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textual research period of qianjia, Zhao Yi consciously inherited the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Humanistic pragmatism. Beyond the pure research past dynasties official system, geographical origin, historical facts and judgments, he focused on the change trend of social reality and internal caus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governing revolu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historians in the contemporary, he had obvious practical purpor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Zhao Yi’s lif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thought and characteristic,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on the compilation of Zhao Yi literature.

Keywords:Zhao Yi, Reading Notes of Twenty-Two Historical Books, Humanistic Pragmatism, Literature Compilation, Qian Jia School

论赵翼史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王云庆，高雪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17年8月17日；录用日期：2017年8月30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5日

摘 要

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期，赵翼自觉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超越了对历代正史、文字史实、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的单纯考证，着眼于社会现实的变化趋势及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与同时代其他考证史学家相比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旨趣。本文从赵翼的生平、文献编纂思想和特点出发，探讨了经世致用思想对赵翼文献编纂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 :赵翼，《廿二史札记》，经世致用，文献编纂，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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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生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卒于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常州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政治家。他主要生活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此时堪称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太平景象。但在这一片繁花似锦之下，清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阶段，这最后的繁华昌盛也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赵翼在乾嘉盛世中提早嗅到了清王朝腐烂的气息，怅然若失于清王朝即将衰落的未来。赵翼继承了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他不敢批评现实政治，于是把对现实的关怀投注到对史料文献的编纂过程中，力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古为今用，经世致用。他潜心编撰的《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期利用史料进行文献汇编创作的巅峰之作，其中所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是赵翼超越同时期乾嘉学者的显著成就，也是后世文献编纂工作者继承的楷模。

2. 赵翼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乾嘉时期，正是清政府由盛转衰的关键点，在一片“国泰民安”的祥和氛围下，代表封建王朝衰败特征的各种痼疾逐渐显现。赵翼前半生沉浮于官场之中，他所担任的都是与具体行政、军事事务密切相关的官职，因此具有实际政治军事经验，亲身经历了清朝中期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病。赵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清朝没落的现状，他在入仕中关心时政，在归田后仍心系民生。赵翼继承了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并在老师汪由敦的言传身教下充分体会到现实社会的残酷，这使得他在后期的文献编纂活动中，格外重视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运用。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李保泰，在赵翼进行《廿二史札记》汇编时，给予他大量的帮助和考证，二人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不但令《廿二史札记》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趋于完备，更令赵翼完善了自身的学术思想。盛世危机的浮现，官场政治的体验以及师长好友的学术支持，是赵翼重视经世，学以致用思想的起源。

2.1. 乾嘉盛世，危机重重

乾嘉时期，政治空前统一，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国家疆域不断拓展。经济上，在经历了康雍两朝的“修养生息”与“摊丁入亩”政策之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耕地面积和人口超过以前任何朝代。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赵翼在晚年进行文献编纂工作时曾长时间居住于扬州等地，这里刻书藏书的快速普及使得图书贸易增多，图书种类增加，学术交流频繁，学者关心时势，对赵翼学术思想的完善，经世致用主张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正所谓月满则亏，盛极必衰。在康乾盛世的光芒下，清朝的政治弊病开始逐渐暴露。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倦于朝政，宠信大贪官和珅，使得朝廷的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封建经济的繁荣却带来了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人民生存日益艰难，起义频发。面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大清王朝却无意也无力拿出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法。赵翼清醒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立志于探讨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规律，结合清朝现实社会问题，寻求治国之路。

2.2. 编修官史，博通经籍

赵翼少年早熟，父亲的不幸去世使得年仅十五岁的赵翼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得赵翼在编纂史料时格外注重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同情人民悲惨遭遇。从乾隆十四年到三十一年，赵翼历任军机章京、内阁中书、方略馆编修等官职，参与了《国朝宫史》《平定准噶尔方略》《通鉴辑览》的纂修，草拟过不少谕旨，处理过许多文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之后的文献编纂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赵翼同时也是官场争斗的牺牲品，乾隆二十三年，赵翼被同事造谣中伤，逐出军机处，开始了四年的地方仕宦的生涯。期间转任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等。此时的赵翼厌倦了官场的倾轧，对现实政治失去了信心，他既无力改变腐败的吏治，又不愿与胥吏们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决心归隐山林，著书立说，开始了文献汇编的生涯

