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淑毅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9月27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28日

摘要

黑格尔是最先意识到贫困问题的哲学家之一，贫困问题也成为了他的法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在市民社会的现代背景下，贫困产生的贱民问题，是他唯一一处提出了问题但悬而未决的地方，并且这个问题对黑格尔构建的现代伦理生活原则构成了重大威胁。黑格尔在探寻使贱民摆脱依赖性与贫困的方案中，依托于国家理论，但是这个方案并未真正在现实层面上解决贱民问题。但是他对贱民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深刻地理解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困境和19世纪欧洲历史的未来历程，并且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转向。

关键词

市民社会，贱民，贫困，财富，国家理论

A Study of Untouchability in the Hegelian System of Legal Philosophy

—Freedom from Dependency and Poverty

Shuyi T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7^th, 2022; accepted: Oct. 21^st, 2022; published: Oct. 28^th, 2022

ABSTRACT

Hegel was one of the first philosophers to become aware of the problem of poverty, and it became a major problem in his system of legal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context of civil society, the problem of untouchability, which arises from poverty,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he raises the problem but leaves it unresolved, and where it poses a major threat to the modern principles of ethical life that Hegel constructs. In his search for a solution to free the untouchables from dependency and poverty, Hegel reli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but this solution does not really address the untouchability problem on a practical level. But hi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untouchability provid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lemmas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future course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history, and initiates a turn in the study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Civil Society, Untouchability, Poverty, Wealth, Theory of the Stat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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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现代社会并使之苦恼的问题，这一问题关乎自由、现代人的自我实现和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黑格尔对贫困问题最有洞见的分析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贫困不仅仅代表着物质资料的匮乏，还看到了贫困所包含的主观层面，即社会和精神的剥削或“异化”。当贫困达到这两者的结合时，贱民则产生出来了。贱民问题的产生脱离不开市民社会的辩证运行机制。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个人，通过劳动获得了物质资料的富足，但在财产权形式下个人的依赖性与贫困问题也在无限增长。黑格尔看到，每一伦理秩序最终必定会因为对自身原则及其局限性而摧毁自身 [1]。贱民在市民社会的现代背景下，所变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抗拒一切现存的生活秩序，违背财富和劳动的基本原则，否定人类一切尊严与自尊等，都表现了市民社会伦理体系下的局限性和自我瓦解的征兆。由此，贱民问题可以引出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危机。黑格尔对这场危机的揭示，深刻地启发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提供了启示。

2. 贱民问题的产生

在法哲学体系中，黑格尔企图构建一个为国家所服务的现代社会生活伦理体系。作为伦理实体所包含有单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国家作为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自由。而贱民问题的出现对成为了法哲学体系展开的一个重要阻碍，构成了国家学说的一个缺陷。“贱民”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与个体客观性生存境况相关，也与其主观情绪、态度与心理有关。“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就会产生贱民” [2]，贱民的产生离不开贫困这个客观因素。产生贫困的原因既有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偶然性因素，也有其作为伦理实体自我运动过程中一环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

作为法哲学体系里的中介环节，市民社会是家庭向国家过度的中介，是特殊到普遍再到必然所必经历的一个环节。家庭因其内部的统一性的丧失，而进入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存在着双向原则：

一方面，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另一方面，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是无条件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这种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原则。 [3]

在市民社会这一伦理实体中，两个原则相互协调，特殊性与普遍性不可分割。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构成一项特殊性，但是特殊的目的同时也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获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在满足他人的福利同时，满足自己。“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虽然是相互分离的，但是它们仍然是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的”，这种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是通过相互需要而形成。“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包含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但是每个人因为自身的天赋与技能的不同，所分享得到的普遍财富必然会截然不同。市民社会是承认并且鼓励这种差异性原则存在的，“市民社会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并把它提高到技能和财富上，甚至是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 [4] 市民社会按照特殊性原则来运行，其结果必然是产生贫困和异化。

再者，伴随着市民社会经济的扩张，劳动变得抽象化，劳动与财富的分离。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劳动不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取谋生的物质资料。个人便不再是卢梭和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个人只有自己简单的需要，为了需要的满足。而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劳动不再是孤立的劳动，而是抽象的劳动。“他的劳动内容超出了他的需要；他为了很多人的需要劳动，人人皆然……他的很多特殊需要的满足就是许多其他人的劳动……他的劳动就是抽象劳动” [5]。由此，抽象化的劳动带来的是更为发达的分工和交换体系，也创造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多样化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经济扩张，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正如黑格尔所说：

在市民社会处在顺利展开活动的状态时，他在本身内部就在人口和工业方面迈步前进。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 [6]

