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20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3日

摘要

《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早发表的文本，虽然文本中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还处于初步的理论结合阶段，但是其中既包含了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和应用，也孕育着后期马克思著作的理论萌芽。马克思通过揭示蒲鲁东的“上帝等质”的荒谬立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脱离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机械模仿上诞生的“伪辩证法”，为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了准备，并对于后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蒲鲁东，《哲学的贫困》

On Marx’s Criticism of Proudon’s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Juan Du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 2^nd, 2022; accepted: Jul. 20^th, 2022; published: Aug. 3^rd, 2022

ABSTRACT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is the earliest published text of Marxist theory. Although political economy and philosophy in the text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t contains not only the eluc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germination of Marx’s later works. By revealing the absurd position of “equal quality of God”,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idealism, which is divorced from reality, and the “pseudo dialect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mechanical imitation of Hegel’s dialectics, Marx prepa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Marx, Proudh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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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于1946年所发表的《贫困的哲学》的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它“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 马克思基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获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蒲鲁东的脱离实际的空想理论进行批驳。本文从《哲学的贫困》产生背景、“三个维度”的批判以及其意义进行浅析。以此来走进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辩证唯物史观内容进行深刻理解，更为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

2. 《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背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他面临的时代背景与阶级发展的历史阶段中。蒲鲁东作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有着不凡的影响力。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思想批的判，离不开对《哲学的贫困》所生背景的考察，只有把它放置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缘由。

(一) 时代背景

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陆续在欧洲各国爆发，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到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工厂手工制。机器化的生产原本可以减轻工人的工作量，然而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机器却变成了资本家变本加厉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所暴露的弊端越明显。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矛盾不断升级，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爆发了一系列的运动，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此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开始不断地深入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各种社会思潮混杂，工人迫切地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他们不局限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研究，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为无产阶级打造出正确指导其革命的理论工具。1845年，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来信中表示：“我们首先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务必要写出几部较大的有意义的经典著作，为的是给那些众多内心非常愿意做却又做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点。” [2] 而蒲鲁东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梅林表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再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蒲鲁东提倡的以改良的方式来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人的生活环境，看似满足了工人阶级的某些诉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脱离了实际不可能实现。蒲鲁东并未克服阶级局限性，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蒲鲁东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广泛传播给工人运动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为了给工人阶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科学社会主义扫清道路，1847年马克思公开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彻底地对蒲鲁东思想进行批判。

(二) 个人交往背景

马克思与蒲鲁东并非一开始就是相对立的，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至否定的过程，随着马克思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发现了蒲鲁东思想的局限性与弊端，最终两人形成对立的局面。他们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马克思对蒲鲁东持赞扬态度。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时期，马克思关注到了“物质利益”这个社会问题，这时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蒲鲁东提出的“财产就是盗窃”，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马克思和蒲鲁东在当时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的立场、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他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称作的法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第二阶段的马克思与蒲鲁东产生分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大量阅读了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这两本著作中肯定了蒲鲁东思想的进步意义，但也指出了其固有的局限性，他开始意识到了蒲鲁东思想的狭隘性。当时马克思坚持着一条“人本主义”的理论思路，没有对蒲鲁东的思想系统地进行批判与否定。

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与蒲鲁东正式决裂。19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考虑到蒲鲁东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暂时搁置了与他的理论分歧。请他担任巴黎支部的通讯员，然后被蒲鲁东拒绝，并否定了马克思的做法。蒲鲁东还发布了《贫困的哲学》，他提倡以改良的方式来改善工人的处境，引发了工人阶级思想的混乱，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清晰地意识到二者对于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变革以及思想体系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口，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撰写《哲学的贫困》来批判蒲鲁东思想，至此两人背道而驰。

3. 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蒲鲁东的理论表面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消除贫困，实际上任不能摆脱其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本文从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思想前提条件的哲学性批判、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思想哲学方法的批判、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来进行探讨。

(一) 以“现实的人”批判“普遍的理性”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表示，他认为社会总是在一种无形的抗衡力量中前进，这种力量看似是偶然性且无目的性的，而事实上人类社会却总是在进步朝着某种目标前行。因此他指出这表明了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社会的走向与发展，这个最高意志就是“上帝”或可以说是“普遍理性”，在此基础上，他架构起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还用虚构的范畴矛盾来代替现实中的矛盾，他认为：“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他认为，只要人们遵循他所提出的经济规律，就可以实现社会平等；换言之，他把无人身的“理性”看作历史的主体，认为像他一样的“社会人才”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人民群众只需将他们部分人的理念付诸行动，他自主地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将其视为“工具人”，从而否认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不同于蒲鲁东的“普遍理性”理论，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考察各种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将“现实的个人”视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而且揭示了“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双重地位和作用 [3] 他指出：“你们只有将自身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做其中的一位剧中人，你们就能迂回曲折地盘旋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4] 为了批判蒲鲁东的“普遍理性”的观点，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设定进行了举例论证。他认为如果蒲鲁东的“与观念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那么我们在回顾每个世纪出现的原理时，在回答为什么每个原理都有它出现的时期时，也需要思考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是在怎样的生产水平下进行怎样的物质生产，并由此建立了怎样的交往关系来解答。而思考这个答案的研究前提便是以特定历史时期下“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的。通过批判蒲鲁东的“上帝”、“普遍理性”的哲学思想方式，马克思最终明确了“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一哲学前提。