辞官之后的赵翼大量阅读经史书籍，基本读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十年的乡居生活奠定了赵翼一生学术的基础。乾隆四十九年，赵翼受邀出任扬州安定书院山长，扬州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既是经济重镇，又是学术中心。受扬州学派和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赵翼在进行文献编纂史料考订工作时既有今文经学关注社会现实，讲求经世致用的意识，也有扬州学派宏博贯通的眼界与胸襟。此时的赵翼也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著名史著《廿二史札记》就是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被称为“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焉，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 [1] 。这部史学著作中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仅是赵翼学术成熟的标志，也是乾嘉史学后期的最高水平。

2.3. 继承思想，知己难得

2.3.1.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处于明末清初的巨大变革时期，国破家亡的切身经历使得他坚持恢复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研究历史应该总结对现实社会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从顾炎武到赵翼已经过去了百余年，整个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高压和笼络的双重政策，特别是文字狱的愈演愈烈，士大夫们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而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去研究繁琐细小问题的考证。赵翼继承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摆脱了乾嘉学派逐渐狭隘的学术局限，公开表明自己的治史旨趣在于研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探求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以改良现实社会的弊端。赵翼与顾炎武虽然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但后者对赵翼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乾嘉学派的多个分支中，赵翼最为完整和精确地继承了顾炎武经世致用考据学术的精髓。

2.3.2.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汪由敦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卒于乾隆十三年(公元1758年)，安徽休宁人。他是一名具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和历史智慧的政治家，学识渊博，熟悉典章，为乾隆器重。历官户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为乾隆起草军事文书，曾参与《明史》的编纂。他在乾隆十五年聘赵翼入家中“代笔札”，与赵翼结下了超越师生的深厚感情。

汪由敦对赵翼的言传身教，最主要的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应用。汪由敦认为，读史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好的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汪府八年的学习生涯，对赵翼之后在进行文献编纂工作时能给够广泛接触社会，关注国计民生，保持对社会现实清醒，理智的认识，把对现实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代入对历史问题的探求中，选取对解决现实问题有借鉴意义的历史史料进行汇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3.3. 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

李保泰，生于乾隆七年(公元1736年)，卒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3年)，江苏宝山人。他对赵翼的学术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廿二史札记》编撰期间，李保泰“每得与闻绪论”，成书后又“获从编校之役”。在许多学术问题上，二人见解一致，彼此欣赏，互为知己。

李保泰淡于功名利禄，却极为关心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徐州地区发生水灾，他毅然前往灾区救济。李保泰结交了当时的许多学界名流，虽无著作传世，但被公认为学界奇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与帮助之下，《廿二史札记》对于历代王朝的“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 [2] 特别重视，从而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有很大的意义。《廿二史札记》对历代王朝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称得上是“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 [3] 。

3. 赵翼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赵翼的文献编纂工作贯穿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廿二史札记》书成之际，他作诗云：“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表明他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无论是对史料内容的挑选，编纂方法的考证，多种方法的结合，都是为了通过筛选真实可靠的档案史料，以史为鉴，改变大清朝积重难返的社会局面。赵翼的文献编纂思想代表着乾嘉考证史学后期的最高水平，在清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嬗变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3.1. 文献编纂内容的择选

3.1.1. 考察历代王朝治乱兴衰

在赵翼二十余年的文献汇编工作中，尤其重视揭示不同时代特征，揭露封建王朝弊政，总结兴衰规律，力求经世致用。在编纂《廿二史札记》时，赵翼就体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史旨趣和意蕴深厚的择史志向。在《廿二史札记》中，有大量条目，是针对某一朝代的具体问题，从而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乱兴衰问题。例如“元时崇奉释教之滥”条目，就以丰富的材料对元朝举国上下迷信释教，导致国家败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赵翼指出，这种举国上下迷信佛教的风气，是元朝“体制之僭”“仗卫之侈”“土木之废”“供养之费”等种种弊端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提出盲目崇奉释教是促使元朝灭亡的最大成因，“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材为其所耗” [4] 。赵翼希望通过对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成因进行总结，以鉴清朝政治的弊病。

在探究灭亡之由时，赵翼意识到在治乱兴衰中封建君主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民心相背是国家衰败过程中的必要因素，因而特别关注历代封建王朝对百姓的政策，充满对平民百姓的关切与同情。“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条目指出了唐朝实行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等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祸患，“南宋取民无艺”条目则批评了宋朝自徽宗起逐步加重人民负担，除正赋外，还有御前赋等额外勒索。尤其在靖康南渡后愈演愈烈，致使“民力既竭，国亦随亡”。“万历中矿税之害”条目则指出明万历后期，矿税二监遍布天下，纵横绎骚吸髓饮血，致使民不聊生，起义激变。

