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萌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0日

摘要

社工站建设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布局，对基层问题的解决与民生福祉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社工站通过占据资源社会网络的结构洞中的桥梁位置，发挥着自己的链接作用，在基层治理与基层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理解基层社工站资源链接的过程，有利于帮助推动和培育更多基层社会问题解决的可实现路径。

关键词

社工站，结构洞，资源链接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of Resource Linking in Social Work St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Holes

—Taking J Street Social Work Station in Tianjin as an Example

Shumeng Zh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Dec. 15^th, 2023; accepted: Feb. 12^th, 2024; published: Feb. 20^th, 202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stations, as an important layout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olution of grassroots problem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well-being. By occupying the bridge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al hole of the resource social network, the social work station plays its linking rol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problem solving.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linkage in grassroots social work stations is conducive to helping promote and cultivate more achievable paths for grassroots social problem solving.

Keywords:Social Work Station, Structural Hole, Resource Linkag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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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基层治理一直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国家大政方针落实，关系城乡基层稳定和谐的重要领域，做好基层的治理工作是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突出了社区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1]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提高，如何转变基层治理的思路，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相匹配，与国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基层治理新方法，既是学术讨论的重点理论议题，也是基层社区发展所面对的现实挑战。

几年来，为了推进基层治理工作，国家大力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以及发展社工行业，建设社工站的方案已经被频频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为未来中国基层治理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社工站的发展已经从港澳地区，由南向北逐渐打开新局面，如，在浙江、上海等地新的基层治理的实践试验也在蓬勃开展 [2]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代表城市，也在积极探索着社工站的建设，截止2022年，天津市通过试点运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运行经验，在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热点堵点问题方面，采用社工方法，帮助基层治理更具温度更有智慧 [3] 。

社工站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多方主体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提供了平台。同时“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又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4] ，因此本文将核心关注街道社工站的实践经验。目前，天津已经建立了65家街道(乡镇)社工站，覆盖全市448个社区(村)，累计为6.197万人次提供服务。这些服务范围涵盖了助老扶幼、扶贫助残、社工服务、志愿服务、社区公益等多个领域 [5] 。基层社区的治理和发展需要凝聚人气，社区活动应该吸引人参与，社区居民应该感到对社区有归属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事务。这不仅是基层治理希望实现的理想景象，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共同追求。基层政府、资源提供方和社区居民等各个主体方都可以从基层治理服务提供中实现自身利益。例如，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举办活动和吸引人气是衡量其政绩的重要标志。对于其他资源提供者来说，参与活动本身就是对自身服务和商品的一种宣传。因此，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民经济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美好社区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涉及到更多的专业领域和资源链接，如育儿教育、法律科普、健康宣传等。而各主体之间缺少畅通联系的渠道，如基层政府和社区没有足够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社区活动的举办，志愿队伍的建立等项目中，同时也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资金资源、人际关系网络资源来支撑活动的建设且受到限制较多。居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哪些资源是合法合规的，哪些资源是最优的，如何链接这些资源，以及如何使居民成为自治的可持续主体，这些问题都使得常态化社区活动的形成成为一项难题。

本次笔者选择的调研地点是X机构，共承接7个社工站站点，提供多个领域的服务，是天津市社工站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在2022年核心工作目的是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经过调研期间的深入调查了解，笔者发现，不论是给社区搭建活动平台，还是为五社联动试点培育社区志愿力量，其中牵涉到的主体和领域都很多，纵向上来说有关主体上到街道政府、社区，下至社区居民，物业等，横向上来说其牵涉领域可能包括法律资源、医护资源、文体资源、资金资源等等。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其主体之间大多是呈现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而领域又总是跨度很广，因此各有关主体彼此之间缺少畅通的联系渠道，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典型的结构洞模型，谁来整合，如何整合，权责如何界定都成为其中的关键所在。

中介研究往往通过研究社会交往中的中介或中介作用来理解社会交往，是社会网络理论学派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经历了从对社会关系向社会位置的视角转变。早期White研究经济市场时指出“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应”，关注到了社会关系对经济市场秩序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6]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Granovetter通过研究找工作的市场，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认为“强关系”所带来的资源同质性强，相反“弱关系”所形成的异质性强的信息交换在找工作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发挥影响 [7] 。White和Granovetter都关注到了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行为中的重要性。

在Granovetter之后，学者林南通过对中国求职市场的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不仅仅与关系网络的密度和强度有关，而且还与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他认为，社会网络具有位置上的层级性，而个人所处的位置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8] 。

