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2年7月7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19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30日

摘要

唐朝中期以后，东北外蕃相继崛起，他们在与唐朝建立发展关系的同时，基本维持了藩属关系，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了东北亚政治秩序。在统治集团确立的“华夷认知”体系中，位于东北边疆的外蕃被唐朝士大夫阶层称为“东北夷”，构成了东北亚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具有进步性，他们从维护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立场出发，认为东北外蕃必须臣服归顺中央王朝，双方关系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通过介绍东北外蕃崛起后对唐朝边疆秩序的影响，结合中央王朝在东北外蕃崛起后而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指出了唐朝通过营州和幽州掌控东北边疆秩序，控制朝鲜半岛北部来维护东北亚政局的稳定。

关键词

东北外蕃，崛起，唐朝，边疆秩序，影响，研究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Tibet in Northeast China on the Border Order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Rongliang W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Jul. 7^th, 2022; accepted: Oct. 19^th, 2022; published: Dec. 30^th, 2022

ABSTRACT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northeast Tibet rose one after another. While establishing development relations with the Tang Dynasty, they basically maintained vassal relations and formed a complex eth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ch stabilized the political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in a long period. In the system of “Hua-yi cognition” established by the ruling group, the Foreign Fan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was called “Northeast Yi” by the tang scholar-bureaucrat class, which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intaining the orthodox statu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he ruling group of the Tang Dynasty held that the Tibet in the northeast should submit to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Tibet in northeast China on the border order of tang Dynasty, combined with som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the central Dynasty after the rise of Tibet in northeast China,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ang dynasty controlled the border order in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Yingzhou and Youzhou, and controlled the north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Northeast Asia.

Keywords:Tibetan in Northeast China, Rise, The Tang Dynasty, Frontier Order, Influ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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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可以根据唐朝与东北外蕃关系的发展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之前，其基本特征是唐朝主动与东北外蕃建立联系，争取其归附，限制制约高句丽的扩张，将东北边疆事务逐步纳入唐朝整体军事政治战略体系，确立中央王朝在东北边疆的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其基本特征为唐朝联合东北边疆讨伐并灭亡了高句丽，控制了东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初步确立起了古代东北亚政治秩序；第三阶段为“安史之乱”爆发直至唐朝灭亡，在这一期间，唐朝因内乱纷争、国力减弱等原因对东北边疆控制力减弱，唐朝与东北外蕃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主要表现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通过军事结盟和政治“和亲”等维护东北边疆安定，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政治影响力减弱，边疆政权的自主独立性大为加强。

2. 东北外蕃崛起后对唐朝边疆秩序的影响

贞观后期，东北外蕃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唐朝统治集团也对此提高了警惕。东北外蕃此时实力此消彼长，奚族势力显著增强，实力不容小觑；渤海逐渐统一各部，实力日渐增强，不断进犯临近各部；遥辇氏部落联盟兵马强盛，部众凝聚力强，统一契丹各部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这一部落联盟，成为统一契丹各部的希望；新罗乘唐朝无暇巩固之时，厉兵秣马，最终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任务，这自然与唐朝先期确立的东北亚政治秩序发生了碰撞。纵观东北外蕃的崛起过程，唐朝统治集团总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发挥军事政治战略的优势所在，全面统筹东北外蕃事务，二者共同合力来保障东北边疆安全，维护东北亚政治秩序的稳定。

2.1. 强蕃控制奴役弱蕃，威胁唐朝边疆秩序

唐朝统治集团东北边疆的稳定格外关注，因这一区域位于海的东侧，与朝鲜半岛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海东”这一地域概念应运而生。显庆四年(659年)十二月，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唐朝因即将对百济展开军事进攻，为营造更大声势，震慑东北亚各方势力，暂时扣留日本遣唐的使节，不予放行。唐朝使臣向其宣称“国家明年将有海东之政，汝等倭人，不必东归，留下静观其变，决定向背归属……”由此可以看出，海东主要是指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广大区域，这一地带战略地位重要，主要交通方式为海路航运，东北边疆则主要通过陆路与外界相联。“海东之政”是指唐朝在显庆五年(660年)即将对高句丽展开的军事进攻。

