¹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²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心理系，湖北 荆州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27日

摘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人际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性与社交能力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积极心理资本在大学生社会性和社交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性的调节作用。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和青年学生社交能力评定问卷对济南的633名大学生(M = 20.10岁，SD = 1.65)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社交能力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积极心理资本在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 大学生人际关系通过积极心理资本对社交能力所起的间接效应受到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即相较于社会性发展水平较低的大学生而言，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都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大学生人际关系如何与社交能力相联系，以及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关系在何种条件下更强或更弱。这一结果为促进大学生社交能力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与参考意见，为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提供了心理干预指导。

关键词

人际关系，社交能力，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性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ity

Wenxi Xu^1*, Wenyuan Zhang²

¹Shandong Yingcai Colleg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Jinan Shandong

²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Received: Sep. 23^rd, 2023; accepted: Oct. 20^th, 2023; published: Oct. 27^th, 2023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ity and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ediation model with regulation, focusing on the mediation and regul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sociality and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633 college students (M = 20.10 years old, SD = 1.65) in Jinan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Rating Scale and Young Students’ Social Ability Rating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bility tendency; 2)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3) The indirect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regulated by the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at i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bility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er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reveal how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related to their social ability,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bility is stronger or weaker. This result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bility, and provide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uidance for relievi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Keyword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Abilit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it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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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知识经济型社会中，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水平要求逐渐增加，而社交能力是大学生的重要综合能力之一。对于大学生社交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也是大学时期的重点之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社交能力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社会环境因素，还有诸多心理因素(比如，人格、性格、情绪、认知等)的影响 [1] [2] 。此外，就当前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来看，大学时期是其社会性及心理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对于人际关系的需要尤为强烈，其在社交能力发展上的问题备受关注。“人际关系”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术语，它最先是由美国人事管理协会提出的。其内涵是指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结成的心理关系，它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寻求满足需要的心理状态 [3] ，主要包含认知、情感与行为因素。其中，认知、情感与行为分别是人际关系形成的理性基础，感性基础和外在表现 [4] 。已有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是预测社交能力的积极因素，即人际关系水平越高的学生，其社交能力发展的水平越高 [5] [6] 。由此可见，人际关系是社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预测因素。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潜在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积极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社交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性的调节作用。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1.1.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积极心理资本指可以使个体发生积极行为的心理因素 [7] 。就积极心理资本的二阶双因素模型可知，积极心理资本包括事物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其中人际型心理资本由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与感恩奉献四个因素组成 [8] ；就总体而言，积极心理资本主要由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四个维度构成 [9] 。研究发现人际关系与心理资本显著正相关 [10] ，且心理资本状态论表明，心理资本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使个体实施积极行为并产生高绩效的积极心理状态 [11] [12]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其二级构念对于促进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发展以及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通过大学生的乐观、韧性、自我效能和希望四个维度 [13] 。此外，心理资本不仅仅是通过二级构念的四个维度发生作用，同时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作用，有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14] ，比如心理焦虑 [15] 、社交焦虑等 [16] ，实证研究也发现了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发展问题 [17] 。人际关系对于心理资本有着正向预测作用，而心理资本是社会性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子。由于积极心理资本同样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故推测，在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社交能力发展水平影响的过程中，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本起到中介作用。

1.2. 社会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性指的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性，它包括个体对社会互动情境的认知、体验、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社会性认知，即对社会情境、人际情境以及自我等的认识；二为社会性情感，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三为社会性行为，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的适应行为 [18] [19] 。它是一种重要的个体特性，与个体的行为结果，身心状态以及能力水平很强的联系，通常社会性水平越高，其个体能力发展水平越高，行为表现及个体身心健康也越好 [20] [21] 。社会性不仅对个体能力发展水平、个体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可以在社会关系因素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保护性调节作用 [22] [23] 。