在这一基础上，Burt提出了“结构洞”理论，旨在研究社会网络中位置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网络中未连接的空缺，这些空缺分布在网络中拥有互补信息来源的两个个体之间。在网络内部，联系紧密的群体内部资源和信息流动密集，外部联系则相对封闭。然而，当中间人占据多个闭合网络中间的结构洞的位置(如图1中节点A)时，他就掌握了信息的流动，越是不重叠的社会网络，结构洞位置就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其所能提供的网络效益大于处于内部相互联系的网络中(见图1中节点B)。节点A和B的连接数量相同，但由于A位于结构洞的位置，它能够连接到三个闭合网络之间的资源，从而赋予了A不可替代性，让A能够组织和链接到更多的资源。同时，结构洞也为洞两边的联系人带来了累加的效益 [9] [10] [11] 。总之，在Burt看来，网络中的连接节点，也就是结构洞对于社会网络的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图1. 结构洞模型

Burt最初提出结构洞理论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他将社会关系网络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用于研究网络在资源的获取和竞争力的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后来，也多被其他金融、管理领域的学者用来研究企业的管理与效率提升。本文主要利用结构洞理论来考察在基层治理中，社会网络如何促使资源的良性流动？社工站是如何通过结构洞位置来发挥其网络效益，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商共益的局面？研究试图进一步探索基层治理的可实现道路。

2. 基层社区治理中的结构洞

社工站所发挥的最核心角色就是资源的链接者，通过这一重身份其角色作用的发挥，社区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给居民，同时联系起街道、居民、社区、物业、社会慈善力量等多方。

笔者所在的X街道社工站，2022年的重点建设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乐活人生”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守护春芽”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以及“爱毗邻”“爱链接”小巷管家项目。在第一类“易老爱小”友好型社区建设，在此过程中，社工站主要负责的工作是筹办活动的开展，举办诸如“咖啡拉花”“青团制作”“小小花灯”等多彩的活动项目以及“幼小衔接科学课堂”“老年财产继承讲座”等知识分讲座别给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必要的社区文娱活动，以及相关知识的科普。

在这类活动的流程中，首先社工站会对接资源，如：联系可以提供法律知识科普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提供育儿知识的幼儿园讲师；可以提供专业建议的医护团队等，与有相关需求的社区对接，协定活动场地，制定活动方案，在相关的群组内宣传有关活动以让更多居民可以收到有关信息。

第二类小巷管家类项目，属于国家五社联动的新试点项目，其核心是培育社区可持续志愿服务力量，让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志愿队自主发现社区问题，自主解决社区文献，形成可持续的社区自治力量。

在这一类活动中，社工站除了需要对接和提供必要的资源，还需要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联系和协调各个主体间关系。

在者两类活动中，不同的主体因为所处领域跨度大，彼此基本处于隔绝陌生的状态，且每个群体背后的社会网络在认知水平、个人价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网络中的断裂点，也就是结构洞。

2.1. 资源信息洞

在基层治理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社区居民都可能会有着不同的需求，出现不同的问题。因此，在社工站在开展活动时，需要对不同年龄段的特殊群体以及他们不同的需求做有针对性的活动设计。就X街社工站来讲，针对春畅里小区的居民缺少文娱活动空间，需要链接宽敞且距离是适中的活动中心的空地用作共用开放空间；针对海逸长洲社区有较多的国际中学青少年，需要链接具有出国留学经验的团体为其做交流沟通；针对富力第一第二社区有较多的独居老年人群体，需要链接有关智能手机使用、电信防诈骗、以及老年人遗产继承的相关知识讲座。

社区中的居民具有怎样的特点，社区中数量最多最需要提供服务的群体是谁，不同时间中，不同小区里居民们又有着怎样的诉求与问题。在发现问题与诉求后，涉及医疗、法律、文娱、教育、金融等诸多领域的专业服务由谁来提供。对于每天仍有很多行政性日常事务需要处理的基层政府来讲，很难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处理好所有的必要性事务后还能同时关注到居民很多非刚性的需求，去谈判足够多和有保障的资源。

“社区中人就那么多，而且日常行政事务又很多……”(社工站总管，2023年4月)

同时居民作为社区中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合适的可以担责的身份来完成。

“之前不就有一个姨打电话给负责人说了两个小时么，她帮咱们(社工站)在群里宣传有关活动，然后被物业给踢出群了，然后物业话里话外还阴阳怪气的。姨委屈受大了，明明时帮着社区搞活动，被说成是打广告牟利，还给人踢出群去了。”(驻站社工B，2023年5月)

“一方面，咱个人能做到的也有限，咱也不是那特别有钱的，就一普通小老百姓，公家的事务咱也管不过来。还有，这些事就不是居民个人能管的，也不是个人该管的，说句不好听的，要是管出了问题谁负责，对吧？。”(普通居民，2023年4月)

