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铃，赵娜，朱晓，姚倩倩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9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13日

摘要

学业成绩是衡量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流动儿童在成长环境中面临着来自家庭、社区、学校的多方面风险因素，阻碍其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本研究对北京市某打工子弟学校的285名流动儿童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采用累积风险模型，考察累积风险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并分析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累积风险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学业成绩有显著负相关。2) 累积风险对学业成绩既有直接预测作用，也通过心理弹性为中介影响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中介效应占比为21.42%。3) 累积风险不仅能够预测同时期的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也能够预测1年后的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既存在累积风险对1年后学业成绩的直接预测作用，也存在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0.09%。总之，流动儿童的累积风险是预测其学业成绩的有效指标，并且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未来研究与政策应关注如何有效地评估和减少各种风险累积对流动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心理弹性，学业成绩，追踪研究

Cumulative Risk,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A Follow-Up Study

Ling Sun, Na Zhao, Xiao Zhu, Qianqian Y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Received: Dec. 9^th, 2021; accepted: Jan. 4^th, 2022; published: Jan. 13^th, 2022

ABSTRACT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However, migrant children are faced with various risk factors from family, community and school environment, which hinders them from obtaining good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one-year follow-up study on 285 students in a school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used the cumulative risk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umulative risk o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nalyz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umulative risk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2) Cumulative risk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ed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affecte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grant children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proportion of mediating effect was 21.42%. 3) Cumulative risk could not only predic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same period, but also predic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ne year later. There was not only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f cumulative risk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fter one year, but also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proportion of mediating effect was 20.09%. In short, the cumulative risk of migrant children is an effective index to predict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ies could focus on how to effectively asses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various risk accumul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Keywords:Migrant Children, Cumulative Risk,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cademic Performance, Follow-U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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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这一话题在社会上引发了大家热议。国外心理学研究结果也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带来的不利成长环境，是寒门子弟追求学业成功道路上的一道鸿沟(Johnson, Richeson, & Finkel, 2011)。流动儿童是指在7至15岁(或6至14岁)离开户籍所在地，跟随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暂时居住到外地至少超过6个月以上的儿童。在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面临着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压力。一系列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学业方面的表现显著落后于城市同龄的孩子(何光峰，2002；胡心怡，申继亮，2010；张光珍，梁宗保，邓慧华，2015)。

与一般家庭的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往往会同时在诸多领域中面临不利处境，这使得他们更难获得良好的学业成就。一些研究者探讨了影响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风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父母教育方式与流动儿童学业成绩正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越倾向于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孩子的学业成绩也更好(莫文静等，2018)；流动性不利于儿童获得良好的学业成就，调研以及案例研究都发现，转学次数增加，会导致学业成绩的下降(赵娟，2005；张绘，龚欣，尧浩根，2011)；学校环境对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张云运等，2016)。

现有研究都采用了单一风险的理论视角，分别考察家庭或学校层面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对流动儿童学业成就的单独的影响。然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方面风险因素并存，共同起作用。Rutter (1979)提出的累积风险(Cumulative Risk)模型提供了一种更为简洁有效的视角，他认为对儿童发展结果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风险因素数量，而不是任何单一风险。只考虑单一的风险因素对于个体发展的影响，其效应有可能被高估。累积风险模型综合考虑个体发展中不同领域的重要风险，通常采用二分法对每个风险因素逐一计分，有风险记为1，无风险记为0，然后计算风险因素数量的总分，这一方法凸显了关键的风险变量，避免了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对结果预测的干扰(Evans et al., 2013)。累积风险模型因其便捷、有效，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在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研究中被广泛使用(Evans & Kim, 2010; Marsh et al., 2009; Jiang et al., 2020)。

采用累积风险模型来研究和监测流动儿童的发展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近期有研究者选取了家庭、同伴和学校三个系统的12个风险指标，综合形成累积风险评价，研究结果证实了累积风险能够显著预测初二年级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袁柯曼等，2021)。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考察流动儿童的累积风险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学业成就是衡量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之一，相比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学业成绩指标更为客观。Gutman等(2002)对7年级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学生的累积风险越高，其平均绩点和成就测验成绩越低、缺勤率越高。累积风险模型涵盖了流动儿童成长的所有重要环境因素，风险指标越高，表明儿童的处境越艰难。流动儿童需要应对多方面的困难，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Evans et al., 2013)，产生更高的自我消耗，进而影响学业成就(Evans & Rosenbaum, 2008)。因此，考察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能够更全面地评估采用累积风险模型进行流动儿童发展监测的有效性。

