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9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9日

摘要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中引用了许多罗素的言论及相关材料，他在初次写作《五四运动史》和书正式出版之时都曾给罗素写信，两人在通信中就五四运动等问题进行交流。2020年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有罗素与周策纵的相关英文通信，但收录不全，新近发现的两封未收录集中的英文通信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史料。文章对《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收录的英文书信进行梳理，并介绍未刊出的通信两则，以期理清周策纵与罗素关于《五四运动史》通信的始末。

关键词

周策纵，罗素，五四运动史，佚信

A Textual Research on Chow Tse-Tsung’s and Bertrand Russell’s Correspondence abou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ing D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Nov. 20^th, 2022; accepted: Nov. 29^th, 2022; published: Jan. 19^th, 2023

ABSTRACT

Chow Tse-Tsung quoted many of Russell’s remarks and related materials in his book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 wrote letters to Russell when he first wrote the Hist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when the book was officially published. They exchanged views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ir correspondences. In the Collection of Epistles on Chow Tse-Tsung published in 2020, Russell and Chow Tse-Tsung have relevant correspondences in English, but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included. The newly discovered two English correspondences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English letters included in Chow Tse-Tsung’s Epistles, and introduces two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a view to clarifying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Chow Tse-Tsung’s correspondences with Russell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words:Chow Tse-Tsung, Bertrand Russell, The Histo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Lost Letter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周策纵(1916~2007)先生是著名的海外学者，在中国哲学、五四运动、红学研究等领域都有着显著的成就。他最知名的著作当属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下文简称为《五四运动史》)，这本书一直被视为海外汉学界五四研究的权威之作。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曾在1920年10月到1921年秋季在中国各地演讲，演讲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周策纵在开始创作《五四运动史》和该书正式出版之后都曾与罗素就书中的部分问题有过通信，相关信件已收录在2020年1月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这些通信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两位学者的交往状况，理清《五四运动史》的出版渊源。但是，在国外的Bertrand Russell数据库中，我们发现尚有两封未见刊出的周策纵与罗素的英文信件。这两封信可以与《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已收录的通信互为补充，帮助我们完善相关史料进一步了解周策纵与罗素关于《五四运动史》的交流状况。

2. 现有通信的梳理

《五四运动史》的雏形是周策纵先生的博士论文，其题目为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主要内容是介绍五四运动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在写作期间，周策纵曾在1954年的8月20日与罗素通信，希望可以得到罗素的帮助，在史料和内容方面充实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封信也被收录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之中，为英文稿，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周策纵肯定了罗素在中国期间讲学活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您在中国的演讲深刻影响了之后发生的五四运动” [1]。

其次，周策纵在信中指出，罗素的一些看法被守旧派、顽固派利用，以反对外来进步思潮。比如，罗素曾赞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可贵之处，指出了西方的科学文明带有侵略意味，这些观点被守旧派当作理论工具，他们依此提出应防止西学涌入，坚守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然而事实上，罗素曾多次在著作和演讲中提到中国应该先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正如徐志摩所说：“他只怕两个方向：他怕中国变成个物质文明的私生子，丧尽原有的体面；他又怕中国变成守旧的武力国 [2]。”所以，固步自封、拒绝接受西方科学技术这一保守认识，与罗素对中国的期待背道而驰。而守旧派无视罗素对中国发展的期望，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等同于对外来文明的抵抗，这显然是对罗素本意的曲解。

此外，周策纵询问罗素是否还保留着1920年与陈独秀的通信，或者是否能复述通信的大致内容，这也是周策纵给罗素写这封长信的首要目的。周策纵在查阅五四运动的相关资料时发现，当时担任《新青年》编辑的陈独秀曾与罗素通信，请罗素帮忙阐述一个声明，该声明大意为：中国应首先发展教育与工业，而不应过分迷信社会主义。但周策纵并没有检索到这一信件的原文，因此希望罗素能给予帮助。这封信可以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找到，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信中陈独秀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战争等后果，而中国现在可以用社会主义来发展工业，免得走上欧美国家的老路。罗素曾经提出过这一主张——中国应该讲教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而这个主张与陈独秀的观点相背，且罗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陈独秀怀疑是有人借罗素的名气造谣，因此希望他能澄清，以免该言论大范围传播使得进步的中国人对罗素失望。