高句丽主要分布在鸭绿江沿岸，南北朝时曾经臣属北朝，唐朝初年，高句丽因连年战争造成国力锐减，遂遣使至唐朝要求建立友好关系，发展边境贸易。进入贞观中后期以后，唐朝北疆形势逐步好转，为将东北边疆纳入帝国版图，完善建立封建朝贡体系，保持东北边疆安宁和谐局面，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高宗派兵攻占平壤，唐朝分置其地为“都督九府、四十二州、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之” [1]，高丽遂被唐朝完全纳入管辖范围，唐朝在经略东北边疆时暂时取得成效 [2]。契丹聚居地为鲜卑祖居地，东西两端与高丽、奚相连接，南北毗邻室韦和营州，全国兵力强盛时达到“四万三千多人，战马精良，部落联盟共分为八部，若遇到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擅自举事……” [3] 唐朝建立之初，因中原内乱，契丹趁机屡犯北境，掳掠百姓及牛羊。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契丹遣使来到长安，进献特产和方物，通过朝贡维持藩属关系 [4]。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其部向唐朝请降，得以归附，唐太宗予以妥善安置 [5]。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在征讨高句丽过程中将势力深入东北边疆，契丹首领窟哥在权衡利害关系后，决定率部归附唐朝，中央王朝以其原居地设立松漠都督府管辖所部军政事宜，赐窟哥国姓李氏，授官封爵，与唐朝关系日趋密切，其部发展较快 [6]。武则天时，契丹起兵反唐朝，双方发生较大规模军事冲突，唐朝借助突厥军事力量终于平叛，契丹战败后余部归降突厥。开元时，契丹附唐朝，与唐朝关系恢复，重新入唐朝贡，玄宗既往不咎，加强了对其政治军事控制，以便分化利用，使其不至于重新成为唐朝的巨大威胁。

奚族(库莫奚)与契丹均出自东胡族，两者关系密切，号称东北边疆“两蕃”，社会风俗与突厥类似，强盛时有“兵三万余人。夷狄之俗，畏服大种……” [7] 突厥兴起后，惧怕军事征讨，奚遂随突厥臣属于隋，此后朝贡一直不绝，直至隋灭。唐朝建立后，奚遣使来朝表示臣服，遣兵随唐朝参与对各地军事征讨，收获颇丰，进一步增强了力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奚族全部归唐朝，首领被朝廷赐国姓李，封爵授官，唐朝以其地设饶乐都督府管辖，奚与周围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对唐朝时叛时降、互相倚重以维持自身利益。奚族与契丹相邻而居，联系紧密，相互利用，两者处于唐朝与突厥角逐中，在两大强邻之间艰难生存，苦于应付两强，无法实施独立自主的对外策略，与唐朝与突厥保持等距离友好关系，以维持自身安全利益，根据自身安全发展利益需要结合形势变化做出决定，选择投靠强大的一方维持生存，这也是唐朝初北疆一些弱小部族采取的普遍生存法则，是北疆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一种普遍表现，在唐朝统一实现边疆稳固后，这些部族才结束了这种不正常状态。