累积风险是影响流动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心理弹性常常被看作流动儿童应对环境风险的重要保护因素(张翔等，2014；王中会，蔺秀云，黎燕斌，2016)。心理弹性是个体面临不利处境的积极适应，当人们受到某种威胁时，心理弹性的自我保护功能就会发挥出来(于肖楠，张建新，2005)。心理弹性有利于个体从压力事件中恢复(Tugade & Fredrickson, 2004; 崔丽霞，殷乐，雷雳，2012)，与积极情绪和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王永，王振宏，2013；Moksnes & Lazarewicz, 2017)，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表现(Hartley, 2011；胡婷婷，2013)。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心理弹性受到一系列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例如，父母养育方式(Taylor et al., 2014; Zakeri, Jowkar, & Razmjoee, 2010)，学校的环境、师生关系以及同伴支持等(张坤，2015)。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心理弹性是流动儿童应对环境风险的重要内部资源，环境风险能够降低心理弹性，进而降低学业成绩。

本研究通过历时1年的追踪设计，考察流动儿童面临的累积风险对其学业表现的即时和长期预测作用，并检验心理弹性在累积风险与流动儿童长期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检验累积风险模型的预测力，未来可以采用累积风险模型来监测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对心理弹性中介作用的分析，本文解释累积风险影响学业成就的内在机制，为后续设计教育干预方案建立理论基础。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4~8年级的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连续进行2次调查。第一次调查是2016年6月，共获得有效被试543名，其中，男生271人(50.0%)，女生237人(43.6%)，性别缺失35人(6.4%)，平均年龄11.98岁。2017年6月进行追踪调查，由于升学、搬家、转学等原因，造成部分被试流失，共获得有效被试285名，男生152人(53.3%)，女生118人(41.4%)，性别缺失15人(5.3%)。通过卡方检验以及T检验，发现流失的学生与保留的学生在性别组成(χ²(2) = 1.08, p = 0.58 > 0.05)，心理弹性(t = 0.21, p = 0.88 > 0.05)，学业成绩(t = 0.38, p = 0.30 > 0.05)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缺失被试与完整参加2次测验被试在关键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结构性缺失。

2.2. 研究工具

2.2.1. 累积风险

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用累积风险模型进行的相关研究，对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全面地整理，形成流动儿童累积风险指数。选择风险因素的原则包括：1) 从近端风险出发，包括家庭、学校以及社区三个领域，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这三个领域是流动儿童最重要的成长环境；2) 遵循简便性原则，放弃影响小的风险变量；3) 从流动儿童的生活特点出发，风险因素包含了对流动儿童有特殊影响的变量，如：居住流动性情况；4) 选择标准化测量工具，由于测量内容比较多，被试量较大，测量工具应该简洁有效，标准化程度高。对于风险因素的处理，采用二分法的方式记分，即有风险记为“1”分，无风险记为“0”分，最后计算总分作为累积风险指数。累积风险总分越高，表明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中面临的风险越大。本研究最后形成的累积风险指数包含流动性(转学、搬家、与父母分离)、父母缺乏温暖、父母惩罚严厉、居住物理环境、校园欺凌以及社区暴力事件和社区安全意外这七个方面。具体测量指标介绍如下。

1) 流动性

流动性是流动儿童生活环境的最大特点，依据已有研究(胡宁等，2009；叶枝等，2017)，自编家庭流动性问卷，包含4个题目：a) 从一年级到现在转过几次学(由父母报告)；b) 父亲是否与自己一起生活；c) 母亲是否与自己一起生活；d) 在北京一共搬过几次家(由父母报告)。在数据处理时：转学次数大于样本75%时(本研究的样本中，大于等于3次)记为“1”分，否记为“0”分；父亲没有与自己一起生活记为1分，生活在一起记为0分；母亲没有与自己一起生活记为1分，生活在一起记为0分；在北京搬家次数大于样本75%时(本研究样本中，大于等于5次)，记为1分，小于样本的75%记为0分。然后计算四个项目总和作为家庭流动性得分。

