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浙江 宁波

²宁波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2年1月7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7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15日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输出，西方教育和研究的价值观、方法论主宰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而当前教育部提出的建设“新文科”是扭转这种趋势的重要契机，其中以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为最重要的内容。根据以往知名学派的建设经验，想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流派就势必要从研究方法论上打破西方的学术殖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本研究通过对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学派建立过程中研究方法论发展变化的研究，指出研究方法论对学派的作用，为中国学派的创立提出警醒，并根据中国国情和研究方法论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论，新文科，中国学派

The Reference of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Vienna School and Frankfurt School to Chinese School of New Liberal Arts

Xuan Chen¹, Ji Ma^2*

¹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²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Jan. 7^th, 2022; accepted: Feb. 7^th, 2022; published: Feb. 15^th, 2022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export cultur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ore and more western values and entertainment lifestyles continue to scou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The curr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rts”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Liberal Arts”.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western academic colonization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studying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re famous school in histor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role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school, puts forward a warn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the Chinese school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words:Cultural Hegemony, Research Methodology, New Arts, Chinese School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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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时有发生并持续输出，这种输出不仅体现在社会文化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学术层面，通过经费支持、大学排名、留学生、英语霸权、核心期刊目录等方面的影响，西方的学术殖民主义不断渗透到中国的学术界中，让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内容忽视本土，发表论文唯SCI、SSCI论，研究方法重量化轻质化，研究重短期产出和利益等问题。美国学者赛义德曾指出：“帝国主义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与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中徘徊” [1]。例如世界大学排名的主要评判依据分为七项，分别是：教育质量、校友就业、教职质量、研究产出、出版质量、影响力以及引用数量，在其背后，是西方对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期望标准，因此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十位中有八所都是美国的大学，而英国占据剩下的两个席位；前1000所院校中，来自美国的院校数量最多，达到了151所，英国有84所，而中国只有51所，日本只有41所，韩国只有29所 [2]。国际顶级期刊索引SSCI和SCI等则绝大多数由西方学术界主持筹办，评审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西方的学者。西方学者有其自身的研究兴趣、理念和话语模式，而这常常会与东方学者的相冲突。一方面深存于西方殖民思想的排他性，西方世界发展习惯于对东方的歧视与打压，另一方面国际核心期刊目录中的大多数收稿只接受纯英文期刊，即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必须是纯英文的，这是一种语言上的文化霸权。在这样的评审体系之下，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转向研究西方研究，使用西方的逻辑实证论的思想，摒弃本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只为迎合西方的喜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教育部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以下四个目标：建设新专业或新方向；探索新模式；建设新课程；构建新理论。其中构建新理论，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 [3]，落实的根本点将在于通过中国视角，贯彻中国理念，借鉴其他学派发展的历史和经验。而想要防止西方学术殖民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其根本方法就需要从研究方法论出发，从研究理念和预设上进行改变。

“研究方法论是研究者关于其研究的价值取向、方法选择和操作程序等问题的原则性说明，是关于其研究立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步骤、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及其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自我反思和系统阐释。” [4] 研究方法论着重作用于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好的研究，以及什么是科学的研究的问题，它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取舍和流程，影响了研究的内容取向。研究方法论对于一个学派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好比芯片之于手机、电脑。当下中国众多手机生产厂商，一旦西方停止供应核心芯片，就面临寸步难行的局面，因此必须自主研发芯片。研究方法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思维垄断至关重要。本文旨在为建立与中国当下现实状况相适应的研究方法论提出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学派都是西方的学派，但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论却被中国广泛地采用，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反思和建议。绝大多数的中国研究者使用的是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论，同时也深刻地受到逻辑实证论中思维宰制的影响。而法兰克福学派则通过研究和实践，找到了突破这种科学主义宰制的方法和路线，创立了以人为核心的研究方法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经典。因此通过研究西方的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研究方法论，更好地反思如此争论所带来的问题，也为我们创新地建设新闻科学派中所提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参照和建议。

