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3年2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17日

摘要

《琵琶记》是由元代戏曲家高则诚所创的南戏，这个戏曲是根据宋元时期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为原型、《赵贞女蔡二郎》为基础再创作而成。《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生动立体，他是典型的儒生形象，在父母与功名面前，他选择了照顾父母实现他的“孝”义，在上层的权力压迫下，他选择背信弃义迎娶丞相之女，生存环境的转变也体现出了蔡伯喈从“经”义向“吏”义的转变。

关键词

《琵琶记》，蔡伯喈，生存状态

A Brief Analysis of Cai Bojie’s Living State in “The Lute”

Jiayao J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Feb. 6^th, 2023; accepted: Mar. 10^th, 2023; published: Mar. 17^th, 2023

ABSTRACT

“The Lute” is a Southern opera created by Gao Zecheng, a dramatist in the Yuan Dynasty. This opera is based on the popular Cai Bojie story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Zhao Zhen’s daughter and Cai Erlang”. Cai Bojie in “The Lute” is vivid and three-dimensional. He is a typical Confucian image. In the face of his parents and fame, he chose to take care of his parents to realize his “filial piety”.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upper power, he chose to betray his faith and marry the daughter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 change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lso reflects Cai Bojie’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eaning of “classics” to the meaning of “officials”.

Keywords:“The Lute”, Cai Bojie, State of Existe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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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宋代科举制十分兴盛，加之国家重文轻武，当时儒生的地位非常高，但是过渡到元代，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种族歧视十分严重，同时不注重人才的选拔，儒生前后对比往往有一些心理落差，这使得许多儒生郁郁寡欢，报国无门，这一现象在《琵琶记》中也有体现。高则诚也受到高层阶级的冷视，他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寄托在蔡伯喈这一人物上。许多人都说，蔡伯喈身上有高则诚的影子，事实的确如此。

《琵琶记》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其情节与《琵琶记》的情节有所不同，主要讲述了蔡伯喈考中状元后，入赘相府，贪图富贵，糟糠之妻前来相认，他拒不相认，后被雷电打死。这个故事源于民间，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直接艺术表现。民间文学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赫金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时说：“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宫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 [1] 这种狂欢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具有大众性、颠覆性、宣泄性、无等级性，是民众自由表述的狂欢节，其在流传的过程中，语言和内容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使得作品更加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更加符合民族和地区生活习俗的特点。在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流传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变异，而高则诚正是通过灵敏的嗅觉嗅到当时的时代特色和大众期望，并将之融入到《琵琶记》中，曲调的平平仄仄也更易于当时人们的吟唱，因此《琵琶记》得以受人追捧，流传百世。

从《琵琶记》全文看来，蔡伯喈似乎是高则诚笔下的幸运儿，他高举状元，最后抱得美人归，还得丞相、皇帝的赏识，人生就像被上帝眷顾了一样。但是，其背后也有诸多心酸与苦衷。

2. 父权下的人生道路选择

蔡伯喈走上仕途之路的推力有两方面：本身的渴望与外人的助力，他是在内外双重作用下走向科举仕途的。

(一) 内在因素

蔡伯喈内心的渴望是引领他走向仕途之路的重要推力之一。蔡伯喈作为典型的儒生，将考取功名、报效祖国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蔡伯喈同样如此，他也有前往京城考取功名之意。但是，正因为他是一名饱读诗书的儒生，他知道忠孝两难全，只能暂且将自己“忠”放在心中，细心照料父母，这才是当下儒生的正确做法。正所谓《论语·阳货》所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二) 外在因素

虽然蔡伯喈心中埋下了考取功名的种子，但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种子或许迟迟不会发芽生长。

首先是蔡伯喈父亲的期望。蔡公期望蔡伯喈能够去京城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我才想将起来，今年是大比之年，昨日郡中有吏来辟召，你可上京取应，倘得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恰好当时正逢辟召之时。在这其中，蔡公和蔡伯喈产生了忠孝之辩的分歧。

在蔡伯喈看来，忠孝是不能两全的，所以要有取舍，再三衡量，他打算先孝后忠。孝与忠是矛盾的，孝是一种被动的、现实的、直接的选择，他没有选择赡养或不赡养的权利，他是父母的亲生儿子，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他都有赡养父母的职责，而且父母如今已经年迈，“娘年老，八十余，眼儿昏又聋着两耳。又没个七男八婿，只有一个孩儿”，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儿，他是父母唯一的依靠，因此他不得不待在他们身边，随时送他们最后一程；忠是主动的、长久的选择，辟召考试隔几年举行一次，他将父母安顿好，再去行“忠”之道未尝不可。“(生)爹妈高年在堂，无人侍奉，孩儿岂敢远离。实难从命”，蔡伯喈尚处壮年，他有许多时间去为了“忠”而奋斗，但是，父母时日不多，照顾他们刻不容缓。

在蔡公看来，忠孝并不矛盾，孝可以通过忠来表现。他们二老时日无多，如果能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儿子高中状元，报效祖国，光宗耀祖，这便是对他们二老最好的孝。且高中之后，有了官职，蔡伯喈能更好地照顾二老，而非过当下的清贫日子。另外，在蔡公看来，真正的男子汉(儒生)，不能恋家，要有远大的志向。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方”也是一种孝的方式。(蔡伯喈认为父亲这是跟时间博弈，无法赞同，且按下不表。)

