法译第一人，这先驱的名号，还要归于拉普拉斯(Pierre-Antoine de La Place)。

1745年出版的《英国戏剧》(Théâtre Anglais)当中，拉普拉斯采用“编译”方法，将莎剧情节精彩之处贴合全文一一译出，而其余部分只加以笼统概述。这种译法并不严格，“易于引起争议”，但作为首个进入法语读者视野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颇有填补空白之意义([5] , p. 100)。

相较起拉普拉斯，另一位法国剧作家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译起莎剧则更失严谨。据《西方翻译简史》所述，迪西全然不懂英语，仅以拉普拉斯译剧为底本，遵循当时法国戏剧风尚与观众口味，大幅删改莎剧细节，重编情节，试图将莎翁名剧译入所谓“世上最优秀的”法国戏剧体系，却因此逾越了翻译的尺度，其译文只能算作改写，“说不上是标准的翻译”([5] , p. 101)。

谭载喜先生曾针对上述两例莎剧法译总结评述道：这两人均未领会莎士比亚独特的创作风格，因而翻译过程中也无法将莎剧优美活泼的风格传达给法语读者。同样作为译者，于1776~1782年间译介“莎士比亚全集”的勒图尔纳(Pierre Le Tourneur)则有别于前，不删改原文以迎合法国读者典雅口味，而是力图保留原作“精神实质”及其通俗生动的语言风格，为莎剧法译提供新的译者见解([5] , p. 101)。

3. 狄德罗与理查逊

莎剧之外，英人理查逊(Richardson)所作一系列感伤文学作品于1742年前后由普雷沃神甫(l’abbé Prévost)译入法语(译本有删节)，颇得法国读者青睐。狄德罗曾于理查逊逝世当年作《理查逊赞》(Éloge de Richardson, 1761)以寄追思。文中称，先前蒙田、拉罗什富科等人均以格言形式阐释事理，同样的意思由理查逊下笔，则写成了小说；阅读理查逊，即可明晓前述众多格言蕴藏之理，反之，“即使知道所有这些格言，却写不出一页理查逊的小说”([6] , p. 248)，丝毫不吝溢美之词。面对理查逊作品中平凡的细节描摹、可感的人物行动，狄德罗不住称颂之同时，也流露出其自身善感情怀：

他总使我和受苦的人站在一起；不知不觉间，同情心就在我的心中产生和加强了。他的作品使我读后有一种忧郁之感，我喜欢这种情绪继续留在我心里([6] , pp. 251-252)。

狄德罗不满于普雷沃神甫法译删改理查逊字句，认为他的同胞民族“耽于千百种游乐”([6] , p. 252)，却不能体会幽居阅读的妙处，因而无法静心领会作家丰饶之才情。他对法国普通读者贬斥理查逊作品“细节冗长累赘”甚感不平：

你们责难理查逊的小说冗长！你们却忘记了，要办好一件很小的事，了结一场诉讼，作成一门亲事，使两个人和好，需要付出多少气力、多少心思、多少行动。[……]你们说，这些细节是平凡的，这是每天看见的事情！你们错了；这是每天在你们眼前发生，而你们从来都没有看见的事情。当心哪，你们名为批评理查逊，其实是批评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伟大诗人[……]的艺术，就是使你们看见一个你们所忽略过去的瞬间的状况([6] , p. 253)。

由此不难发见狄德罗对理查逊洋溢的热烈崇敬之情。此外，理查逊作品法语节译本虽有删节，未必理想，却不改其原初魅力。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或美德的奖赏》从体裁、题材等多层面影响此后半个世纪如卢梭《朱莉，或新爱洛绮思》、萨德侯爵《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等人之创作，相当程度上印证了狄德罗的盛情褒誉。

