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Vol.05 No.01(2017), Article ID:19899,7 pages
10.12677/JC.2017.51001

The News Practice and the News Thought of Chen Bu-Lei

Xiandu Tao, Leping Liu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Film and Televison Art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Feb. 24th, 2017; accepted: Mar. 10th, 2017; published: Mar. 17th, 2017

ABSTRACT

Chen Bu-Lei’s life has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journalism. In 1911, Chen Bu-Lei started his news profession as a reporter of “Day Bell Newspaper” in Shanghai. After 1927, Chen Bu-Lei marched into the Chiang Kai-Shek group’s ranks and held the post of vice-minister of Kuomintang Chinese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other posts, becom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Kuomintang news propaganda. Chen Bu-Lei’s news thought on early phase contains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ought, guiding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After following Chiang Kai-Shek, Chen Bu-Lei’s news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controlling the news public opinion to serve for Kuomintang. Chen Bu-Lei’s news thought on early and later phases we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forfeit of his independent spirit.

Keywords:Chen Bu-Lei, News Practice, News Thought

陈布雷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述论

陶贤都,刘乐平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17年2月24日;录用日期:2017年3月10日;发布日期:2017年3月17日

摘 要

陈布雷的一生与新闻事业密切相关。1911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开始其新闻生涯。1927年后步入蒋介石集团的行列,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等职位,成为国民党新闻宣传的管理者。陈布雷早期新闻思想包含新闻自由思想,运用新闻舆论来引导社会。追随蒋介石后,新闻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其新闻思想转变为控制新闻舆论为国民党统治服务。陈布雷前后期新闻思想迥异的原因在于其独立精神的丧失。

关键词 :陈布雷,新闻实践,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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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陈布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陈布雷具有丰富的新闻实践,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陈布雷身份的特殊,加上可供研究的原始文献资料有限,公众对陈布雷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缺少关注 [1] 。陈布雷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具有特色,陈布雷曾掌管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分析陈布雷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于探究国民党新闻宣传的作用和国民党的新闻宣传策略也是有效的路径。因此,本文拟对陈布雷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进行论述。

2. 陈布雷的新闻实践

陈布雷的一生,从早期直接投身于报业,到后期在国民党内掌管新闻宣传,都与新闻事业密切相关。

2.1. 《天铎报》开始其新闻实践生涯

1911年秋,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后入《天铎报》,正式开始其新闻记者生涯。陈布雷进入报馆后,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充分施展了其长于评论的才华,以布雷署名的评论,对清廷的媚外辱国、政治腐败状况及预备立宪的丑剧进行了锋利而猛烈的抨击。

1911年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爆发,海内外为之瞩目,陈布雷旗帜鲜明,连日以《谈鄂》为题作长文十篇,对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情况作了热烈的宣传报道和支持。陈布雷在《天铎报》的声名渐增,故受到了排挤,他不久即辞去报馆职务,回到慈溪老家,执教于宁波效实中学,并任《申报》的特约评论员。同年,陈布雷加入了宁波的同盟会。自此以后,一直到1920年,家居长达九年之久。这期间,他除在效实中学教书外,兼为《申报》、《时事新报》、《四明日报》等报刊写了大量的文章。

2.2. 《商报》成就新闻生涯的高峰期

1921年陈布雷结束了家居生活,重新回到新闻界,进入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开始了他第二期的报馆工作。这段时间,他以“畏垒”署名的评论获得了大量读者的信赖。他主持正义,不畏强暴的正直品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慕。《商报》的社论或短评通畅犀利,最为读者欢迎,多出于陈布雷之手。

陈布雷在《商报》工作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黄金时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问题,读者常有投书勉慰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备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 [2]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在群众中起了很大影响,这些评论多出于陈布雷的心血。

2.3. 《时事新报》时期锐气大减

1927年至1928年,陈布雷因被蒋介石慕名赏识,开始私人接触,后加人国民党,任浙江省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等职。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后,根据蒋介石的布置,由戴季陶领头,陈果夫出钱,周佛海与陈布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该刊于1928年1月日正式出版。1928年2月,陈布雷辞去秘书处书记长职务,赴沪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社论。兼办“戊辰通讯社”。陈布雷在《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但是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复在《商报》时的敏锐。

