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日；录用日期：2021年5月1日；发布日期：2021年5月8日

摘要

维新变法之后，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干力量，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有着全面、科学、创新的认识，他的新闻舆论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新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仆与舆论之母》两篇著名的议论文章为主要文本材料，考察梁启超的新闻舆论思想，同时阐述当代中国新闻舆论观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继承。

关键词

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仆与舆论之母

Study on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Based on His Articles “Benefit of the Press to the State” and “The Servant and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

Fan 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 1^st, 2021; accepted: May 1^st, 2021; published: May 8^th, 2021

ABSTRACT

After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China set off the first upsurge of running newspapers. As one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reform, Liang Qichao has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innovative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and his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ur present journalism work. Based on Liang’s two famous articles “Benefit of the Press to the State” and “The Servant and the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iang’s thoughts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ounds the inheritance of Liang’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Liang Qichao,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 Benefit of the Press to the State, The Servant and the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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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概述

1.1. 新闻思想：报馆应“起天下之废疾”

1) 信息传播通畅与否影响国家的强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1]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西方国家生产力极大提高，为此，它们展开疯狂的资本积累——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由于晚清政府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无法与外界相联系，经济闭塞停滞、政治专独僵化、文化内耗严重，这是晚清时期的中国遭到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打击的原因之一。

就媒介或载体而言，信息作为社会系统进行有组织活动的纽带，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倘若没有信息的传播，就无法进行人际交流和群体互动，进而会滞缓社会的正常运转，以及国家的发展、繁荣。就内容本身而言，信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信息产业和物质产业一样，都能够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重视信息时代的交流与沟通，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报纸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5W”模型指出，一次完整传播活动的进行必须具有5个要素，即：Who (传播者或传播主体)、What (传播的内容)、To Whom (接收者)、In Which Channel (传播渠道)、With What Effect (传播造成的效果) [2]。而在这5个传播要素中，“In Which Channel”起到了媒介和载体的作用，失去了传播媒介，信息就无法通达地传递。正如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而言：“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能够承担“耳目喉舌”之责，起到联通上下，沟通中外职能的，“惟报馆耳”。

此外，梁启超十分注重报纸的“政治性传播”功能，强调报纸刊登内容的政治属性。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等，通过在报纸上刊载政治性内容，以开展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引导民众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世界，以达成“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的目标。政治传播的功能包括：a) 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b) 促进政治的民主化；c) 促进政治的社会化 [3]。而梁启超所强调的政治传播，将视野更多聚焦于民主政治建设，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不谋而合的。“民主”作为先进于“专制”的政治体制，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有着拯救级意义，不仅能够启迪民众，更能够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造成打击，故而“民主”观念为近代中国许多先进分子所倡导。因此，在传播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方面，报纸作为普及最广、覆盖面最大、价格最低廉的传播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客观评价报纸媒介的弊端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运用一整段的议论来分析报纸作为媒介的弊端。

其一，报纸选择刊登的内容没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记载锁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在选材方面，部分报纸没有进行充分考量，忽略了对事件进行新闻价值、宣传价值、社会价值的评估，因而使得这些内容“无补时艰，徒伤风化”。

其二，信源不准确导致新闻失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揣摩众情，臆造诡说”，这说明部分报刊缺乏专业主义思想，它们忽视了新闻的第一要义——真实性。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真实性对于新闻而言，就像贞操对于妇女一样重要。” [4] 由此可见，缺乏准确的消息来源，甚至歪曲事实、主观臆造的新闻不足以被称为“新闻”。故而梁启超认为，不真实的内容会导致“荧惑听闻，贻误大局”，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其三，新闻的主观性太强会影响其说服力。“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或指斥富豪”，这说明某些作者在创作报纸内容时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甚至在报纸上对权贵阿谀奉承，将报纸当作个人泄愤的工具，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传递信息”的本意。报人张季鸾在主办新纪《大公报》时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5]，其中“不党”正强调了报纸的客观和独立。只有将报纸看作社会的“公器”，才能真正发挥其舆论监督、针砭时弊、启迪民众的作用；倘若存在过度的主观参与，那么报纸就会“行同无赖，义乖祥言”。

其四，报纸刊载的内容没有创新性，缺乏文气。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有本质区别，新闻文体讲求表达清晰、结构清楚、文句简明，而文学语言则更注重内涵丰富、风采横溢，从这个角度而言，新闻并不需要追求文气，但是这不代表新闻创作可以“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新闻创作需要面向受众，创作者应当站在读者的角度分析问题，考虑如何满足受众的需求。显然，增添新闻的文气和风采，可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形成“用户黏性”，以维持一个报馆的生存发展。