2) 父母温暖与严厉惩罚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汪向东，1993)，选取温暖与严厉惩罚两个分量表，量表使用4点计分，从“从未发生”到“总是发生”。温暖量表包含4个项目，测量流动儿童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温暖的情况，例如“父母经常拥抱我”。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75。严厉惩罚量表包含4个项目，测量流动儿童父母对孩子严厉和惩罚的情况，例如“我经常挨父母打”。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65。父母温暖得分低于75%样本记为1分，父母严厉惩罚高于75%样本记为1分。

3) 家庭居住条件

参考边燕杰和刘勇利(2005)的研究，采用一个项目进行测量，即“你现在住的房子厕所的情况”。选项包括：你家独立使用的抽水式厕所(如抽水马桶)、你家独立使用的其他样式厕所、与其他人家合用的抽水式厕所、与其他人家合用的其他样式厕所、没有厕所使用公共厕所。没有独立抽水式厕所记为1分。

4) 社区暴力与意外评价问卷

对于社区环境的评价，基于前期的访谈，选择了反映社区安全性的、较为严重的风险指标，社区发生暴力事件的频次及发生意外事故的频次。参考侯娟等(2009)的研究，社区暴力事件采用一个项目进行总体评价，即“你现在住所周围是否发生过刑事案件或者暴力事件”，使用5点计分，从“从来没有”到“经常发生”。将“从来没有”转化为0分，其他选项转化为1分。社区意外事故采用一个项目进行总体评价，即“你现在住所周围是否发生过意外事故(火灾、房屋倒塌等)”。使用5点计分，从“从来没有”到“经常发生”。将“从来没有”转化为0分，其他选项转化为1分。

5) 校园欺凌问卷

采用Olweus (1995)的欺负问卷(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问卷的中文版由张文新和武建芬(1999)修订。主要测查流动儿童在学校中受到同伴欺负的情况。共包含7个项目，例如“受到取笑或作弄”。该问卷使用4点计分，从“从未发生”到“总是发生”。总分越高，反映的是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0.71。将得分高于75%的样本记为1分。

累积风险的计分方式：首先计算单一风险因素的得分，然后根据每一个单一风险因素的具体含义及测量标准将分数转化为0，1计分，1分代表有风险(见表1)，最后求得所有单一风险因素得分的总分作为累积风险指数，风险指标共7个，累积风险因素得分在0~7分之间。

表1. 累积风险指标体系

2.2.2. 心理弹性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该量表的中文版为于肖楠和张建新(2007)修订。该量表共包含25个项目，分为坚韧性，乐观性和力量性三个维度，例如：“经历困难后，我常常能够很快恢复过来”。该量表使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到“非常符合”。第一次测量获得的心理弹性结果记为心理弹性(T1)，第二次测量获得的心理弹性结果记为心理弹性(T2)。本研究中，两次测量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0、0.92。

2.2.3. 学业成绩

用每个学年两个学期的期末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平均成绩作为考察其学业成绩的指标。考虑到学生来源于不同的年级，因此，把各科成绩以年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分别得到三门课的标准分，再取三个标准分的平均数作为学业成绩的指标。第一次测量获得的学业成绩结果记为学业成绩(T1)，第二次测量获得的学业成绩结果记为学业成绩(T2)。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经该学校领导、被试本人以及家长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2次团体施测，同时也请家长填写问卷，本研究中仅使用了家长报告的转学和搬家次数，两次施测间隔1年。施测的主试均为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施测之前对主试进行严格的培训，确保其了解整个施测过程以及施测的注意事项。每次被试完成问卷后，主试向其发放小礼品一份。以SPSS23.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引起共同方法偏差，因此，结合以往的研究，在施测程序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周浩，龙立荣，2004)：1) 选取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表进行数据的收集；2) 采用匿名的作答方式，方便被试如实填写问卷；3) 问卷的指导语和计分方式做出适当区分和转换，以及对部分问卷的项目进行反向计分等。并且事后采用Harman’s单因素检验法来检验问卷的共同方法偏差，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3.04%，小于40%的临近标准，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中并没有某一个因子解释力很大，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心理弹性以及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心理弹性以及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结果(表2)表明，累积风险与同时期及一年后的心理弹性(T1/T2)和学业成绩(T1/T2)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同时期及一年后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另外，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都有较高的稳定性，间隔一年测量的心理弹性之间相关达到0.47，而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则达到0.80。