其次是地方推荐，也就是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即“一定级别的官吏，根据自己的考察，将士人或下级官吏推荐给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授予一定官职或予以提升的一种制度。” [2] 郡中赏识蔡伯喈，频频推举蔡伯喈，“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我名字保申上司去了；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召，自家力以亲老为辞。”正因为地方多次推荐，从而看出蔡伯喈不但坚守心中的“孝”义，且饱读诗书，富有才华，这为后文他高举状元埋下了伏笔。

最后是张太公和妻子相劝。邻人张太公也提议蔡伯喈出去闯荡一番，且告诉蔡伯喈，“自古道干钱买邻，八百买舍。老汉既忝在邻居，你但放心前去，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老汉自当应承”，他会帮忙照顾二老，话说至此，蔡伯喈的心放下一分。另加之刚娶一贤妻也能照顾二老，蔡伯喈才得以背着盘缠上路赶考。当然，张太公是个守信的人，在蔡公一家多次遇难时，张太公及时出现，救他们于火海之中，最后安葬蔡公蔡婆的钱也出自他手，他将“忠义”一词贯彻到底。

综上，虽说蔡伯喈进京赶考是在父权下的人生道路选择，但是，从始至终，蔡伯喈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作为子，他必须听父亲的话，这也是孝的表现，所以，能够得以高举状元，也是多亏父亲的劝诫。同时，蔡伯喈饱读诗书，但是心中当官的想法不大，或者说，他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父亲就为他指明了一个方向，他只能向着那个方向前进，如蔡伯喈拒绝蔡公时所说：“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再如南浦送别时蔡伯喈对妻子所言：“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可见，考取功名，并非他的本意，这也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悲剧。

3. 强权下跳动的傀儡

蔡伯喈如蔡公所愿，考取了状元，但是中了状元，担任官职，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活在体制内，并非光鲜亮丽，自由自在。“因为当儒生脱下儒衫上官服以后，就开始了‘吏化’的进程，他们就不能再以阐发‘经义’为己任，而必须按照岗位要求行使其权力，同时负担其相应的责任。” [3] 当蔡伯喈离家出走后，已经开始从阐发践行“经”义向被迫崇尚“吏”化转变，他被迫崇尚“吏化”主要有失语症、消极被动、戴着枷锁跳舞这三种表现方式。

(一) 失语症

正如考官所说，蔡伯喈“才学高迈，文字老成”，面对灵活多变的考试形式，蔡伯喈能沉得住气，自由应对，文思敏捷。在与好友落得嬉等人交谈时，他也是侃侃而谈，毫不拘束。但是，当成为丞相府的入赘女婿时，他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元杂剧作家在真实地揭示书生穷愁潦倒和为世俗鄙薄时，又为他们编制了爱情与仕宦统一的轻飘飘的美梦，聊以寄托不平、感伤、失望等等极其复杂的心理。” [4] 因此，哪怕蔡伯喈功成名就，他身上仍然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方面，蔡伯喈认识到等级制度森严，即使他考上了状元，他不得不面临丞相、皇帝等强权层层压迫，而且他命如草芥，根本没有与上层对抗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与蔡伯喈儒生的本性有关，中国的儒生，向来如此，饱读诗书，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加之从小深受儒学的影响，他不知道还有反抗这一条道路，儒家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尽职尽责地遵守着这些规章制度，不敢反抗且不能反抗。

(二) 消极被动

蔡伯喈消极被动主要体现在不主动联系家人，放弃之前一直坚持的尽孝之道。若说蔡伯喈完全没有权力通知他的家人，是不可能的。机会、日子都是在他纠结悔恨中度过的，如果他能早点认清现实，在考中状元后，将自己的情形及时告知父母妻子，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另外，即使在丞相府中，他虽在丞相面前抬不起头来，但在其他人眼中，他的权力地位并不低，他完全有能力派人出去办事，但是，他一味地沉浸的悲痛中，无所作为，这是完全的消极。

(三) 戴着枷锁跳舞

当然，蔡伯喈也有向强权反抗的一面，但是他的反抗是无力的且无用，他的挣扎就如同戴着枷锁跳舞。在媒婆登门的时候，他也如实相告，他有结发妻子，家中有年迈老人需要照料，媒婆为了自己当下的利益，忽视了他的孝道，只是一味地怂恿他嫁给丞相之女；在皇帝赐婚初期，他找皇上评理，皇上的回复是：“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钦于是命，裕汝乃心。谢恩。”在后期，他与牛小姐成婚后，终于在一个偶然之间，真相被牛小姐得知，牛小姐通情达理，将他的情形与苦衷告知父亲，经过一番波折，蔡伯喈才得以机会与家人联系。牛小组作为丞相府的女儿，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他若早点向牛小姐说明真相，就不会有悲剧的发生，可见，虽然他与牛小姐结为夫妇，但是在权力的压制下，他无法将他的真心抛露给牛小姐，在牛府，他是处于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生存状态。