(二) 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揭示与批判。第一，蒲鲁东将社会发展的一切看作是理性发展的衍生物，从而颠倒了经济范畴和现实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现实的一切不过都是原理和范畴的工具罢了。而马克思则认为原理与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第二，他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看不到社会生产关系是每个社会总体系的基础环节，也不明白生产关系对于社会构成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的政治经济学是架构在他的唯心主义史观上的，并不能看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本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原理与范畴是会发生变化的，是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现实中的经济关系具有客观性、历史性的特点，它并非人为，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却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他将社会发展看作理性的衍生物进行了批判：“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5] 马克思站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批判蒲鲁东忽视客观的历史事实，进行了一些唯心主义的逻辑演绎。他尖锐地批评蒲鲁东的思想，认为其思想并非是什么理性的思想，而是他个人的理性罢了。

(三) 以“历史辩证法”批判“系列辩证法”

“系列辩证法”是蒲鲁东改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构建经济矛盾体系的主要骨干构造。蒲鲁东认为自己掌握了“辩证法”，他将辩证法归为了正题、反题、合题三个概念。正题代表“好的方面”，指肯定；反题代表“坏的方面”，指否定；合题代表保留好的方面，剔除坏的方面，就是他所认为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他说理解的辩证法的过程。为了论证“系列辩证法”的“科学性”，他着重对三段论、归纳法以及矛盾律三种主要哲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并表示三段论、归纳法、矛盾律等等这些辩证方法都是为了系列辩证法所服务的。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辩证法是“冒牌辩证法”，他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浮于表面的了解，但却对其进行了歪曲，并将黑格尔辩证法的使用降低到了如此“可怜”的地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揭示出：“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首先，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是相一致的。这其中包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一起构成了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另一方面，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机体也呈现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特质，只有在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这种特质：例如，分工和机器的概念只有到了资产阶级社会才显现出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封建社会时期只是一个萌芽阶段。总而言之社会在动态中前进，在矛盾中进步，而并非是蒲鲁东机械地将社会组成部分分为“正”“反”两面。这样使得矛盾内部的自发运动变成了外部力量的排列范畴，这显然是个“伪辩证法”

4.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批判的意义

《哲学的贫困》是马哲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马克思发表此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揭露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减轻、消除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消极影响；二是从理论上批判蒲鲁东主义哲学前提、认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方法论上的双重错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破立并举”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促进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

(一) 揭示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真实立场

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理论批判，深刻地揭露了他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本性：“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6] 蒲鲁东虽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对其进行了批判，但他还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他主张采用“文火”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有相似之处，极具迷惑性，但“不伦不类”的主张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十分不好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哲学的贫困》阐释了二者对于阶级立场、历史观和社会改造途径等多方面本质区别。指责其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替工人阶级说话，却是为了维护自身所处阶级的利益，给工人阶级敲响了警钟。

(二) 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公开表达

尽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得到了基本阐述，但是这本著作于1932年才公开出版。因此《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并且通过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之前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有了更精确的理解和更科学表述。第一，在对社会概念的界定上，马克思的思想有所发展，他认为社会的历史就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相较于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这些表述要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作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显得更加的清晰和科学。第二，在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产物的界定上，马克思表达的更为精确，认识到了“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的重要性。第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界定上，马克思理解的更加深刻，《哲学的贫困》中对于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阐述，并将它与“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进行了区分。

(三)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端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于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树立起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了对黑格尔和李嘉图方法论的超越。

第一，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阐释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基础。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抽象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但是找到了其形成的源头。并且，他还指出劳动是一种商品，其价值是由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些思想的萌芽为后期“劳动二重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具有科学意义。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明确指出：“在社会生产模式下，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也就是抽象” [7] 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二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方面也做出了详细的阐释。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观念，更不是表面的物的关系，而真正的研究对象是隐藏在其背后人的关系。这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了一条科学的思路。

第三，孕育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揭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表现背后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运动的实质与规律。“剩余价值”名词的公开使用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基本得到了解答。马克思指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意思是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而工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实际所得工资有一定的差距，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中没有明确指出“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但为此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准备。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训计划(第四批)不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中国梦”认同意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7ZD054)。

文章引用

杜 娟. 浅析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及其意义——基于《哲学的贫困》
On Marx’s Criticism of Proudon’s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J]. 哲学进展, 2022, 11(04): 487-49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08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