总之，居民及基层政府很难对整体的情况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并有能力根据不同情况获取和筛选资源，这就决定了在基层治理中，相关的主体与资源提供方存在着信息洞。

2.2. 文化认知洞

在基层治理中，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居民对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或者是自上而下的基层治理者对社区活动的举办等，都有着因为自身的文化认识背景不同带来了理解方面的偏差。一方面，可以看到居民本身对于基层治理架构相关权限职能并不能做清楚的区分，比如说物业和社区和街道政府，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等这些主体的职责和权力划分是什么。这也就使得在遇到有关问题上，居民没有办法找到明确的主体来解决相应问题。

“这边社区和居民关系很差，所以这边社区主任她在办活动中会尤其谨慎……因为当时卖房时说这片地会规划给南开区，然后最后划到西青区了，居民就去找过政府好几次，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然后这边居民连带着就对社区意见挺大的。社区主任基本上都是月抛，老是换人，很难干住。”(“乐活人生”讲座后，社工站总管，2023年5月)

“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话……社区管理街道，街道管理物业。社工办是街道的一个下属，在居民区里的一个社区的办公室。”(社区带头人，2023年6月)

另一方面，就X街道而言，社工站的负责人向笔者表示，由于很多街道领导可能并非相关社会工作、社区类专业，他们不太理解社工站目前在办的活动以及这些工作的性质，以及社工站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需要的帮助，甚至认为这样工作并非他们的本职工作，因此轻视其重要性。此外，无论是提供基层服务还是培育基层志愿力量，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工作积累才能实现变革和改善。因此，一些领导对于有关举办基层服务的活动，基层志愿队伍的培育的工作持保守的怀疑态度。

“你这个街道你不给力，你不帮助这个社工站开道儿，不帮助你去号召更多资源，社工站它作为一个目前地位还不行的一个新兴事物，它怎么样去号召更多东西，这个东西他不应该是社工站应该去做的。”(驻站社工A，2023年6月)

“X街道这边因为老换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肯定希望能做出自己的成绩来，然后可能工作重心就会有变化。但是社区服务是一个慢性的改变，像志愿者培育啥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没办法立刻给出成效，同样更不能说就是来回变这个工作重心，那这样一些领导他不了解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就会觉得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有什么意义吗？就只能是再慢慢沟通”(“乐活人生”讲座后，社工站总管，2023年5月)

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是有关主体方共同的愿景，但是可以看到受到不同文化认知上的影响，多元主体无法形成一个方向上的合力，大量的精力在明确权职，试探中浪费了，因此形成了文化认知上的断点就形成了。

“其实按照从全国这个社会工作这个整个行业领头人这个方面去看呢。他这不就是想要一个五社联动嘛。然后那么天津市这边是天市社工协会，他们是想要一个就是啊，能够做到这个基层自治，他想要就是，这个居委会它能够发挥它这个自治的一个效果啊，居民能够去自主发现问题，自主策划活动，自主提升这个社区，真正做这个社区的一个自治啊，这里头其实也是，挺红挺理想化的一个这么一个想法，但说到底就是居民自治，再说到底其实就是，多元共治。”(驻站社工A，2023年4月)

3. 社工站：基层治理结构洞中的连接桥梁

随着国家对于基层治理能力的要求的提升，对社区作为基本单元的重视度的提升，社工站应运而发展。通常一个区按照街道的不同，会划分7~15个左右的社区归属一个社工站的管辖。政府往往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在社会中选择有最有能力和适合的社会组织承接社工站项目，社工站选址一般位于辖区内某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社区人员共同办公。

首先，街道政府会给每一个站点派遣两位专业的驻站社工监督和配合社会组织一起完成社工站的日常工作。由此，社会机构承接社工站项目一方面在任务的开展过程中有政府背景，并且有街道下派的驻站社工作为同事，可以及时地与基层政府进行沟通与合作，紧跟政策导向；另一方面社工站地办公用地多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部，与社区工作人员共事，有利于及时地了解和收集社区基本设施情况，社区常住人口情况，社区治理问题，以及社区特殊群体近况等等。同时，因为社工站还具有社会组织背景，且其成立的核心的宗旨目标就是基层服务的提供，所以一方面，社工站本身就联系有较多的社会提供方，在拥有政府项目后，其原有的关系可以经由结构洞位置成为确切的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派遣的驻站社工师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来针对特定的社区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寻找审核可以提供服务的有关方，完成资源的链接，能够有效地链接和弥补弥补多元主体信息方面的断裂。