4) 报馆应当坚持“有闻必录”

“耳目喉舌”和“有闻必录”是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两大思潮，其中“有闻必录”的说法最早出现于《申报》。“有闻必录”具体囊括了“全面报道”、“新闻真实”、“客观报道”和“言论自由”四种具体的新闻观念，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外界指称报馆新闻活动的代名词 [6]。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举例说：“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说明中国大多数报馆“有闻必录”的缺失。因此，他认为，报馆应该“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

然而，逻辑上讲，“有闻必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编辑在刊登新闻时必有筛选，二是因为记者无法真正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有闻必录”的思想和新闻的“客观性”理念类似，更倾向于一种“信奉理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并非能在实践中践行，而是一种存在于新闻工作者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意识对人的实践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思想观念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指引正确方向，而“有闻必录”作为一种信仰，理应如此。

1.2. 舆论思想：舆论之“母”与“仆”二者相应

1) 对待舆论：利用而非反抗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讨论政治家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在梁启超看来，舆论虽是“寻常人所见及者也”，但影响重大，“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因此政治家想要成就事业就必须依靠舆论的力量，而且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以“敌、母、仆”三种不同的关系应对舆论。

之后，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也有提及“舆论”。文章指出政府乃“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虽“授以全权”，如无限制则“不免于滥用其权”，所以需要确立监督权，“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只不过在梁启超眼中“舆论”的作用应由能够“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的报馆来承担。尽管该文旨在呼吁报馆的职责，但不难看出，梁启超也在试图将舆论监督政府的功能传递给大众。

纵观梁启超在诸多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在新闻自由主义较为缺乏的时期，梁启超对于“舆论”的认知十分先进。当政者把舆论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舆论是反抗上层力量、推翻国家政权的威胁因素，因此对舆论常常采取反抗、施压的政策，最终导致自身溃不成军，反被舆论覆灭。反观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他明确指出“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他主张要顺应舆论，最好能够利用和引导舆论，以便当政者施行自己的政策，推行自己的思想。这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以及如何处理与人民的关系方面，有着长远而深刻的积极意义。

2) 营造舆论：维护公共利益

学者曾庆香通过对历史上众多舆论定义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舆论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针对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以言语、情感、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体一致的信念和态度” [7]。其他新闻传播学者也对“舆论”有所界定，如甘惜分、李良荣、陈力丹等，虽然概念和句法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提及了“公众”这一主体。这说明，舆论是公众对某一话题的表征和陈述，而非政府，亦非媒体。因此，营造舆论必须坚持受众的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社会舆论才能站得住脚、扎得住根。

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利用“母”与“子”的关系，详细阐述了舆论的立场问题。“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立也，为国民而已”，格兰斯顿的舆论引导之所以能大获成功，正是因为他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了广大公众的共同利益。试想，倘若舆论的立场歪曲了，并不能反映集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这样的舆论能够产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根本不能称之为“舆论”，因为他背离了根本的传播主体。

就舆论所反映的客体而言，营造和引导舆论也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舆论的客体是引起议论的社会公共事务。我们所熟知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证明，人们接触媒介、接触信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和兴趣。同样地，舆论之所以得以形成，正是因为这个话题触及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有必要且不得不对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久而久之舆论便自然形成。倘若舆论不能反映社会公共事务，不能切合时代热点话题，不能联系大众的切身利益，那么舆论的客体要素就会缺乏，因而无法形成舆论。

2. 当代新闻舆论工作对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的继承

1) 明确舆论与舆论领袖之关系

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舆论与舆论领袖之间的三种关系：敌、母、仆。所谓“敌”，是说舆论领袖要先站在错误舆论的对立面，成为它的“敌人”，然后想办法抵抗、推翻它；所谓“母”，是说舆论领袖应该积极引导新的舆论，顺应时代的声音和趋势；所谓“仆”，是指舆论领袖要服从和服务于舆论，以成就新的事业，维护民众的利益。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大勇”、“大智”、“大仁”的思想，唯有具备这三种品德，才能真正处理好与舆论之间的关系。

“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并非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只有履行了做“仆人”的义务，才能够享受做“母亲”的权利。从哲学角度而言，梁启超正是看到了二者的同一性，“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并不能将二者区分开来。