根据需要层次理论，个体有归属和爱的需要，即建立和维持与他人交往的和谐稳定的亲密的情感联系，以寻求并满足社会接纳与归属的需要，从而促进其社会性发展和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 [24] 。因此，高社会性个体在满足了人际交往以及归属与爱的需要后，不仅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及个体发展，往往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心理支持(比如积极心理资本等积极心理因素)以促进个体的社会交往等其他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25] [26] 。此外，增强互动假说表明，一种因素(如人际关系)对其结果(如积极心理资本、社交能力)的影响可能由另一种因素(如社会性)增加 [27] 。也就是说，相比于较低的社会性个体，人际关系可能与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交能力关系更密切，且社会性较高的个体可能形成良好的循环。因此，在本研究中试图探索社会性在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之间的直接联系和通过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中的调节作用。

1.3. 目前的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关联的潜在机制。具体来说，我们检验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来检验三个假设：

假设1 (H1)：积极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2 (H2)：社会性可以调节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关系。

假设3 (H3)：社会性可以调节积极心理资本在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图1. 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济南市各大学各个年级随机抽取63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发放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青年学生社交能力评定量表共639份。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20.10岁(SD = 1.65)，其中男生207人(32.40%)，女生432人(67.60%)。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本文所选用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由郑日昌编制 [28] ，它是一种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共计28道题，每道题只作“是”和“否”回答，回答“是”得0分，回答“否”得1分。该量表的维度有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以及异性交往，其中每个维度都37个陈述性问题构成。该量表总分为28分，其中，总量表的中间值为14，各分量表的中间值为4。人际关系的状况由总分决定，即被试的得分越低，其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也就越严重。人际关系综合诊断总量表的α系数值为0.894，其可靠性较高，且大量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效度。

2.2.2.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张阔、张赛和董颖红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 [9] ，该问卷包含有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维度共计26个项目。心理资本的水平由总分决定，即总分越高，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也就越高。该问卷的计分规则为7点记分(1 = 完全不符合；2 = 不符合；3 = 有点不符合；4 = 说不清；5 = 有点符合；6 = 比较符合；7 = 完全符合)，总分范围为26~182分，其中，心理资本总量表的中间值为91，自我效能和希望两个分量表的中间值为25，韧性和乐观两个分量表的中间值为21。积极心理资本总量表的α系数值为0.919，其可靠性较高，且大量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效度。

2.2.3. 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

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由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建榕编制 [19] 。此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认知分量表、情感分量表和行为分量表。认知分量表包括情境认知、人际认知、自信和自我认同四个观测点，共16道题；情感分量表包括社会责任感、亲社会情感、关爱他人、移情和自尊五个观测点，共22道题；行为分量表包括环境适应、独立性、人际交往技能和自我控制，共20道题。自评采用李克特5级评定的方式(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有点符合；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此量表的编制从福建师大、闽江学院随机抽取名被试参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与结构效度的分析，其中总量表、各分量表的α系数都在0.80以上，总量表的α系数值达到0.90以上，且分量表下各观测点的α系数也都在0.653~0.850之间。测量重复测量信度时，两次测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430~0.745之间，而且这些相关系数表现出了显著相关水平。经过分析发现，该量表用于测量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的结果可靠且信度较高。

