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0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0年10月7日；发布日期：2020年10月14日

摘要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是英国作家兼历史学家，同时他对翻译也有浓厚的兴趣。1791年他写作了《论翻译的原则》其中讨论了翻译“三原则”。泰特勒的文章迅速获得了不凡的名声。他的翻译原则至今仍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国内对泰特勒翻译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为规范、作为比较和澄清误读。想要更好地使用泰特勒的三原则，那么先研究清楚这些原则的本质和含义必不可少。因此，更多的精力应该被用以研究泰特勒原则的产生，而并非使用。从广义上看，译者思想的演变也属于译者的实践活动。因此，学者安东尼·科丁利提出的“翻译生成研究”新领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线索。本文通过对于泰特勒“三原则”的发生学分析发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提出，与他的翻译实践、修养和社会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翻译思想发生学

A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f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Chunyi Song, Shengbing Gao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2^nd, 2020; accepted: Oct. 7^th, 2020; published: Oct. 14^th, 2020

ABSTRACT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is a British writer and historian, who shows keen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In 1791, he wrote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nd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were discussed in it. Tytler’s Essay attained a rapid and extraordinary celebrity at his time. His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remain heated topics among scholars even nowadays. Domestic research on Tytler’s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as regulations, as comparison and as clarification. If scholars intend to use Tytler’s principles, they had better delve into the essence and the accurate meaning of these precepts first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more efforts ought to be exerted on the generation rather than the use of Tytler’s principles. From a broad view,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s of the translator also belongs to the practices of the translator. Therefore,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a new field termed by Anthony Cordingley can offer this essay a clue. By analyzing Tytler’s principles from genetic view, this essay finds that Tytler’s practical experience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his principles fundamentally.

Keywords:Alexander Fraser Tytler,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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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是一位苏格兰律师、法官、作家兼历史学家，曾在爱丁堡大学担任教授。1790年他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1) 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 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¹

该书一出迅速地获得了非凡声誉，而翻译“三原则”也广为流传。很快该书就成为了英国批评界的著作。²这使得泰特勒几乎达到了文学声誉的最高点。然而，泰特勒最为人所知的并非他思想的独特性，而是他翻译思想中通俗易懂，博百家之长的特性。

国内对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把“三原则”作为参考标准来评判特定翻译文本的得失优劣，如评判《葛底斯堡讲话》《德伯家的苔丝》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名篇的翻译。第二个方面，是将泰特勒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相对比。此类研究有赵巍和石春让(2005)追溯两种理论在各自文化体系内的渊源并比较异同 [1]。邓雪玲(2008)分析了两种理论存在相似之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2]。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泰特勒“三原则”中第三条原则的翻译探讨。郭建中(2013)试图澄清第三条原则中“原作”与“原创作品”的区别，纠正误解和误译，此类研究在澄清误读中结合了对泰特勒“三原则”背景的研究 [3]。三个研究方向各有差异，但其共性在于想要对“三原则”理解透彻，进行熟练运用和对比分析，便要正本清源，探究泰特勒为何提出翻译“三原则”，探究“三原则”生成背后的背景价值。

比起横向对比“三原则”和其他翻译理论，纵向探寻“三原则”背后支撑依据的研究还很不足。泰特勒对于翻译原则的描述细致谨慎，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想要赋予泰特勒“三原则”一个合理准确的定位，就需要将它放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分析，从实践、修养、社会等潜移默化影响泰特勒翻译感知和洞察力的角度切入，探究“三原则”背后的生成依据。

2. 翻译思想发生学

2015年，安东尼·柯丁力博士(Anthony Cordingley)在翻译学国际核心期刊《安特卫普语言学》(Linguistica Antwerpensia)编撰的专刊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概念“生成翻译学”(Genetic Translation Studies)。尝试通过档案材料来透视译者的翻译过程，呼吁关注翻译过程研究 [4]，p. 6。“生成翻译学”通过对译者手稿及其他工作文件的研究，分析译者的实践和翻译文本的产生和演变 [4]。¹

随着翻译研究从文本走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展开对翻译问题的历史文化阐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翻译的主体得到更多彰显，作为译/论家的思想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高圣兵于2017年首次提出构建“翻译思想发生学”³的构想，并从文化语境、翻译实践和学术基础等方面，展开了对翻译思想进行了溯源研究。2019年，他从翻译思想的文史考证出发，结合翻译史及翻译思想研究的既有成果，认为翻译思想研究与翻译史研究总体情况相比，翻译思想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对象和范围、方法和路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此，他在“历史进程中的翻译——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暨第三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上初步提出了“翻译思想发生学”的基本构架。⁴

新设想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构建翻译思想及翻译史研究话语体系，重点在于其自身关于翻译思想研究的设想，将翻译“译/论家”⁵看作一般翻译研究中的“译者/翻译家”的“隐喻式”，以译/论家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文本作为客体，社会文化作为实践语境，通过文史考证，对翻译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研究。

