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山东 济宁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0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6日

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以及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方法：选取688名大学生，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大五人格问卷、黑暗十二条量表和恶意创造力问卷分别测量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和恶意创造力。结果：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神经质和黑暗三人格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显著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P < 0.05)；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宜人性、责任心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Effect = 0.23, P < 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00%；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Effect = 0.28, P < 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6.00%。结论：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大学生恶意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恶意创造力，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Zhao Tang, Ying Qin, Xiaoyu Wu, Yingxue Zhuang, Wenfu Li^*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Received: Nov. 10^th, 2023; accepted: Dec. 14^th, 2023; published: Dec. 26^th, 202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total of 688 college students of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were administered with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av Barndoms Uppfostran (s-EMBU),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Dirty Dozen Scale (DDS)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MCBS). Result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neuroticism and dark tri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malevolent creativity, while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malevolent creativity (P < 0.05). Neuroticism,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Effect = 0.23, P < 0.0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46.00% of the total effect. Meanwhile, the dark triad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Effect = 0.28, P < 0.0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56.0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at i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can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

Keywords: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Malevolent Creativity, Big-Five Personality, Dark Triad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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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创造力也有阴暗面，研究者将有意伤害他人的创造力称为恶意创造力(贡喆，刘昌，2016)。恐怖袭击、犯罪和间谍活动，以及撒谎、欺骗、造谣等，都可以看到恶意创造力的身影(Hao, Tang, Yang, Wang, & Runco, 2016)。由于这些行为通常以独创的方式发生，难以被发现和预防。因此，研究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预防恶意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在不良环境中成长的个体容易将环境线索当成威胁信息，并由此产生敌意、攻击和恶意创造力(Gawronski & Cesario, 2013; Gutworth, Cushenbery, & Hunter, 2018; Salancik & Pfeffer, 1978)。家庭作为个体接触最早的外部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起重要作用。研究者通常将对子女的严厉惩罚、过度干涉、拒绝否认等称为消极教养方式(蒋奖等，2010)。消极教养方式是一系列适应不良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比如攻击、犯罪、盗窃等(金凤仙，程灶火，2015)。最近的研究发现，童年期忽视和虐待经历越多的大学生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Jia, Wang, & Lin, 2020)。由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会使子女感到虐待和忽视(汪芹，申自力，贾梦楠，蔡太生，2012)，可以推测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恶意创造力有关。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其子女的恶意创造力越高(张翔，2022)。因此，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恶意创造力的关系机制。

大五人格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变量之一。大量研究发现开放性、外倾性人格与创造力正相关(Sun et al., 2018)，神经质与艺术创造力正相关而与科学创造力负相关(Furnham, 2015)。但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大五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Lee & Dow, 2011)。恶意创造力本质上可以视为一种反社会行为，研究表明神经质与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而宜人性和责任心与亲社会行为有关(Denissen, Soto, Geenen, John, & Van Aken, 2022)。人格与创造力的关系取决于创造力的类型(Furnham, 2015)，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Lee & Dow, 2011)，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大五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黑暗三人格是与大五人格相对的反社会人格特质，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个维度(Paulhus & Williams, 2002)。其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的的行为倾向；自恋是夸大自己而贬低他人的行为倾向；精神病态通常以冲动、刺激寻求、麻木不仁、缺乏悔意为特征(耿耀国，孙群博，黄婧宜，朱远征，韩晓红，2015)。研究发现，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显著正相关(Kapoor, 2015; Kapoor & Khan, 2016)。其他研究也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恶意创造力量表得分正相关(Szabó et al., 2022)，精神病态与发散思维任务中生成的报复性想法正相关(Batey et al., 2022)。由此可以推测，黑暗三人格可以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

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杨丽珠，2015)。从大五人格角度，积极教养方式与子女宜人性、外倾性和开放性人格正相关，与神经质人格负相关(马俊等，2011)，而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神经质人格正相关，与责任心负相关(刘慧瀛，王婉，2017；马俊等，2011；吴鹏等，2013)。从黑暗三人格角度，父母过度保护与子女自恋人格有关(van Schie et al., 2020)，关怀缺失增加了子女黑暗三人格的形成可能(Jonason, Lyons, & Bethell, 2014)。研究发现，有童年期忽视经历的大学生，其黑暗三人格水平也更高(Jia et al., 2020)。由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通常给子女造成虐待和忽视(汪芹等，2012)，可以推测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可以预测子女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的形成。