2.2.4. 大学生社交能力评定量表

大学生社交能力评定量表由张环编制 [29] ，问卷采用自陈式、4等级评定、1~4分记分，其中一部分题项采用反向记分。正向题计分方式为“从不如此”记1分，“很少如此”记2分，“经常如此”记3分，“总是如此”记4分。反向题计分方式为“从不如此”记4分，“很少如此”记3分，“经常如此”记2分，“总是如此”记1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社交能力越强。问卷分为六个维度，按因素分析重要性大小排列为自我监控能力、社交态度、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社会洞察能力、人际管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六个维度。问卷的α系数值为0.868，Cronbach’s α系数为0.915，分半信度为0.869，2个星期后进行重测，重测信度为0.885。问卷的校标效度为0.788。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六个因素累积解释总方差为52.759%。总量表和各因子之间均达到显著相关(p < 0.01)，各因子条目的因素负荷取值在0.50以上，本问卷在总体上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6.0和拓展插件PROCESS 3.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完成已收集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首先使用SPSS 26.0统计各变量的分布情况，计算其相关关系；然后使用PROCESS 3.5对研究假设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仅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CMV)问题，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建议 [30] ，在施测过程中已进行了必要的控制，如保护反应者的匿名性、向被试解释所得数据仅限于科学研究、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表述等。在统计上，采用Harman单因素进行统计检验，将人际关系、社交能力、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性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若抽取出一个主成分或第一个主成分解释方差的比率大于40%，则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结果发现，因子未旋转的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0个，共解释72.05%的方差变异。其中第1个因子解释17.47%的变异，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性以及大学生的社交能力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N = 639. ^*p < 0.05，^**p < 0.01。

3.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59 (模型假设直接路径及中介路径会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条件下，对积极心理资本在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性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见表2)。

表2.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N = 639. ^*p < 0.05，^**p < 0.01，^***p < 0.00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见表2)表明，人际关系对社交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均显著；进一步将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社会性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人际关系对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社交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积极心理资本对社交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且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0 (见表3)。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N = 639. ^*p < 0.05，^**p < 0.01，^***p < 0.001。

此外，人际关系与社会性的乘积项对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交能力的预测作用显著，即社会性不仅能够调节人际关系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还能调节人际关系对社交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会性的乘积项对社交能力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即积极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社会性的调节。以社会性得分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与低社会性的个体相比，人际关系水平更容易促进高社会性个体的社交能力水平(simple slope低 = −0.06, t = −1.69, p < 0.05; simple slope高 = 0.06, t = 1.28, p < 0.05，见图2)。其次，与社会性低的大学生相比，积极心理资本与人际关系的联系更紧密(simple slope低 = 0.20, t = 5.63, p <0.001; simple slope高 = 0.36, t = 7.99, p < 0.001，见图3)。与此同时，积极心理资本更容易促进高社会性个体的社交能力(simple slope低 = 0.21, t = 5.63, p < 0.001; simple slope高 = 0.36, t = 8.00, p < 0.001，见图4)。积极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在高社会性的大学生群体中更加显著。

4. 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关系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一般来说，人际关系情况较好的学生，其社交能力也相对较好，这与现有研究发现相符合 [31] [32] 。这也表明人际关系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社交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人际关系与积极心理资本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良好的人际

图2. 社会性在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 社会性在人际关系与积极心理资本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4. 社会性在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交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关系能提升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与积极心理资本密切相关 [33] [34] 。同时，积极心理资本也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社交能力，也证明了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对社交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9] [35] 。

4.1. 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能够在大学生人际关系对社交能力的预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在当代大学生中人际关系水平较好的大学生更容易增加其积极心理资本，从而提高其社会交往能力的水平。此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以往研究结果的观点，即人际关系作为外因通过积极心理资本起作用，积极心理资本作为内因是变化与发展的关键 [36] [37] [38] ，而且有助于明确具体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影响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问题。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拥有自我反省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不仅是外部事件的消极反应者，同时也是行为的积极塑造者 [39] 。换言之，个体积极心理品质不仅仅是个体人际关系质量好坏的表现，同样也是促进个体社交能力的关键，当个体人际关系质量水平越好时，大学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积极心理品质 [40] [41] [42] 。另一方面，认知评价理论表明，人际关系好坏作为一种外部事件影响着个体的内在动机，即个体在体验到优质人际关系的快乐时，更容易激发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增加 [43] 。同时，在个体的人际需要被满足后，个体会体验到行为是自我决定的，对于承担未来可能发生的不良社交事件会更有韧性，对于社交发展的走向会更乐观。因此，人际关系质量越高，对于提高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交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更高水平积极心理品质的大学生，其社交能力越高。根据心理资本状态论，个体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一种个体所拥有的可开发、可提升的积极心理品质，是促进个体从现实自我向可能自我转变的积极内在因素，是内在发展动力 [44] 。高水平的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个体行为与能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心理变量影响个体的行为，促进社交能力的提升。综上所述，大学生人际关系会通过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的社交能力的发展水平。

