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31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9日

摘要

在简·里斯的后殖民文本《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被解读为残忍的殖民者和被女性主义不断解构的对象，罗切斯特利用殖民女性来追求男性气质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作品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中男性角色的局限性，并揭示出男性气质与殖民扩张的同构性。罗切斯特的男性气质经历的危机与重建，隐含了简·里斯对平等的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的向往。

关键词

《藻海无边》，男性气质，罗切斯特，危机与重建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

Wenfei Ming, Gang 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 21^st, 2022; accepted: Aug. 31^st, 2022; published: Sep. 9^th, 2022

ABSTRACT

In Jean Rhys’s post-colonial text Wide Sargasso Sea, Rochester is interpreted as a cruel colonist and the object of constant deconstruction by feminism. Rochester exploited colonial women to pursue masculinity but ended in failure, exposing the limitation of male rol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revealing the isomorphism of masculinity and colonial expansion. Rochester’s masculinity underwent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which implied Jean Rhys’s yearning for equal gender and racial relations.

Keywords:Wide Sargasso Sea, Masculinity, Rochester,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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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男性气质于二十世纪后半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Raewyn Connell)带领下发生了社会学转向。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思潮将男性气质简单定义为“男人实际上是什么” [1]，即男性所拥有的特征，男性以此建构其男性身份。相对于强调品格、道德等内在导向的传统男性气概，男性气质常常表现为对男性气概的误读，是一种对外在因素的过度追求。男性气质尤其关注外在对自我的看法，因而需要不断向外界彰显。男性按照功利性男性气质评判标准审视自身以完成性别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身份焦虑并想方设法重建其男性气质。学者程巍指出，男性气质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操控，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占有领导权的阶层或群体对自身形象的正当化和普遍化的表述 [2]。父权社会赋予了男性特权，男性气质作为父权制的同谋，是在性别二元对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而总是要相对于女性气质来定义。长期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规约下，女性往往是受害者，男性则是受益者和施害者。然而，罗马尼亚学者Lucia Opreanu指出，后现代或后殖民文本似乎完全颠覆了受害者/施害者关系，将显然应受同情的人物转变为残忍的帝国侵略者 [3]。那么受功利性男性气质评判影响的帝国侵略者在男性气质的建构过程中可能受到怜悯，并伴随着道德失范。

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作为典型的后殖民文本，是对母文本《简·爱》(Jane Eyre, 1847)的颠覆性重写。作品对罗切斯特(Edward Rochester)与“阁楼上的疯女人”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 Cosway)的关系追根溯源，赋予二人叙述声音，让他们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小说的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及身份认同主题。黄正淑(Jung-SukHwang, 2021)关注后殖民文本中殖民制度导致殖民地人民乃至殖民者疯癫的残酷现实，对帝国主义压榨进行了集中批判 [4]，但作为宏观的历史视角，研究对人物微观世界的关照不足；阿扎姆(Nushrat Azam, 2017)关注安托瓦内特的“发声”与“沉默”，考察了女性在后殖民初期的地位问题 [5]，该研究虽然采用了人物的微观视角，但其性别视角主要以女性为主；拉希德(Aminur Rashid, 2021)对《简爱》与《藻海无边》的对比依然是女性视角，不过其揭示的女性身份的迷失与重构 [6]，对后来学者探究罗切斯特的身份迷失与建构具有启示意义；陈李萍(2013)通过剖析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障碍，探讨了白皮肤之下克里奥尔身份与宗主国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的虚幻本质 [7]。陈李萍对罗切斯特的身份批评探究弥补了该视角研究的不足。然而，研究也只关注了导致罗切斯特身份障碍的阶级因素，即主奴二元对立，忽视了潜在的性别和种族因素。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聚焦《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男性气质的危机与重建，解读罗切斯特在父权制男权思想及白人种族优越感的驱使下如何利用殖民女性来追求男性气质，试图揭示男性气质与殖民扩张的同构性。

2. 男性气质的危机

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由于男性气质看重外在因素而淡化内在道德品质，其建构主要体现在“对权利、财富、性能力、甚至施暴能力等外在因素” [8] 的占有和追求上。在上述四个方面，罗切斯特男性气质的危机一览无余。

