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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Anthropology 现代人类学, 2013, 1, 10-16
http://dx.doi.org/10.12677/ma.2013.1200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3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a.html)
Cultural Eros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G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 Look at the Ecological Problem in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hujie Luo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Email: zhholly@163.com
Received: Oct. 23rd, 2013; revised: Oct. 25th, 2013; accepted: Oct. 30th, 2013
Copyright © 2013 Shujie Luo.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he existence of farming culture and nomadic
culture is justified, which has no advanced or backward distinction. In the use of culture hegemonism and
culture colonialism, method to replace the different culture regardless of natural condition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is likely to make a disast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Today, the deterioration of g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assland culture which erosioned and extruded by farming culture.
Recorrecting the view of grassland culture,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ssence of them, we can
finally protect the ecology.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ultural Relativism; Cultural Erosion
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内蒙古草原生态问题
罗树杰
广西大学,南宁
Email: zhholly@163.com
收稿日期:2013 年10月23日;修回日期:2013 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13 年10月30日
摘 要: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不顾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采用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文化取代,都可能会给
民族发展带来灾难。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成今天这个样子,与草原文化被农耕文化所挤压、侵蚀有着
密切的关系。要保护草原生态,必须重新正确看待草原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的精华。
关键词: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侵蚀
1. 引言
尽管当今中国的环境立法从法律体系来看越来
越完备、越来越好,环境保护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
然而中国的草原特别是最大的草原——内蒙古草原
环境状况、生态问题却每况愈下,严重地影响着当地
各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内蒙地区的沙尘暴和荒
漠化对京津地区、邻近省市的生态安全也构成了威
胁,并且也已经殃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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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地区,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什么?如何有效保护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环境?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
争论在于内蒙古草原荒漠化主因是“过度垦植”还是
“超载过牧”,形成了观点上的鲜明对立。以内蒙古
大学教授恩和、孟慧君、滕友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暴庆五、额尔敦布和、达林太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寒
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杨根生研究员等一批学者
坚持认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恶化主要是至今持续不
断的几十年来大规模农耕垦植所造成,而不是地方政
府在公开场合和主流媒体一直强调的牧区“超载过
牧”,因此在治理草原荒漠化的途径上也就产生退耕
与退牧之争。此外,内蒙古党校马桂英则认为低效率
的制度安排是草原生态恶化的根本,等等。如何看待
这一场争论?笔者试图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谈一
点浅薄之见。
2.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
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世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成为造就民族文化的重
要原因。不同族群在长期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创造
出了文化,在工业革命以前主要有游猎、游牧、游耕、
捕捞和定居农耕等,而每一种文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
亚文化。如,定居农耕根据所处的气候、水源条件的
差异,可以分为旱地农耕、稻作农耕等。游牧也因为
所处的生态环境不一样,放牧的畜种差异很大。像同
样是游牧,藏族以牦牛为主,蒙古族以牛羊为主,分
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的贝都因人
(Bedouins,阿拉伯语作 Badawi)则更多地饲养骆驼。
这些不同的文化和生计模式孰优孰劣?本来是
很难分出高下的,应该说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些文
化都是生活在不同条件下的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时
做出的理智而恰当的选择,都是人类学智慧的结晶。
但是,自从 19 世纪以来,以斯宾赛、摩尔根、泰勒
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以达尔文进化论基础建立了文
化进化论(cultural evolutionism,也译为文化进化主
义),这一学派认为文化必然要由低级文化向高级文化
发展即进化,而且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
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