广义上讲，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也属于译者翻译实践的产物，并且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生成学”可以作为支撑本文研究的依据。以泰特勒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以及其他泰特勒本人的作品，附加牧师为泰特勒所作传记等为材料依据，从“翻译生成学”的角度出发，可以揭示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产生背后的原因。

3. “三原则”的发生学探析

3.1. “三原则”的翻译和文学实践基础

译者早期的实践经历，有些直接对译者后来的理论思想有着显著影响，有些看上去关联较少，但其实对译者的理论思想产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泰特勒而言，他对于翻译实例的透彻观察成为了“三原则”产生的一大支撑。此外，他广泛丰富的阅读积累赋予他丰厚的文学素养，也为后来的“三原则”提供了不少有力证明。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对翻译的观察和实证分析为基础。比起信奉不完全的或是片面的现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作，当时学者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就将翻译的理论实践史分为四个时期。据此，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属于第一个时期终结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意义深远的开创性分析直接来源于译者的事业心” [5]，p. 248。由此可见，泰特勒不仅是一位经验主义者，而且是有丰富翻译经验实例可鉴的经验主义者，是第一阶段的集大成者。

《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导言中就有记载泰特勒对于翻译通则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他对翻译实践的观察 [6]，p. 44。该书就像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教科书，为翻译的艺术提供了充足例子和细节。比如，泰特勒通过大量例举自己的文学积累，详细论述了增删修改润色等翻译技巧，还设置了专门篇幅论述了诗歌翻译以及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贝尔(Roger T. Bell) 曾如此评价泰特勒翻译原则：“可以看出，它们全都直接来源于对于‘好的翻译’的主观和评价性描述” [7]，p. 11。而这一点可以从泰特勒的措辞选择中加以证明。他更多地采用“law”“precept”来告诉读者他的“三原则”就像约定俗成的规矩，通过让人们遵守武断的行为准则, 告诉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事。因此，缺乏特定的专业理论指导，而基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常识上建立起来的翻译“三原则”是泰特勒翻译实践经验的产物。

除了经验分析和观察，泰特勒博览群书的习惯还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论据，也为他总结出经验性原则打下了坚实基础。缺少了来自文学，诗歌，历史等不同种类书籍的熏陶，泰特勒的翻译原则可能沦为空无一物的虚谈。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谈到丰富而多样化的例子，以及不同种类例子的适用性给与了翻译“三原则”最有效的说服力 [6]。¹比如，他首先使用了福拉德(M.Folard)一位不懂希腊语，只能从糟糕的翻译中了解信息的伟大军事家的故事，告诉读者糟糕的翻译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传达原著的思想离不开对外语的熟练掌握 [6]，p. 18。然后泰特勒讲述了达朗贝尔(M. d'Alember)的故事以告诉读者，掌握外语并不是保证完整原著思想的唯一条件。泰特勒认为达朗贝尔在翻译“Pison apprend, dans l’isle de Cos, la mort de Germanicus”没有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情感和意义，从而导致读者产生误解 [6]，p. 25。将以上例子按逻辑顺序展示给读者，使得泰特勒的第一原则“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得到了合理论证。

泰特勒深知缺乏例证的理论是空谈，是无法站住脚跟的。因此他在书中表示自己会尽自己所能用例子来依次证明和论证“三原则” [6]，p. 16。尽管于读者而言，首先阅读到的是理论“三原则”，然后才是证明“三原则”的例子。但是，在泰特勒这位创作者脑海里顺序却恰恰相反。对于泰特勒而言，阅读积累下来的例子是先于理论存在的。而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才是他理论创作的沃土。

3.2. 自身修养素质对“三原则”的影响

这里的自身“修养素质”指的是广泛的个人素质，不仅包括性格、职业身份，还包括译者所认同的态度和价值观。生成翻译学将翻译行为看作一个过程，这与当前基于实验和认知的翻译过程研究有所不同 [8]，p. 46。对于泰特勒而言，影响他“三原则”产生的修养素质是他在文学、历史、音乐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兴趣以及他随和的性格。

首先，泰特勒对文学、历史和音乐的兴趣为他创作翻译原则提供了土壤。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泰特勒从未忽视那些使文学经久不衰的内在特质。而正是这种对翻译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翻译内容和语境的深刻感受，加之以文学本身的磨练，使这本书变得富有意趣，深受语言学和文学学者喜爱 [6]，p. 30。泰特勒对文学的热情促使他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规范翻译，也更加注重翻译的基本属性和标准。泰特勒在书中第三章中讨论了是否允许译者增加或减少原文的思想 [6]，p. 35。其中他解释了许多诗歌翻译的例子，以证明译者的自由程度取决于原作的性质。诗歌是文学最高的表现形式之一，泰特勒对于诗歌例子的灵活运用足以证明他对文学的兴趣之浓厚。他在文章中的许多例子也来自于他对历史的熟练掌握。例如第一章中用战争艺术大师福拉德 (M. Folard)的故事 [6]，p. 18，作为翻译“三原则”其中一条的论据。除了文学和历史之外，泰特勒还欣赏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古老音乐。他在评论菲尼亚斯·弗莱彻(Phinehas Fletcher)的双鱼座牧歌时，对其结构作出了敏感的判断，表达了赞同的态度 [9]，p. 138。泰特勒对音乐的热情赋予了他高雅的艺术品味，对各种审美风格的理解以及对节奏的把握。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他的翻译品味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并影响了他“三原则”的产生。