一旦，劳动和财富发生了分离，个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归属于其自身，而是作为普遍而持久的财富归属于全体成员。个人在消费中所涉及的是人的产品，是作为人的劳动的成果。单个人不能脱离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独立生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通过劳动和消费取得了普遍化。再者，劳动中的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的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 [7]。大多数劳动对技术的要求不高，并且支付较低的工资，大多数人便会陷入“依赖性与匮乏”。分工细致化使得人们在满足自身需要上变得依赖和相互关系。此时，市民社会具有极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当某一工业部门突然衰亡时，便会产生大量的人口陷入无力自拔的贫困中，却又难以获得自食其力的机会。

导致“贱民”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客观的，还有主观因素。阿维纳瑞在《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中则谈到：“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辩证运作的最有魅力的洞识之一是，他认识到，贫困不能仅从客观方面去理解……需要既有客观方面又有主观方面” [8]。黑格尔对贫困的深刻反思涉及到了贫困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对自我理解的影响以及对伦理规范建设的影响。黑格尔谈到“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贫困使贱民这个阶层被排除在了市民社会之外，没有能力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即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当穷人拥有的私有财产极少，甚至没有的时候，人就变成了权利的“非人”。这个阶层或多或少丧失了市民社会的一切好处：受教育和学技能的一般机会，以及司法、保健、有时甚至于宗教的慰藉等。由于缺乏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的技术，或没有接受过普通教育，保护自身在市民社会的形式法律体系中作为人格的法权，或者充分分享其文化或者宗教，贱民则产生了出来。贱民是大量被原子化的人物，脱离了社会，缺少对社会的忠臣感，甚至不希望再融入进社会。尽管“贱民”的精神状态是由贫困所造成的，但是黑格尔提出在富人中也存在着贱民的征兆。

由此，“贱民”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失去了人权的特殊意志，并且自甘堕落。作为自认为被剥夺了人权的特殊意志的存在者，自感被排除在了社会之外，从而产生了义愤。在贱民的精神世界中，权利的概念和自由人格的概念都是假的。

由上所述，“贱民”的产生是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市民社会中是无法克服的因素。在资本主义席卷欧洲的时代，黑格尔极具洞见地预示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在市民社会的机构中存在着社会解体的趋势” [9]。在法哲学体系中，黑格尔指出了几种解决“贱民”问题的路径。但是，他所指出的路径并未能真正化解“贱民”问题，这也构成了法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缺陷。

3. “贱民”问题的出路——摆脱依赖性与贫困

上文分析了市民社会是怎样加剧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个人的贫困。依赖性与贫困使得个人没有感受到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自由。当个人的依赖性和贫困达到一定程度，个人的精神状态便会产生质的变化，于是产生了“贱民的精神”。“贱民”作为一个阶层自主地将自我排出在市民社会之外，并且成为了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整体伦理秩序合理性的破坏性因素。对于“贱民”问题必然需要寻找到路径来化解该问题，使得“贱民”阶层摆脱依赖性与贫困，以寻找到实现自身精神利益——自由的道路。解决“贱民”问题，不仅仅在于防止贫困的出现，更在于防止“贱民的精神”的产生。无论采取各种措施，都应该把握好救助贫困和培植市民社会精神的平衡，“不但照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照顾到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根据市民社会的自身逻辑，系统地探讨了三种方案以解决“贱民”问题，并对这三种方案进行了剖析。这三种方案分别从个体、警察系统和同行业工会出发，但是黑格尔最后得出了在市民社会原则下贫困问题无法在其自身发展中解决的结论，最终提出了国家的方案。

3.1. 个体的慈善救助

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必然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占据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且使得一部分人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生活水平在维持在水平之下。黑格尔指出“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市民社会的财富总是容易积累在少数人之手，积累在从贫困中获得巨大利益中的人手中。贫困的盛行变为私人的慈善性救助留下了空间，个体将会出于同情或者爱对穷人施以援手：

贫困的主观方面，以及一般来说，一切种类的匮乏——每个人在他的一生的自然循环中都要遭遇匮乏——的主观方面，要求同样一种主观的援助，无论其出于特殊情况或来自同情和爱都好。这里尽管有着一切普遍的设施，道德仍然大有用场。 [10]

这也是自由主义者诺齐克唯一容忍的救助贫困的方式，“国家不可以使用强制手段使某些公民援助其他公民” [11]，如征税等，只有“自愿的途径依然保留着”。富有者阶级直接负担起来实施善举，将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他们通常生活方式的水平之上，穷人不用通过劳动为中介就可以获得生活资料。但是这种慈善救助的方式充满了偶然性，并且侵害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个体应该通过劳动来过上体面的生活。黑格尔极具洞见并且对每一种救助方式进行了精准分析，在每一种救助方案提出后，再分析出其中所蕴含的缺陷和破坏性因素。