规范也具有绝对性,人类文化具有统一的价值标准、
共同的发展规律和相同的目的性,因而各国、各民族
文化有高低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高级而先进的文
化自然具有普遍意义,人类文化将在它的主导下实现
统一。按照这种理论,低级文化相对于高级文化不但
没有价值也不应该存在,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落
后的低级的文化都应该被先进的高级的文化取代。这
种本体论的文化观,坚持人是发展的存在而失却了人
类多元的存在事实,被强势民族文化取代弱势民族文
化、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当作理论的根据。
据此,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
最优秀的,其他文化只有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所取代,
才能摆脱野蛮、落后状态,进入文明的轨道。而鸦片
战争中被西洋人枪炮打得几乎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
也有不少人坚信西方文化优于中华文化,由此开始的
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东西文化之争,至今仍未停止。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提出也深受文化进化
论的影响。
但是,文化进化论的理论观点在 20 世纪之初就
被质疑。美国的“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等率
先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提出了挑战,创立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也译为文化相对论)。在博厄斯之后,赫斯科维茨、本
尼迪克、玛格丽特.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都从文化和个
性发展的角度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了阐发。文化进化
论认为文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化是建立在不充分的经
验、证据之上的,人类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
化都有完整的文化结构,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和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每一种
文化最初都是独立发展的,并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
说,各民族的文化各有特点,各有各的内容和形式,
而不是只有西方文化与文明一种,在其他地区也都有
自己的文化,因而文化是相对的,没有任何超越具体
文化形态的、绝对的原则,不能拿一种文化的价值标
准去衡量另一种异质文化。文化相对主义首先表达的
是差异的人类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既是人类存在的物
质性前提,也是人类文化赖以形成的物质性前提。因
此,各民族文化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不存在落后与进
步的区别,在空间上每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可能都
是先进的、优势的文化,但不能因此而主观地无视其
他地区和民族的人类存在和文化存在现实强制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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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造和影响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更不能通过武力的
征服使其他地区和民族接受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因
为这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结果并不会
推动文化的进化,也不会使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而
只能造成人类文化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灾难。也因为这
样,文化相对主义反对“西方中心论”、“大民族中心
论”和西方人的自我种族优越论、大民族主义,在学
理上为非西方民族文化、弱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
强势民族文化共存的自然合法性提供了论证与支持。
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浪潮中
曾得到东方各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成为 20 世纪后
半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社
会思潮之一。“文化不可通约”论、“东亚模式”论、
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理论学派
其理论基础均来源于文化相对主义。在反对西方文化
中心主义的浪潮中,西方文明模式的神话也开始破
灭。西方人自己也积极反思和转变思路,于是“多元
文化论”、“文化多样性和差异论”等逐渐流行开来。
当然,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农耕文化和游
牧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不顾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采用文化霸权主义和
文化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文化取代,都可能会给民族
发展带来灾难。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前,蒙古军队进入
中原以后,大肆杀戮和掠夺,把耕地变成牧场,圈地
运动风卷中原,华北平原变为牧场,汉民几乎沦为奴
隶,无情地扫荡和摧残了中原和江南的社会经济,北
方农业遭到致命的破坏。直到公元 1252 年,忽必烈
才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逐渐开始重视农业,原有经
济得以逐步恢复。
3. 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与被农耕文化的
逐步挤压、侵蚀密切相关
应当指出,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到今天这个地
步,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是,从文化相对主义
角度来看,与草原上传统的游牧文化被农耕挤压、侵
蚀、贬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但
是,到秦汉时期开始出现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为
了争夺战略要地,漠南的河套、鄂尔多斯等地区就多
次易手而处于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替。纵观历史,内
蒙古草原被农耕文化挤压、侵蚀导致草原生态恶化的
主要有事实是:
1) 汉武帝对匈奴武功开拓与“移民实边”
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与怀柔的民族政策,但是
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改变了汉初的政策,对匈奴采
取开拓疆域的武功政策,汉和匈奴之间进行了长达了
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
匈奴双方长期处于交战之中。尽管匈奴仍然南下长
城,侵扰汉边,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西汉手中,汉
军频频发动攻势,大将卫青七次“出击匈奴”,骠骑
