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2023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5日

摘要

细读文本，从“女教”这一全新视阈观览《红楼梦》中李纨的生命化育逻辑，可以发现：在李纨的启蒙过程中，教育主导者李守中指定的女训教材《列女传》《贤媛集》《女四书》等并非其“无才有德”观念的理想载体，文本的客观内容与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罅隙。从文本内容看，这些书中塑造了相当数量才德兼备的女性形象，她们用实际行动肯定了女性阅读、学习的正当性，也有力地驳斥了李守中的保守观念。从文本性质看，这些书籍同时也是文学教育的生动文本，涵养了李纨的文艺品性，为她日后成为海棠诗社社长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红楼梦》，李纨，女教

Expectation and Effect: On Li Wa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Meng Zhang, Xiaoru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May 8^th, 2023; accepted: Jun. 13^th, 2023; published: Jun. 25^th, 2023

ABSTRACT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female educa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 Wan’s logic of life and cultivation,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Li Wan’s enlightenment, the education leader Li Shouzhong designated the training materials for women, such as “Liezhuan Female Biography”, “Xian Yuan Collection” and “Four Books for Women” are not ideal vectors of his concept of “no talent and virtue”. There are ga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content of the text an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these books have shap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alented and virtuous female images, they use practical actions to affirm the legitimacy of female reading and learning, but also effectively refute Li Shouzhong’s conservative idea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texts, these books were also vivid texts of literary education, which cultivated Li Wan’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 and foreshadowed her to become president of Haitang Poetry Society in the future.

Keywords: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 Wan, Femal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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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国著名诗人兼评论家瓦莱里曾说：“如果一位作家去世半个世纪后还在引起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对他的未来放心。他的名字几百年后仍将充满活力。在未来的岁月里，抛弃和喜爱的阶段，受推崇和遭冷落的时候会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对于一种光荣而言，这是其长久稳定的一个条件。光荣成为周期性的了。” [1] 曹雪芹及其伟著《红楼梦》就是这种使“光荣成为周期性”的作家和作品，永远散发着魅力。在《红楼梦》女性形象研究中，学者多倾注于对钗、黛、湘、凤等的分析，但这极易导致相关论述的“重复挪移”；而对于其他女性要角——如同样位列十二金钗的李纨的分析，研究者常因受李纨父李守中“女子无才便有德”之女教观念与“认得几个字，记得几个贤女”之女教目标的影响，断言李纨的悲剧性格与命运皆根源于此。像冯其庸先生说：“雪芹于书中写一守寡之李纨，且写明其幼时所受教育，皆封建礼法正统教育，则其安能不心如死灰乎？此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之又一形态也。雪芹虽以平淡叙事之笔写之，而其无情揭露之意已不言而喻矣！” [2] 黄立新也认为：“李纨‘青春丧偶’，‘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为夫守节，最后落得个‘枉与他人作笑谈’的可悲结局，与她的父教有关。” [3] 然而，值得注意和深入思考的是：首先，依现代学者的眼光看，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本就与知识教育之权利乖违，那么，秉持这一观念的李守中，缘何并未抹煞女儿知书识字的权利？其次，如果回到明清女性教育的“历史现场”，我们又会对李守中的女教模式作出怎样的认识与评价？最后，学者们将李父的教育观念等同于女儿信奉的准则，这一逻辑推衍在文本阐释中是否存在风险？换句话说，教育目标能否直接等同于教育效果，理念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倘若要廓清以上疑虑，就必须返回明清女性知识教育的现实文化语境，并将重心凝聚于李守中指定的三本女教典籍(即《列女传》《贤媛集》《女四书》)中，考镜源流，做出辨析。

2. 教育期待与教育实效之间的矛盾

据《红楼梦》第四回，李纨的启蒙教育情况是：

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 [4]

