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7 No.07(2018), Article ID:26002,7 pages
10.12677/ASS.2018.77147

New Openness and New Starting Point: Reflections on China’s Open Economy Model

Quansheng Zo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Received: Jun. 29th, 2018; accepted: Jul. 13th, 2018; published: Jul. 20th, 2018

ABSTRACT

At present, global economic problems continue to affect China through variou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us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w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requiring us to take a new approach and pla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from a new heigh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ic model under a new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Keywords:China, New Openness, New Model

新开放与新起点:对中国开放型经济 模式的思考

邹全胜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9日;录用日期:2018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7月20日

摘 要

目前,世界性经济问题通过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传导机制不断作用、影响中国,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求我们以新的理念,从新的高度规划中国开放经济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研究与分析中国开放经济模式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 :中国,新开放,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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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后期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改变着整个世界经济版图。而经济全球化却在性质上体现出“双刃剑”的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区域经济有着经济趋同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对差异化大的各国、各区域经济有着经济发散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区域经济的影响就是良性促进作用,而全球经济发展出现危机甚至倒退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区域经济的影响就是消极、打压作用。其特征都表现出经济传导过程中的放大效应。

目前,世界性经济问题通过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传导机制不断作用、影响中国,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求我们以新的理念,从新的高度规划中国开放经济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研究与分析中国开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2. 对中国外贸模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取得了较好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了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很大的支撑 [1] 。但在外贸高速发展后的今天,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中国外贸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外贸的边际效用出现递减趋势。原来依靠劳动密集型、数量规模型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外贸模式难以为继,而寻找新的外贸发力点则在艰难地前进。目前,中国开放经济提出的主要应对措施与策略大体有2个:一是在“一带一路”的方向上打开新的外贸增长点与新市场;二是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在产品的竞争力与质量上着力。分析这2个战略点,实际都包含着内外2个重要变量的配合与支持。

外部因素包含国际经济大环境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环境。目前,从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措施看,昔日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有向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趋势。在特朗普总统首届国情咨文中,其多次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而后在一系列方面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上实质性的开启了新的全球贸易战的前奏。

内部因素包含中国目前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反思,提出“包容性发展”与“共享经济”战略下的相应改变及改变的收益与成本的考量。

而要应对以上内外环境的变化,就需要从中国既有经济要素与发展模式出发,对原有外贸模式进行相应改进,建立新型中国外贸模式,从而在新世纪的中叶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后来者居上的国际经济主导者的地位。

在这一进程中,清醒认识与分析经济发展得最基本单位:广义经济要素是达成上述目的的必要途径。传统经典经济学原理提出的有限生产要素已远远不能满足于这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般生产要素的分析要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扩展为广义的经济要素分析。要认识到要素的动态演进属性,重视要素本身的变化,来使该问题的分析路径得以清晰的展现 [2] 。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较好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其经济的提升速度更是喜人,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发展中也存在如前所述的不少问题。有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的是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问题,也有的是区域发展中的问题。一般而言,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的阶段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就是正效应,而当宏观经济处于下降的阶段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就是负效应。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传导的正效应时,中国对外部经济的态度是积极、开放的,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传导的负效应时,中国经济就必须作出一种新的应变姿态。就理论研究来看,对付世界性经济问题的办法各地区不外乎两类:保护与开放。一是加大对本区域市场的保护力度,避免外部经济的进一步影响,二是加强“内功”,增加本区域市场中的产品竞争优势,积极进取开放、开拓市场,以抵消外部经济的传导影响。

因此,在如何科学促进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更好的避免与消除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方面,最优的回答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存在要不要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而是存在如何更好开放与怎么样开放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认识与分析目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几个表现:

2.1. 粗放型开放模式严重影响着中国开放的经济效益

与传统政策激励型开放相联系的常常是粗放的开放模式。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外资流入和外向型经济的相对增长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之一,但是无论是外资效益还是外贸效益,都存在着一定矛盾。对各级政府而言,政策激励的核心就是着力于更多的外部项目数和更多的外部资金,更多的创收和更高的GDP,以及这些指标的更高增长率。各地出现了大量税收少、技术扩散差、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部项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剧又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而创造的可能只是一些开放性的形象工程。对GDP指标的单一追求更加重了外向型经济中的粗放性,造成实际经济收益不高,开放利益惠及全中国人民相对滞后。开放的粗放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周边国家的同质化竞争趋同。大量引进国外资源在客观上又形成了与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的要素竞争关系。对开放经济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国内各地、各企业之间的低价竞争,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而且还导致国内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3] 。