将军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决定
性胜利。汉朝从当时游牧民族匈奴人手里夺取地盘之
后,从内地迁徙大量的汉族到原来的游牧地区开垦农
田,进行屯守。如,元朔二年(前127 年),卫青领兵
击匈奴夺得河套地区置朔方郡后,即于同年夏募民 10
万口徙于朔方。元狩二年(前121 年)大败匈奴右部后,
又迁徙关东贫民 72 万余口,其中一部分徙于会稽外,
大部分是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这些与匈奴交
错之地。元狩四年西汉与匈奴主力决战,匈奴败北,
主力向西北远徙,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属延间
的大片土地后,即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开
辟农田,迁徙数十万人屯戍,使这些原来的牧区改为
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
开始发生局部恶化,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
个时期陆续出现的[1]。
2) 唐朝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屯田
唐王朝的疆域空前辽阔,除实行怀柔政策和和亲
政策,使“四夷归伏”外,开拓也是其重要的民族政
策之一。在唐王朝 290年的历史上,以唐太宗、高宗、
玄宗等皇帝推行开拓政策最力。唐王朝先后在北方亡
突厥、灭薛延陀、平回纥,对开疆拓土起了极重要的
作用。为了保障戍边军粮的供应,唐朝在包括今天内
蒙古地区大量开垦草原进行屯田。据史载,唐王朝有
军屯 1039 屯,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封建
王朝。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
规模,但还是加剧了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鄂尔多斯
地区南部开始出现风沙肆虐,汉代形成的逐步扩大并
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1]。
3) 清朝到民国时期对内蒙古草原的“开禁”
晚清内外交困,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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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帝国主义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就使清政府完全
走上了依仗帝国主义的鼻息苛延残喘的道路。除了军
事上的脆弱外,清王朝财政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在
这种情形下,清王朝不得不考虑新的对策来应对。光
绪二十七年(1901 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在提出移民实
边未被批准的情况下,两次奏请“筹议开垦蒙地”,
极力主张开放边地,移民实边,他在光绪二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奏折特别强调:
“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
方旷衍,甲于朔陲。伊克昭之鄂尔多斯各族,环阻大河,
灌溉便利……以各旗幅员计之,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
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
恩泽奏请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银四五十万两。
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
倍……何可胜言,是利于国也。”[2]
这奏议迎合了清王朝移民开垦解决财政危机之
需。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朝宣布废止前实
施250 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
准许蒙古王公放荒拓垦,积极鼓励内地农民携着前往
内地垦荒定居,也企图借此缓和因中原饥民日增、民
不聊生而日趋尖锐、激化的阶级矛盾,进而达到“以
固边圉”的目的。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始,清朝以贻谷为垦务
大臣,兼理藩院尚书衔绥远城将军,节制沿边各道,
设清丈局和东路垦务公司,丈放察哈尔左翼四旗(包括
张北、独石、多伦三县)和右翼四旗(包括丰镇、凉城、
兴和、陶林四县)的土地;设查地局丈放土默特旗地亩;
设台站地亩局丈放河东西十三台驿站地;设牧厂局清
理归化城八旗牧厂地。在东部地区,圈垦出放的有哲
里木盟科沁右翼前中后三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
郭尔罗斯两旗等广大地带。清王朝规定,凡是已圈垦
和丈放的土地,不论熟地生荒,都要逐亩一次性征收
地价——押荒银,垦熟以后升科,每年征收岁租。押
荒银和岁租根据土地质量征收,东西部也有差别。内
蒙地区“生地亩收押租三钱三分,滋生地倍之”,“外
蒙与内蒙不一例,因定乌审、扎萨克、郡王三旗荒价,
上则三钱、中二钱、下一钱。鄂托克、准葛尔两旗地
四等,别立中下一则,鄂旗上则四钱,准旗上则六钱,
中则四钱,以下均差减”。押银的分配法是这样的:“凡
蒙旗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蒙旗。其归蒙旗者,自王
公、台吉至于壮丁、喇嘛、釐其等差,各有当得之
数”[3]。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都不仅沿袭了
清朝放垦内蒙古草原的政策,还制定了许多奖励开垦
的办法,加上逐步修筑沿海各省到内蒙古的铁路,移
民涌入数量剧增,使草原地区开垦规模进一步扩大,
除内蒙古东部被继续开垦外,中西部水源条件更差的
地区也被开垦为农田。1912~1949 年间就绥远省境内
的开垦面积约等于清朝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全部开垦
面积的 4倍[4]。1902~1908 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
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开垦土地 757 万亩,东部
地区开垦土地 2450 万亩[5]。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移民实边”政策使内蒙古地
区人口的民族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
民族结构来看,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地区
的汉族人口就已超过 150 万[4]。此后的 38 年期间汉族
人口继续增加,新中国成立时已达 515.4 万,蒙汉民族
比例已变为 1:6.2,汉族人口已经数倍于蒙古族;从经
济结构来看,从事纯牧业的蒙古族人口已不足 30 万
人,仅占全部蒙古族人口的 1/3;从事种植业人口比重
已达 88.8%,农业总产值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
91.4%,种植业产值在农牧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达
72%[6]。这种结构的变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产
生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例如,鄂尔多斯地区 17 世纪
末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
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之地,200 多
年后到抗日战争爆发时的状况却是“生计不周全、牲
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1]。又如,著名“敕勒歌”
的诞生地阴山北麓地区,在 20 世纪初还是“草过于
马脊”的优质草原,100年不到东起化德县西至达茂
旗,东西长 380 余公里,南北宽 100多公里已成为“丘
陵伏沙地区”的生态脆弱带[7]。时过境迁,怎不令人
感慨!
