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6 No.08(2017), Article ID:21668,8 pages
10.12677/ASS.2017.68152

“New Teachers” of the Minsheng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a

—The Review of Tai Shuangqiu’s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

Qi Li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20th, 2017; accepted: Aug. 3rd, 2017; published: Aug. 10th, 2017

ABSTRACT

“Minsheng Education” is a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a.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insheng Education, Tai Shuangqiu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eachers. Aiming at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the status of teachers’ level of good and bad, Tai Shuangqiu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new teacher”, which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theory of the Minsheng Education. But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history, it has no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But as a kind of theory, it is worthy of reference and study.

Keywords:Tai Shuangqiu, Minsheng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民国时期民生教育中的“新教师”

—邰爽秋教师教育思想摭论

刘齐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17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17年8月3日;发布日期:2017年8月10日

摘 要

“民生教育”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潮。作为普及民生教育重要力量的教师,其倡使者邰爽秋对此非常关注。针对民国时期师资匮乏、教师水平良莠不齐的现状,邰爽秋提出了“新教师”的设想,并成为其民生教育思想中教师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并未完全实施,但作为一种理论,值得参考和研究。

关键词 :邰爽秋,民生教育,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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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有了教育的发展,才有对人之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才有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真正进步。

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子,其道德素养、人格品行、智慧能力、教学水平等,直接关乎所培养对象的全面发展,乃至国民素养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教师发展,不仅在当时,也是当今和未来社会的重大主题。

民生教育,作为民国时期颇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潮,主张把“民生”看作是人民生活、社会生存、国民生计、群众生命四大要素之和,是一种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生计需要的经济活动为基础,从而实现民众、社会、民族繁荣复兴的教育。其倡导者邰爽秋高度重视教师在整个民生教育中的作用。

邰爽秋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后赴美国学习深造,并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邰爽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后又历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担任了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可以说,邰爽秋一直在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奔忙于大江南北,致力于民生教育普及。时人将其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并称为“中国教育界四大怪杰”。

今年是邰爽秋诞辰120周年,重新整理其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认识民国教育有着重要意义。邰爽秋认为“师资是普及教育工作的实际执行者”,“师资为普及教育之原动力,欲教育之普及,须有充分的师资,欲普及教育之实施,有良好的效果,则又仗于优良的教师。故我国普及教育的师资问题,可分两方面言,一为量的问题,即师资的需求及来源;一为质的问题,即师资的训练” [1] p. 88。所以,这也构成了他民生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2. “新教师”提出的时代背景

近代以来,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科举制的废除,教育管理体制上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教师队伍从职能到素质,也在社会转型中逐渐发生转变。

由于民间尚有大量私塾存在,1912年,教育部出台了《整理私塾的办法》,对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具的选用的等方面做了规定,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改良。在1914年,教育部又推出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其中,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对私塾老师的处置办法。在这项草案中,明确提出了要对塾师进行调查、甄别,“其成绩优者” [2] p. 739-740,可以去做小学教员。这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大量存在的塾师的初步安置,也在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小学师资的匮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除继续改良私塾外,也开始改革师范学堂,扩大师范学堂的招生规模,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如1912年9月的《师范教育令》,同年12月的《师范学校规程》,1916年1月的《修订师范学校规程》,1928年的《整顿师范教育案》,1932年至1934年期间的《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使师范学校普遍设立,师范教育逐步有序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为补充初等教育师资及提高师资质量的师范讲习所和讲习科,为解决短期小学师资严重不足而开办的短期师资培训班,也都建立了起来。

同时,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教师的质量。以小学为例,成立了专门的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公布了《检定小学教员规程》,对小学教师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不断强化。至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小学规程》,在进一步严格上述条款的基础上,宣布实行小学教员登记制:即凡具有小学教员法定资格,均得向主管行政机关申请登记。具体做法是,经登记的小学教员,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在每学年开始两个月前,公布其姓名、学历、履历。小学聘请教员,除因特殊情形,经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许可者外,应以登记公布者为限。