4. 百科全书派与德国文学法译

同时期，德国文学在法国的推广则主要由寓居法国的德国文人所把持。他们曾目睹法国语言与文学在德国的兴盛，满怀一腔爱国热情(a patriotic zeal)，极力渴望在法国壮大德国文学的名望。其中主推旗手乃狄德罗之好友格里姆(Friedrich Melchior Grimm)。此人主编报刊《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域外报》(Journal Étranger)译介德国文坛风向，影响广布欧洲。格里姆曾于1750年发表“三十多年来德国仿佛一只大笼，笼中许多小鸟，它们都盼着歌唱的时节到来。我想，德国的缪斯荣耀之时当是不远了吧”([7] , p. 565)之言，并在同年所编撰的《戏剧编年与史鉴》(Almanach historique et chronologique de tous les Spectacles)中将德国戏剧与法国剧作相比照，称其古雅丰饶堪与法国相匹([7] , p. 565)。

如果说格里姆对本民族文学的赞词相对抽象与主观，让我们来看一份1750~1770年译介到法国的德国文学表单：其中包括哈勒(Alerecht von Haller)的颂诗《阿尔卑斯》(1749)，拉贝纳(Gottlieb Wilheim Rabener)《讽刺集》(1754)，格莱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寓言与故事》(1750)，扎卡里亚(Justus Friedrich Wilheim Zacharia)的《一日之时：四部书本写成的诗》(Les Quatre Parties du Jour，德语原本Die Tageszeiten. Ein Gedicht, in vier Büchern, 1759)，格斯纳(Salomon Geßner)的《阿贝尔之死》(1759)，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故事集》(1756)以及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的《亚当之死》(1762) ([7] , p. 564)。仅此一列清单即可窥见德国文学译介概况，其时较具代表性之作家作品均已译入法语，且译介速度相当惊人：如《亚当之死》德文初版于1757年，五年后即有法译本；《一日之时》译时不到三年(1756-1759)；《阿贝尔之死》初版于1758年，法译本隔年即已面世。

然而，与这繁盛译事不相匹配的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坛中，尤以理性智识自重的百科全书派并不如何看重德国文学，或贬抑其应有的重要性(minimize its importance) ([7] , p. 571)：《百科全书》正文中，除去对格莱特、洛恩施坦(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等人如“墓石铭”(gravestone references)一般的简短介绍(生卒时地、写作文体)，便只有对格斯纳(Gessner)缺乏实质的泛泛评述；而附录中舒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虽述及中古恋歌(Minnesänger)诗人与巴洛克时期诗人欧丕慈(Martin Opitz)及其后世影响，然以贬义居多；虽将克洛普斯托克提升到贺拉斯、品达洛斯等人的高度，但评述语言空乏沉闷(faint and damning)，且总体否认德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与艺术价值([7] , pp. 565-571)。百科全书浩浩数十卷，除上述偏颇评述外，竟不曾收录诸如哈勒、赫尔德(Herder)、莱辛(Lessing)、格莱姆(Johann Wilheim Ludwig Gleim)，拉贝纳、维兰德与艾利亚斯ž施莱格尔(Johann Elias Schlegel)之名([7] , p. 571)，可见当时法国文坛对译入法语的德国文学尚无宏观把握，更谈不上针对某一作家作品细致入微的观照。

面对百科全书派的淡漠，同时期的德国学界出现有趣的回应。德国学者弗里茨ž沙尔克(Fritz Schalk)在其研究文集《法国启蒙研究》(Studien su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1964)中指出，百科全书派在当时的德国同样遭受冷遇。他援引赫尔德言论，称“百科全书派没什么可写的，不过是弄了些纲要，罗列些词汇表，就自称百科大全了”(Il n’ont rien à écrire et font donc des Abrégés [sic], des Vocabulaires [sic], des Encyclopédies etc.)，又称“法国人将百科全书视为一次胜利，在我们看来，这却是他们衰落的第一个迹象”([...]un triomphe pour les Français devrait marquer, à nos yeux, le premier indice de leur décadence)。沙尔克将德国学界这种漠视归因于“德国启蒙(Aufklärung)哲学与宗教达成了和解，这与法国(对待宗教的态度)截然不同”([8] , p. 457)，即两国启蒙智识氛围之差异造就各自的“傲慢与偏见”。德法两国启蒙学人宗教态度之差异，本文以下还会提及。

除上述缘由外，我们认为，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正处于思想更迭流变之中，旧制王朝虽渐趋没落，文学界与广大文学读者(观众)仍拘于古典审美的范式。或许出于此故，即使思想时新如百科全书派等法国启蒙学人，也不能摆脱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传统偏见，面对译入法语的“异质”德语文学，似也无从言说。同一时期，相对置身法国文化之外、致力打破法国传统审美“神话”的，反倒是位德国剧作家。