2.2. 唐朝与东北外蕃发生多次军事冲突

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集团将东北外蕃称为“东北夷”，这种传统民族观念成为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华夷秩序”理念的历史渊源。历代中央王朝统治集团认为：在四方夷狄中，“东夷”容易驾驭，对其征服后最早在此设治管辖 [8]。唐朝初年，东北外蕃乘中原大乱侵扰内地，双方军事冲突接连不断。《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七月，牛进达、李海岸领命后攻入高丽境内，历经百余战，皆大捷。会攻石城，既拔之。攻至积利城下，高丽兵万余人出城应战，追至海岸破之，斩首二千余级，高句丽损失惨重；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丁亥，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还，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同年七月甲午，为扩大战果，营州都督张俭统领幽、营甲士，及契丹、奚等部胡卒以伐高丽……高句丽军卒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应对，接连遭遇失败；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月甲寅，安西都护郭孝恪统领大军灭掉焉耆，执其王突骑支送至行所。同年十月，朝廷颁“讨高丽诏”后，各路大军迅速云集；十一月庚子，唐太宗令太子詹事李勣(英国公)担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先出柳城；遣刑部尚书张亮(鄙国公)担任平壤道行军总管，领舟师出击莱州，蔚为壮观。发天下勇士，招募将士十万，一路直取平壤，共伐高丽。十二月，唐太宗颁行“亲征高丽诏。”甲寅，朝廷诏令诸路大军及新罗、百济、奚和契丹等部一同会攻高丽……十二月戊午，李思摩部反叛；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庚戌，伐高丽。四月癸卯，各路大军誓师幽州。癸亥，李世勣部攻克盖牟城，斩首数千。五月己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占沙卑城……甲申，克辽东城，据守之。六月丁酉，又克白岩城。己未，再败高句丽于安市城，左武卫将军王君愕阵亡……九月癸未，(唐太宗)班师回朝。十二月戊申，次并州。己未，薛延陀进犯夏州，为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所击败。次年六月丁未，兵发辽东，丙辰，抵安市城，发兵攻之。由此可以看出，高句丽元气大伤，失去了同唐朝进行军事对抗的基础。

历史上，《旧唐书》中记载：“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与薛延陀交战，将其败之，斩首数千。六月，(唐太宗)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固安公)、特进李勣(英国公)大破薛延陀于郁督军山以北，斩首五千余，虏三万余众。八月己巳，上行幸灵州。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适遇薛延陀阿波达官率众数万相拒，道宗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由此可以看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戊子，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两人共伐高丽。五月，李世勣军渡辽，历南苏等城，高丽调兵拒战，世勣破其兵，焚其罗郭还。我们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唐朝极为重视东北边疆防务，采取军事征讨手段妥善处理好该地民族关系，为平定边疆威胁及潜在隐患，以举国之力征讨高丽，以完成历代君主均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经过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代人的努力，终于平定高句丽，消除了这一威胁东北边疆安宁的隐患，唐朝东北亚政治秩序基本确立下来。

2.3. 唐朝多次调整在东北边疆的军事政治战略

唐初，东北边疆基本形势为：契丹、奚等因政治军事力量较小受到高句丽控制，高句丽因军事政治实力强大称雄东北，一时主导了东北边疆的民族关系，唐朝政治军事势力一时难以渗入这一地带。鉴于隋炀帝三伐高句丽未获成功，唐朝统治集团认识到高句丽军事实力强大，控制了靺鞨、契丹和奚等，影响到唐与东北各族关系，同时对唐朝经略东北边疆构成潜在威胁。换言之，当时唐朝经略东北的最大障碍就是高句丽。唐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原地区因隋末大乱经济调敝，社会动荡，唐朝因立国时间较短，朝廷所定国策是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突厥多次南下侵犯内地，唐朝由于实力相对较弱且忙于平定中原割据政权无力顾及，暂时通过采取委曲求全、忍辱想让的策略以取得军事支持，维持边境安宁。唐朝统治集团经略东北边疆民族的大致方略为：巩固与东北边疆各民族之间关系，协调处理边疆事宜，为以后治理管辖东北边疆提前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唐太宗决定通过发展生产以增强国力，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经略东北边疆。

唐朝历次军事征讨高句丽的同时，与东北其他各部不断加强联系，帮助一些弱小部落脱离其控制，在政治上孤立高句丽，从而削弱其军事实力。唐朝自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灭突厥后，东北各民族纷纷内附，契丹、奚族自贞观四年以来朝贡不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奚、契丹俟斤一同来朝，献方物。”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六月，“契丹渠帅来朝，献特产。”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正月，契丹、奚均遣使来朝，请求建立藩属关系 [9]。由此可见，唐朝与奚族、契丹建立联系较早，双方关系比较紧密。随着唐朝势力进入东北边疆，一些外蕃遣使朝贡，与唐朝取得联系。室韦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遣使来唐，“贡丰貂，献特产，后再入朝”；霫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遣其君长朝贡贡方物，献特产”；乌罗浑亦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其君长遣使贡貂皮焉，献特产…… [10] ”由此可见，契丹、奚族、室韦、霫和乌罗浑在来唐朝贡时间上基本一致，这说明随着唐朝在东北边疆政治影响力逐步加强，为了借助唐朝势力摆脱突厥奴役，他们愿意和唐朝建立联系，以便取得军事政治上的支持。