当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也继承了“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的思想。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我们的新闻舆论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导向，顺应舆论，利用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对社会问题进行发现、修正和改善，这便是做好了“舆论之仆”。以疫情期间“李文亮医生”事件为例，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听取民众意见，吸取经验教训，成立专案组对李文亮事件前因后果展开调查，并在事后给李文亮追授奖章。这一行为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互联网时代对舆论的重视，此后该事件的社会舆论和影响逐渐减小，也维护好了人民的利益。

对于需要凝聚社会力量，发扬团结精神的事件，我们党也做好了“舆论之母”。例如先前讨论十分热烈的“中美经贸摩擦”，众多主流新闻媒体在报纸、电视、客户端等诸多平台发表了报道。鞭辟入里的新闻评论，《新闻联播》节目上的“国际锐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力而正义的发声……这都是执政党在进行舆论的营造和引导。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纽带，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是重要内核。通过引导舆论，中国人的精神和力量得以集中，在面对他国无理的欺侮和恫吓之时，我们才更加勇敢无畏。由此可见，舆论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舆论“能载舟，亦能覆舟”。处理好舆论与舆论领袖之间的关系，对于发挥好舆论的作用有着关键影响。

2) 健全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

进入Web2.0时代，舆论相比前世代有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如今，“公民新闻事业”已然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观点，每个人都成了新闻记者。网络平台中的舆论往往带有批判性、公开性、非理性等特点 [8]，舆论在更大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网络秩序产生了负面效应。在这种传播背景下，舆论的意见领袖即“舆论领袖”的表现极为关键。而关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梁启超的文章中早有论述。

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常识、真诚、直道、公心和节制是健全舆论不能缺少的要素，它们是健全舆论的根本 [9]。作为新闻工作者，除了做好报道新闻等基本工作之外，也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社会瞭望塔”的职能，弘扬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提高政治认同和道德素养，助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

当今中国的舆论领袖是各大主流媒体，而这些新闻媒体大多为“党媒”，属于受党和政府领导的事业单位。对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重视。从管理体制上而言，由当地的党委主管，党委宣传部直接分管；从人才选拔上而言，具有较高的学历要求，且在政治审查方面也较为严格；从运行机制上而言，我国媒体采取的是“社长负责制”或“主编责任制”，即由该媒体的“一把手”负责全局，主要是政治方向上的把控和引导。因此，我国对于舆论领袖的伦理道德建设十分严格，很难出现违反道德、违反政治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梁启超对舆论领袖“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的希冀，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

3) 强调舆论对政治宣传的作用

舆论的作用和功能广泛，如传递信息、促进沟通、社会监督、危机预警等。而对当政者，或称执政党而言，其政治宣传的功能更为突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说道，“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由此可见，梁启超更强调舆论的政治作用。

维新变法之后，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致力于政论写作，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拉开了中国政论报刊的序幕。此后，诸如康有为《中外纪闻》、严复《国闻报》等层出不穷，它们都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政论性报刊。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成为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他在该报上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的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以说，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因而这些报纸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性，那些文章所引起的社会舆论也为政治宣传造了势。

然而，舆论要为政治宣传而服务并不代表民意的缺失。在我国，新闻舆论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舆论工作既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党性与人民性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坚持了党性，就是坚持了人民立场和人民性 [10]。因此，将舆论工作与政治相联系，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重要保证。

3. 结语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新闻学、新闻工作领域也颇有建树。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报纸和新闻在启迪民智、政治宣传、民主革命方面的作用，指出了办好报馆的几大要素。在《舆论之仆和舆论之母》一文中，他建设性地提出了舆论对于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并就健全舆论的方式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思考。在科技日益发达、传播愈加容易、民意逐渐活跃的今天，任何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引起轩然大波的导火索。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做好舆论工作对于党的思想宣传和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激烈碰撞，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作为舆论领袖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必须更新传播观念，创新工作方式，真正做到“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11]。

学习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借助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导当下、展望未来。梁启超作为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新闻舆论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新闻研究、新闻工作意义匪浅。通过对《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等文章的研读，本文对梁启超的新闻舆论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借助比较研究的手法，本文发现了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对当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深远意义，力求为现在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文章引用

夏 繁. 梁启超新闻舆论思想之考察——从《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舆论之仆与舆论之母》两篇文章说开去
Study on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Public Opinion—Based on His Articles “Benefit of the Press to the State” and “The Servant and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J]. 新闻传播科学, 2021, 09(02): 13-19. https://doi.org/10.12677/JC.2021.9200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