2.4. 掌管国民党新闻宣传

1929年8月,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从此陈布雷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的志愿,因蒋介石倚重而脱离。1931年,陈布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宣传部事务十分重要,陈布雷对于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并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介石撰写文章,而且表现在逐渐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可以这样说,所有在国民党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的重要于部,极少不和陈布雷打交道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布雷请示报告,蒋介石的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布雷一手负责。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散了侍从室,陈布雷改任国民党“戡乱宣传小组”的总负责人,这是蒋介石交给陈的新任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各省各大城市成立党报,大多是在陈布雷的安排下进行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和它所领导军队日益壮大。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在军事上打击共产党及其武装;另一方面,加紧了国统区的舆论控制。对国统区的一些报纸,陈布雷的策略有两条,一是对《申报》、《新民报》改组,以控制其言论。1946年3月,陈布雷决定保留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在此基础上,对两报进行增资改组,任命潘公展为《申报》社社长;任命程沧波为《新闻报》社社长。以此形成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新闻报》三足鼎立之势,同为宣传国民党官方政策的喉舌。二是对像《大公报》这样的报纸,则是不断施压。通过这样的措施,来加强对国统区新闻宣传的管理。

综观陈布雷的新闻实践,从政之前,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步入新闻界,在《天铎报》、《商报》皆有犀利、进步之表现,是当时有名的报人。一旦从政后,其思想依附于蒋介石,锐气不复以前,思想也渐趋平淡,其在新闻实践中的表现也黯然失色,成为了国民党新闻宣传的掌管者,对新闻舆论加以控制。

3. 陈布雷的新闻思想

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布雷的新闻思想在1927年加入国民党之前和在加入国民党之后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于陈布雷的新闻思想,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进行论述。

3.1. 陈布雷前期新闻思想

陈布雷前期的新闻思想,应该来说是进步的新闻思想。从陈布雷所写的政论等新闻作品和前期的新闻实践,可以窥见其新闻思想。

1) 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思想。

在前期,陈布雷用“畏垒”笔名所作言论,大义磅礴,笔力万钧,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不为外部势力所屈服,深为人们折服。1923年军阀头目曹锟通过直奉战争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闹起了贿选的丑剧。丑闻传出,《商报》在本埠新闻栏内发表文章给予抨击与揭露。《商报》言别人所不敢言,深得社会重视,使直系军阀恼羞成怒,主持《商报》编务的陈布雷竟然一度因评论激烈,被上海工部局传讯。陈布雷请了当时在租界的英国律师为之辩护,迫使反动当局只能释放,以罚金草了此事。北洋军阀的迫害不仅不能使陈布雷畏惧屈服,反而更增添了他的斗志。

陈布雷主持《商报》时就因自己的直言不讳而招来不少麻烦。有人劝告他如此直言不讳,易招是非的麻烦,何不稍用曲笔以期委婉?他却说:“当主笔的不吃官司,则不是好主笔,非所原也!” [3] 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评说,军阀们对此极为不悦,报社的董事们也万分惊恐不安,认为不能得罪吴佩孚,竟派人来报社审查言论及新闻,此举被陈布雷所抵制。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陈布雷早期坚持新闻自由,具有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思想,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改变其新闻思想。

2) 将新闻媒体作为公众的喉舌,运用新闻舆论来引导社会。

陈布雷以在新闻界撰写评论闻名于世。陈布雷于20年代初开始任《商报》和《时事新报》主笔,决心于世事危难之际以手中的一枝笔报效国家,驱列强、倒军阀。邹韬奋就曾评论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于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4]

1924年到1925年间,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纷纷组织工会,酝酿反帝风潮。《商报》对工人的正义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不但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与支持,还以醒目的版面转登了纱厂工会的《泣合同胞书》等文件,给“五卅”运动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五卅惨案”激起了工人与爱国学生、市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商报》每日发表评论宣传、支持和引导运动的深入开展,陈布雷的文章也被共产党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早期的革命宣传家肖楚女曾投书给他,对其革命倾向表示赞许。 北伐战争开始后,《商报》更是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为北伐革命军大造声势。