羁縻策略是在特殊历史情况下实施的，唐朝初年，北疆各族人口持续增多，若徙民实边，汉人会被外蕃同化，不利于边疆稳定和内地安宁。《旧唐书》中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东突厥恢复实力，西突厥国力强大，成为唐朝北部边疆隐患。出于封建国家利益和治国安邦方面的考虑，唐太宗积极处理西北军政事务。此时，怀柔招抚策略符合外蕃意愿和利益；唐朝对强大民族区别对待，对其相互利用、分化瓦解，将外蕃化整为零、化强为弱进行妥善安置；其三，唐朝采取“和亲”策略处理民族问题有许多创新之处，如妥善安置边疆各部归附内迁、广置羁縻府州管辖土地、与边疆首领进行“和亲”等；李世民解决民族问题通常是采取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其产生矛盾内耗，减少四方边患，稳定帝国边疆；唐朝在外蕃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时，通常在外蕃间进行分化离间，使之互相牵制，唐朝则趁机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介入渗透，依靠武力平定各族纷争，达到维护边疆稳定的政治目的。唐太宗治理和经略东北边疆民族的措施主要包括：设置一批羁縻府州进行有效统辖，通过“和亲”笼络上层首领来加强双方关系，安抚内附外蕃上层主要首领，加强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边贸。此时，唐朝对待东北各民族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华夷一体”、“慑之以兵”和“分而治之”等方面，随着东北边疆形势的缓和，朝廷对东北外蕃的军事政治战略也逐步确立。

3. 唐朝利用幽州和营州来掌控东北边疆秩序

在唐朝征讨高句丽和掌控东北边疆的历史进程中，营州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唐朝东北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七月甲午，为实现征服高句丽的军事目的，唐太宗“下诏讨伐(高句丽)，特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府兵卒，令契丹、靺鞨、奚先行会合，再攻辽东以观其势，从长计议。”为保障此次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唐太宗发挥其雄才大略，多方运筹，保障了人财物各方面的充分供应。《旧唐书》中记载：“(张)俭军进至辽西，连降暴雨，因辽水大涨，为之所阻，大军安营扎寨，久困未渡，将士心急，(唐)太宗以为其怯战，遂召其还……(张俭)诣至洛阳谒见，晓以利害，当面直陈其中利弊……唐太宗听后甚悦，仍拜其为行军总管，兼领诸蕃军卒前行，作为六军前锋，先期征讨。”由此可见，唐太宗对顺利完成讨伐高句丽的这次军事行动充满信心，并为此多了一系列军事准备，这种信心完全是建立在朝廷牢牢控制着营州这一咽喉部位，保障了军需供应。十二月，唐太宗正式下达《亲征高丽诏》后开始东征，兵马粮草准备充足，军心士气大振，各路大军行军阵势蔚为壮观。按照原有惯例，营州都督张俭本应在其行军总管之列，率领都督府兵卒一同出征，契丹、奚族和靺鞨等羁縻府州兵卒担任六军前锋打头阵，整个阵势颇为壮观。