2.2.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应从突破制度观念障碍转变到创新模式的探索

无论是国家的对外开放还是产业的对外开放,都是从突破制度障碍和观念障碍起步的,对现阶段基于国情的基本经济架构和开放模式的探索,都是为了克服一定时期难以突破的制度约束和落后的观念束缚。制度与观念障碍曾经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难题,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破除了。今天,围绕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关于是否要开放已经不是问题争论的焦点,但对怎样更好的开放却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开放模式的创新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上的战略重点 [4] 。这一重点至少需要解决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真实地提升中国产品质量与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而不是继续依靠低端分工的低价竞争模式;二是如何靠制度与软环境的创新与改善创造外部要素进入的条件,而不是继续依靠优惠让利吸引外部要素;三是如何在各种现代国际高端贸易市场上提高占有率,而不是集中在低端承包市场上搞价格的恶性竞争;四是如何真正启动“一带一路”战略,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跨国经营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生产向外销售的传统模式。总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包含着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转变,需要科学的、开放型理论的指导。

2.3. 中国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成果的评价体系

要纠正单纯以GDP的增长速度评价发展成果的偏见,要把“包容性”、“共享性”经济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到各级经济发展的标准中。要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新的发展模式,用实践来验证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开放经济特征的新思路与新的战略,指引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

2.4.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需求要从填补不足转变为结构与质量的进步

引进外部资本的核心不在于获得资金,而在于获得更有发展价值的项目,开发新技术产品和提升产品质量。在走出了外部资金短缺时期以后,结构进步将成为中国开放的首要目的。以往发展中引资几乎成了一种惯性,使得外部资本本身而不是它的技术内含成为追求的目标。引资本身就是目标,而引资实现了什么和得到了什么却不再重要,对外“重商主义式”的增长也几乎成了一种惯性。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全国低端、单一、同质化竞争的背后,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开放型经济效益。其开放的目标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就业,而赢利的效益目标则几乎被放弃了。

3. 对中国外贸模式进一步探索

而在世界经济调整与国内经济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既然单一的引资已经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必须在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明确新的开放目的,而“包容性”、“共享性”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目标的提出,就首先需要我们完成基本理论与观念上的转变。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内涵要从相对封闭的管理转变为开放经济的管理。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其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主要问题是突破封闭经济,完成体制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开放成为人民的共同心声。40年后的今天,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经济体系之中,但是毕竟已经与最初的发展完全不同了。一个开放型的区域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包容性”、“共享性”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目标的提出,使得开放需要在领域上继续扩大,制度上继续优化,但作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性主题,已经不再是完成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而开始进入到一个开放型经济的规范有效管理的时期了,中国需要实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愿景。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完成少数尚未开放领域,对已经开放领域的各种障碍继续破除的同时,重点应当转变为开放制度的规范化和有效管理。这也决定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内涵应当由优惠政策转变为制度规范。迄今为止,政策优惠已经成为各地一切发展与开放问题的最主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获得比其他部门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给予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特别许可等特殊的政策安排是促进开放的基本动力机制。但中国发展的事实也证明,随着开放水平的提高,以这种特殊的政策安排作为动力机制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需要全面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中国应当进行的转变已经不是强调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而是向政策统一透明规范的转变,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规范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转变 [5] 。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要充分认识如下问题:

第一,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如何坚持中国主导与各国协调发展的总体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年的发展,其取得的经济成就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的,因此,在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坚持自己的创新模式为主。以“包容性”构建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共享性”树立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目标。坚持中国主导就是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不变,继承与发扬中国经验,而与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就是开拓与扩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世纪实现,从而完成伟大的“中国复兴”。

第二,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区域发展与世界总体发展的关系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发展又有力的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进步。目前,经济全球化在不断艰难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其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经济倾向有所抬头,如何应对新的形式与问题,如何坚持经济全球化与高举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是妥善处理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总体发展的重要理论难点。

第三,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研究。人类的文明成果应该由全人类共享,中国在借鉴人类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对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成果。“引进来”强调的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性的包容与对接。而“走出去”则强调中国经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与引领,彰显中国模式的自信与从容。

第四,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经济结构的“互补”与“竞争”的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一切发展都构建在基本经济结构基础上。任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既需要“竞争”关系又需要“互补”关系,“包容性”发展就是对经济发展结构“互补性”最好的科学解释,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石,而“共享性”则以创新模式和创新技术来引领与扩散,遵循“合则强、孤则弱”的原则,所提出的合作观超越了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等陈旧观念,体现新型“竞争”的特性。

第五,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节点”与区域的风险管控研究。在进一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其路径与阶段必将是循序渐进的,以点带面,逐步扩散开来的。那么,其发展过程中的“节点”与区域问题则凸显出来。“节点”包括技术与地理空间两部分,往往是矛盾与问题在双边积累较多的地方,其风险具有不可控,不可预测与多变的特点,因此,以解决“节点”问题来起到示范效应,可以较为顺利的扩散到其他区域与部门。