可以看到，这段文字明确交代了李纨之父李守中对女儿的教育期待，即“女子无才便有德”“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为实现这一期待，李守中指定了几本教材，即《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但这一女教模式中的吊诡之处是：李守中既然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就不应让女儿读书才是。如《中国女子教育史》讲：“封建男权政治下，普天下广大女子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氛围中，是不被教读书认字的。” [5] 《红楼梦大辞典》“女子无才便有德”条也认为此语“见出李守中不欲令女子读书之主张” [6] 。然而，秉持这一观念的李守中，不仅没有抹煞女儿知书识字的权利，甚至还指定了对于初学者来说内容体量颇大的数本教材。

回归明清女性教育的历史语境，我们发现，李守中的女教观念并非仅仅是小说家向壁虚构，实有现实基础。如明人许相卿(1479~1557)主张：“授读女教、《列女传》，使知妇道”，但“勿令工笔札，学词章。” [7] 明末吕坤(1536~1618)《昏前翼·书史》也讲：“古之贤女，未尝不读书。如《孝经》《论语》《女诫》《女训》之类，何可不读？”但“诗辞歌咏，断乎不可。” [8] 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通过女教专书培养德行是可以的，但不能看专门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学诗作词，这也是李守中对女儿的教育期待。

但从后文情节来看，李纨形象丰富立体，并非只是李守中所期盼的单纯的“贤女”。首先，李纨能诗。虽然李纨屡称自己“不会作诗”，但正如清代评点家讲：“李嫂子尝作省亲应制七律一首，谁谓其不能诗者？” [9] 。李纨代表作为第十七、十八回所制《文采风流》匾及律诗。此诗首联曾得脂砚斋激赏“超妙” [10] ，蔡义江先生则评价全诗“平稳妥当” [11] 。能得到书外读者的肯定，看来李纨不仅会作诗，而且作得还不错。又，第三十七回创设海棠社，李纨即言：“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可见诗兴。果然，第五十回众芳争联雪景诗时，李纨便有三句在上，在即景联句中亦属对仗工稳。其次，曹公借宝玉之口，点出李纨具有出色的文学批评与鉴赏才能：“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宝玉指出了李纨评诗的两大特点：善看和公道。李纨对诗歌的品评得到了大观园诸钗的一致认可，展现出非凡的文学鉴赏才华与功力，这也是她自荐掌坛、成为海棠诗社社长的底气。最后，无论是热情响应探春号召、积极参与诗社筹建，还是提议拥炉联诗、罚落第者乞红梅，都体现了李纨对待生活的饱满热情，“标准寡妇”“寡妇代表”“节妇典型”式扁平印象确实无法涵括李纨形象的丰富内容。

很显然，教育期待与教育实效之间产生了落差。那么，这种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呢？虽然在一个人的成长发展中，后期各种因素都会发挥影响，但启蒙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奠基作用却值得特别注意。在《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曹雪芹常常使用一种手法来对抗人们的阅读惰性，迫使人们不得不常常回头思考事件及人物形象发展的最初起源，那就是脂砚斋所归纳的：“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那三本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女教典籍，恰在李纨的启蒙教育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对于这些书籍，研究者倘若未能深察，便容易望文生义曰“宣扬封建礼教”“毒害和摧残妇女” [3] “旨在彰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 [6] 云云。从思想内容来看，这些书中固不免有限制束缚女性的陈词滥调，但其内容却并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正是这些书籍复杂而多元的内容最终导致了李守中教女目标的失落。下面，我们将围绕这几本女教书，考察这一失落的成因。

