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comes, appeared as belief confusion, lack of integrity, corruption, money worship and other social moral dilemm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urb the phenomenon of moral crisis, out of the moral dilemma, the highbrow moralizing, become people easy to accept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 the moral belief, need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deepen the education of core value; insist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perfecting economic system; strengthe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perfect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words:Moral Dilemma, Moral Crisis, Countermeasures

拨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迷雾：本性、困境及其对策思考

朱经纬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4月7日；录用日期：2017年4月20日；发布日期：2017年4月30日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来临，社会上出现了诸如信仰混乱、诚信缺失、贪污腐败、拜金主义等道德困境。为了有效遏制道德危机现象，走出道德困境，将曲高和寡的道德说教变成人们易于接受并自觉实践的道德信念，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核心价值观教育；坚持分配正义，完善经济体制；加强政府监管，完善法规制度。

关键词 :道德困境，道德危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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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享受高品质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各个领域的悖德事件接踵而至。从“食品安全问题”不断被媒体揭露，到一个个群体道德冷漠事件的曝光，这些信手拈来的悖德事例都显示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

2.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下的道德困境现状分析

2.1. 信仰混乱，主流不彰

目前在一些地方，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出现了一些是非不明、荣辱颠倒的现象。比如，热爱祖国被视为“假做作”，服务群众被视为“爱逞能”；文化中流行着那种消解主流、娱乐至上、玩世不恭的轻佻作风；那种讥讽主流价值、颠覆传统道德、戏谑民族英雄的论调常能博得掌声；许多承载着正能量道德教育的传统教材被改编得面目全非，《沙家浜》中智勇双全的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种种粗痞化的改编与戏说严重混淆了青少年的荣辱观，冲击了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共产主义信仰因其庄严宏伟的叙事主题和深刻严肃的思想内容曾倍受革命时期人们的推崇，通过激起人们内心的坚守与虔敬而实现灵魂上的净化与升华，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革命年代，共产主义信仰曾一度以粗犷遒劲、不可亵渎的神圣感召着锐意进取的理想青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主流信仰被日益兴起的怀疑主义思想所冲淡，各种谐虐猥亵的信仰乱象拆解着社会中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人们不再崇拜英雄，也不再赞美高尚，而是以一种消极颓丧、玩世不恭、醉生梦死的姿态来对待生存问题，将美、智慧与猥亵融合于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中，从而演变成为对于现实生活中一切价值的彻底颠覆。

2.2. 诚信缺失，底线失守

诚信缺失已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症，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遭受侵蚀，人与人之间可信度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诚信危机。三聚氰胺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奶制品行业，中国缺乏长寿企业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诚信。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除了母亲是真的外，其它东西都有假的”，诚信危机已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公共交往。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现象呈多发态势，一切高尚的情操和道德的原则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里，利他主义和敬畏之心都被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是否生活得安逸的清醒盘算里。“底线伦理”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学界讨论的焦点。按照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提法：“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 [1] 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混同，将道德原则与法律规范混淆，这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盲点。正是由于这一混淆和误区，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成为道德的“马其诺防线”。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道德沦丧的年代，人们就会不仅仅以不违反法律条例作为道德标杆，甚至可能认为即使违反法律条例，但只要不被揭发、定罪，就是道德的或者至少不是不道德的。久而久之，其结果必然是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道德底线也随之越来越低，而且人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去钻法律的空子，以至于道德规范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只剩下法律就够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人有道德完善和道德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3. 官商勾结，腐败严重

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这说明，大量的腐败案件，尤其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是最典型的特征。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会产生一批经济上的富有者，这批社会力量也必然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话语权，以代表与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当社会结构尚不开放或缺乏合法正当的政治参与途径时，他们就会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去用金钱拉拢、腐蚀、收买、勾结国家公职人员。与此同时，掌握国家公权的一些官员惯于把那些与自己熟悉并能从其手中获得相应好处的人作人情处理，对权贵阶层则表现出温良谦恭的脸孔；而把那些不明白潜规则的人作例行公事处理，对社会与民众疾苦冷暖淡漠冷峻；久而久之，一些潜规则堂而皇之地变为显规则，人民的公仆就变成了亦步亦趋地跟在社会需求后面提供各种“服务”的谦恭仆从。这些腐败现象固然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下的体制不完善所导致的，它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社会无序、人心涣散、道德堕落，逐渐繁衍蔓延出一股腐化败坏之风，这股腐败奢靡之风侵蚀了党和国家的肌体，扭曲了市场经济运作机制，阻碍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4. 利欲熏心，金钱至上

拜金主义是人的物化现象的集中表现，当物化现象成为人们活动的普遍性样态时，人们的情感、良心、理性与市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变得更加尖锐。物质主义带给现代人的不是满足而是匮乏，是生命意义自身的匮乏，是心灵深处被奴役着的孤独、失落与绝望；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情感领域中的诸多美好如道德、良心、亲情、尊严、信仰和自由等，都可以成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对象。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描述了的那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2] 在金钱数字和价值符号所编码组成的社会关系里，金钱病毒般地入侵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沦丧为金钱的奴隶，在被金钱所钳制的“等价性”交换关系中痛苦呻吟着、挣扎着，一方面竭力挣脱这种畸形的物化关系大网，另一方面却又在或主动或被动地维护着这种关系，最终因无法摆脱“计算性思维”而再度陷入羁绊，这种羁绊将人们推向到一个消费被控制、欲望被制造、满足与匮乏交替循环的符号化风险时代。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格“失范”而带来的种种价值冲突与道德困惑，使得相当一批人处于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病态状态。一方面，道德良知已被世俗主义无情地践踏，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道德危机”已作为客观世界的“常态”；另一方面，道德良知的黯淡加快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在道德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人性退隐、道德不彰这种恐慌是一种严重的灵魂疾病，这种疾病具有极大的扩散性、腐蚀性，使得善良、诚信、奉献、同情等一切美好的人性光辉终会被贪婪这个魔鬼所吞噬，社会将变得缺乏人性。