表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代表p < 0.05, **代表p < 0.01, ***代表p < 0.001。

3.3. 累积风险对心理弹性及学业成绩的同时和追踪预测

3.3.1. 同时预测效应分析

首先分析同时测量的心理弹性在累积风险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Mplus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图1)表明，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²/df = 2.76，CFI = 0.98，TLI = 0.97，RMSEA = 0.06，SRMR = 0.03。累积风险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弹性(T1) (β = −0.16, p < 0.001)，心理弹性(T1)可以显著预测学业成绩(T1) (β = 0.19, p < 0.001)，累积风险对流动儿童学业成绩(T1)的直接预测路径显著(β = −0.11, p < 0.05)，心理弹性(T1)在累积风险与学业成绩(T1)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量的21.42%。

3.3.2. 追踪预测效应分析

采用相同的统计方法分析累积风险预测一年后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的效应，检验心理弹性(T2)在累积风险(T1)与学业成绩(T2)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图2)表明，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比较好，χ²/df = 2.33，CFI = 0.98，TLI = 0.96，RMSEA = 0.07，SRMR = 0.04。该结果表明累积风险可以显著预测一年后的心理弹性(T2) (β = −0.16, p < 0.05)，心理弹性(T2)可以显著的预测学业成绩(T2) (β = 0.13, p < 0.01)，而累积风险对流动儿童一年后学业成绩(T2)的直接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14, p < 0.05)。这表明，累积风险对一年后的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有预测作用，并且心理弹性(T2)在累积风险与学业成绩(T2)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20.09%。

图1. 心理弹性(T1)在累积风险与学业成绩(T1)之间的中介作用

图2. 心理弹性(T2)在累积风险(T1)与学业成绩(T2)之间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采用流动儿童的累积风险模型能够显著预测学业成绩，心理弹性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并且，累积风险也能够显著预测一年后的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这表明通过累积风险模型来评估和监测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是个有效的方法。

4.1. 流动儿童的累积风险

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因素往往是相伴随发生的，累积风险模型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而又简洁的视角，来分析环境因素与儿童发展的关系。累积风险理论认为，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更为有力的预测因素是风险的数量，而不是某个单一的风险因素。有研究者发现，青少年累积风险能够预测学业和社交能力(鲍振宙等，2014)及网络成瘾(李董平等，2016)，流动儿童的累积风险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袁柯曼等，2021)。鲍振宙等(2014)采用了10个指标来评估累积风险，包含43个题项，李董平等(2016)采用了9个指标评估累积风险，包含66个题项，袁柯曼等(2021)采用了12个风险评价指标，115个题项。Evans团队的系列研究中(Evans & Kim, 2013; Evans & Cassells, 2014)，采用3个物理指标(噪音、拥挤、住房条件)和3个心理指标(家庭混乱、与父母分离、家庭暴力)来评估风险，同样验证了累积风险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可见，不同的研究团队，以及不同的研究主题下，累积风险指标的选取并不一致，并且风险指标的数量也并非越多越好。这些研究对累积风险的评估也有一致之处，所有研究都强调了风险指标的代表性，风险因素应该涉及儿童成长环境的不同方面，例如家庭、学校、社区，全面反映儿童的发展环境。综合考虑累积风险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已有的研究结论，本研究选择了流动儿童生活中的典型不利因素，家庭的流动性、父母养育方式、简陋的居住环境、社区中的问题以及在学校受欺负的状况作为有代表性的指标来构成对累积风险的评估，采用了7个指标，包含22个题项。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一指标体系更为简洁，同时比其他研究包含的领域更更广泛，除了主观的心理、行为指标，也包含了客观的居住条件指标。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一累积风险指标体系能够显著预测当时以及一年后的学业成绩，是一个有效的预测因素。

4.2. 累积风险对学业成绩的预测

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是其以后升学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其适应社会的一个主要参考指标。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因素，目前关于流动儿童风险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的风险因素对其学业表现的影响，而累积风险的相关研究表明，累积风险对个体的发展预测力超过单一风险因素(Pungello et al., 1996)。本研究采用学生在学校语文、数学以及英语的平均分来反映学业成绩，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测量指标。总体来看，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其学业表现有负面的预测作用，与美国学者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Prelow & Loukas, 2003)。

