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uner’s “Human Emotions—Sociological Theory”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studying emotional sociology, social 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word “emotion awakening”,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sociology. The author starts his narrate from the “emotional awakening” at various stages in various social level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explains the sociality, structure, functionalit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d focusing on the principle of emotional arousal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ass events in China. So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summarized a part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its theories, to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motional arousal mechanism in the book.

Keywords:Emotion Awakening, Emotional Logic, Mass Event, Sociological Theory

情感社会学视域：浅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感逻辑

—读《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

于灵嘉

上海市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7年6月23日；录用日期：2017年7月7日；发布日期：2017年7月14日

摘 要

特纳的《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是学习情感社会学的必读著作，作者围绕“情感唤醒”展开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作者从“情感唤醒”的各个阶段，及其在各个社会结构水平所体现的社会性、建构性、利用性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等方面展开叙述。而关注情感唤醒的原理则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因此笔者在文中归纳、总结了部分书中的重点研究内容及其论点,谈谈书中情感唤醒机制对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关键词 :情感唤醒，情感逻辑，群体性事件，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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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必然涉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其突出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的频繁以及在这类事件中呈现出的群体性情感爆发现象。在以往学者对于情感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于建嵘(2009)强调尤其要注意利用事件来发泄积累性的负面社会情感，关注不同情感强烈程度与其所引发的暴力关系 [1] 。朱力、曹振飞(2011)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可看作是“结构箱”中的情绪共振效应 [2] 。学者王赐江和张荆红分别将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划分为“不满型”和“价值主导型”，强调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唤醒机制” [3] 。而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一书中，作者从“情感唤醒”的各个阶段，及其在各个社会结构水平所体现的社会性、建构性、利用性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等方面展开叙述，对认识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逻辑具有启示意义。

2. 人类情感唤醒的基本原理

以下是笔者对《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一书中部分内容及论点的整理与总结。

首先，书中提到人类公认的基本情感有四个，分别是：愤怒、恐惧、悲伤和高兴，前三者为负性情感，最后为正性情感。这些情感可以通过复合产生新的情感，如——羞愧、内疚、疏离是三种负性情感复合的产物，而这些基本情感及复合情感，都将直接作用于微观的人际互动中，是一切发生的导火索。作者以进化论的视角，对人类为何如此情感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人类祖先的生存环境遭遇到挑战，被猴群从树上“赶”到地下，面临生存挑战，它们只能通过进化来获取一条“生路”。情感的产生(尤其是愤怒)及共情反应更有助于灵长类动物们在面对危险及敌人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击，并加强族群的内部团结，同样的，对进化阶段的人类而言更是如此，且人类情感的作用更加微妙、复杂，具有社会性。

其次，作者认为社会现实在微观、中观和宏观水平上展开且有各自的力量，微观水平的力量作用于人际互动，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用；宏观水平的力量作用于体制领域及分层系统，使权力巩固和集中，协调和控制社会中个体与组织的行动。此外，三个水平的社会架构相互嵌套，因此也造成了较大的社会结构对较小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限制，宏观的意识形态将会对中观范畴单元及社团组织的行为造成影响。而中观水平的结构更是作为宏观和微观力量交互作用的媒介，是宏观与微观力量相遇的载体，且微观领域的力量会影响社团、范畴单元的形成，对建立于社团和范畴单元之上的宏观结构产生间接作用。

第三，情感唤醒具有建构性，在不同情境下被唤醒的情感不同，且被唤醒的情感将在微观、中观、宏观这三个水平上产生作用。期望是情感唤醒的基本原因之一，作者认为“期望状态是互动中一个基本的作用过程” [4] 。人在交往过程中总是带有某种期望和需要的，笔者认为没有目的的互动行为是不存在的，且人有交易需要，分别是：证明自我需要、获得交换需要、群体归属需要、信任需要以及确定性需要，人们需要通过互动来满足这些需要以获得发展。当人们带着某种期望与他人互动时，需要被满足的越多就越能体验正性情感，并倾向于将需求被满足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且当我们的正性情绪被唤醒后往往也会给予别人奖励，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愉快时更倾向于满足他人的需求。另外当人们将需求被满足的原因越多归结于社团结构和文化时，他们将对其产生更多的承诺，相反地，当人们的需求未被满足时，将会视其为一种惩罚并体验到负性情感，且出于自我保护激活防御机制，将未被满足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之外的其他方面。当人们将社团单元当作归因对象时，就会减少它的承诺，并将负性情感指向社团嵌套的体制文化和结构；同样，当人们将范畴单元当作归因对象时，则会对该范畴单元的成员产生偏见，从而导致对范畴单元所属的体制会分层系统也产生偏见，因此，我们可以将情感唤醒视为引起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导火索，因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满足价值的能力，当社会满足价值的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预期时，即当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公正感上升时，更有可能发起与统治者的冲突。