综上所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易于使子女形成神经质人格并降低责任心，增加了子女形成黑暗三人格的可能(Jonason et al., 2014；刘慧瀛，王婉，2017；马俊等，2011；吴鹏等，2013)，而责任心较低、黑暗三人格较高的个体其恶意创造力也较高(Jia et al., 2020; Lee & Dow, 2011; Szabó et al., 2022)。这表明人格可能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拟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探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以及人格的中介作用，为预防恶意创造力提供理论指导。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通过问卷星向山东省在校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728份。删除人口学信息填写错误、父亲或母亲去世等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88份，有效率94.51%。其中，男性307名(44.62%)，女性381名(55.38%)；城市生源大学生349名(50.73%)，农村生源大学生339名(49.27%)；独生子女大学生371名(53.92%)，非独生子女大学生317名(46.08%)；平均年龄20.25 ± 1.75岁。

2.2. 测量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蒋奖等人(2010)修订，用于测评拒绝、过度保护和温暖理解三种教养方式。本研究采用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测评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量表采用4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4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教养方式越消极。本研究中，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0.77。

2.2.2. 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

该量表由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2011)编制，包括40个条目，从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五个方面评估人格特质。量表采用6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6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该方面的人格特质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2.3. 黑暗十二条量表

该量表由耿耀国等人(2015)修订，包括12个条目，测量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种黑暗人格。量表采用7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7分。总分越高表明该种黑暗人格越强。本研究中，总分、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7、0.89、0.68。

2.2.4. 恶意创造力量表

该量表由Hao等人(2016)编制，包括13个条目，从伤害别人、撒谎和玩花样三个方面测量恶意创造力。量表采用5级评分，从“完全没有”到“总是”分别计1~5分。总分越高表明恶意创造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 3.3宏程序(Hayes, 201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方法计算95%水平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父亲消极教养方式、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大五人格、黑暗三人格、恶意创造力的相关方向一致，因此后续分析中不再区分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而将二者合并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黑暗三人格、恶意创造力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宜人性、责任心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显著正相关；宜人性、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显著负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大五人格与黑暗三人格的中介作用检验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研究变量呈两两显著相关，符合中介作用的检验条件(温忠麟，叶宝娟，2014)。本研究采用PROCESS 3.3 (Hayes, 2013)宏程序中的模型4，分别检验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分别以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为中介变量，以性别、年龄、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为控制变量。

3.2.1.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和图1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显著(β = 0.50, P < 0.001)，加入大五人格中介变量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变小但依然显著(β = 0.27, P < 0.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神经质(β = 0.47, P < 0.001)、外倾性(β = 0.19, P < 0.001)、宜人性(β = −0.43, P < 0.001)和责任心(β = −0.22, P < 0.001)，但对开放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5, P = 0.237)。同时，神经质(β = 0.24, P < 0.001)、开放性(β = 0.11, P < 0.01)、宜人性(β = −0.17, P < 0.001)和责任心(β = −0.10, P < 0.01)能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但外倾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5, P = 0.134)。

表2.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图1. 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7，SE = 0.04，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195, 0.346])，大五人格的总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3，SE = 0.03，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172, 0.282])，占总效应的46%。总间接效应包括三条显著的中介路径：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神经质→恶意创造力、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宜人性→恶意创造力、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责任心→恶意创造力，三条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2%、16%、4%。结果表明大五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3.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

3.2.2.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显著(β = 0.50, P < 0.001)，加入黑暗三人格中介变量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变小但依然显著(β = 0.22, P < 0.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黑暗三人格(β = 0.45, P < 0.001)，黑暗三人格能显著预测恶意创造力(β = 0.61, P < 0.001)。

表4.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图2. 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恶意创造力间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 0.28，SE = 0.04，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209, 0.349])，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6.00%。结果表明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5.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黑暗三人格的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可直接作用于恶意创造力，即经历消极教养方式越多的大学生其恶意创造力越高，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张翔，2022)，也验证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Gutworth et al., 2018; Salancik & Pfeffer, 1978)。父母持拒绝、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会让子女形成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更加关注批评、愤怒等消极信息(Gulley, Oppenheimer, & Hankin, 2014)，并将中性线索加工为威胁信息(Gutworth et al., 2018)，进而产生敌意和攻击行为(Gawronski & Cesario, 2013)，进而表现为恶意创造力(Gutworth et al., 2018)。