对于这一系列政令法规,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学历资格审定和实际教学能力资格审定。这种兼顾小学教师学识和经验的考核办法可以说是一种既能补助师资不足又能确保教师质量的有效可行的办法。从检定具体运作程序来看,整个检定工作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力求教师资格审定的权威性及合理性。而对经检定试验及格后教师的管理,实施了一种有效期限的教师资格证书与长期教师资格证书相结合的制度。一方面规定教师资格证书均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另一方面又规定在有效期满后,成绩优良者给予长期合格证书,无须再行检定。从检定科目、方法来看,大多参照小学教学的实际需要而定,强调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 [3] p. 447-448。

根据《民国二十四学年度至二十五学年度全国私塾概况表》 [4] p. 682-685: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国尚有私塾110,144所,已改良38,525所,占34.98%;塾师110,933名,已改良39,191,占35.31%;每一私塾平均学生数为17.06。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私塾学生数为526,267,占学龄儿童6.76%。可见,情况比民国建立初期,虽有改观,但改良的进度依旧缓慢。

虽然政府对教师做了不少规定和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要补充师资的不足,在数量上的重视程度就大于质量上的考察。相比“国外采取的提高教职申请者获取初任教师资格证书的要求,由独立的专门组织来确定教师资格证书标准和发证,在教师聘用和教师证书发放中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和回避制度以及制定自愿遵守的较高的全国性教师资格标准等措施,国民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对单一” [5] p. 107。

那么,政府这些补充师资、保障质量的举措,是否落到实处,获得收效呢?

据邰爽秋推算,全国需要实施义务教育的师资为一百四十万,实施成人补习教育的师资为十三万五千人,两者统共为一百五十三万五千人。“估计应需教师2,442,141人,而现有师范生及初高中学生合计仅509,186人。即使全数皆变为师范生,也不过达到四分之一。无论如何,中国目前师资之供求,相差甚远,乃是明显的事实” [1] p. 135。邰爽秋特别强调,这个数目是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人口数而估计的,而现实需求,肯定要比这个多。

而曾在教育部高层任职的袁希涛对中小学的师资状况,更是深有感触。他算过这样一笔账:“今就中国中学教育论之,据中华民国七年全国中学学生一览表,中学校数479,中学学生数74,405,中学毕业生数11,644,以我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国之中学学生数,如以英为比例,则我约得五十分之一。如以美为比例,则我约仅得百分之一。如与法之高等小学毕业生相比较,则法之高等小学与初等小学共受教育十年。视我国之高等小学与国民学校仅七年者不同。故我现在之高小学生,非习师范若干时。不能任小学教员,又我现在全国高等小学生数,亦尚不敷用且将连累而扩充之也” [6] p. 33-35。对于目前已有的师范学校和其它师资养成机构,袁希涛认为,“有学校而乏教师,虽已加设长期、短期各师范学校,竭力猛进,仍觉缓不济急。而未谙教育者之滥竽充数。所见颇多。此由设校可以急进,而教师不能仓促养成故也” [7] p. 37-38。

由此可见,无论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还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都对这一时期教师队伍的匮乏深表担忧,甚至是质疑,更对教育的普及表达了无奈。

如果说,师资匮乏是一个问题,而这些本来为数就不多的教师们素质良莠不齐,更是让邰爽秋所忧虑的。显然,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人们对教师的职业定位也有了新的要求。后担任上海万竹小学校长的李廷翰曾发表《教师十要》,要求新式教师应该是“同学少年,任教科者日众,鱼鸿多信,常以教授之法相切磋” [7] ,并能够做到:多翻字典,多阅参考书,多访问,多取教材,多看课文,多参观,多谈话,多自省,多练习,多进取心等。

农工民主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张觉初对教育有颇多议论,其在《敬告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教育之善否,全善乎教师之善否以为断。教师果善,而教育之制度未善,尚不致于为病。教师不善,而教育之制度虽善,恐未可以为福” [8] 。