累积风险不仅对流动儿童学业表现存在短期即时性的影响，而且还存在长期的影响，并且这种长期的预测力并没有降低。对于流动儿童而言，风险因素的叠加一定程度上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这会影响到流动儿童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学业上面，进而造成学业表现不良的结果。Burchinal等(2008)对74名4到6年级的学生进行一年的追踪发现，当学生经历的风险因素越多时，其学业表现越差，并且会有更多的行为问题。本研究结果扩展了之前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相关研究，检验了累积风险评估的有效性，同时，也验证了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其学业表现的长期作用。

4.3.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累积风险是影响学业成绩的远端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探索了中间的心理过程。心理弹性是儿童应对不利处境的重要保护因素。本研究发现累积风险会破坏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而降低学业成绩。

心理弹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家庭、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等保护因素与个体经历的风险性事件相互作用的过程。流动儿童学习生活中面临了多重的风险因素，这些多重风险因素的叠加，阻碍了保护因素发挥作用，降低其心理弹性水平。从家庭因素而言，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发展结果的最直接因素之一，良好的教养方式对于儿童心理弹性有促进性的作用(Zakeri et al., 2010)。有研究者发现，流动儿童父母表现出冷漠以及更少鼓励的教养方式，而这样的教养方式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靳小怡，刘红升，2018)。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生活环境差距较大，他们经常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所居住社区也缺乏相应的管理。打工子弟学校通常存在校舍简陋、师资缺乏等问题，各项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学生打架、校园欺凌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风险因素加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持续的，累积风险可以负向预测一年后的心理弹性水平。

心理弹性体现出个体对自己处于不利处境的积极适应(雷鸣等，2011)。王中会等(2016)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心理弹性对其文化适应有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心理弹性得分越高，文化适应困难等问题就比较轻。对于心理健康而言，流动儿童心理弹性越高，其孤独感与抑郁程度就相对比较低(王中会，Jin，蔺秀云，2014)。心理弹性也对学生学业表现有促进作用。Martin和Marsh (2008)以59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得分越高，学生的学习行为也更加的积极。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处在高累积风险环境中的儿童，除了减少风险因素，还需要对他们的心理弹性进行干预，保护心理弹性不要受到累积风险的破坏。心理弹性的保持和恢复是流动儿童获得良好学业成绩及其他方面社会适应的重要保障。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一年的追踪，发现累积风险能够显著预测当时和一年后的学业成绩，并且心理弹性起到中介作用，验证了累积风险模型的有效性，为提升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研究对象集中于北京地区，而我国各个地区流动儿童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并且各个地区的情况以及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各地的居住条件、社区环境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所以，为了更好的探讨累积风险对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使得结论更具有推广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取样，来推广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与流动儿童相对的是城市儿童以及留守儿童，本研究只考虑了流动儿童累积风险，未来的研究中，可将流动儿童、城市儿童以及留守儿童纳入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研究，通过相互之间的对比，发现三类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的共性与差异，这样有利于政策制定者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本文分析了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是其在相应年龄段知识掌握程度的一个测量，并且影响着以后的升学以及人生的发展。流动儿童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风险因素，从累积风险出发而不是从单一的风险出发，可以更全面地对于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及其影响进行把握。本研究显示，累积风险对流动儿童学业表现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在进行社会治理时，需要相互协作共同来解决流动儿童面临的不利处境。对于学校而言，可以加强学校治理，降低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社区在减少流动儿童环境风险方面可以发挥一系列作用，加强流动人口社区的治安管理及安全检查，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居住条件，为流动人口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公益培训等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流动儿童累积风险与学业表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对于心理学工作者而言，应该发挥心理教育及干预的优势，帮助流动儿童提升心理弹性，以减少累积风险的负面影响。

总之，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提升他们的学业成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社区、科研工作者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协同合作，降低累积风险，提升心理弹性，才能给生活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个美好的未来。

5. 结论

1)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同时期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心理弹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累积风险越高，其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学业成绩也越差。

2)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一年后的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一年后的心理弹性也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对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

致谢

感谢北京市南七家实验学校师生的配合与支持。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5JYC029)。

文章引用

孙 铃,赵 娜,朱 晓,姚倩倩. 流动儿童累积风险、心理弹性与学业成绩——一项追踪研究
Cumulative Risk,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grant Children—A Follow-Up Study[J]. 心理学进展, 2022, 12(01): 122-13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1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