5. 狄德罗、莱辛与《汉堡剧评》

1954年罗兰ž莫蒂耶(Roland Mortier)出版《狄德罗在德国，1750~1850》(Diderot en Allemagne，1750~ 1850，德译本Diderot in Deutschland，1750~1850，1967)一书，介绍十八、十九世纪百年间德国各界(宫廷、学界、文坛)对狄德罗作品及其思想精神之反应。莫蒂耶笔下史料丰富，书中观点同前述沙尔克类似，即当时德国启蒙精神与宗教结合紧密，具备“内在的宗教性”(la religiosité inhérente) ([9] , p. 315)，德国学界无意接受《百科全书》技术科学层面以外的其他激进政见，连德皇腓特烈二世本人也对狄德罗这位百科全书派代表怀有敌意([10] , p. 117)。

政见上的对立无损德国人对狄德罗文学才情的赏识：1760~1770年间，狄德罗的剧作“呼应了德意志感受与良知的历史性时刻”([9] , p. 315)，受到德国民众广泛欢迎。这股戏剧热潮的影响力不算深刻持久，但剧作家本人独具的丰饶人格(Pantophile)让他得以在戏剧光环褪去后仍然葆有大量欣赏与追随者([9] , p. 315)。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狄德罗的作品赢得德国文坛名家泰斗——除了《拉摩的侄儿》(Neveu de Rameau)的德语译者歌德，这份名单里还有席勒、赫尔德、霍夫曼、维兰德、两位施莱格尔(Fr. Schlegel, A. W. Schlegel)、黑格尔等赫赫大名——交口称赞：《论绘画》(Essai sur la peinture)、《波旁的两位朋友》(Deux Amis de Bourbonne)、《一个父亲与他的孩子们的谈话》(Entretien d' un Père avec ses enfants)、《定命论者雅克》、《修女》，乃至刊登在格里姆《文学通讯》上的私人通信……莫不如此。例外的反倒是那本对话体小书《拉摩的侄儿》，虽有德译者约翰ž沃尔夫冈ž歌德予以极高赞誉，却不曾广而流传，仅在文界小圈子内部收获了议论与理解([10] , p. 117)。

狄德罗热潮兴起时，德国文坛中有一人著书引介狄德罗戏剧理论(Das Theater des Herrn Diderot, 1760)，借以祛除当时德国戏剧创作中充斥着的法国古典模式“神话”。此人便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十八世纪，德国启蒙浪潮由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他们试图构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来发动舆论，为统一德意志民族铺陈造势。这一尝试延伸到戏剧领域，即体现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改革。戏剧创作应当效法英国的莎士比亚风格，还是借鉴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模式，成为当时戏剧改革争论焦点之一。

时为汉堡国家剧院(Nationaltheater)艺术顾问的莱辛每周撰文论说演剧种种，后结集为《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1767-1769)。其笔下对刻板机械的法国贵族宫廷式戏剧体例多有挞伐，尤其不赞成全盘照搬法国模式，压抑德国民族特性。如批评伏尔泰《墨洛珀》(Méropo)剧中为迎合戏剧事件人为的“时间整一”而牺牲更为合理的自然时间属性，揭露法国古典戏剧盲从陈规乃至曲解先贤，“为了偶然性的东西牺牲了更为本质性的东西”([11] , p. 8)。

莱辛力图勘破法国戏剧造就的“神话”，将德国民族戏剧的振兴指向风格更为自然(即更能生动展现社会生活)的莎士比亚路径。不过，莎剧当中较少反映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状况，主角多出身于贵族世家。因而在塑造市民阶层角色、反映市民普遍行为这一创作层面上，莱辛更趋近于狄德罗“市民剧”的主张。而《汉堡剧评》也为我们展示出莱辛面对日常生活描摹与狄德罗同感共情之处：

公侯和英雄们的大名会给一出戏带来华丽和威严，却打动不了人。然而周遭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们的不幸，却自然而然地侵入我们心灵的最深处([11] , p. 11)。