从相关分析来看，黑暗三人格与恶意创造力正相关，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黑暗三人格作为人格的阴暗面(耿耀国等，2015)，通常与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 Muris et al., 2017; Yendell et al., 2022)。另外，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开放性、外倾性与恶意创造力正相关，宜人性和责任心与恶意创造力负相关。大量研究发现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是“善意”创造力的稳定预测因素(Furnham & Bachtiar, 2008)，结合本研究结果，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与恶意创造力和“善意”创造力均呈正相关，可能表明其有助于提高产品或想法的新颖和独创成分，但与创造性使用的“善意”或“恶意”目的无关。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是社会性人格，通常以合作、宽容、尽责、自律和正义为特征(Wilcox et al., 2014)，神经质人格则隐含着敌意和冲动(Wehner et al., 2021)，这些人格特质可能决定了创造性行为的“善意”或“恶意”性质。有研究发现宜人性是攻击和暴力等反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Westhead & Egan, 2015)，较低的宜人性和责任心与愤怒表达有关(Aghabayk, Rejali, & Shiwakoti, 2022)，宜人性也可以负向预测撒谎(McArthur et al., 2022)。因此，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可能促进了各种类型的创造力，而神经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则决定了这些创造力的“善意”或者“恶意”目的。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通过神经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产生影响。人格形成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关系密切(杨丽珠，2015)。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等的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神经质人格正相关，与责任心人格负相关(刘慧瀛，王婉，2017；马俊等，2011；吴鹏等，2013)。较高的神经质、较低的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通常与个体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有关(Jiang et al., 2022)，责任心较低的个体在伤害和报复他人的创造力上得分更高(Lee & Dow, 2011)，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了以伤害他人为主要特征的恶意创造力(贡喆，刘昌，2016)。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黑暗三人格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的黑暗三人格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Jia et al., 2020)。在黑暗三人格中，精神病态个体以做事冲动、冷酷无情和攻击性较高为特征，马基雅维利主义个体喜欢采用权术和谋略利用他人，自恋个体的傲慢和自负也容易引起他人反感(Paulhus & Williams, 2002)，这些黑暗三人格通常与攻击、犯罪和霸凌等反社会行为有关(Moor & Anderson, 2019; Muris et al., 2017)，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易于受到他人的拒绝和忽视(尚静等，2022)，体验到社会排斥增加了恶意创造力(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2)。调查研究表明，黑暗三人格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其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实验研究证实，黑暗三人格个体在发散思维任务中想出了更新颖的欺骗和伤害他人的想法(Kapoor, 2015; Kapoor & Khan, 2016)。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关怀缺失和过度保护，使子女形成了黑暗三人格(Jonason et al., 2014; van Schie et al., 2020)，进而导致更多的恶意创造力(Jia et al., 2020; Szabó et al., 2022)。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与其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和人格特质密切相关。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不仅不利于“善意”创造力的发展(张景焕等，2014)，还提高了恶意创造力的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父母消极教养方式限制了子女责任心和宜人性人格的发展，这两种人格特质往往与亲社会行为有关(Llorca, Richaud, & Malonda, 2017)。另一方面，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让子女形成神经质和黑暗三人格，这些人格特质往往与反社会行为有关(Yendell et al., 2022)。这启示我们，一些家长秉承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严厉教养方式会对子女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在培养创新人才的时代背景下，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鼓励、温暖和理解，将有利于子女“善意”创造力的发展，并预防和减少恶意创造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设计，不能揭示变量间的因果联系。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对在消极教养方式环境中成长的儿童进行追踪，进一步揭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长期影响。其次，结合以往研究发现和本研究结果，似乎表明宜人性和责任心可能决定了创造力的“善意”和“恶意”目的，后续研究可以同时探讨大五人格与“善意”和“恶意”创造力的关系模式。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问卷调查，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和回溯性调查偏差的影响，不能精确揭示大学生在发展早期经历的教养方式。后续研究可以以小学生和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并加入父母评价量表等数据采集途径，进一步揭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22MC113)；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项目(2019RWF003)；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创新素养专项(2022CYB207)；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cx2023267)。

文章引用

唐 照,秦 莹,吴肖雨,庄英雪,李文福.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恶意创造力：大五人格和黑暗三人格的中介作用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the Dark Triad[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2): 6273-628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0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