3. 李氏教育失落的成因

《列女传》由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前77~前6)编撰，凡七卷一百零四则。《贤媛集》，学界虽未详其确切所指，但多倾向于《世说新语·贤媛》。《女四书》由东汉班昭《女诫》、唐宋若昭《女论语》、明仁孝文徐皇后《内训》及刘氏《女范捷录》四种著作组成，是清代通行的女教书。这些书中自有落后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从文本内容看，这些书中塑造了相当数量才德兼备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这些女性形象自身，还是书写者的选录与评价标准，都用实际行动肯定了女性阅读、学习的正当性，也有力地驳斥了李守中“无才有德”的保守观念。这些以文艺才华和知识素养著称的才女虽然并不符合李守中对女儿的教育期待，但作为书中的重要组成，她们对于读者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无疑为李纨的成长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作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专史，刘向《列女传》所辑录的“才行高秀”之“列女”而非“独贵节烈” [12] 之“烈女”。焦杰教授曾将《列女传》前六卷所载之典范妇女事迹归为“贞顺节义”与“胆智才华”两大类，发现“胆智才华”类比例高达70% [13] 。刘向在书写杰出女性时并不讳言对其多元才华的欣赏与社会价值的认可。检阅《列女传》，可以发现《仁智》《辩通》二卷与女性之“才”关联密切，而其他以德行为主要入选标准的类目如《母仪》《贤明》《贞顺》《节义》中，也不乏女性才能的彰扬。如孟母称《易》《诗》以教孟轲，楚子发母以《唐风·蟋蟀》“刺子骄泰”，楚野辩女引《周书·洪范》而免鞭祸，等等。刘向还在各传之末的评语、颂文中突出强调女性的文学才能与政治眼光。

《世说新语·贤媛》上承刘向《列女传》才智女性书写传统，并在魏晋玄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下“更为侧重自足自强的知识女性” [14]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咏絮才女谢道韫，此外还有钟夫人、阮氏、顾家妇等，这些士族女性的通达机辩、远见卓识与哲思隽语，于《红楼梦》才女书写多有沾溉。在女性与其男性亲属(父、夫、兄弟、子等)的对比中，凸显女性的远见卓识与高尚品德，是刘义庆惯用的叙写策略，而评诗活动中李纨的“依我评论”正体现了这种受教育女性恃才傲物的自信与敢于坚持己见的精神。

就《女四书》而言，但无论是班昭“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女诫》)，还是徐皇后“不亲书史，则往行奚考”(《内训》)，都传达出支持女性教育的声音。尤可注意的是，刘氏《女范捷录》则更加响亮地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 [15] ，有力驳斥了李守中的保守观念，并论说道：

君子之教子也，独不可以训女乎？古者后妃夫人以逮庶妾匹妇，莫不知诗，岂皆无德者欤？……曷观齐妃有鸡鸣之诗，郑女有雁弋之警。缇萦上章以救父，肉刑用除；徐惠谏疏以匡君，穷兵遂止。宣文之援周礼，六官之巨典以明；大家之续《汉书》，一代之鸿章以备。《孝经》著于陈妻，《论语》成于宋氏，《女诫》作于曹昭，《内训》出于仁孝。敬姜纺绩而教子，言标左氏之章；苏蕙织字以致夫，诗制回文之锦。柳下惠之妻，能谥其夫；汉伏氏之女，传经于帝。信宫闺之懿范，诚女学之芳规也。由是观之，则女子之知书识字，达理通经，名誉著乎当时，才美扬乎后世，亶其然哉。 [15]

通过列举历史上具备理想美德的才媛淑女，刘氏试图打消她的读者对于才可能产生的妨碍个人名誉的顾虑。在德育箴书这层保护色彩的掩护下，刘氏正在使用传统术语与论辩策略改写儒家理想的女子形象，为“才”这一新女性特质的合法性辩护。更可注意的是，作为毓才成德、尽善兼美的新型才德观念的倡导者，刘氏同时也是苦节六十年、两次得到朝廷旌表的著名节妇。和她的前辈班昭、宋若昭、徐皇后等人一样，正是文才学识，让刘氏进入公共视野，成为儒家女性模范中的佼佼者。