2. 学派与研究方法论简介

2.1. 维也纳学派

十九世纪之前，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占据了研究方法论界的统领地位。康德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尝试打破形而上学，形成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方法论 [5]；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了辨证观念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的作用，所以他的逻辑学也就是其辩证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唯物主义以为核心来进行阐释，创造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基于总结自然、社会和每门特定科学的积极成果的最普遍的思想规律得出的最普遍重要的方法论 [6]。

维也纳学派在1929年由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创立，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维也纳的一个学术团体。在对于研究方法论的思辨和争论中，学派成员中重视自然科学发展理论及成果，试图以此为基础并去探讨哲学、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20年代末，维也纳学派通过组织国际规模会议与发行出版书刊，与有共同思想主张的欧美思学者相会晤，从而发展成颇具规模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到了30年代许多成员受到纳粹迫害而逃亡，1932年，汉恩因病去世，3年后石里克遇刺身亡，维也纳学派只能走向解散。尽管维也纳学派本身持续的时间有限，但是其提出的研究方法论却对后续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维也纳学派的学者的核心创新是认为一切经验科学的命题都是后天综合命题，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因为它无法被检验，应当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这种无法被检验和反驳的问题。

维也纳学派首先从研究对象上，排除了研究中的无法被量化的事物，例如情感、宗教、价值等，让研究变得更实证、客观和可衡量，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在对象上进行了规范；其次，维也纳学派为科学研究规范了意义的重要性，对无意义的命题进行排斥，认定了科学研究的创新和价值标准；第三，维也纳学派用直接经验的归纳推理作为研究方法论的逻辑(后期也承认间接经验的作用)，为科学研究设定了“唯一”正确路径 [7]。因此，维也纳学派奠定了逻辑实证论的基础，形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典范，为现代科学研究的研究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工具。

2.2. 法兰克福学派

尽管逻辑实证论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国际上最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但是它在某一些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个体论替代整体论的同时，英美学术界发展出以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主流典范——逻辑实证论，发展一个能将逻辑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指导的社会科学统一起来的研究工具和思维 [8]。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西方学术界摒弃了历史意识，失去了对现代性问题人本的叙述与批判能力 [9]，只把思维和话语禁锢在科学的框架中，渐渐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偏离了其核心的本质，逻辑实证论典范开始走向霸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打着“新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创立和发展。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姆、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构建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后因法西斯上台，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2年迁往美国纽约和伯克利，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继续研究 [10]。

1949年至60年代，由于激进文化批判理论收到学生青年运动的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员也重新回到德国，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但从70年代起，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哈贝马斯寻求现代性问题解决的方案，提出沟通理性，与原有的理论体系有所革新，由此加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衰弱，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让学派的力量大幅度削弱。

第三代社会批判理论学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为代表，他们完成了政治伦理转向，对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且加强理论社会规范的补充 [11]。

法兰克福学派更强调辩证的否定行和革命性，因此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种批判深入到研究方法论领域，对科技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的宰制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物化进行揭露，这种揭露拓展到意识形态、技术理性，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寻求人挣脱这种舒服和统治的战略。

3. 研究方法论在学派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方法论对于一个学派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派在建立的初期，首先需要有一群对研究方法论有相似看法的学者聚集才一起才能产生，他们通常以此为基础，创立和发展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

3.1. 研究方法论是学派建立的基础

早期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学科领域各不相同，所以其思想来源十分广泛。首先，他们吸收内化了休谟的反形而上学思想；随后，他们利用孔德的实证主义搭建了思想平台，并为其命名为“新实证主义”；后来，他们又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体系看到了逻辑分析在清除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之后，他们以马赫的经验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知识论和世界观 [12]。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维也纳学派建立起他们所认为的最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推翻陈旧的形而上学体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与发展同样以研究方法论为基础和武器，围绕着研究方法论，法兰克福学派将自己对于科学的预设融入到对于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中，认为批判方法论和社会批判理论是融会贯通的，他们解决了“是什么”，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其中有关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点大致是以下的两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与其它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融合；广泛吸收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精华，联系西方现行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理解 [13]。在这一点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不断的挖掘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和达成现代性的路径，并且为后来转向对更实用的社会建设的理论创造和后现代的发生，起了重要的铺垫。