总之,对于教师作用之重要的议论,可谓不胜枚举。但在民国初期,教师的表现,可能并非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甚至还呈现出不少的负面形象。特别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四处扬播,充斥人们的耳朵,进入人们的大脑,渗透人们的心灵。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运动、集会、辩论,满腔热忱,激昂万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逐渐被学生所知、所喜、所尚。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主张维护师道尊严、绝对教师威权、绝对服从老师的师生关系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要求师生平等的呼声,在校园里不绝于耳,旧有的“师父”观念荡然无存。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不少教师系由前清改良,知识结构仍为中国传统之儒学体系,对于数理化生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只是一知半解,甚至全然无知。指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也非常欠缺,实难满足学生们对于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新技能的渴求。故此,教师的这一知识能力状况也受到学生们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但教师们似乎尚未意识到这一一触即发的危机,甚至还慨叹世风日下,道统无存。

无敬业精神,见异思迁,态度消极,兴趣索然,致使乐业专业精神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常常抱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对此,近现代教育家吴研因评论道,这是“两大破产”的表现:“其一,教职员的信用宣告破产;其二,学科的信用宣告破产。平时中等学校做校长、教员的,何等尊严,何等显赫。到了今番,随便怎样尊严显赫,也丝毫没有效用”。对于教授的东西,学生更生出了“平时功课到了紧急的时候,不能应用,然则学他何为” [9] 的疑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教师甚至对自己的角色也产生了怀疑,“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还不是一个劳工”,甚至痛骂自己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 [10]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如上述所列。但在变动的环境,革新的时代,教师们认真执教,便愈加力不从心了。

3. 理想中的“新教师”

“要有新中国,必定先有新学生。要有新学生,必定先有新教师”,这是邰爽秋对当时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

什么是“新学生”?邰爽秋给他们作了界定。他认为应当“以实际参加或力能参加民生经济活动的男女老幼民众为教育之对象” [1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判断:一是必须要实际参加、亲自实践,或至少有能力参与民生经济活动,也就是要生产。这同时也强调了要以经济活动为中心、为基础;二是面向“男女老幼民众”,“凡教育年龄相同,不论男女老幼可编入一级受课” [12] ,体现了面向全体大众开放的进步方向。这在他倡导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区中依然得到了体现,“凡来自远方或居住于学校所划定之‘民生建设服务区’内之男女老幼,一律认作施教之对象” [13] p. 8。

那为什么要“先有新教师”?其实,这也是让邰爽秋颇感他失望的事:“觉得现在中国的教师,差不多有十分之八九,都是不堪设想。他们的惯技,是在十几年前的教材里,偷一点下来,鬼鬼祟祟的卖给学生,不问有用没用,都叫学生记下……这一位教师这样,十分之八九的教师,那一个不是这样?所以我时常想,这些十分之八九的教师,只可算为十八九世纪的老教师,断不能造出二十世纪新中国的新学生” [14] 。

那作为新时期的新教师,究竟该具备怎样的素养,担负怎样的职责呢?无论是《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还是《小学校令》,抑或《检定小学教员规程》等规程中,只是对于学历和教学能力的审定,并无这一方面细致的说明。但我们可以从对师范生的要求,一窥政府所希望培养出的教师。根据教育部1912年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有九项要求,包括身体、情操、世界观、教学内容等 [15] p 428。至1935年又公布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中,明确提出师范学校的目标有七:“锻练强健身体,陶融道德品格,培育民族文化,充实科学知能,养成勤劳习惯,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 [4] 。可以说,这七项目标也就是每个教师所应具备的修养,就是每一教师必须具有强健体魄,优良品格,科学知能,勤劳习惯,研究儿童教育的兴趣与终身服务教育的精神,并能了解发扬民族的文化。

除了这几点以外,邰爽秋做了补充:“第一点要补充的是,教师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内容须能彻底明了并能运之于实用……我们已确定今后的教育内容应以民生的需要为依归,那么,教师对于民生教育必须能了解其理论及其与中国社会之关系而运之于实践。换句话说,教师不只使民众接受了民生教育的躯壳,同时还要使民众在接受了民生教育之后,而能改进其生活,解决整个民生的需要。第二点要补充的是,教师不仅须具备教导儿童的能力,同时还须有教导民众的知能。此外,教师还须具有生产的能力,组织民众的知能和艺术的兴趣” [1] p. 91。