4) 新中国彻底改变内蒙古草原的民族结构和经
济结构,游牧生计成为历史
新中国 60 年来,草原文化和生计模式越来越边
缘化,内蒙古草原的民族结构和经济结构被彻底改
变,草原上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游牧生计模式从此成
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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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首先,从民族人口结构来看,根据相关年份《内
蒙古统计年鉴》数据,从自治区成立的 1947 年到 2000
年末的半个多世纪期间,总人口增长了 322.4%,其 中
汉族人口从 469.6万增长到 1832.48 万,蒙古族人口
从83.2 万增长到 386.01 万。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9,650,687 人,占 79.54%;蒙古族人口为 4,226,093
人,占 17.11%;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 829,541 人,占
3.36%[8]。蒙古族从历史上占草原上总人口的绝对多数
变成了绝对少数。连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人口极少的
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两个盟的 13 个牧业旗,其汉族
人口比重都已上升到 18.8%~68.2%,其中有 6个旗的
汉族人口超过了蒙古族人口。
其次,从经济结构来看,194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
立时蒙古族人口中的 2/3 以上已经变成农耕人口,加
上汉族和其他农耕民族的人口,游牧人口与农耕人口
的比例达到 1:19,加之近几十年间从内地迁入的数百
万汉族移民,从事农耕活动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
优势的格局更趋强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草原
出现了三次大的开垦高潮。第一次是 1958~1962 年间
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开垦草
原,大办农业和副食基地。第二次是 1966~1976 年间
提倡所谓“牧民不吃亏心粮”而大规模地开垦草原。
在此期间还有众多的生产建设兵团、部队、机关、学
校、厂矿企业也相继到牧区开垦草原,占领牧场。据
有关统计,在1958~1976 年的18 年间内蒙古全区开
垦草原 206.7 万公顷,其中部队、兵团、机关、学校、
企业等单位在16 个牧业旗开垦草原93.3 万公顷。第
三次是 1980年代末开始并持续近 10年的草原开垦高
潮。据研究,此次“开垦强度和开垦面积远大于前两
次,……大兴安岭两侧所新开垦面积逾千万亩”。在
此期间部队、兵团等单位扩占草原的现象继续加剧。
一项研究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仅部队系统就
有3大军区、6个省军区、4个兵种的 229 个单位在9
个盟 63 个旗县建了446个生产单位,占草原面积 890
万亩,其中开垦 135 万[9]。
农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是蚕食草原的重要
基础。传统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观念不同,
对农耕民族而言,草地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
场,越值得垦殖、采挖和种植,否则就是资源的闲置
和浪费。有资料显示,从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中期,内蒙古已有 207 万公顷的草原变为耕地,
换来的却是 134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直到1997 年
还在鼓励扩大耕地,将“开垦宜农荒地 480 万亩”确
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10]。20 世纪末的
10 年,内蒙古东部地区 5个盟市有 97万公顷的草原
变为耕地。而草地开垦后一般只能种 2~3 年的粮食,
然后不得不撂荒。弃耕的土地经风吹雨打,水土流失
现象尤其严重。据专家估算,开垦 1公顷草地将导致
3公顷草地的沙化。结果是:一年开荒,二年打粮,
三年五年变沙梁[11]。
经过数百年特别是近数十年大规模连续不断的
开垦,其直接后果便是草原区域的大面积减少,从而
致使世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等少数民族失去了游牧
的空间,不得不迁往草场质量相对低劣、生态环境更
加严酷的偏远地区,其连带后果是草原地区的荒漠
化。
据调查统计,20 世纪50~70 年代,中国风蚀荒漠
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 1560 平方公里;80~90 年代,平
均每年扩大 2100 平方公里;进入90年代以后,沙漠
化的扩展进度已达到每年 2460 平方公里,而每年扩
展的沙漠化土地有约 1/3 以上是在内蒙古。中科院利
用卫星照片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荒漠化土地扩展速度
每年在 4%以上地区有 7处,其中内蒙古就有 3处。
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中,有约30%的草原退化,35%的
草原沙化和 3%的盐碱化,全区70%的草原发生显著
的荒漠化,而且近十年来,草原荒漠化速度还在不断
地增加[11]。1984 年,大草原的最后象征——锡林郭勒
盟、呼伦贝尔盟平均划分草场,定居放牧。从这一年
起,流传数千年的内蒙古草原游牧方式消失!