首先，这种救助方案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富人偶然的布施与救助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这种偶性的救助方案是无法加以指望的。再者，富有阶级的直接救助无疑是对个人的独立自尊情感的伤害，并且违背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会使基本的伦理性问题变得更加恶化。市民社会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生产总是不够的，最终结果只是使穷人听天由命，并依靠行乞为生。最终，“贱民”阶层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法摆脱依赖性与匮乏。

3.2. 警察系统性援助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义务对个人的给养负有责任，它就有权督促他自谋生活。市民社会的每个成员有义务为市民社会工作，也有权通过劳动取得使自身需求获得满足。保障此项权利是国家的职责，这项职责属于国家的“警察”权( [2], P. 407)。黑格尔将“警察”置于“市民阶段”中探讨，强调“警察”所具有调节市民社会的功能，属于市民社会的自救。“警察的监督和照料，目的在于成为个人与普通可能性之间的中介”( [1], P.273)，即调节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原则。《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提出的警察的系统性援助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直接运用公共财产中的资金，来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他们通常生活方式的水平上；第二，实施就业救济，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保障充分的就业机会；第三，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

黑格尔经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工业发展的考察想出，但是黑格尔对这三种方案仍旧持有存疑，保留着批判性的态度。首先，基于对个人的慈善救助的否定，黑格尔必然对第一种方案给予了否定，“穷人用不着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 [12]。这种方案违背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其次，黑格尔对第二种方案也持有存疑，指明当市民社会的穷人得到充分就业时，生产量也会因为劳动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这时就会出现生产过多的情况，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消费者。特别是伴随着工业大规划化和机械化生产，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了人。这时消费产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和消费需求。最后一种方案是黑格尔基于世界历史和商业发展的考察所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这种辩证法，把它——首先是这个特定的社会——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 [1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并未对这种措施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从反证的角度讲，黑格尔在接下来的同行业工会一节里，大谈特谈对贫困的救助，这可以表明他对拓海殖民的效果并不满意 [14]。正如吾德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讨论了市民社会的过剩人口向殖民地的输出，但只是作为贫困之后果，而非作为对贫困的治疗” [15]。并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有指出“等到北美洲所提供的无边无际的空间已经充塞无余时”，一个新的“市民社会的一种严密系统便诞生了” [16]。在此基础上，新的殖民地又将会陷入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产生“贱民”阶级。

3.3. 同业工会的救助

黑格尔在法哲学体系中将市民社会当中的成员分为三个等级：农业等级、普遍等级(公务员)和产业等级(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作为农业等级与普遍等级之间的产业等级集中于特殊物，成员之间充满了竞争，并且在这个等级中充斥着不稳定的因素。贫困的发生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因此，同业工会也是这一等级所特有的。同业工会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从特殊性当中寻找到普遍性，在市民社会成员的不同旨趣中寻找到共同利益。在此层面上，黑格尔企图运用共同体原则来化解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从而实现调节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正如黑格尔所说：“除了家庭以外，同业工会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渊源……在第二个根源中，最初在市民社会中分解为在自身中反思的需要和满足的特殊性，以及抽象法的普遍性这两个环节，以内在的方式统一起来了” [17]。可以说，黑格尔对同业工会化解贫困和拯救贱民精神抱有极大的期望。

由上所述，“贱民”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缺乏物质资料而产生的贫困，另一方面是由于丧失了人权的特殊意志。同行业工会为预防“贱民”的产生，从这两方面入手，来解决“贱民”的问题。首先，同行业公会实施就业救助，培养会员的职业技能，为成员提供充分的就业保障。“接纳会员，但以他们的技能和正直等客观特质为根据”，“以防止特殊偶然性，并负责给予教育培养，使获得必要的能力”，这些措施将保证会员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来源，而不使自身陷入贫困的境地。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措施相较于慈善济贫，维护了个人在他的等级中应有的尊严，丧失了贫困救济的偶然性，并且不会使人感到不当的羞耻。个人属于整体，并且通过自身的劳动与技能，致力于整体的无私目的，从而获得了整体的承认。再者，同业工会也会注重培养成员的伦理精神。在个人入会前，同行业工会会对其进行考核，以他的正直为根据。加入同行业工会中的个人因为自身的技能与合法成员的身份，而取得外部承认和自我认同，不会再因为富人的铺张浪费而感到羞耻与不公正。为共同体服务使得个人获得了整体的承认，削弱了“贱民”的直接产生。由上可知，黑格尔运用共同体的原则，对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进行了调和。这种调和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出发，不仅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出了解决“贱民”问题的方案。

但是，这种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贱民”问题的产生，也使得黑格尔从市民社会向国家普遍目的过渡。黑格尔从同业工会的建立标准出发，限制了同业工会中的个人状态，也就是说，他假定了在同行业工会中的个人状态，也就是说，他假定了在同业工会中的个人不会腐败变质，如果这些进入工会的个体没有丧失正直的精神，那么穷人确实不会在感情上走上贱民。黑格尔没有基于制度层面上根本消除贫困产生的基础，并且假定了一个理想的人格状态。