3.2. 研究方法论是学派的理论核心

研究方法论同时也是学派在发展和总结中的最重要理论核心，缺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学派就无法在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对“语言转向”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使用自己的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基本逻辑句法，得出形而上学命题没有认识论的意义，然而他们也认识到现代逻辑所关注的问题更加深入，即逻辑的本质 [14]。为完成哲学改造任务，他们深入研究了实证科学，最后将观察中所获得的资料抽象化，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12]。可以说，维也纳学派研究方法论中的“现代逻辑”促进了研究“语言转向”，这也是维也纳学派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十分认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预设，即“人的本质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才能体现，而在资本家监督压迫下的劳动并非如此，那是劳动异化现象” [15]，将它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文明联系起来，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借鉴到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当中，批判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用独特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 [16]。

在维也纳学派的后期发展中，越来越注重分割科学和人文，变得只强调科学的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逻辑实证论的问题在于检证原则本身不能被经验检证，而且意义和检证程序是两个意义不同的概念，有意义不等于真，无意义也不等于假。人不是数字，社会是人创造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受人类心智的影响。这也让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批判理论变得更为难能可贵。法兰克福学派建立起了一套以人为核心、以真善美作为武器的质化研究方法论，以现代科技中出现的人的异化为对象，对逻辑实证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伴随着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逻辑实证论中的科技主义和科学的宰制受到冲击，这充分体现了正确的研究方法论对于学派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 研究方法论与当下社会生产实际需要的联系

4.1. 经验总结

学派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论的更新迭代与当下的社会发展情况有很大的联系，以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例。

瓦托夫斯基曾将维也纳学派本身作为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对象，进行了相关社会性考察。他指出“维也纳学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一观点早已广为人知 [17]。由于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大多都是科学研究者，研究内容多为数学、物理，故他们的思维模式会偏向于理性思考，而在学派研究方法论的构建过程中，也更多的考虑以当下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进一步衍生出一种理性思考模板。维也纳学派符合当时社会对科学研究追求的热情，以其突破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理性的分析方法，很快的得到诸多认同，并广泛传播开来。然后，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后期由于过度的强调“理性”，逐渐转变成了“唯科学主义”，而这样偏激的思维模式与当时社会对科学和人文的同步探讨热情形成了对立，其形而上学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相冲突。不顺应时代的理论注定要被淘汰，核心研究方法论的失败也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逐渐解体。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并不是全新创建的，而是主要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受到了存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思想、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后逐渐孕育形成。其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逐渐发展形成，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人运动盛行。面对一站造成的惨痛后果，学派成员开始探究科技、资本主义、法西斯、工人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批判，由于批判的内容与当时主流的社会思考相同，从而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最初学派的建立的理论被用于分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崩溃和法西斯专政的控制力，他们对当时资产阶级象征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极其失望，也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成功存在着不理解。通过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法西斯传播主要包括“领袖崇拜”和“反犹太主义”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都提现了精神控制的重要性。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对其文化、教育极度批判，缺忽视了形成了这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脱离了实质，失去了批判的实际意义与实施价值 [10]。而在他们的理论中，由于对工人运动的怀疑，极端的认为只有能够批判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才能领导革命，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强大的力量。忽视当下，探讨未来的研究思路使法兰克福学派失去了研究的根基，而它的“批判理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完全背离的。在其发展后期，学派成员为了向掌权政府领导人的政治路线靠拢，开始曲解马克思主义，一些研究者也出现了反共倾向。以施密特为代表，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有组织的法西斯主义”，并且反对一切工人运动，为反共、反苏披上所谓的“正派思想理论”外壳。从其本质来看，法兰克福学派自1960年开始就已经在思想、组织上开始逐步瓦解了，只批判不建立、只认知不改变，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研究学派，而是逐渐变成了政府在思想上掌控人民的工具。但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将科学世界和人文社会联系起来，是研究方法论上的极大突破，如今也成为了现代哲学重要的一部分。