在财富上，男性往往被理所当然地认作是大部分财富的拥有者，其所占据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其自信心及其家庭乃至社会地位。按照男性气质规范，男人能否履行“养家糊口”的职责是判断其男性气质及其在家庭中权威地位的一项重要标准 [8]。一旦男性无法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其男性气质就会遭遇压力。根据英国的限制财产继承权，作为次子的罗切斯特按规定无法在本土获得财产的继承权。自幼在家忍受父兄的不待见，一直掩饰自己的心情。刚离开大学时，他只能接受父兄安排来到曾经英国的殖民地小岛牙买加，迎娶了素不相识的克里奥尔女子安托瓦内特，以此摆脱对父兄的财产依赖并维持相对富足的生活。他为了得到三万英镑的嫁妆出卖了灵魂，娶了自己毫不了解更谈不上爱的女人。甚至于他而言，“不是我买下她，是她买下我” [9]，他自己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被高价迎娶的“新娘”。生活富裕的安托瓦内特丝毫不用为钱发愁，出手阔绰，数都不数。面对富裕的安托瓦内特，罗切斯特极度懊恼、自卑敏感、处事看人眼色，唯唯诺诺，他宗主国白人男子的优越地位丝毫无从体现。可见，安托瓦内特作为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异己，让罗切斯特在金钱上面临着男性气质危机。

在权利上，财富的多寡足以影响权利的大小。罗切斯特业已在经济上成为寄生虫，仰仗着安托瓦内特的嫁妆过活，这样的他能拥有多少权利呢？首先，作为安托瓦内特的丈夫，他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必须处处小心，不敢发表真实想法。面对安托瓦内特遇事优柔寡断、举棋不定，这种性情带来的捉摸不透的不确定性让他无法把握控制感，但他依旧忍气吞声。对于他们的蜜月安排，他毫无发言权，是被安排者，他表示“我对其他一切安排也都是这样统统照办的” [9]。与安托瓦内特谈论“英国是否是一个梦”时，面对她对英国的偏见，他只能把“这地方(美丽的小岛，即格兰布瓦)才虚幻如梦呢” [9] 这一想法藏在心里。当安托瓦内特夸赞管家巴蒂斯特(Baptiste)时，罗切斯特表示：“她总是说，我也总是表示同意，却把自己对巴蒂斯特，克里斯托芬(Christophine)和所有其他仆人的看法放在心里”、“她信任他们，我可不信任。但我不便这么说。暂时还不便” [9]。并且，他对安托瓦内特的花钱大手大脚，给佣人钱毫无数额概念等也十分不满，但他不敢发声，因为“她自己不过问，我怎么能过问呢？” [9]。“现在不到时候…还没到呢” [9] 是他那时常有的想法，他一心想着待晚点地位稳定、掌权后再发表看法。

其次，面对这个荒凉又原始的小岛，罗切斯特感受着当地神秘以及令人不安的美。他认为“这地方自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看到的都算不上什么——我要看的是隐藏着的实质——那才算得上什么呢” [9]。他以殖民者的眼光打量这里的一切，认为小岛的一切都应该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尝试揭开一个个秘密，却发现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唯有他被蒙在鼓里。他作为殖民者的权利不复存在。他本以管理者、规训者的身份来到牙买加，而“在那片欧洲白人男性殖民者书写欲望的空白场域，他饱受心理、生理和文化的异化感，最终导致严重的认同障碍” [7]。他的“白人优越论”观点及其试图建构的殖民者身份荡然无存。

最后，在不同群体之间，男性气质也有等级之分。在种族层面，隋红升认为，西方社会白人男性气质的证明和建构往往基于对有色人种男性气质的贬低和压制 [8]。罗切斯特作为宗主国白人男子，本可能对被殖民者，尤其是殖民地有色人种带来压迫感，由此获得他们的尊重。然而，在面对家中那些有色人种奴隶时，他是害怕的，他感受着他们的阴阳怪气，忍受着他们时不时嘲笑的神情和言语，却不敢当场爆发，只能装样子敷衍，“我的表演一定要完美无缺” [9]。他费尽心思表演，不想让人看出他内心的勉强与抗拒，却总逃不过黑人的眼睛。他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怀疑、好奇和不信任。罗切斯特的内心独白揭示出“他的宗主国白人男性殖民者身份仅仅是在他白皮肤、白面具下的表演性建构，从黑人他者脸上映照出的是对他身份的质疑” [7]。因此，作为丈夫、殖民者及白种主人，罗切斯特在权利上都遭遇了男性气质的危机。