“贱民”作为“绝对精神”逻辑演进所产生的结果，在特殊性的环节中产生，是绝对精神通向伦理王国道理上的必然道路。政治国家具有现实的普遍性，扬弃了家庭中抽象的普遍性和市民社会中经验的特殊性，从而可以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伦理实体，是具体自由的实现；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中那样) [18]。但是黑格尔所提出的国家方案不过是在学理层面和逻辑层面所作出的伦理筹划，只有从现实政治的视角思考贱民问题，才能使其真正摆脱依赖性与匮乏。这一点也恰恰是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关键。

4. 贱民问题的现代启示

正如黑格尔所说“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问题”，他的分析是极具远见的，还有一种思想的诚实。尽管在法哲学体系中，黑格尔并没有对“贱民”问题给出现实明确的解决方案，正如阿维瑞纳所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任其悬而未决的地方” [19]，但是他深刻预见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困境及其19世纪欧洲历史的未来前程。对于“贱民”问题揭示了市民社会伦理体系下的局限性和自我瓦解的征兆，引出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危机，并且深刻地启发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提供了启示。在泰勒的《承认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今天，代表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这种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中心议题” [20]。在现当代社会中，“贱民”问题成为了政治哲学的热议问题，并且仍旧可以给予我们颇多启示。

首先，“贱民”问题揭示了现代社会个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正当性的危机。现代性的重大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泰勒的《正当性的危机？》一文中提出：“对于现代人而言，理想的生活不是实现宇宙秩序所赋予我的职责，而是在使自我本性中的欲望和理想得到充分实现” [21]。市民社会中“贱民”的诞生便是公共生活异化的突出表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人的身份逐渐从古典城邦共同体成员转变为了私人。个人自我的身份的认同不再来源于共同体，而是来自于自身。个人在自我本性的欲望、冲动与理性中等等，而不是在参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以此，这里便产生了社会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断裂，这种断裂揭示出现代社会个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正当性的危机，“贱民”便是这场危机的代表。对于“贱民”而言，在市民社会生活中，他既无权利，又无义务，被完全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并且完全丧失了自我认同。得不到自我和社会认同的个人，处于被扭曲和被贬斥的生活方式之中。在市民社会中，尽管物质资料极度丰富和科学文化高度繁荣，但是伴随着的并不是个人的自由实现和精神的丰富。“贱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且启发了往后的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不同的哲学流派给出了自身的反思，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变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22]。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阶段的初期，黑格尔就认识到了现代人生活的困境，如何化解“贱民”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再者，“贱民”问题启发了近现代自由主义对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的思考，无疑是后黑格尔时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贱民”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顽疾，成为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热议的问题。对于贫困的化解，不同的政治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诺齐克的持有正义观，到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以至沃尔泽(Micheal Walser)的社群主义正义观，都并不能真正解决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困问题。黑格尔透过“贱民”的概念极具远见地看到了，现代性的贫困不是物质资料中的匮乏，而是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富人阶层的挥霍浪费，而带给个人的依赖性和精神性匮乏。面对“贱民”这个难题，马克思提出了自身的解放理论，从理论的阐述转向了现实的革命变革的叙事，而不再斥诸于法权领域的改变。正是在“贱民”问题这一黑格尔国家理论的缺口处，马克思打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理论的新思路，并展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国家在维护社会体系稳定方面的角色之间的内在关联。麦卡锡在《马克思与古人》中指出“经济已经具有互补的势头，可以解决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黑格尔从未承认这又带来它自身的新的矛盾，因而仅仅是观念辩证法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23]。“贱民”作为一个伦理概念，是透过事实经验概括而来的。黑格尔对其的分析并未上升到政治和革命层面，而希冀于在观念的辩证法中找到他的解决方案。依赖性与贫困的摆脱并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其作为现代性不可克服的一部分，单单依靠财富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也就引发了马克思发展自身的国家理论，强调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自身逻辑，实现现实制度的变革，最终走向“自由王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5.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成熟，个体自由主义原则的膨胀带来了诸多现代性问题，黑格尔极具远见和负有现实担当，直面现代性危机。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都值得我们重视，并且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里，精神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更为难以解决。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国家一直在寻找方案使公民摆脱贫困与依赖。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事业蒸蒸日上，脱贫方式也伴随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由过去简单的“物质援助”转变为精准的“产业扶贫”，积极调度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贱民的论述，并且对摆脱依赖性与贫困方案的阐述，在今天仍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文章引用

谭淑毅. 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贱民问题研究——摆脱依赖性与贫困
A Study of Untouchability in the Hegelian System of Legal Philosophy—Freedom from Dependency and Poverty[J]. 哲学进展, 2022, 11(05): 1457-146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4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