可以说，赵翼对于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眼光。他所选取的大量校勘条目，列举的大量档案史料，都清楚明晰地整理出各个朝代兴衰变化的脉络。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朝代都有其各自的得失成败，赵翼将其整理总结，以史为镜，不仅是对历史特征的特点总结，更为世人阐明了国家兴亡的规律之道。

3.1.2. 对乾嘉时期的社会思考

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赵翼格外注重探究对清朝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大量选取前朝相关问题的史料，并逐一进行分析解决，从而达到以古助今的作用。乾嘉时期正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自然也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廿二史札记》中收录了大量档案文献以研究农民起义问题。对于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和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更是不惜笔墨，运用大幅篇章相互比较，深入研究。从学术角度为后世研究农民起义开了先河，尽管赵翼对于农民起义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历史现象的比较，没有能够深刻发掘起义的原因和内涵，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清朝农民起义的根源。而他总结的历史上的“太上皇”和“禅让”制度的史料考证，也正因为清朝正面临乾隆禅位嘉庆皇帝的现实问题。尽管对于“禅让”制度的讨论有阿谀奉承之嫌，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经世致用的本心。

除了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收录考证外，赵翼同样敢于对当时人人自危不敢面对的政治问题进行揭露。面对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贞观中直谏不止魏徵”条目中隐晦地暗示了统治者骄傲疏怠的问题，担忧即将到来的危险。一直以善于纳谏的开明形象传世的唐太宗，在晚期也逃不过“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 [1] 的结局。艰苦创业的伟人尚且逃脱不了有功而志满，志满而难听他人意见的规律。对于生活在太平逸豫环境中的“十全老人”乾隆而言，受谏自然更加困难。

《廿二史札记》中大量档案文献的编纂条目，都是赵翼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他的前半生居庙堂之高，鞠躬尽瘁企图拯救清朝逐步衰败的命运。他的后半生处江湖之远，皓首穷经于经世致用的研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5] 。

3.1.3. 承袭二十四史编纂方法

《廿二史札记》中经世致用思想的贯穿，除了体现在文献编纂过程中史料选取的问题上，也同样体现在赵翼对于编纂方法的运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典籍的主干，同时也是赵翼校勘考证的主要材料。为了更好的进行文献编纂工作，赵翼十分重视对历代正史撰修经过、著者、著史岁月、内容真伪、体例得失进行的集中探讨，以求“其言有可用者”。这也是《廿二史札记》档案文献收录内容中的一大组成部分。

在考察各种体例起源的基础上，赵翼主张创新体例，强调表志的作用，对列传高度重视。因为这些都反映了史家对档案史料的选择和取舍标准，反映了史学家思考和判断历史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史家对国史、实录、日历、和前人正史作品的直接继承，在文献编纂过程中是否对史料不加辨别地直接采用，史笔是否简洁明晰，史家史徳的问题，对文献编纂的态度，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以及编纂时的政治环境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史书的优劣，从而影响史料所能发挥的经世致用作用。

3.1.4. 联系社会背景史论结合

论赞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史论的主要形式，起到补充资料，扩大新知，撮要勾玄，引发思考，理解史书的作用。例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都是论赞的典范。赵翼认为，论赞要结合作者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有感而发。例如在“欧史传赞不苟作”条目中，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张承业传》里论述了宦官之祸的原由，而在论赞中却格外点明了对君子小人的议论。赵翼认为，这与当时宋仁宗时期的朝政有关。正因为当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 [1] ，所以欧阳修才“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大声疾呼也” [1] 。赵翼对于欧阳修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作论赞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 [1] ，真正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主张。

3.2. 文献编纂方法的运用

3.2.1. 正反结合，整体归纳

赵翼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规律，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尤其注意对某一问题正反评价的结合。他既能从正面总结中国传统政治在用人纳谏方面的有益经验，又能对历代弊政给予深刻的揭露。既列举了一个王朝繁盛时“子孙繁衍，为帝为王，荣贵富盛，极一世之富” [1] 的原因，也能汲取王朝破败时“及其败也，如风之卷箨，一扫而空之，横尸喋血，斩艾无噍类，欲为匹夫而不可得” [1] 的教训。既客观记载了弊政产生的有利结果，也注意批判了有道之君的昏庸一面。赵翼通过对事件主体的正反比较，使得历史事件的特点和意义显得更加立体明晰，从而发现其联系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把片面的认识转变为整体的概括，从而更好地运用于现实之中。