在体格上，健壮的体格是男性气质最根本的要素。然而，罗切斯特对自己虚弱的体质直言不讳。他坦言“我到了牙买加一个月后就结婚了，竟有将近三个星期因为发高烧睡在床上”，“我刚发过烧，身子还不舒服呢” [9]。此般描述让人难以将之同罗切斯特这位刚刚离开大学的青壮年联系起来。即将抵达格兰布瓦的路上，他理解了为何搬运工称此地荒凉，他认为“不但荒凉，而且险恶。那些山竟把你团团包围” [9]。罗切斯特进入敌意重重的森林后，被石头、藤蔓和矮树丛绊倒，甚至迷路被困深林中。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森林、自然与女性由于都具备良好的生理条件而有较强的隐喻性，这片神秘地域受到安托瓦内特的青睐，而自然也以独特方式帮助安托瓦内特。自然同安托瓦内特这个更强大的异己共同强化了对罗切斯特男性气质的戕害。连罗切斯特也认为“自己在这里完全是个陌生人，这地方同我有敌对，跟你站在一边” [9]。而对于罗切斯特来说，这片神秘的自然具有毁灭性，它会埋葬生命。他只能依靠土著男性解救，这使得两人间力量、体格的悬殊显而易见。罗切斯特此时虚弱无能的形象与传统的强壮英勇的男性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小说对罗切斯特受困于深林的描述，一方面反映了其体格上男性气质的危机，另一方面揭露出了他被女性控制、支配的焦虑。

在性能力和性经验上，康奈尔曾指出，性能力是构建男性气质的基础要素，人物也因此得以完成性别认同，使男性得以在两性架构中占据侵略性、统治性地位，而男性低下或缺失的性能力会使得其男性气质被阉割 [1]。性能力是男性征服、控制其欲望客体的体现。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没有爱，他清楚“我并不爱她。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 [9]。于他而言，她是他满足、发泄欲望的客体。可这似乎是他在他们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的唯一机会。因为他发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在绿黄色的光线中醒来，只觉得心神不安，就像有人正在监视我似的” [9]。在他本应占据主导的性关系中，他沦落为被观察、被凝视、被控制的一方。他受制于她，这不禁让他紧张。当罗切斯特因为一封告密信得知安托瓦内特的秘密后，他对她极度冷漠，不理不睬。安托瓦内特伤心至极，想要挽回与罗切斯特的关系，便从克里斯托弗那儿要来了春药，与罗切斯特敞开心扉后再度发生关系。安托瓦内特利用自身的女性优势来达到目的，正如学者陈兵所说，女性的美色如同幽深的山洞一样会将男性吞噬，进而摧毁他们的自主、自尊和男性权威 [10]。这时罗切斯特就像被阉割的他者，此时已不再具有自主性，被安托瓦内特短暂的控制。“传统的男性主导、女性反应性爱模式被颠倒” [11]，因而他在性能力上也彰显出男性气质的危机。

隋红升认为外在、庸俗、功利的评判标准不仅无法让男性直面压力，反而招致更大的压力，使他们的人性异化、人格扭曲，这也是导致男性气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8]。在功利性的男性气质评判标准下，罗切斯特作为宗主国白人男性的存在价值被贬低、被质疑，于是他变得焦虑，倍感压力，人格也开始异化。罗切斯特因男性气质不保而渐渐失去安全感。

3. 男性气质的重构

男性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变化之中。当男性气质遭遇危机与挑战时，除了被动接受，残留的男性本能会引起失落、怨念与焦虑，进而激发出力量保全其男性身份。这一转变意味着“对攻击倾向的过分补偿和对胜利与地位的无休止追求” [1]。罗切斯特历经焦虑后企图通过重构其男性气质来保全身份，具体表现为其对财富的占据、对权力的争夺、对暴力的追逐及对女性的异化。

由于安托瓦内特母亲疯癫的事实等种种秘密败露以及给罗切斯特下药，他再也不顾及任何情面，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时机。他开始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连安托瓦内特自己都深谙“他并不爱我，我想他恨我……当初他不是这样的” [9]。尤其在罗切斯特被下药那一夜之后，男女主人公经历了“声音的显隐转变和权力转换” [12]。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女子结婚后财产归丈夫所有。因而在这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完成后，安托瓦内特自身的财富也不复存在。他大胆占据了安托瓦内特的嫁妆和房产，甚至当克里斯托芬劝她离开时，她无法离开，十分无奈，因为她深知“自己根本没有钱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归了他啦……那是英国法律” [9]。她不再是财富的占有者，甚至都不敢离家，因为“他决不会给我什么钱，我向他要钱，他会大发雷霆的” [9]。重获财富的罗切斯特开始挥霍，他置办了两套独立的套间，雇佣仆人时付给丰厚的工资，以帮助他控制安托瓦内特。两人对财富的占有发生反转，这是罗切斯特重建其男性气质的开始。