如果说早期农耕文化对草原文化的挤压、蚕食主
要是出于军事目的的话,而后来的大规模侵蚀却是建
立在对草原游牧文化的贬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要以
“先进”的农耕文化、定居放牧取代“落后”的游牧
文化。如,1930 年国民党政府在《蒙古农业计划案》
就说:“食肉酪饮,固无害于体魄之发育;逐草迁徙,
实有碍于文化之增进;此蒙古同胞之智慧文化所以逐
渐落后也。宜先将农业与人生之体智及社会之文化关
系详为宣传,是人人深明农业之重要,而乐耕种。”
汪精卫也说:“今日世界最要紧的经济原则,要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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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小的土地,养最多的人口,而游牧民族适得其反。故
蒙古之生产方式,实有改变之必要。”[1]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农耕文化以更强的力度、更快的速度挤压草
原文化尤其是游牧文化,以致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
最终消失。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这种从思想认
识上贬低草原文化,使草原文化失去了存在的思想基
础,使传承和享有这种文化的民族产生文化自卑,这
也是要从根本上摧毁这种文化的必要手段。
历史证明,不分自然环境简单地以一种外来文化
替代千百来本土成长起来的文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4. 重新正确看待草原文化,继承和弘扬其中
的精华,促进内蒙古草原地区经济和生态
的和谐发展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工业危机爆发,使西方世
界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显示了“西方的没落”,使
得人们开始怀疑“西方中心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今天当我们在内蒙古草原上“消灭了落后的游牧文
化”之后,草原生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的时候,许多
专家学者也重新提出了要认识内蒙古游牧文化对草
原生态保护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游牧民族创造的有
利于保护草原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其核心就是
依赖自然、崇拜自然、挚爱自然、感恩自然、美誉自
然、适从自然、管理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
素朴的进步理念。草原文化崇尚简约,并不是不追求
发展,更不像有学者认为的那样陷入“停止”的状态,
而是在追求人的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像注重人的自身
发展一样注重环境的承受能力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走出一条保护环境,推进发展,天人合一的路子。
从当前内蒙古的人口和经济状况的实际来看,要
保护内蒙古的草原生态,已经不可能恢复游牧文化和
生计模式,更不可能把汉族等农耕民族赶出草原。当
然,今天的文化相对主义也不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那
样,在强调各种文化平等基础上,彼此理解与尊重的
成分少了,排斥以至于敌视的成分多了,甚至成为某
些民族抱残守缺、循规蹈矩、狭隘保守、固步自封的
理论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主张文化相对
主义并不是要静止地、僵化地孤立地去看待某种文化
而不主张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而是首先倡导各民族
相互尊重,互相交流和学习,在增进友谊和了解的基
础上,吸取彼此间文化的精华,强势民族要反思和重
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所作所为,弱势民族要逐渐做到
文化自觉,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使各民族都能
够共生共荣,为自己的文化增添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活
力,实现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12]的美好境界。
既然不能恢复游牧文化,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草原
生态?以往许多官员、专家学者提出并加以实施的诸
多办法,之所以效果不明显,重要的之一就是没有文化
相对主义的立场,缺乏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主人——
游牧民族的视角,根本没有深入了解和发掘游牧文化
的奥妙,仅仅从农耕文化的视角简单地把传统的游牧
文化当作愚昧落后文化,在草原生态的治理中完全忽
视从游牧民族数千年来创造的游牧文化中吸取营养。
多样化的人类生存环境,从客观上决定了处于不
同生存环境下的各民族的生计方式一开始就不可能
相同。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各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在长
期对其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改造利用过程中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法,形成民族生计方式
与自然条件的相互调适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
识蕴含了较之于现代科技并不逊色的生态智慧和生
态技能,今天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上依然可以发挥极
其重要的作用。同样,游牧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
生活中,孕育出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
识[13]。在今天保护草原生态中我们必须彻底抛弃“游
牧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的旧观念,重新审视这些知
识,发掘其中的生态智慧、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并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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