之后，周策纵提出了一些与中国社会相关的问题，希望罗素予以解答。第一，周策纵认为中国的保守派曲解了罗素关于中西文明观点，询问罗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此持何种意见。第二，询问罗素是否认为当下中国学习“民主”与“社会主义”仍是有益的。三是，希望罗素能结合自己二十年代在中国的切身体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做出评价。这三个问题都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探究民主与社会主义对五十年代中国的意义，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出，对于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甚至影响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对历史的态度，周策纵非常看重。他希望能够将这些偏向个人化的历史叙述与报刊、影像等更具客观性的史料相结合，从而去除笼罩在五四运动上的种种外在因素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态。

在信的末尾，周策纵真诚地表示自己对罗素的崇拜。他说从高中时代就开始阅读罗素的著作，此后发表了几篇关于罗素在政治与社会哲学方面的文章，到美国之后也用英文写了罗素著作《权威与个人》的书评。可以说在周策纵的学术道路上，罗素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周策纵也在1954年的9月2日收到了罗素的回信，并在日记中翻译了该信。

罗素在回信中表示已经完全记不起与陈独秀通信一事了，彼时距罗素与陈独秀通信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罗素记不清楚也是情有可原。罗素也知晓自己的意见可能被守旧派曲解，并对此表示不满。关于周策纵在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罗素建议他可以参考自己的著作《中国问题》。最后，罗素认为战争将会使得“工业产品大量的过剩而食物大量地缺乏，战争也会带来人口的缩减 [3] ”。周策纵对此表示同意，也理解罗素对世界战乱的悲观态度。

虽然罗素无法提供周策纵需要的信件，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中仍有许多罗素的影子。周策纵引用了许多罗素的著作和观点，如在《五四运动史》的第四章，即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特性的分析中，周策纵认同罗素的观点，认为面对现代中国千疮百孔的局面，再加上科举制的废除等因素，学生希望通过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价值，种种现实因素都“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家，而不像西方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愤世嫉俗之流 [4] ”。1919年之后，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曾到中国访问、演讲，周策纵又进一步指出“罗素的哲学及其为人，对‘五四’后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活跃的青年的影响，比现代西方任何思想家都更显著 [5] ”。总之，《五四运动史》认为五四运动期间，罗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周策纵也是搜集了大量史料才得出的这一观点，他在写作初期面临着重重困难，因当时西洋学者们尚未认识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性，相关资料的整理也相当欠缺，周策纵花费大量时间检索了1914~1923年的六七百种报刊，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对当时罗素的影响力有了较为客观的认知。通过上述的两封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周策纵私下对罗素的崇拜，而他在著作中对罗素的多次提及也印证了这一点。但周策纵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崇拜而过分夸张罗素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五四运动史》对罗素影响力的肯定来源于大量的史料，这也体现出周策纵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力求客观的态度。

此外，书信集中还收有一封周策纵与罗素夫人的通信，两人的通信中提及了《五四运动史》，可以看作周策纵与罗素通信的补充。

周策纵在1978年冬天收到的罗素夫人的来信，《明报月刊》也摘译了该信件，并将其命名为《罗素夫人勃拉克女士致周策纵》。罗素夫人在信首坦露道，自己不清楚周策纵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由此可见周策纵与罗素夫妇已经很久没有联络。在这封信中，罗素夫人提到在20年代访问中国期间自己和罗素因不懂中文错过了许多重要信息，所以对五四运动的详情并不了解。她阅读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后深有感触，觉得一定要写一封信来谈谈自己的感受。罗素夫人对《五四运动史》大加赞赏，高度评价了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言辞之诚恳也令人动容，故摘录如下：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但你在书中的精彩叙述让我了解了五四运动。我也能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肌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在中国的一年已经影响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些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在这种情况下，读你的书让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6]。”