其次，基层治理中各地方因为不同的身份背景、职业背景、文化背景，导致其在交流中存在着某些断裂和空洞的位置，这样的断裂不利于基层治理多方的协调有序合力推进，因而需要一个群体占据结构洞位置，来发挥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将基层政府的旨意和政策方向具体的转化为可以落实的具体的服务内容，另一方按照核心方向和关注点在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同时将实际问题与专业的成果联系起来，通过政府的媒体平台宣传社区治理的成果，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提供服务，同时也有利于促成政府政策理论和基层实践之间的项目转化，保障在不同的场域内可以顺利地进行联系与沟通。

作为结构洞的“搭桥者”，社工站一方面为社区居民切实地解决了很多社区中地现实问题，比如在西营门春畅里链接资源为居民们打造了开放文娱新空间，在华人华侨较多的海逸长洲社区举办了元宵灯会活动，帮助在津华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增加社区融入；在老年人口较多的纪庄子社区定期举办义诊活动，时刻守护社区老年人健康。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还有利于“扩大公民参与是对公民主人翁意识的积极回应，提升是基层政府服务理念” [12] ，同时也可以化解居民对于社区，物业等主体的旧有矛盾，助力基层治理多主体关系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存在着包括“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等问题 [13] ，为社区居民切实解决了什么问题，办了哪些实事是所有政府和其下辖社区都无法避开的硬性衡量指标。社工站举办活动，从基层政府和社区的角度来看，是在减轻了其工作负担的同时，增加了政府、社区的影响力和政府、社区的绩效。观察每一个日常的活动其背后的社会网络可以看到，居民群体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背后都有着各自的人际交往圈子，但是两个圈子的重叠指出，往往都会有社工站驻站社工的身影。社工站的存在为基层力量的凝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通过为各方行便利、促沟通、增益处、链资源，大大拓宽了基层治理网络的参与者，以及拓展了可提供服务的种类及范围。

3.1. 资源链接的桥梁

能通过招投标竞争，并最终承接到社工站项目的机构往往都有足够的实力和可以联系的资源，一些能力足够强硬的机构甚至其本身就是资源的链接点。往往这些机构在进行资源的链接，协商沟通方法上也自有一套方法和技巧，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结构洞位置优势，来促使资源提供方和社区沟通的顺利进行。

“基本上来说呢，基本上是很多单位都要有一个就是社会面儿的一个，就是宣传这么一个需求，所以说社工都是会跟他们联系上的。”(驻站社工A，2023年4月)

“比如说像是那个西青圣宫南街那个蒋妙妙他那个社工站，它就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一个资源链接一个作用。为什么他能够做，就是相对来说做的挺好呢，一方面他那边儿居民啊，他居民基本上来说都挺热情啊，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就是他那个机构。他有非常强的这个资源联动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机构的老板，他本身就是经商的啊，其次呢，他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外向，甚至是说是社交悍匪那样儿就是。再其次呢，他在街道里头一个地位挺好，就是他能仗着他那个街道的一个就是朋友的身份，咔咔敲敲开不同部门儿的门去管他们要别的资源去调动。”(驻站社工A，2023年5月)

此外，这些社会组织往往其内部成员具有专业的从业资格证，特别是社工证，在进行机构的有关介绍和招投标时，持证人员的比例是外界衡量机构水准以及机构自评的重要指标。专业社工在其核心理念“助人自助”其关键的工作方法就是资源的链接，因此驻站社工在资源链接上具有自己的一套技巧和对策。

就国家的最新五社联动试点要求——社区志愿力量的培育，成熟的驻站社工能够通过社区深入到居民中。一般来讲，通过与居民友好关系的建立，和社区参考意见的提供，经过专业的面试筛选出热心于社区事务的居民组成志愿服务队。为了保障志愿队伍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同时帮助社区居民熟悉社区治理的流程，提供给其必要的资源。首先社区志愿服务队需要完成日常队社区的巡逻，包括社区问题的发现，社区秩序的维护以及定期队社区特殊人群的入户，这一过程在初期会有社工站的监督以及入户等物资的提供，志愿居民需要向社工站报备日常工作的完成情况。在此基础上，社工站会组织协商议事会，由志愿服务队的居民作为协商主体共同商议、探讨发现的社区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等，社工站负责推动讨论的顺利进行，并在需要的地方帮助居民协调社区和物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完成解决方案。

在协商过程中，居民可以确切的对基层治理的各个主体所负责的领域，管辖的内容有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同时通过社工站的双重背景以及结构洞的位置，使得多方之间可以建立一种信任机制，来保障资源在其中的顺利流动。