有学人指出，莱辛代表作如《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所体现的宗教宽容，与伏尔泰剧作理念颇具契合之处，后人更多注意到莱辛对伏尔泰的批评，而忽视两者的相似([12] , p. 38)。

由于个人政见存在差异，即便使用同种语言，或同处启蒙阵营，作家笔下所流露的诉求与趣向也不尽相同。如百科全书派高度质疑教权、王权，狄德罗“市民剧”即描画日常生活，反映市民阶层身份性格，主张与理查逊相仿佛的人性抒写，自主远离威权阶层所规约的传统价值与刻板模式；而伏尔泰则宣扬温和的自然神论，借东方之言阐明开明君主政观，其政见趋于温和改良。反观莱辛，《智者纳旦》将人性置于神性之上，高举人的实践理性，鼓吹以人性约束宗教傲慢，以人类普遍情感冲破宗教壁垒；但并不全盘否认神性，仅将其置于人性之后，仍赋予神性以第二性的地位([13] , pp. 150-152)。莱辛剧中此类讨论与伏尔泰亦相仿佛，前者以人类共情消弭宗教偏见，后者以风俗美德化约威权暴政。可见莱辛本人之创作其实存有英、法两种剧作模式的双重反映：风格趋于莎剧式的自然生动，题材主张抒写市民日常生活，内中理念又温和宽容，不主张狄德罗所谓之“人的处境要取代人的性格”([6] , p. 120)或曰社会身份决定人物性格，更趋于描摹普遍人性([11] , p. 12)。莱辛这种态度与德国国内市民/资产阶级力量偏弱不无联系，他们在文化领域建构民族文学的努力最终未能如法国革命一般掀起政制变革的巨大浪潮。

6. 结语：民族文学与翻译趣味

时值十八世纪，日后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理念——或建立在多元差异基础上的跨文化交流([14] , p. 35)——此时尚不为人所知，各国仍不约而同选择以“民族文学”作为其文学建构主要路径。使用民族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若非借助翻译，较难突破单一民族文化背景，进而汇入别国文学语境：由此不难看出文学对话当中翻译的必要性。

然而，即使消除了语言差异这层理解妨碍，翻译文学之境遇也不尽相同：有些风靡一时，声名远扬国界之外，有些则未能为同期外国文学主流所接纳理解。如伏尔泰、卢梭等人哲思激越，启蒙思潮横跨比利牛斯山脉，“自由平等博爱”呼声迅速响彻伊比利亚半岛，刷新西班牙国内政见视野；有学者评论道，法国革命及其思想对西班牙文学的震撼甚于十八世纪初波旁家族入主西班牙王朝([15] , p. 339)。又如十八世纪德国文坛与百科全书派则相看两相厌，唯有狄德罗普世的人性观照才在德国学者间取得长久共鸣。

我们认为，由于社会历史语境存在差异，借由翻译实现的思想交流(仅以文学翻译为例)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将某国风行的观点理念搬运至别国、即其他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领域。文学文本所涵括的民族样式，一旦改换别种语言作其外壳，不免为迎合译入语读者而多少折损其原有风味，这种让步(或曰捍卫译入语文化传统)在十八世纪法译文学中甚属常见，如伏尔泰的改写，拉普拉斯、迪西编译莎剧，普雷沃神甫的节译等，或多或少体现出译者的再创作趣向，意在取悦本国读者(观众)，归附传统审美范式；而这一传统正是莱辛力图破除的法国古典“神话”。一派改写风潮当中，唯有狄德罗力排众议，高呼“理查逊啊！[……]到我们的子孙与你相隔的距离和我们与荷马相隔的年代一样久远时，[……]谁敢删去你作品的一字一句！([6] , p. 263)”话中或有言过之处，但夸大的修辞反而凸显狄德罗超越国别的文学审美趣味，独抒其区别于时代同辈人的翻译观念：不应一味为了迎合读者(观众)，而折损了原作的才情与风格。

致谢

在此对给予本文转载引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研究思想与设想之所有者表示衷心感谢。

文章引用

朱倩兰, (2015)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领域译事四题
Four Contact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France, 1735-1770. 世界文学研究,03,69-74. doi: 10.12677/WLS.2015.3301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