在收到这封信后，周策纵亦给罗素夫人回信，这封回信的英文原稿收录在《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日期为1979年5月30日。周策纵首先感谢罗素夫人给自己的来信，并在回信中表示，自己近期辗转于新加坡、吉隆坡、香港、俄亥俄州等地，未能及时回信，对迟来的回信表示歉意。

周策纵在香港时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他接受了许多学生团体和杂志、报社编辑的采访，在采访中提到了罗素夫人上封来函中的部分内容。当时许多杂志和报社都希望能够公布罗素夫人的来信中对于中国青年的评价以纪念五四运动。周策纵本想先询问罗素夫人的意见，但因事务繁忙未能顾及，五月四日时发现采访的内容连同书信已经被公布了，他为未能提前告知罗素夫人而表示歉意。周策纵也清楚罗素夫人不会对此太过介怀：但我认为您应该不会反对，因为这些青年都非常有责任感，渴望促进自由思想、民主、科学与人权，希望推动中国的进步——这些目标也是您之前所追求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在信中的言论深深地鼓励了新一代中国青年 [7]。

在这封信中周策纵也提到了勃拉克女士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勃拉克女士同罗素一样希望中国能够学习科学精神、自由的思想，希望中国能够不断进步。通过周策纵的回信，我们可以了解到罗素夫妇对于中国的热爱，他们很珍视在中国的经历，希望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3. 两则未收录的通信

《周策纵论学书信集》收录两封罗素与周策纵的通信时间都是在1954年，当时周策纵还在组织自己的毕业论文。书信集中所收的周策纵与罗素夫人的信则是在1979年，其间并没有任何有关周策纵与罗素夫妇的通信记载。在国外新近发现的这两封信则是产生于1960年，在《五四运动史》刚刚出版的时间节点上，这些通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这十几年的空缺进行补充说明。

1960年5月4日，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五四运动史》，罗素也收到了周策纵寄来的书，并于1960年8月6日给周策纵回信，该信目前未被收录，现抄译如下：

“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五四运动史》，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已经翻阅了绝大部分，希望日后能有时间完整阅读一遍。通过你的书我了解到我在中国带来的反响，这是我之前所不清楚的。因为我不能阅读中文，而我在中国时也没人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具体看法。”¹

根据罗素的说法，因为不懂中文、不能阅读当时的报刊，他对自己当年在中国带来的反响并不是很清楚。以往的研究很少会对罗素演讲的影响力产生疑问，为何罗素本人会说不清楚自己在中国带来的反响呢？这是自谦之词，还是我们需要对罗素演讲进行再评价，也许罗素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根据当时相关材料来判断。

首先，公众对罗素的演讲是极其热情的，当时给罗素当翻译的赵元任也曾说：“我和罗素一行去了杭州、南京和长沙，沿途有趣的事儿很多。公众对罗素好奇得不得了，有大概一千五百人挤在外面进不来。那会儿没有好用的音响设备，能让外面的人也听见演讲 [8]。”当时，公众是将罗素当作“学术明星”来看待，即使听不到演讲内容也想来凑个热闹。1920年在11月19日罗素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何谓物质》听者逾千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当天《时报》就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报道，11月21日《时报图画周刊》也刊布了相关图片。此外，《民国日报》、《申报》等当时著名的报纸也一直在追踪报道罗素的演讲，对演讲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刊布在较为显眼的位置上。《民国日报》与《申报》都是发行量颇为可观的报纸，这些报社对罗素演讲的关注正说明了罗素的演讲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确定罗素的演讲在当时带来了巨大的反响。