陈布雷早期的新闻思想是进步的新闻思想,他将新闻传媒作为公众的喉舌,运用新闻舆论来引导社会,鼓动社会。

3.2. 陈布雷后期的新闻思想

陈布雷后期的新闻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 舆论钳制

抗战之前,国民党及其政权处于上升阶段,对于新闻舆论界的箝制不像以后那样赤裸裸。抗战胜利后,陈布雷任国民党“戡乱宣传小组”的总负责人。

1942年初,河南省发生大旱灾,饿死无数人。王芸生根据记者报道的河南旱灾惨状,并对比重庆上层的奢靡景象,写了一篇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发表在 2 月 2 日 的《大公报》重庆版上。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令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事后,王芸生不服,找到陈布雷说理,陈布雷严厉地警告了王芸生,说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1943年春,抗日战争到了末期,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得极其火炽,而看中国正面战场则阴森低沉,绝少胜利的迹象。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却日益腐败,在通货膨胀、物价跳涨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加快了积聚的步伐,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苦不堪言。王芸生从3月底至5月中旬策划和组织了十几篇文章,大谈“爱、恨、悔”。这10几篇文章叫喊恨坏人,恨贪官污吏,呼吁上自领袖,下至庶民,都要忏悔,这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反响。 5 月 10 日 ,王芸生接到陈布雷再次警告的电话,要《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谈爱恨的文章了。

1948 年 7 月 8 日 ,执掌国民党宣传大权的陈布雷下令封禁《新民报》。王芸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10日的《大公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抨击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的行为。陈布雷看到王芸生的这篇社评,迅即找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这是王芸生在为共产党张目。晋朝阮籍有一句话,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如果年轻十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狂!。我现在可以宣布和王芸生绝交了。” [5] 他要陶立即写文章,予以反击。陶希圣 7 月 16 日 为《中央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的社论,社论说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篇社论是陈布雷亲自审定的。

1948年,《新闻天地》因为刊登了当时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文章《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陈布雷就写信给《新闻天地》,认为不应该刊登此文,报社对于“有政治毒素之稿件而审慎处理之” [6] 。

2) 新闻检查

为了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审查体制建设,在陈布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凡是报纸使用的电讯和稿件,均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来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处共同处理。这些机构都属于国民党中宣部,在各省市都有分处或分会。1939年春天,国民党中央成立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一新闻检查大权。

1937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又相继出台了《修正出版法》( 1937 年7 月8 日 )、《修正出版法施行细则》( 1937 年7 月28 日 )、《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 1938 年11 月2 日 )、《修正新闻检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 1939 年5 月26 日 )、《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939 年12 月9 日 )、《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0 年9 月6 日 )、《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943 年10 月4 日 )、《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 1943 年10 月4 日 )、《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1944 年6 月20 日 )、《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 1944 年6 月22 日 )等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舆论界的控制更加严格,先后又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1945年9月)、《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1947年12月)、《惩治叛乱条例》(1949年6月21日)、等涉及控制舆论的法令。这些法规条令均是在蒋介石授意下,陈布雷执掌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小组策划出炉。显然,这些法令、法规的基本精神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强求舆论一律,把国民党的政治原则奉为舆论的圭臬。

从陈布雷后期的言论和行为可以看出,陈布雷由早期信奉新闻自由的职业报人变成了国民党的新闻宣传官,将媒体作为国民党宣传、统治的工具,以此来压制不同意见的报人,控制舆论宣传。

4. 陈布雷新闻思想的转变原因及借鉴意义

陈布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文人,又是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由一个具有新闻自由思想的职业报人转变成为一个压制新闻言论自由的新闻宣传管理者。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应该是一个悲剧,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有一定的时代性。因此,分析陈布雷前后期新闻思想迥异的原因,既需要从陈布雷自身来找原因,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来探究原因。

4.1. 陈布雷新闻思想转变的原因

陈布雷早期能写出意气纵横的政论,具有鲜明的新闻自由思想,这可以从其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来加以分析。