3.2. 基层网络关系的枢纽

社工站的驻站社工往往会直接参与到从策划，沟通到举办，投稿，报备等基层活动开展的全流程，因此与居民、社区、资源提供方等都有着直接和多次的接触。经受过专业训练的驻站社工，在处理社区问题、处理社区人际关系、进行入户以及访谈各个领域都颇富技巧，可以更好易地获得居民地信任，与居民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沟通关系。

对于居民来说，在遇到问题时，社工站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与多方主体沟通交流的纽带。受访者告诉笔者，绝大多数时，比起社区居民更加信任和亲近社工站的驻站社工，在遇到沟通问题，或者寻求进一步资源时往往会先和驻站社工进行沟通，由驻站社工向包括资源链接主体、社区等多方进行再沟通。经过这一过程，不仅限制了资源提供方的谋私利举动，同时再促进社区与居民的良好沟通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这个社区跟社区居民之间有矛盾的这个事儿，如果要化解的话，社工站可以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就比方说社工站组织一个社区慰问的活动。然后呢，社区的人就可以跟着施工站一起去入户儿进行慰问，然后跟居民聊聊天儿什么的，也算是能缓和一下双方的这种关系。”(驻站社工B，2023年5月)

“就比如说咱们X街道这边儿吧，现在的情况也还是社区的，居民跟社区的关系就不如居民跟社工站的关系好很多志愿者们。有什么事儿都先来找这个社工站反映，然后社工站帮忙向社区反映，是这个情况。”(驻站社工B，2023年5月)

在资源链接方与社区之间也是，因为社区工作更多是公益性质，牵扯众多居民利益和各方面安全，承担巨大地责任，而资源的提供方往往是某一具体地企业或公司，其核心利益是获益。因此，在链接资源时双方的沟通是能否实现链接以及能否继续发展未来的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

“主任她最后说的话有点直，你们别介意，这里社区和居民关系很差，所以在举办活动的事情上社区都特别谨慎。”(F社区普法活动后，社工站总管，2023年6月)

在一个法律服务中心讲座后，社区主任再三强调，所有的有关内容在讲座后完全与社区无关，所有的商业行为并非社区强迫，其后果完全由社区居民和讲座提供方负责。在活动结束后，驻站社工为来访律师做了解释希望其不要感到冒犯，同时也和律师讲清了在公益事项上的合作原则和底线，双方愉快地达成了未来继续合作地规划，化干戈为玉帛。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社工站通过其多重背景和专业的技巧，为多个主体之间建立了信任机制，同时也利用自身的专业性以及对各个主体的了解，完成了在各个主体之间，对其不同的话语交流风格进行翻译和转达，建立起联系和沟通的纽带，使得多方各自的资源可以在基层治理的网络中自由的流转，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与作用。

4. 研究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然“社区治理仍处于政策试验和探索阶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社区自治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14] ，这给基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按照强弱关系理论，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会努力增加交往的深度，或者努力与更高结构位置上的人建立强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可以看到，在基层治理中，由于参与者众多，且有巨大的包括文化认知背景、从业领域、资源条件、政治等多方因素的差异导致在很多情况下，活动承办的主体与资源链接方往往缺少形成强关系的社会条件，从而更多只能以弱关系来链接。也正是这种弱关系，以及基层工作的特殊政治性因素带来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多方联系少、不信任、沟通难的交往方式，形成了基层治理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

但是社工站通过占据这一结构洞位置，发挥沟通链接的搭桥作用，充分说明了在社会网络中，除去强弱关系，网络中位置因素也会对资源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本文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分析了社工站是如何通过占据结构洞这一特殊位置，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搭桥者”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为基层治理服务链接更多资源这一物质方面，更体现在促进多元主体的沟通交流，促进多方相互理解，沟通合力建设社区这一软实力方面。事实上，社工站更像是促进基层治理中的纽带，帮助实现社区内资源流动和联系的畅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5] 。社工站作为写入国家未来发展计划的组织形式，同时，也“作为建设新型社区治理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顺应组织成长与有效发展的客观要求，承担着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兜底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等多重职责” [16] ，已经成为了社区发展和基层自治水平提高的重要一环，在提供社会服务领域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目前，社工站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正在不断创新和拓展，包括社区养老、精神卫生、儿童保护、残疾人服务等方面。同时，社工站还在不断加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社工站作用发挥的考察，还可以对基层社会问题解决的可实现道路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文章引用

张书萌. 结构洞视角下社工站资源链接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天津市J街道社工站为例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of Resource Linking in Social Work St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Holes—Taking J Street Social Work Station in Tianjin as an Example[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02): 731-73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0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