第四，由于四种基本情感中负性情感占了三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更容易唤醒负性情感。过多地唤醒负性情感并不有助于我们的发展，但是人类的身体机制却十分强大和奇妙，作者提到：“惩罚除了唤醒负性情感之外，还能够增加人们使用防御策略的可能性。这些防御策略通常以不同水平的抑制惩罚所唤醒的负性情感为中心。” [4] 以此来减少负性情感带来的冲击。笔者认为，归因则是防御策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归因分为指向自我的“内部归因”及指向他人或者宏观结构等的“外部归因”，劳勤曾指出，“正性情感唤醒表现出‘近距离偏好’，即人们认为自我应对奖励后果的产生负责，由此做出自我归因；负性情感唤醒表现出‘远距离偏好’，即人们对事件的不好后果往往进行外部归因。”但负性情感的爆发啊固然是群体行为的前提，更为关键的却在于它的道义构建。道义构建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认知上的“不公平框架”，因为只有对“不公”的感触，才有所谓“正义的愤怒”，所以为了使“正义的愤怒”理所当然，人们就必须对造成不公的指向归因，即造成不公的原因不在自己，而是他人所导致的。而这里的他人往往会是无法对个人造成及时反击的中观与宏观，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个人情感的发泄可能会导致对更高层次的影响，甚至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最后，社会结构对情感唤醒也会影响和限制，且情感唤醒又会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作者重点提出了中观结构中提高期望清晰性的具体条件，没有过多地提及微观和宏观结构，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中观结构是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相遇的中间桥梁，是宏观和微观力量交互作用的媒介，中观结构期望是否清晰既是宏观和微观结构的体现，同时也会对宏观和微观结构造成影响，且这些结构运作的过程也是宏观和微观力量联合作用的后果，因此在分析中观结构中情感唤醒的同时，也必将涉及微观和宏观结构中的情感唤醒。中观结构中期望清晰性的程度与范畴单元或社团所嵌套的宏观系统及机制相关，且与微观结构中的人际互动和成员关系密不可分，原因在于三个水平结构之间的相互嵌套，情感的唤醒受到这些中观水平结构的限制，宏观水平的社会结构通过这些中观的单元和结构作用于人们之间的微观人际互动。

3. 讨论与启示

不同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诱因都有所不同，但由于相同的社会矛盾与宏观结构背景往往会导致事件中的群体面临共同的情感体验。正因为群体基于他们的“正义”参与到事件中，所以情感就成为了使事件扩大的媒介。情感的唤醒会使更多的人不在乎其是否利益相关者，都加入到事件中来，起到了组织化的作用，成为支撑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情感的宣泄，通常人们对宏观结构的依恋是纤细的，从长远来说，还可能破裂。因为人们无法直接在宏观结构中产生过多的互动和情感，而是通过微观和中观结构自下而上地进行情感传递，从而对宏观结构形成或是降低承诺。一般而言，人们在面临不公或是不满时往往会选择沉默或是忍让，然而一旦人们的情绪失去控制，那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愤怒的情感宣泄，而这种积累的愤怒宣泄通常是远距离归因，其指向对象往往在中观或是宏观层面，这也就解释了人们被唤醒的负性情感为什么总指向中观结构或是宏观结构，这样不利于维护中观及宏观结构的团结，还有可能引起反抗，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的承诺，最后，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断扩张，将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是情感的管理，对情感的管理方面较多地体现在人们对负性情感的疏导，而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个人对自身情感的克制，即所谓的情感自控。人们总是喜欢将自控的根源归结于人的理性，而忽略了情感自身的特性，由于当个人体验到过多的负性情感时自身的防御系统将会启动，通过防御系统对膨胀的负性情感进行强力控制，而并非个人自愿选择，所谓的“理性”效果可看作是个人的情感包装，只是个人情感的一种防御形式，而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权力非对称格局的宏观背景。但一旦这个包装由于某种诱因被撕破，那么之前所强力克制的情感也将如洪水般一泄而出，促使个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5] 。

三是情感的利用，当一个社团单元缺乏明确的嵌套，那么在微观互动中所产生的情感将被局限，无法很好地进入宏观结构，同样加工过程对范畴单元而言也是如此。通过知道哪个宏观结构中的哪个中观结构能够成正性或负性的情感，以及有多少民众体验到这种情感，将可以预测哪个体制领域以及分层系统的哪个成分将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为我们稳定社会结构，维护社会秩序，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依据。情感是任何成功的群体性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资源之一。每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背后都有一群拥有同样情感的人，而那些成功的群体行为的领头者总是一个好的演讲人，他们往往可以通过演讲哪怕是喊话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共鸣，唤醒人们的情感，使他们在微观水平上保持感情的一致 [6] ，将负性情感的发泄指向较远距离的宏观水平，情感以及产生和维持这些情感的交往仪式是所有对抗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的关键资源。由于嵌套关系，微观情感的唤醒对中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作用，如果微观水平上被唤醒的是正性情感且反复发生，那么人们将对其所嵌套的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及其文化产生更多的承诺，这样有助于建立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之，人们则会降低微观水平所嵌套的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及其文化的承诺，这样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利于建立社会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此外，归因的指向对象也将影响社会的稳定，若人们将负性情感进行自我归因，那么人们将更可能体验到复合的情感，如：疏离等，同时对社会冲突的爆发产生抑制作用；但是若人们将负性情感进行外部归因，那么将引起人们对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的强烈不满，并意图推翻现有结构的设置，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最后，当针对某个宏观结构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越多时，人们的革命情感高涨，社会革命成功的几率也将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的农民起义，当农民们对现有的日子怨声载道时，他们就会揭竿起义，向朝廷表示强烈的不满，意图推翻现有统治。任何社会都需要提倡有助于社会维护稳定和良性发展的因素，抑制破坏社会团结和引发变革的因素，而情感的利用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抵制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启示。情感唤醒的特殊功能为我们诠释了那些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情感逻辑，更有助于我们预测即将可能发生的变革。

文章引用

于灵嘉. 情感社会学视域：浅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感逻辑—读《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
The Field of Affective Sociology: Superficial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Logic of Mass Events—Read the Book “Human Emotions—Sociological Theory”[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7): 904-908.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7128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