第六,中国与各国包容性与共享发展中,双边制度、管理的协调与对接配合的协议安排。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中。多边与区域安排同时并行不悖,区域安排往往以其先行一步的姿态出现在双边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由于双边矛盾、问题集中,其诉求也可以较为简单的归纳统一,相比较多边的复杂性,较容易协调与对接。

4. 中国外贸模式的新思考

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本文对中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思考如下:

4.1. 开放的指导思想要从单纯的数量规模型发展到经济质量增长型

从单纯的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是中国开放经济战略转变的主题,也是国家针对新的问题审时度势提出的重要发展方针。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由于相对落后的国情与地理区域特征,发展单一的数量规模型模式不仅是当时中国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作用不可忽视。但进一步分析却指出,在这样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下,中国的经济收益并不是很高。初级生产的利润十分低下,企业在开放经济产业链中的低竞争力的核心就是缺乏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营销能力。而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要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其对外开放型经济模式就要寻找一条新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方式,而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与创新就应运而生了。对产品与产业结构进行动态调整,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引领开放型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等高层次经济结构发展。不仅要将一般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高质量产业转移的平台,更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原有贸易模式的发展水平,提高出口产业关联度,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业进步,以高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进步来进一步提升开放效益,以质量增长型模式替代过去的数量规模型模式,实现开放经济的更大收益。

4.2. 开放的目标从单纯的一国繁荣富强上升到世界经济层面的“包容性”与“共享性”发展

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其主要目标就是发展本国经济,使国家繁荣富强。而随着中国开放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中国而言,我们已经完成脱贫与解决温饱的基本问题,而致力于一个新目标,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开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的开放模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其独特的贡献的。中国不仅能实现本国的繁荣富强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而且也能够也将必然引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4.3. 开放的政策依赖从促进转型提升到现代经济的规范实施

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条件的内外客观制约,通过对外开放克服“双缺口”模式和低层次的产业链分工来达到本国经济转型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但当中国开放经济面对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危机条件下,将开放的政策依赖从促进转型提升到现代经济的规范实施就应成为中国新的政策选择了。要进一步研究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规划与规范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包容性”与“共享性”理论的指引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提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经济的“话语权”,以最大程度的推动自身的发展。

4.4. 开放的动力机制从政策激励转变到环境、生态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策激励是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最初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但当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我们的政策激励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动力来源了,而应该将“动力”机制从政策激励转变到环境、生态的优化来吸引外部的资金与项目,通过新的“动力”来获得中国开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力,从而在发展模式上对世界经济起到示范与引领的作用。

4.5. 开放的竞争战略从廉价要素优势发展到产业结构创新

中国开放经济的竞争战略核心之一就是以结构性创新战略替代单一的廉价要素优势战略。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区域发展要求中国开放经济必须在结构上进行创新。在开放经济的结构布局上不仅仅考虑投入的数量规模效应,更应该考虑到投入的质量收益效应,以创新为核心,以开放经济的真实收益与财富的提升为结构创新的根本皈依来指导每一阶段的转变,来获得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新的推力 [6] 。

4.6. 开放的产业分工模式应从“微笑曲线”的低端结构提高到多层高质量结构

落后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是中国开放经济国际产业链分工低下的基础性原因,没有产业结构的进步就没有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提升。因此,单一的低端产业分工格局在世界经济形势调整的情况下,其影响是基础性的,是被动的。而多层次的高质量结构分工,不仅可以提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质量,而且有利于逐步形成高质量产业国际分工模式。劳动力要从一般简单加工型向知识型、技术型扩展,生产要素由低级向高级延伸,产品要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提升。结构创新从产业意义而言,不仅指现代制造业,而且包括现代服务业。不仅在制造业中吸收外部高质量要素投入,而且也要在服务业中吸收外部高质量要素投入。

4.7. 开放的战略重点要从部分、重点开放发展到改革统筹规范

以更优化的投资环境、制度等广义经济要素的提升,而不是更有力度的政策优惠来引进外部要素投入,是中国开放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根本方向。而开放的战略重点从局部、重点开放发展到中央改革统筹规范,包括对国内相关经济机制与体制的优化与进一步改革,就凸显了全局性、“包容性”与“共享性”发展的新目标实现的重要性 [7] 。

文章引用

邹全胜. 新开放与新起点:对中国开放型经济模式的思考
New Openness and New Starting Point: Reflections on China’s Open Economy Model[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07(07): 980-98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7147

参考文献

  1. 1. 丹尼斯 R.阿普尔亚德, 小艾尔佛雷德 J.菲尔德. 国际经济学[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2. 2. 邹全胜. 开放经济增长与动态要素质量差异: 理论与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12): 10-14.

  3. 3.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4. 4. 格罗斯曼, 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 5. 张幼文. 新开放观: 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6. 6. 邹全胜. 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 基于要素性质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23(6): 62-71.

  7. 7. 邹全胜. 经济全球化下的要素演进与开放收益[M]. 武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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