综上，蔡伯喈饱读诗书，精通“经”义，遵循“孝”义，但是认不清家人字迹，被骗子所骗，一个十年寒窗苦读的状元，被困在偌大的丞相府，不知变通，在权力的桎梏中迷失了方向。讽刺的是，丞相看重的就是这样一个饱读诗书却无处施展才能的政治傀儡。

4. 失意者的战利品

蔡伯喈在牛府的生存状态虚幻且不真实，总有一个契机会打碎他的黄粱美梦，伴随着妻子回归，故事推向高潮，高则诚为结局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蔡伯喈实现了忠孝两全，两位妻子都留在他的身边。

(一) 妻子回归

在整部剧中，最惨的人是赵五娘，蔡伯喈与她结婚两个月便离开家，前往京城赶考，徒留赵五娘一人在家照顾年迈的公婆，不料蔡伯喈一去不复返，音信杳无，加上当地遇上大饥荒，赵五娘只能将手头所有的饰品典当了。并且，她将米粥留在公婆吃，自己吃糟糠，还被公婆怀疑，认为她私藏食物。最后，婆婆、公公相继去世，她将他们的尸体安顿好之后，复上京，最后在牛小姐的帮助下，终于夫妻团聚。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所处的是男性主导的时代，整个历史都是男性对女性的道德束缚。从女性的角度看，文中有两处不合理之处：其一，丈夫离家，妻子照顾二老，这是理所应当的，饥荒年间，妻子吃糟糠，为公婆留粥饭，这是罕有的。公公临死之际，劝诫赵五娘改嫁，不要等待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赵五娘却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公公严命，非奴敢违。若是教我嫁人呵，那些个不更二夫，却不误奴一世？公公，我一马一鞍，誓无他志”，而且这一辈子，就认定蔡伯喈一个人，可见赵五娘深受烈女、贞女的等观念的影响；其二，赵五娘与蔡伯喈重聚，赵五娘对蔡伯喈没有一点怨言，而且重归于好，甚至愿意成为妾，赵五娘无限的包容和不计前嫌，只能说明她是一个被神化的女子。因此，相对于蔡伯喈这一形象，赵五娘的形象较为扁平单一，也失去了其魅力。

(二) 忠孝两全

正如蔡公所预言的那样，蔡伯喈先忠才有孝，他考取状元，一举成名，只是九泉之下的父母不知道而已。最后，他征得丞相的同意，偕同二妻，一起前往老家，去守丧期。《琵琶记》中，在忠和孝之间，大家倾向选择前者，前者代表着注重天下，关怀苍生，是一种为集体、为他人的意识，这也正是当朝所倡导的，而后者代表的是事父母、重小家，为自己、为私立的一种意识，因此不为统治者所喜爱。无论是在蔡伯喈说服媒婆、皇帝、丞相时，包括张太公前后的表现，他们都表现出对孝义的不在意，就连蔡伯喈自己的父亲都已忠为先。

所谓孝义地实现，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孝”，蔡伯喈父母在世时，未能好好赡养，待离开人世许久，才从千里迢迢赶至父母坟前，并守三年丧期，然后离开，这样做只是乞求心理上满足而已。

(三) 收获权力

《琵琶记》与《赵贞女蔡二郎》最大的不同之一，是《琵琶记》以蔡伯喈与两位妻子和平相处作为结尾，是个美满的结尾，妻妾二人和平相处，蔡伯喈丞相女婿的身份得以保全，与丞相的关系走向缓和。另外，在他回老家守丧期后，皇帝降旨：“朕惟风俗为教化之基。孝弟为风俗之本。去圣逾远，淳风日漓。彝伦攸敦，朕甚悯焉”，赞扬蔡伯喈的品性，并且给他的父母和两位夫人都给了封号。蔡伯喈深得皇上赏识，孝、忠的收获之后，是无限的权力，可见，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综上，《琵琶记》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5] 作为扎根于民间的南戏，《琵琶记》这种“大团圆”的结尾方式，反映了生活困苦的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郁郁不得志儒生的精神慰藉。

5. 结语

蔡伯喈是一个复杂的儒生形象，一方面，他有自己坚守的地方，在忠孝两难全的境遇下选择了孝，面对地方官的推荐也选择了拒绝，另一方面，他又有文人独有的软弱性，屈身于强权之下，成为政治傀儡。他的一生好像是被命运安排的一生，自己从未主动去争取过什么，没有反抗，没有追求，他平平淡淡的一生就在被安排中度过，被父亲劝说考取功名，被皇帝丞相压迫娶牛小姐，通过牛小姐帮助认妻，在孝的悔恨下回乡服丧。蔡伯喈的一生，看起来很风光，细究则无味，这也是元代儒生的一生，被人家，被强权，被国家推着前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泥潭中只能激起一点水花，这就是儒生的悲哀。

文章引用

焦佳瑶. 浅析《琵琶记》中蔡伯喈的生存状态
A Brief Analysis of Cai Bojie’s Living State in “The Lute”[J]. 国学, 2023, 11(01): 64-6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101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