4.2. 中国国情与研究方法论的适配

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逻辑实证论会导致研究方法论领域的宰制，对于“什么是科学”逐渐形成独裁的标准，从而导致科技主义和唯量化论的产生，也致使了人文价值的缺失，所以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发展需要，并对当前中国学派的发展有一定的危害。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与完全脱离人文讨论绝对科学相背离，而我国本身的文化产业发展就有受到西方研究方法论的侵害，例如由于人文价值的缺席导致学术不端等现象的出现，造成了一系列不好的风气等等……而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变质成一个为“反共”联盟利用的所谓“正义学派”，与中国的国家本质更是水火不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领导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产物，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根据我国的国情，当前正是需要从社会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学派及其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时机。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研究方法论，最重要的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且充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同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要适当汲取其他学派的理论精髓，譬如需要理性辩证、科学人文兼顾地看待问题。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论需要又破又立，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找到正确的路径，只有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论和判断思维，才能逐渐构建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

5. 总结与建议

中国学派承载着历史与时代的重任，如何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始逐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学者开始渐渐的主动或被动地告别西方范式标准的转移，回归主体中国的现状，关注贴近中国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概念，指出要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征、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由此可知，如何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派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表明了研究方法论在学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给予中国学派建设以重要的启示——以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为基础和路径。

具体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的启示和建议，可以简单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阐述。

从思想基础和原则角度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不仅是必须要遵从的原则，也是中国学派与其他学派的重要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形成的思想也对中国的发展实际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不断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个与时俱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学派研究方法论上，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立足实践，充分把握质化与量化相结合，做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同时，在评价、制度和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既不盲从西方，也不陷入虚无主义。

从研究方向角度来看，当前的中观学派研究要打破逻辑实证论的桎梏，对人、价值、情感进行关注；发展质化研究，打破量化思维的主宰。“随着公众对现代社会体验日渐深刻，对现代化中忽略人性这个最大的问题开始痛苦和反思，公众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逐渐强烈起来，这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和方向，文化界必须自觉而高调地拥抱这种可贵的觉醒” [18]，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而言也是同理。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现象及其联系，以自发、盲目为动力，就无需过多考虑感性因素 [19]，但是社会科学却不能忽略这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研究核心和服务对象都是人，其研究对象必须要能够尽可能涵盖人的情感、价值等要素。

从具体研究方法论的选择角度来看，中国本民族的文化有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研究方法论上就是量化和质化的对立统一。虽然西方规定了质化和量化范式分类，但是东方的文化发展中却早有质性的精神的相关记载，譬如孔子所说的说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都是带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人为本的质化思维的体现。西方国家的方法论与中国不甚相同，西方注重逻辑思维的应用，也就是线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思维特点则主张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没有绝对的正与反、黑与白。这种辩证关系和辩证思维贯穿了中国五千年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应更倾向实用和辩证，抛弃典范之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质化和量化混合，在去除西方研究方法论宰制的同时，融合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论，并且不断发展，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变化。

从研究价值的定义角度来看，中国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必然要趋同于适用中国实际的文化选择，中国学派要自主定义什么研究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评价适合中国的研究，什么样的平台适合中国研究的发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照用他国的方式解决本国的问题，这在研究上也同样适用。西方国家通常通过文化的霸权、知识的话语权和先前殖民活动上带来语言优势，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和代言人宣传只有西方国家的文化才是世界的中心和榜样，以此来不断侵略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造成长期的文化和政治冲突，对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的压制、渗透、控制，以巩固自身的经济、文化、知识的霸权地位。

6. 结语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需要学者不断进行创新性自主探究、本土学派积极发声、新型学科建设不断发展等多角度多方面齐头并进，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学派的形成过程是历史自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为努力的过程，对于当下而言首先要坚守的，是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涌现出具有深刻的理论修养和独特的创造性见解的学术领头人；其次要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逐步形成以学术领头人为核心的科学家群体。所以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点仍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办好重点大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院所，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报刊杂志，培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人才，塑造其学派领头人，真正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基金项目

宁波工程学院校级高教课题(2021NGGJA08)。

文章引用

陈 璇,马 冀. 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论创新对新文科中国学派的借鉴
The Reference of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Vienna School and Frankfurt School to Chinese School of New Liberal Arts[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02): 271-27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204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