然而，赵元任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12月下旬开始，罗素的哲学讲演逐渐遭到冷遇，“罗素这一时期的哲学演讲，听者由最初的数千人减至数百人，‘罗素研究会’的讨论会，参与者也是寥寥无几 [9]。”可见，公众对罗素演讲只是停留在热情的层面，哲学的演讲难免曲高和寡，也很难动员起大多数人参与到讨论之中。这一时期的报纸报道也是偏重于对罗素演讲内容的介绍，很少有文章对演讲内容进行评价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当时能够与罗素进行交流、能完全消化演讲内容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因此，赵元任提到哲学演讲遇冷主要也是出于学术层面考量，也即演讲多是罗素单方面的输出自己的观点，听众们不能与罗素进行更深入的学理化的探讨，这样以来演讲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而罗素说“不知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懂中文，无法阅读中文报刊，所以对相关报道的具体内容也缺乏了解。另一方面，这其中也包含了自谦的意味，很多时候罗素的演讲都会吸引数千名听众，带来的巨大反响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没能得到听众们的积极反馈，所以罗素可能会疑惑自己的演讲是不是被听者认可的。因此，他不肯自负地肯定自己演讲的影响力，而是更希望听到听众们的真实反馈。

尽管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高度肯定了罗素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运动方面的影响力，但罗素并未因这种肯定而对这本书格外青睐，而是进行了克制且客观的评价，并且肯定了此书使自己了解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状况，这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

周策纵又在1960年的8月12 日给罗素回信，此信也未见于《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之中，现将内容转译如下：

“我一直想感谢您在1954年8月26日给我的那封回信，在信中您回答了关于五四后期中国访问时的一些问题。在五月四日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中我也引用了这封信(在第X和238页以及索引中)。几天前，我另封赠送给了您这本书。

正如您所知，您的作品和对中国的访问在中国知识界、社会和政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也讨论过这一点，并在书中怀着深深的敬意多次引用了您的相关言论。

希望您能喜欢这本书，它也许可以帮助您重新记起当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的回忆。您会发现，早期您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很多都是预见性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悲剧性的现实。我只希望，正如您这在信中预测的那样，这个混乱世界里的终极灾难永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如果您能在闲暇时对我的书或有关中国的问题做出评论我将不胜感激。”²

这封信也是两人有关《五四运动史》通信的一个总结，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中提到的通信来进行简要概括。首先，第一封信由周策纵于1954年寄出，在1960年两人也有书信来往，《五四运动史》从当初的博士论文到扩充为学术著作，罗素的回信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周策纵的写作，现存的几封通信也见证了《五四运动史》的成书过程始末，体现了周策纵搜集史料的用心。其次，罗素夫妇与周策纵的通信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五四运动，也会涉及到对中国青年人的评价以及对国际局势的洞察，即使在周策纵还只是一名学生时，罗素也会谦和地回复他的来信，由此可见罗素夫妇具有真诚待人的品质。同时，信中的信息提示我们，因为语言障碍罗素在中国访问期间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并不太了解自己的演讲带来的反响，这是以往研究者很少会注意到的。周策纵的通信使罗素夫妇知晓了自己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这一层面上讲，《五四运动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在学术上开创了五四研究的范式，也体现在其给了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一次重回现场、重新体会历史氛围的机会。以往对于《五四运动史》的评价也多集中于思想史、历史学领域，但是通过梳理罗素夫妇与周策纵的通信，我们也应当关注这本书对于亲身参与到历史中的个体的意义。

致谢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席云舒老师提供资料查询渠道，感谢McMaster University罗素档案馆Bridget Whittle女士的热心帮助，女士多次耐心地确认所需资料，文章离不开两位老师的帮助。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22YCX085。

文章引用

段 宁. 周策纵、罗素有关《五四运动史》通信考释
A Textual Research on Chow Tse-Tsung’s and Bertrand Russell’s Correspondence abou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1): 67-72.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101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