为应对东北边疆出现的新形势，唐朝开始调整军事防御战略，通过营州都督府加强对东北外蕃的管辖，发挥幽州都督府的后方保障基地功能，对反叛各部予以严厉镇压，对归顺各部予以妥善安置，营幽两州此时分治正顺应了这一形势的发展 [11]。《资治通鉴》中记载：“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卒为前锋，鉴于其勇猛，遂打头阵，进渡辽水，直趋建安城，大破高丽兵，阵斩首数千级……”高句丽阵势大乱，士卒四散奔逃。《册府元龟》中记载：“奚、霫、契丹之胡兵勇猛，皆充甲卒……总攻辽东之城。”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唐军此次出征规模浩大，士卒所需巨大，营州承担着后勤保障作用。营州都督张俭统率奚、契丹、霫和靺鞨等胡兵，因唐朝与边疆各部初步建立起藩属关系，为消除高句丽对他们的威胁，唐朝重用外蕃首领，让其为中央王朝出力，他们自愿出兵协助唐军作战 [12]，这也证明了唐朝此时以营州都督府管辖东北诸族事务、掌管诸羁縻府州兵卒，朝廷在此确立了稳固统辖权。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唐朝以营州为中心经略东北诸族、建立新的边疆秩序的政治目的比较明显，也说明此时唐朝东北边疆形势紧张，朝廷亟需调整军事政治战略。为了震慑东北外蕃，朝廷令营州都督张俭接诏后有权“帅幽、营二都督兵”，即朝廷需要幽、营两州兵卒进行联合军事征讨时，营州都督有权统一调度指挥，行动结束后，将士各归其位。这也表明朝廷已调整了东北边疆的军事政治战略，营州因其区位优势开始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唐朝经略东北边疆的前哨，幽州逐步成为后方基地，仅对营州起到辅助作用，两者角色已发生变化。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因内部长期不和，高句丽国内发生变乱，这为唐朝统治集团讨伐高句丽提供了重要机遇，历史机遇再次降临到了营州都督府，使其在唐朝征服高句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同年六月，唐高宗调兵遣将，多方筹备，决定趁高句丽内乱一举将其歼灭。《册府元龟》中记载：“诏(契苾)何力率士卒赴援，乃授献诚右武卫大将军，使之为乡导，征讨高句丽。特遣营州都督高偘、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等担任行军总管，齐头并进，以经略高丽，共同讨之。”为统筹协调各方军事行动，朝廷重视发挥营州在东北边疆治理中的战略地位，让营州在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战争中担当起后勤保障基地功能，避免出现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时因粮草供应不及被迫撤军的情况。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与高句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时间超过二十四年，唐军在战争中消耗巨大，但因营州都督府的存在，唐朝注重在此派兵屯田，发展农业生产，确保了战争所需各项物资供应 [13]，为唐朝征服高句丽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营州始终是唐军掌控东北边疆的前沿阵地，朝廷以营州统筹东北边疆，进而建立巩固东北边疆秩序。

唐朝灭亡高句丽之后，营州成为朝廷掌控东北边疆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继续得到加强。突厥被唐朝征服后，一直不甘心失败，多次蠢蠢欲动。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突厥内部在对唐政治态度上出现纷争，阿史德温傅部自恃实力雄厚，阴谋叛唐自立，不久起兵反叛，袭扰唐朝边疆地带。阿史那泥熟匐被立为新可汗，其他各部见状也决定起兵响应，东北边疆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突厥“二十四州酋长皆起兵反叛，一时云集，部众多达数十万，南下袭扰 [14]。”唐朝边将一时难以应付，纷纷向朝廷告急，被迫采取守势。突厥各部趁机兼并周边各部，实力迅速增强，准备进犯内地。当时，单于大都护府共管辖羁縻州二十四个，在阿史德温傅部的鼓动威胁下，他们全部选择叛唐，北疆形势危急。突厥一旦反叛，将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唐朝管控东北边疆的基础，东北边疆形势告急。朝廷决定平叛镇压，唐高宗下诏“遣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会同鸿胪寺卿萧嗣业，率众共讨之，因部署失当，反为温傅所败，唐军大败，兵士死者万余人，伤者数千人 [15]。”因朝廷在平叛初期接连遭遇失利，中央王朝威严扫地，东北外蕃反叛浪潮迅速蔓延开来，他们纷纷效仿，劫掠汉族人口和牲畜等。突厥首领“扇诱奚族、契丹等侵掠营州”，东北边疆形势日趋紧张。在朝廷严令下，营州都督周道务“以兵授休璟，率兵出征，破之于独护山，斩杀数千，数馘多，遂转危局。”经过激战，唐军打退了契丹、奚族等各路叛军，初步稳定了阵势。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朝廷“又诏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领(营州)都督周道务、太仆少卿李思文等统兵三十多万，兵分三路，共同讨击温傅……”为彻底击败叛军，在朝廷统一部署下，营州都督周道务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进攻突厥叛军，双方多次展开激战，伤亡巨大。次年三月，唐军各部在黑山会聚后经过激战获得大胜，突厥叛军损失惨重，纷纷溃退瓦解。鉴于大势已去，为求得唐朝赦免罪行，突厥各部“擒其首领奉职来献，皆请降，伪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所斩，传首来降，叛乱遂息。”经此叛乱，突厥损失大量人口和牲畜，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由此可见，营州开始担负起朝廷掌控东北边疆、防御突厥袭扰的战略功能，军事政治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唐朝控制东北外蕃、掌控边疆秩序的咽喉 [16]。营州内迁后，鉴于唐朝对东北外蕃的控制力日渐减弱，朝廷决定将营州都督府迁回柳城，恢复原有管理秩序，发挥其日常军政管理职能。营幽两州这次分治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为朝廷加强对东北外蕃统辖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营州都督府此时迁回柳城稳定了边疆局势。