同时，泰特勒随和的性格也影响了他在翻译研究中的选择。相比于在从未被其他学者提及过的基础上，高调地创造一些前无古人的原则或声称一些非同寻常的惊人规律，他随和的性格使他更倾向于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并不新奇出挑的翻译原则。泰特勒的传记作家阿奇博尔德·艾莉森牧师(Archibald Alison)记录了泰特勒所喜爱的谈话。那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并且都能享受其中，轻松随机而无需准备的谈话 [10]，p. 547。对于美术、历史文物或当时的文学智慧的讨论中加入机智或幽默的话题，他真诚地感到快乐。此外，他随和的性格也表现在他的谦虚中。尽管泰特勒在1790年获得了苏格兰辩护法官这一威严崇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在研究方面却很谦虚。他为自己无法穷尽研究主题，无法在翻译中尽善尽美而感到愧疚和抱歉 [6]，p. 11。他的翻译“三原则”正是他温和个性的体现，也因此为他的朋友们和广大读者所接受。

3.3. “三原则”的社会历史语境

个人生活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和联结。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群体，而社会正是由各式各样的群体组成的集合。因此，社会持续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对泰特勒影响较大的社会群体则主要集中于哲学家和翻译家。

泰特勒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盛行的哲学风气。他本人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位心思细密的学习者，他能够把握不同哲学家学派的闪光之处，并能将自己的理解和运用也融入其中。泰特勒用自己吸纳的哲学思想指导着自己的学术实践。而影响他哲学思维的三位主要人物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和凯恩斯勋爵(Lord Karnes)。

托马斯·里德对包括坎贝尔、凯恩斯和泰特勒在内的一代苏格兰学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感知的心理行为和触发感知的现实世界对象之间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真正的区别 [6]，p. 24。里德对泰特勒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里德巩固了泰特勒在哲学和文学批评常识原则上的立场。在其指导下，泰特勒将自己的翻译原则建立在人类的常识和共同经验之上。其次，里德对于泰特勒的启发是，世界可以被直接通过对于现实的感知被理解。泰特勒可以通过一些真实反应客观世界的文学作品，来总结翻译研究的实践经验。坎贝尔是伍德豪斯利的常客，也是泰特勒的挚友。他写作的《修辞的艺术》(1776)广受欢迎，并且传播了新的哲学和逻辑。他对归纳法的偏爱，激发了泰特勒在他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智力，意识，常识和记忆，而不是更可测的衡量方法。

而凯恩斯勋爵对泰特勒的影响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批评家。他认为人类自然地有着共同的立场 [11]，p. lxxv，这与里德和坎贝尔的观点一致，也是泰特勒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受传统哲学的影响，西方翻译理论史上贯穿着强烈的主客观意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原文的尊重。泰特勒提出了他著名的翻译原则，是为了在翻译中传达原文的全部意义和效果，而这也体现了原文在其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泰特勒在翻译领域也深受前人的影响，尤其是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和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是西方翻译工作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作为一种惯例讨论流传下来。1540年，法国学者艾蒂安·多雷提出了四条语言翻译规则，以此表达他自己对翻译标准的看法。接着，约翰·德莱顿也加入了翻译成功的要素的讨论，他用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泰特勒所做的则是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总结和拓展深化这些原则。因此，泰特勒吸收了许多前人译者的经验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泰特勒的第一条规则“译作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与多雷的“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要传达的意思和主题。他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有很大的相似性 [12]，p. 95。他们都认同充分理解原著的语言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而另一处则是，德莱顿认为“一般而言，作者的本意应是神圣不可违背的” [13]，p. 105。与泰特勒和多雷尽管措辞有些不同，但是他们传达的精神内核是相似的。这三位学者都强调了原著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和轻视。而泰特勒本人也承认他赞同德莱顿的理论，并部分学习借用了他的翻译原则 [14]，p. 13。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影响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从实践经验角度看来，泰特勒的经验知识和对翻译的观察是他翻译原则产生的依据。同时，他丰富广泛的阅读经验也有助于其原则的形成。而修养方面，泰特勒在文学、历史、音乐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兴趣和随和的性格，为他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内驱动力。另外，从社会语境看，哲学家和翻译家这两个社会群体对泰特勒的学术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泰特勒的理论成果是前人研究一脉相承的发展和深化。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9WZWB007)、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7YYA004)。

文章引用

宋纯逸,高圣兵.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发生学探析
A Genetic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f Alexander Fraser Tytler[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5): 715-72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509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