可见,邰爽秋确定教师应有之修养如下:强健的体魄,优良的品格,科学的知能,劳动的习惯,生产的能力,艺术的兴趣,了解及发扬民族文化,了解民生教育内容,教学儿童与民众的能力,终身服务教育的精神。

在这里,邰爽秋特别补充了教师对于民生教育的理解和掌握,即“应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工艺生产的技能,畜牧生产的技能,指导合作的技能,指导教学的技能,实用医药的技能,还应有释迦慈悲救世的精神,耶稣牺牲服务的精神,孔氏杀身成仁的精神,孟氏舍生取义的精神,墨氏摩顶放踵的精神,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孙总理天下为公的精神,甘地刻苦奋斗的精神,穿着老土布的民众便装深入民间做普及民生教育的工作” [14] 。

邰爽秋对教师的主张,可以说是详细而具体,不仅要具有全方面的技能,还要有高尚的精神,更要能服农民之服、语农民之语、行农民之路,甚至要比农民更加了解农村和农业,并向农民们来证明。因此,邰爽秋对教师的要求,恰是要从有觉悟的仁人志士做起,而后带动普通大众,从而民生教育就大有希望。而这些,正是邰爽秋本人所身体力行的,从“念二运动”开始的民生教育实践便是如此。

不过,不管是“旧老师”,还是“新老师”,无论教学内容怎么变,教学方法怎么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始终是教师遵循、学生敬慕的基本品质。

邰爽秋非常看重教师的品德,在河南大学执教期间,他与正在中央大学教育系就读的周祖训合译了查特斯(Charters, W)与道格拉斯·韦普尔斯(Douglas Waples)编著的《联邦教师教育研究》(The Commonwealth teacher-training study)一书。邰爽秋很欣赏书中关于教师品德及表现品德动作的说明,认为这是“把教师处事接物的道理和方法完完全全的说出,可谓为一般教师的座右铭” [16] 。这些教师应具有的品德,计八十三种,在每种品德之后,都附有详细的说明。除此之外,“三种兴趣”也是教师品德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即对社会之兴趣、对职务之兴趣、对学生之兴趣。

无论是八十三种品德,还是三种兴趣,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要完全做到,实在不易。但邰爽秋认定,“在可能范围内,行政当局与教师倘能联络一气,起而共同宣传,进而共同奋斗,委实不难办到”,但“因现在我国教育,并未十分发达。教师数且无多,子女有限,教员死亡的也属至少” [17] 。所以,邰爽秋择要言之,合为六条,即尊重谋事的道德,尊重已定的聘约,尊重教育法令,尊重职务,保持专业的态度,保持研究的精神。这六条,便是邰爽秋对“新教师”品德的基本要求了。

4. 对民生教育“新教师”的评价和思考

教师,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者,是基层民众新秩序的宣传员,是传递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准则的榜样,更是调节民生教育实施过程中人际关系的艺术家,推动民生教育落定生根的主体力量,从而颇受邰爽秋的重视。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教师遭受诟病的事例。在他看来,这种教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举凡“缺乏维持秩序及训练的能力,未能熟悉教材,缺乏天资,不肯努力,缺乏自动能力,缺乏适应能力,缺乏常识,缺乏前进的精神,不能专心任事,对儿童无同情之了解,不了解世故人情,仪容不雅,缺乏道德标准等都是致使教师失败的常见原因” [18] p. 67。总之,既不能学高为师,亦不能行为世范,对于这些情况,邰爽秋深表担心,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欲培养出“新教师”困难重重。首先,师资紧缺,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此,邰爽秋曾提出,“在省市县初高中及师范内,广设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招收相当于初中毕业之学生,予以短期之训练。其课程以研究小学教材及教学方法为中心,训练期满考试及格,予以证明书,准其充任短期小学教员;各省市按本省市小学师资之需要,推广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简易师范科等,以培养小学师资;各县市应在县市立初级中学或县市立师范学校或规模较大之县市立小学,内设置塾师训练班,招收私塾教师,予以短时期之训练,专授短期小学课程之教材及教学方法” [1] p. 97。