在贾珠病逝后，无论是陪侍小姑诵读，还是抚孤课子，都让青春丧偶的李纨拥有了再次接近书籍、接受文化熏陶的合法机会。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纨得以充分实践从闺教读物中习得的女性才德观念。李纨在结社评诗、即兴咏吟、宴饮行令中展现出的文化素养，也早已超越了李守中划定的有限范围。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言，在明清女子教育的多元文化生态中，理想与实践的互动、相生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理想范型”在为女子教育实践提供了强制规范和明确导向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色”。而在这一层面，女子文学教育效能“在实践层面可能千姿百态，甚至与‘理想范型’背道而驰” [16] 。

其二，从文本性质来看，无论是《列女传》《贤媛集》还是《女四书》，这些书籍都属于文学文本，都具有文学教育与启蒙的功能，李纨阅读这些文本而得识故典、启发性灵，亦在情理之中。

譬如，《列女传》这部最初用来“戒天子”(《汉书·楚元王传》)的书，在明清时期已是充斥市场的畅销品——除女性外，男性文人也是女教书的热心读者与消费者 [17] 。既是士大夫交游时的常见礼品、藏书家的重要藏品，也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素材来源。明末清初顾自俊《与陈晋水》：“有便人入都，《列女传》幸捎一部，盖以胸中未尝多贮古今女子，无能作闺阁应酬诗。” [18] 《列女传》多叙掌故，其中记载的大量女性故事，因文字描写的细腻而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不仅冲淡了其中的训诫意味，对于女子文学启蒙及诗歌创作与欣赏也有着深远意义 [19] 。而从后文情节来看李纨出色的鉴赏才能很难说与《列女传》的早期陶养没有关系。

《世说新语·贤媛》“推崇具有独立精神的才女” [14] ，从李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品质。“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作为夫妇关系“以情代礼”这一新气象的典例，周氏在夫亡后发出“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的深挚呐喊，情笃之状令人动容，这让我们想起李纨难得的哭泣——听到亡夫名讳时，暗示了她守节选择背后的情感因素。虽然时移世易，李纨没有办法像周氏一样公开表白对亡夫的深挚情谊，但她用守节的选择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深情。

可以看到，《列女传》《贤媛集》尤其《女四书》中的《女范捷录·才德篇》，成为李守中“无才有德”女教观念颇具讽刺意味的文本载体，导致教育效果与教育理想之间产生巨大罅隙。女教文本的内容很难精准服务于李守中培养女儿的初衷，“观念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之间存在着效果的反差，使得这一切都蕴含着无尽的张力，也内在牵引着后期受教者展开自主教育的新动向。有趣的是，李守中可能也是“望文生义”的受害者。他在为女儿挑选启蒙教材时，可能只选择了当时社会上通行的读本，但并未去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从曹雪芹创作的角度，他选择这些富有张力的文本作为李纨的女教启蒙书籍，却是富有深意且符合他一贯的写作策略的。

4. 结语

总之，综合以上对《列女传》《贤媛集》《女四书》等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李纨所读女教书的思想十分多元，它们并非李守中保守观念的理想化文本载体。从文本内容看，这些书塑造了相当数量才德兼备的女性形象，她们用实际行动肯定了女性阅读、学习的正当性，有力地驳斥了李守中“无才有德”的保守观念。从文本性质看，这些书籍是文学教育的生动文本，涵养了李纨的文艺品性，为她日后成为海棠诗社社长埋下了伏笔。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李守中的女教观念无法直接等同、转化为女儿李纨的行为准则。正如学者所指出，李纨和曹雪芹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性格丰满多彩，形象复杂而富于内蕴 [20] 。从后文情节看，这些书籍教给李纨一种“才隐德显”的人生策略：礼制场合谨言慎行、恪守世家礼法规矩，日常生活中却呈现出“饱满热情、活泼情趣和幽默风格” [20] ，积极展示自己的鉴赏才华和对美好事物的赏爱。由此可见，对于文本的深读，对于某些观点的省思和矫正，也是长期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自题一绝》)。

文章引用

张 萌,黎小汝. 期待与实效：李纨启蒙教育翦论
Expectation and Effect: On Li Wa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3): 237-24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304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