赵翼采用了“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五个条目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特征进行总结，评价功过。从这些史料中既能看到汉武帝虚怀若谷，大度容人，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一面，也能看到武帝时期穷兵黩武，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民力衰竭的弊端。赵翼通过正反史料的对比，总结出大一统的盛世下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征兆，得出了“朝有名臣见，已是衰运来” [3] 的结论。正是由于赵翼擅长对正反经验的归纳，他才能在一片花团锦簇的乾嘉盛世下，看到清朝衰败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超脱时代局限的见解，又反过来促使赵翼在进行文献编纂时格外注意对正反史料的列举，企图通过揭露历朝历代繁华盛世下的弊病，预示清朝华丽外表下的千疮百孔。

3.2.2. 结合问题，动态考察

在进行文献编纂过程中，赵翼对史料的收录分析采用了动态考察的手法。他强调治史应该“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1] 。”而这三者的研究都需要动态的考察。他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而是将问题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结合前世今生，以观时事变化，从而探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及其必然性。乾隆后期曾多次出现米荒现象，因此赵翼对历史上的米价问题十分重视，在卷二十和卷三十六专门探讨唐朝和明朝的米价变动问题。“贞观时斗米三钱。玄宗东封泰山之岁，东郡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自安史之乱，兵役不息，田土荒芜，兼有摊户之弊。代宗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一千四百······较贞观，开元时，几至数十百倍 [1] 。”赵翼通过米价的变化纵观整个唐朝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对当世问题产生思考。这种对于历史问题的动态考察，是紧密地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的，充分体现了赵翼文献编纂工作的经世致用意识。

赵翼以问题统领正史的材料，没有单纯按照二十四史中的原始顺序简单逐条作札记，而是以动态的考察，按照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在利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从单纯的罗列历史事实中走出来。如果不能准确利用历代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就不可能对历代正史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不能从历代正史所提供的材料中走出来，就只能停留在单纯的校勘和考证上。而赵翼以历代出现的历史问题为中心，以动态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和历代正史进行全面的阐述与理解。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深入到以编纂史料来经世致用的高度，从而推动了乾嘉史学的进步。

4. 赵翼经世致用思想的特色

“翼生平涉历馆阁纶扉之地，边疆宦游之迹，戎行帷幄之谋，天下山水之胜，公卿交游之盛，有他人所不能兼者，一发之于楮墨间 [4] 。”赵翼既在中央政府的军机处、内阁任过军机章京、内阁中书，又在广西广东贵州等地任过地方官员。既参加过平定准噶尔、缅甸、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军旅生涯，又有地方的亲民经验。既在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担任过知府，又有在广西、贵州边远地区的仕宦经历。这使得赵翼明显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尤其注重在编修文献时经世致用思想的贯穿。相较于乾嘉学派一般的治名物训诂的考据学家，赵翼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著成就的根本原因。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贯穿，使他的校勘研究与文献编纂思想独成一家之言，被无数学者推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编纂风格，在乾嘉史学中形成了以赵翼、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三足鼎立局面。被后世评为“从大处着眼，品评历史事件功过，融会贯通史事以为当世所用 [6] 。

我们也不能否认，赵翼在引用材料时过分依靠记忆而没有细心查对原文，造成他对一些具体问题考证时出现引证材料错误的问题，在引文、引用书目和叙述某些史实时不够准确或有疏漏之处。同时，对史学探讨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也没有对正史编撰新体裁做出探索。这些无疑是其文献编纂工作的一种遗憾。但丝毫不会影响他在清代文献编纂思想贡献中的卓越地位。

赵翼既是乾嘉考证史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嘉道以后经世致用史学的先驱。当乾嘉考证史学逐渐走入烦琐主义时，在他身上预示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即坚持和发展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他的文献编纂及史料考订工作贯穿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应用，代表着乾嘉考证史学后期的最高水平，在清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嬗变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被同时代乾嘉学者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1] 而此书之所以有体有用，正是因为他超脱于同时代的乾嘉学者的见识，即发扬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致用的主张。

赵翼的治史旨趣，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有明显的表述：“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 [1] 。”表明他的研究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赵翼在文献编纂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应用，这是他超越同时代学者的突出成就，也是他著书立说编纂史料的突出特点。梁启超曾评价道“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研究比较，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 [7] 。”

项目基金

本文为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考古与历史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档案学思想评述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王云庆,高雪华. 论赵翼史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On the Thought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in the Study of Zhao Yi’s Historiography[J]. 历史学研究, 2017, 05(02): 7-13. http://dx.doi.org/10.12677/OJHS.2017.5200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