此外,邰爽秋还建议,要想训练大批的师资,只有缩短训练的年限,集中训练的课程以便节省经费扩充师资养成的数量。并且中国今日之普及教育程度极低,师资的程度也可以放低点。俟将来程度提高时,再延长师资的修业年限也未为迟。所以,师资的训练期限可缩短,也可招收年龄较长、常识较丰富的高小毕业生,再予以一年或二年的训练,就可充任 [1] p. 122。

可以说,邰爽秋的这些构想,基本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能做到这些,已实属不易了。但在一些问题上考虑过于简单,要求过于完满,又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特别是把对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的改善,寄托于民生教育,期待于教师们,可又缺少具体的操作实施方法。最后,不得不回到已有的现实,增删填补罢了。

其实,像邰爽秋这样的教育家有很多,他们都试图从教育出发,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教育入手,来解决当时国内日益深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不过,邰爽秋对此却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主张的民生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民生教育与劳作教育不同。民生教育中的老师,是要从民生的观点出发,指导民众增加社会生产,注重民生的福利,而劳作教育的老师们却以唯心论为基础,旨在养成良好的公民品格,重视训练的价值。

其次,民生教育与生产教育不同。民生教育的老师是以生产为手段,民生为目的,在教育内容上,除生产外,更涉及消费、分配、交换等问题。而这些是生产教育所不具备的。生产教育,只关注了生产,而不去解决其它问题,民生就依然得不到安定。

再次,民生教育与生活教育不同。生活教育主张把生活和教育打成一片,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而民生教育则主张把民生和教育打成一片,寓一切教育于民生经济活动之中。生活教育在内容上也显得宽泛,对于各种生活的教育,并无轻重缓急之分,而民生教育则特别注重于经济的生活,并且把这种生活作为一切教育的出发点。

另外,民生教育与民众教育也是不同的。就组织形式看,民众教育更借重社会教育的形式,如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民众茶园等,而民生教育却比这要广泛很多,特别是民生教育还创办了不少为适应自我实践的机关设施。就对象而言,民众教育的对象主体主要为年长失学的成人。当然,在高阳、俞庆棠、陈礼江等看来,民众教育当是全民教育、国民教育,认为民众教育“不能限于成人的范围” [19] p. 8。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又毫无例外的将西方成人教学心理学援引作为民众学习的心理基础,丝毫没有顾忌儿童的状况。因此,雷沛鸿对民众教育就是全民教育也提出质疑:“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是否民众?——难题一;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是民众教育否?——难题二;既有民众教育,什么是非民众教育?——难题三” [20] p. 13。所以,在雷沛鸿看来,民众教育一方面是成人的“补充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是“使民众受了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以后,还有机会读书和研究他们所需要的学问” [21] p. 147。也就是说,民众教育是使失学成人享受补习教育,使普通成人享受继续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成人教育。显然,民生教育也要比这个广泛的多。

最后,民生教育与民生主义教育的不同。有人以为民生教育是三民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民生主义的教育。这种见解邰爽秋并不赞同。在他看来,民生教育的内容包括三民主义教育的全部,可算是以民生为中心,为基础或为本位的三民主义教育。因此它的范围比民生主义教育来得广,在实际上它也是包括了民生主义的教育。

因此,邰爽秋始终对自己的民生教育思想充满信心和希望,并鼓励从事民生教育的新教师们:“我们做教师的,不妨先就不需多钱的简单设计,先行试办起来,等到别方面的情形适当之后,再设法扩充,因难见阻,不是我们办教育的人应有的态度,我愿全国教育界诸多努力!” [22] 。这也是一种宝贵的探索和勇往直前的胆量,值得后人的学习和深刻思考。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国时期江苏地区民生教育活动研究(2015SJB115);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刘齐. 民国时期民生教育中的“新教师”—邰爽秋教师教育思想摭论
“New Teachers” of the Minsheng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a—The Review of Tai Shuangqiu’s Thought of Teacher Educ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8): 1056-1063.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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