3. 当前我国道德危机现象的根源透视

3.1. 经济多元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致使主流信仰不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市场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价值多元化是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多元的价值一方面扩展了国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无需背负很大的思想压力；一方面也在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多元价值观在其本质属性上是诉求反本质主义和反主流主义的，无中心、无本质、无差别、无内核成为了多元价值观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必然消解一元价值观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社会主流价值观出现了断裂、分化、分层、离散化和碎片化，从而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主导整合力量。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的选择增多，受到的思想文化由单一走向丰富，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思想文化荼毒着人们的主流信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些人群中受到热捧，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与树立，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成了新的威胁。

3.2.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导致拜金主义甚嚣尘上

在现代社会，资本日益弥漫、渗透到日常生活与微观存在之中，资本成为真正宰制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权力”，它缓慢地侵蚀着伦理道德的核心，咀嚼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渴求，社会上的道德、良知、亲情、荣誉、高尚随着资本的滚滚洪流飘零四散，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美与丑、善与恶等标准以资本逻辑为内在驱动力进行重新排列与组合，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资本成为真正的“物神”。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3] 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原则的价值观丧失了对崇高道德信仰追求，奢靡与享乐之风成为滋生社会腐败隐患的危险策源地。

3.3. 精英式、理想式的道德教化乏力，没有形成社会认同

传统的道德哲学教化过于精英化和理想主义，是以无视普通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传统道德哲学的“高贵”是以漠视与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的。因此，传统的道德哲学教化很难深入人心。传统道德哲学寻求一个自足的、自我旋转的、永恒的真理与价值王国，认为只有顺应于“天道”，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完满境界；与之相对，普通人的生活属于有生有灭的、忙忙碌碌、依赖于外物的“世俗领域”，在价值等级上必然是“卑微”和“低下”的。传统道德哲学把真理和价值的王国置于超感性的彼岸世界，感性的世俗生活被当成低贱的代名词，当传统道德哲学的“高贵”被确定的同时，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实际上就被废黜到了一个低级实在的世界。传统道德哲学注目于纯而又纯、高了还要更高的水晶宫般透明的理念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则被视为从这一理念世界的堕落和异化。按照这种观念，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放弃和否定其自身而向神圣王国趋近，或者甘愿坠入低俗庸常的“沉沦生活”而万劫不复；前者意味着“升华”，代价是自我否定，后者意味着“堕落”，代价是自我放逐。不管作何种选择，都表明普通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也就不值得和不需要给以足够的关注和尊重。

4. 应对社会转型期道德危机的若干思考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意见》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4]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要建立起能够维护并提高社会道德风尚的长效机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把道德建设的主战场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控制领域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思维来寻求道德建设的新举措和新方法。

4.1.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因此，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探索，认真总结经验，使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方法途径更加贴近于人民群众，使之更加丰富多彩、生动多样。要充分发挥教育系统的有力优势，建立起学校与家庭、社区与大众经常沟通的渠道，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进一步调动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各类社会组织力量，努力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有效机制，教育人们学会知识技能、学会道德规范、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把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道德修养统一起来，把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统一起来，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信仰、信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实现人们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文明风尚。

4.2. 坚持分配正义和完善经济体制

与人们拥有的民主、自由、幸福等价值观念一样，“分配正义”这一价值观念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能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力量。按照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的提法：“分配正义是指社会通过正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以帮助那些迫切需要社会正义来帮助的人。” [5] 这种“分配正义”观念既涉及个人的分配正义德性，又涉及社会制度的分配正义德性。一方面，只有基于个人的良好道德修养形成的个人分配正义德性才有利于实现分配正义，分配正义德性不仅能够引导人们合理地看待分配现实中的不公正现象和洞察分配正义的现实性，而且在其价值目标上，分配正义德性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相互贯通和相互包容；另一方面，只有基于经济体制的合理设计和安排才能充分反映受其支配的所有社会成员对分配正义的普遍期待和需要，并保证他们能够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利、发展机会、尊严、幸福、物质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正义”观念是支配和引导人们分配活动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引导着市场经济社会朝着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公平和越来越公道的方向发展。

4.3. 在加强政府监管的进程中不断完善法规制度

政府监管要刚柔并济，在不断调适的基础上改进行政监管部门对道德危机现象的制约与监督。在“统得过死”与“行政缺乏统一部署”这两害不可能同时根除的情况下，必须权衡利弊，在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同样值得追求的极端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6] 。实践中，既要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政府创新的空间。在国家公职人员责任意识消沉方面，国家首先有必要将现行的党纪、规章上升为法律，制定出系统的公职人员道德规范(如《公务员伦理法》《反腐败法》)，使公职人员道德法制化，道德监督规范化。其次，利用大众传媒褒奖高尚的从政道德或曝光丑恶的权力滥用，形成有较大影响的社会舆论，从而迫使公职人员弘扬正气、抵制腐败。

文章引用

朱经纬. 拨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迷雾：本性、困境及其对策思考
Research on the Moral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rrent Period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4): 430-435.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4059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