占据财富也意味着权力的巩固。掌握经济实权后的罗切斯特终于得以摆脱一直以来的顺从、隐忍形象，从当初的唯唯诺诺变得傲慢、跋扈。他摆出宗主国主人的架子，当初他所忍受的种种不满，如今可以全部倾吐。安托瓦内特的奶妈克里斯托芬得知罗切斯特同仆人阿梅莉(Amélie)私通后，克里斯托芬来到他的住所，同他对峙。面对克里斯托芬的质问、指责和谩骂，罗切斯特先是惶恐、困倦，而后开始“警觉了，提防着，准备自卫了” [9]。他要求克里斯托芬不要再回来时说：“你尽管放心，现在这里归我了。你必须走，要不走我就叫人来赶你出去” [9]。此时他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样。当克里斯托芬仍然像个斗士般不屈不挠时，他搬出西班牙镇的地方法官费雷泽及警察，以此要挟她离开。对此，克里斯托芬只能屈服。他的权利使得安托瓦内特要任凭他的摆布、听命于他的安排。安托瓦内特来时承诺小马倌将他一同带走，离开时却遭到了罗切斯特的严词拒绝和严厉责备。他说：“你凭什么资格代表我许愿？究竟凭什么资格替我说话？” [9]。对此，安托瓦内特的回复令人心疼，“对，我没资格。对不起。我不了解你。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不能替你说话……” [9]。昔日的女主人成了罗切斯特的附庸，唯有依赖他、听命于他才能苟活。此外，格兰布瓦房子的管家巴蒂斯特对罗切斯特一直用“故作的沉默” [13] 应对他的一系列问题。另一名男性小马倌也只能发出呜咽声。当其他男性被动物化或沦为失语者时，另外一个人由此超越和脱离他们，因而其身份得到了肯定。罗切斯特重塑男性气质时，其他人都处于失语状态，体现了他的主宰地位和随之而来的优越感。在他认为的愚昧无知、粗俗可鄙的殖民地种族他者的衬托下，罗切斯特恢复了宗主国主人的身份，重获其应有的权利。

当男性气质受到挑战时，诉诸暴力会成为男性本能的反应。学者李杨指出，霸权男性气质以渴求并认同暴力为典型表现，男性借此彰显自身的扩张意图，夸大与非暴力群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占据主动 [14]。为捍卫男性气质，罗切斯特怎么会错过暴力这一手段呢？首先，罗切斯特与安托瓦内特之间的爱恨纠葛可以看作一场情感暴力。其中，暴力由嫉妒发狂的罗切斯特发起。面对曾经熟悉、信赖的丈夫如今对她施加的言语、精神上的暴力，安托瓦内特“陷入了‘暗恐/非家幻觉’(压抑的熟悉感)的惊悚之中” [12]，最终遭遇了抛弃和囚禁。虽然安托瓦内特并未遭受任何身体上的暴力，但精神上的暴力才更为致命，她痛不欲生，最终选择以死结束这一切。其次，罗切斯特的暴力心理在那位想要跟随他们离开的小马倌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面对放声啼哭的小马倌，罗切斯特表示“我真恨不得一把掐死他。可我竭力克制自己” [9]。罗切斯特敢于将自己最深层的想法表露出来，表明他的确有这种借暴力行为来确定、巩固自己的男性地位及男性气质的意图，只不过受到了理性的控制，才得以终止这一暴力行为。

隋红升指出，男性气质建立在性别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作为相对立的概念而存在的女性气质沦为被排斥和抵制的对象 [8]。在他们的婚姻出现嫌隙前，安托瓦内特一直作为更为强大的异己令罗切斯特感到压抑、痛苦。当罗切斯特苦苦等待的时机到来之时，他自然意识到压力、痛苦源于这位异己，于是在重构其男性气质的过程中对女性进行了异化。