4. 唐朝控制朝鲜半岛北部以维护东北亚格局的稳定

唐朝中期以后，东北外蕃相继崛起，他们在与唐朝建立发展关系的同时，基本维持了藩属关系，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了东北亚政治秩序。在统治集团确立的“华夷认知”体系中，位于东北边疆的外蕃被唐朝士大夫阶层称为“东北夷”，构成了东北亚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统治集团的民族思想具有进步性，他们从维护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立场出发，认为东北外蕃必须臣服归顺中央王朝，双方关系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为维护东北亚政治秩序的稳定，唐朝灭亡高句丽，东北边疆归附唐朝，联合新罗阻止了日本入侵、平定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整个东北亚政治格局基本确立下来。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高句丽为防堵唐朝军队进攻开始在东北边疆修建千里长城，并与突厥暗中结盟，一旦发生战争能够做到相互支援，与唐朝展开长久军事对抗。唐朝统一全国后，鉴于东北边疆在国家政治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统治集团开始着手解决高句丽问题，高句丽趁隋末唐初中原大乱之际将势力扩展到辽河一带。唐太宗向朝臣表示，高句丽所据“辽东”(今辽河以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原为“旧中国所有”，因隋末中原大乱为其所占，如今“天下大定，民心所归，唯此一隅，四海同一 [17]。”因高句丽拒绝退出所占疆域，唐太宗决心将征服高句丽、收复辽东作为统一全国战争的最后一步，但是唐朝攻高句丽接连失利。为了在军事上孤立高句丽，唐朝集中兵力大败突厥，使其不敢进犯中原。在失去突厥这一军事同盟后，高句丽面临唐朝与新罗的联合进攻。经过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讨伐之后，高句丽灭亡，唐朝将其境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和一百多个县 [18]，通过设置地方军政机构对其统辖。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行使军政管理职能，同时任命薛仁贵(右威卫大将军)担任检校安东都护这一要职，统兵两万镇守，将士卒分驻各地，牢牢地控制着朝鲜半岛北部 [19]。唐朝灭亡高句丽之后，中央王朝势力深入朝鲜半岛北部，与新罗统一半岛的既定目标发生了碰撞，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兵戎相见。唐朝与新罗开始为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多次发生战争，双方损失巨大。经过协商后唐朝与新罗实现停战，双方约定以大同江为界：大同江以南区域由新罗控制，大同江以北区域由唐朝和渤海，这一划分基本维持了东北亚各方势力的均衡，此后战争基本平息，保持了东北亚政局的长期稳定。

纵观唐朝与东北外蕃关系的发展变迁，统治集团根据边疆形势发展变化适度调整军事政治战略，从总体上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即始终遵循“叛则讨之”“降则抚之” [20] 的原则，在一个较长时期确立起了古代东北亚政治秩序，维护了中央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利益，促进了东北边疆的稳定。

文章引用

王荣亮. 东北外蕃崛起对唐朝边疆秩序和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Tibet in Northeast China on the Border Order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1): 1-8.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100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