4.2. 社会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在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直接关系中社会性发挥了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的社会性水平下，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差异。无论是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之间的直接联系，还是积极心理资本的间接联系，社会性较高的大学生个体都比社会性较低的大学生个体更强。

研究发现社会性对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对其社交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易受个体社会性水平的影响。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45] ，人际关系的好坏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与个体能力发展状况，同时社会性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交行为与能力发展。毕生发展观提出，个体的发展贯穿人的整个一生，大学时期仍然是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时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人际关系状况是其中之一，即人际关系状况的好坏与人际关系水平的高低与大学生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息息相关 [12] [46] [47]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社会行为的发展是可以习得的，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社会性发展水平越高，也越容易习得与他人相处的模式，更懂得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关键，如交谈，行为举止等，这也更有利于个体社交能力的提升 [48] [49] 。因此，相较于社会性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个体，社会性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人际关系水平越良好，其社交能力水平发展的越好。

此外，研究发现社会性还可以通过积极心理资本来调节间接效应，间接效应对社会性高的大学生比社会性低的大学生更强。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增强互动假说 [27] 。人际关系与社会性对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交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对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交能力的影响随着社会性的增强而增强。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性的发展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社会性较高的大学生个体在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较少，更容易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更容易有积极的心理状态，产生积极的心理资本，对于个体的社交行为，人际关系往来是积极的保护性因素；同时，良好积极的心理资本与良好的社会性水平相互作用也容易达成1 + 1 > 2的协同效应，在人际关系中用积极的心态乐观面对，能更好地解决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也有助于个体产生良好的自我效能感，更有利于发展个体的社交能力。也就是说，对于高社会性的大学生个体而言，人际关系状况越好，其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且积极心理资本越高，对社会交往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好。

5. 局限与影响

本文在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考察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社交能力发展的内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是否有因素能够调节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社交能力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效果强弱问题。有效地在积极心理学的基础上了解大学生个体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的积极心理资本对社交能力发展的作用，并在社会行为上，通过社会性来深化并拓展了人际关系与大学生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研究结果说明大学生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资本在其交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乐观、自我效能感等积极心理资本，同样是促进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契合了自我决定理论以及心理资本状态论 [39] [43] [44] 。其次，本研究通过构建并探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有效地整合了社会性的需要层次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表明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与社会性相互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叠加，进而提高人际关系对个体社交能力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在增强模型解释力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之间的潜在机制构建的完善性。此外，本研究结果也启示大学生主体需要重视积极心理品质的作用和社会性的发展，一方面，优质的人际关系与高水平的心理品质能够实现正向的循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个体的社交能力，缓解大学生群体的社交焦虑；此外，关注自身积极心理状态的提升有助于大学生发展其社交能力；另一方面，关注大学生社会性的发展，避免大学生出现社会性发展迟滞的，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行为以及社交能力的发展，甚至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的情况。

此外，由于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因此无法得出因果关系方面的结论。未来的研究可能会通过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的方式来确认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的样本取样来自于对济南大学生的方便取样，样本的代表性无法与全国大学生的随机取样配对，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会限制我们结果的普遍有效性。未来的研究希望能够克服此缺陷，针对不同地区的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第三，本研究采取自陈法问卷，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会限制结果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能会从通过多渠道多人群多方法进行收集数据，增加结果的准确性。

文章引用

徐文希,张文渊. 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交能力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性的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ity[J]. 教育进展, 2023, 13(10): 8071-808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25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