首先，罗切斯特使安托瓦内特处于身份困境之中。他以“伯莎”(安托瓦内特母亲的名字)称呼安托瓦内特，试图让她再度踏上她母亲的疯癫之路。这遭到了安托瓦内特的反对与制止，因为她知道“‘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用别人的名字叫我是想法把我变成另一个人。我知道，这也是奥比巫术” [9]。罗切斯特用奥比巫术造势，使安托瓦内特信仰崩塌，自身也出现异化，中了他的巫术。其后更是变本加厉，他以“牵线木偶”称呼她，这使他试图控制、支配她的意图显而易见。学者张德明指出，将陌生之物冠以熟悉之名，其根本动机是控制被传唤之物，使之受主体掌控 [15]。这两种命名就是他让安托瓦内特身份异化的开始，使她时常在思考她自己是谁，营造出她好像确实疯了的假象，借此进一步掌控她。罗切斯特将安托瓦内特带离她最爱的西印度群岛，远离她所熟悉的一切，并将她以“疯女人”的身份被囚禁在英国桑菲尔德庄园。除此之外，罗切斯特还收走了她确定个人身份的工具——镜子。在她被囚禁期间，镜子连同一切都被收走，她不禁发出这样的叩问：“我在这地方干什么，我是谁啊？” [9]。镜子被收走预示着安托瓦内特将无法实现自我认同及身份建构，而她最终似乎也感受到无力挣扎，逐渐放弃反抗、失去自我，配合着成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

其次，“男性气质的他者导向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表演性与虚伪性” [8]。罗切斯特同仆人阿梅莉在与安托瓦内特仅有一墙之隔的房间私通。这一背叛行为具有表演性，是为了巩固其男性气质。一方面，这是他精心为安托瓦内特设计的。罗切斯特由于被蒙骗随后又被下药，感到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威胁，便在报复心与嫉妒心作祟下完成了这一表演。他期待她的反应，“我躺着，等着听我知道会听到的声音，我妻子离家时的马蹄声” [9]。他不愿原谅她，因而以这种方式来宣告他的冷漠无情，进一步击垮她，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为阿梅莉做的表演。由于她总是对他做出嘲笑的神情，还时不时对他说“我真替你难受”，而她的这些举动令他十分难堪、自尊心受挫。在罗切斯特看来，征服了她的身体，她便会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并不再嘲讽他。于是，他同阿梅莉进行了这番表演。在表演中，阿梅莉的身体成为了他把玩的对象，她的“黑皮肤”、“厚嘴唇”成为了他的凝视对象。待他这场“逢场作戏”结束后，他“不禁半带渴望，半带得意地说，‘阿梅莉，说起来，你还替我难受吗？’” [9]。这一设问将他的表演性、虚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罗切斯特男性气质的重构看似成功，实则是一场徒劳。巴蒂斯特故作的沉默和佯装的礼貌、克里斯托芬的愤怒离场、安托瓦内特的疯癫与纵火，这些殖民地人民以各自的方式发出来的自己“‘属下’的声音” [13]，对罗切斯特男性气质的重构带来了冲击。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与古芭(Susan Gubar)认为安托瓦内特是与男权斗争中的那个“简·爱” [16]。虽然安托瓦内特遭到囚禁、受制于他，但“她会不断提醒罗切斯特，他把她藏匿起来并企图借此建立自我身份的行为本质上何其虚幻” [17]，这位强大的异己表面上看似被打败，实则至死都在摧毁他的男性气质。甚至罗切斯特自己头发花白、眼神痛苦。简·里斯的书写策略早已暗示其男性气质重建将会以失败收场。“罗切斯特”这一名字从头至尾从未出现过，而是以“我”和“他”出现。关于罗切斯特的自述篇幅也有限。这是作者在作品中消解男性霸权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她对传统男性气质的不满与控诉。种种迹象无不彰显出罗切斯特男性气质建构的失败，尽管如此，他对男性气质的追求都显示出他对传统父权制的维护以及对英国殖民扩张行径的辩护。

4. 结语

深受父权制社会对男性气质期待的影响，罗切斯特试图以牺牲殖民地女性为代价重建其男性气质，该意图凸显出其意识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及父权观念。他的男性气质遭遇了危机、重建及重建失败，这是简·里斯通过后殖民文本对其进行的解构。罗切斯特因为一场趋利的婚姻骗局而崩溃无助，理应得到同情，但他进行的自我崛起尝试又使他成为了施害者，成为人们所厌弃的对象。通过展现罗切斯特对外在导向的男性气质追求的过程与失败结局，作者似乎暗示了与之共谋的父权制和殖民扩张的残忍本质，并进一步谴责了这种畸形的性别、种族观念，从侧面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的向往。这对现代社会同样具有警示作用：男性不应将金钱、权力、性经验、暴力等外在因素作为自身男性气质的衡量标准。对内在人格、道德品格的追求，才是真正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这种追求的终极必然是更加平等的性别及种族关系。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及其新时代价值研究(21ZD03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明文斐,姚 刚. 男性气质的危机与重建——解读简•里斯的《藻海无边》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Jean Rhys’s Wide Sargasso Sea[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03): 340-34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305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