在陈布雷的成长道路上影响帮助最大的是他的大哥陈屺怀。陈屺怀是宁波同盟会中著名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曾办过进步的《生活杂志》、《天铎报》等,辛亥革命时参加与组织了宁波光复之役。陈屺怀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常常带回许多新书及报纸,使陈布雷不断接触和吸取新的思想,《万国历史》、《世界地理》、《新民丛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反抗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民族正义感,对他影响很大。陈布雷后来之所以在主持《商报》时能无所畏惧,主持正义,支持革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1906年,陈布雷远道到了杭州,经过严格的考试,被破例插班进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二年级七班学习,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浙高生活。1907年秋,学校聘请了著名学者沈士远、张宗祥,分别教授国文与地理,这二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老师,对陈布雷等思想进步的学生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是年秋,校中聘沈士远先生来主国文课,张冷僧(宗祥)先生主地理,两先生乐于和学生接近,同学时时往其室谈话,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及海外出版之《新世纪报》等,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唯有时以口口字样代之而已。” [7]

这些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陈布雷吸纳了进步思想,奠定其新闻自由思想,从而使其能够运用手中的笔来鼓动民众,宣传进步思想。

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陈布雷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然而,一旦他入了此道,便身不由己了。

陈布雷随蒋介石后,为其写了大量的文章,但他自认为得意之作却甚少。陈布雷为蒋介石拟文告,往往写好后蒋一改再改,又任意增删,弄得文句不通,反反复复,折腾至深夜。蒋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回南京后,要陈布雷把自己被迫承诺条件,伪造成“领袖”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陈布雷感到这是对他那一支笔的最大耻辱,他无处泄愤,曾把一支笔在墨盒中狠戳,以致笔杆也戳断了。最后陈布雷还是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西安半月记》,包括对张、杨的“训词”。

1940年,程沧波去监察院而离开《中央日报》,陈布雷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沧波,为程离开报馆而惋惜,为当时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叹息。1947年,程回到报馆,专办《新闻报》,陈布雷又有专信道贺,信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 [8]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无所谓真正独立与自由可言,但是陈布雷念念不忘新闻工作,这倒是真实的思想。 “独立与自由之记者”成了陈布雷至死也不忘的心结。

以失去独立之品格由著名报人沦为政治之牺牲品,陈布雷是一典型。近代中国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坚持独立的报人品格,独立地观察问题,独立地报道新闻和评论新闻事件。张季鸾曾提出了一个办报的信条,文人论政而不参政。刘少奇也告诫新闻工作者要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根据一生从事报业和从政的经验得出不谋而合的结论。翻开世界新闻史,真正成功的报人,都是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报人。

因此,可以从中发现,陈布雷之所以在前后期新闻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独立精神的丧失。陈布雷的遭遇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并不是唯一的,跟陈布雷遭遇相似的还有一批报人。因此,要坚持新闻自由思想,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报人的独立精神不可丧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

4.2. 借鉴意义

兼具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旧两种思想,进入近代中国政治漩涡中心的陈布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陈布雷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于现在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新闻记者应有历史的眼光

记者的历史意识,就是借历史眼光在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和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里看到最本质的问题。早年的陈布雷顺应时代潮流,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名记者。效忠蒋介石以后,以蒋介石为“抗日领袖”、“民族英雄”,为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效力。虽然陈布雷清正廉洁,无私心、淡名利,然而,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最终导致了陈布雷的人生悲剧。

2) 新闻记者应是广大受众的代表

记者就是为最大多数受众服务,只有受众最多时,才有价值。说到底,记者的笔不是哪一个人的笔,更不是为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集团服务的。

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陈布雷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9] 陈布雷明明有自己的为国之忧,但这忧却不能向“领袖”直言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不思维着别人的思想;他的笔不再听从自己的头脑使唤,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陈布雷在日记里写到,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也许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见,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写了二十二年文章,却不复感到是一件乐事。

3) 新闻记者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新闻要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记者要忠于事实,忠于真理。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做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介石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事后,他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10]

文章引用

陶贤都,刘乐平. 陈布雷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述论
The News Practice and the News Thought of Chen Bu-Lei[J]. 新闻传播科学, 2017, 05(01): 1-7. http://dx.doi.org/10.12677/JC.2017.5100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陈旭钦. 试论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和作品特色[J]. 新闻大学, 1999(3): 59-60.

  2. 2.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102.

  3. 3.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109.

  4. 4. 邹韬奋. 韬奋全集(卷十)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49.

  5. 5.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228.

  6. 6.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261.

  7. 7.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66.

  8. 8.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台湾: 王家出版社, 1989: 247.

  9. 9. 王泰栋. 陈布雷传[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215.

  10. 10. 夏继诚. 民国热点人物追综[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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