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9日；录用日期：2021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1年11月16日

摘要

为探讨高中生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和手机成瘾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感知父母冲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学习习得性无助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对590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与手机成瘾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 感知父母冲突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而且可以通过三条中介路径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焦虑的单独中介作用、学习习得性无助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焦虑和学习习得性无助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深入揭示了父母冲突影响手机成瘾的内部作用机制，对于高中生手机成瘾现象的预防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手机成瘾，高中生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on Cell Phone Addic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ed Effect of Anxiety and Learning Helplessness

Yao Chen, Yue Yu^*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Received: Oct. 9^th, 2021; accepted: Nov. 3^rd, 2021; published: Nov. 16^th, 2021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and learning helplessness between perception of parental conflict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 sample of 590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tested by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 Learning Helplessness Scale and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of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anxiety, learning helplessness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2)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cell phone addic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cell phone addiction through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anxiety and learning helplessness: one w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the second w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helplessness; the third was chain-mediating role of both anxiety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summary, this study uncovere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preventing and decreasing the cell phone addic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Anxiety, Learning Helplessnes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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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网络时代，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有超10亿人，其中学生网民占比最大；《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也指出，未成年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4.9%，近一半的中学生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上网，手机成瘾已经成为影响该群体成长的严重问题。手机成瘾不仅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头痛等身体不适症状，也会对其心理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李娇朦，2016)。手机成瘾指个体无法自控地过度使用手机，对手机产生了依赖，从而导致其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都受到了损害(Walsh, White, Cox, & Young, 2011)。然而，以往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对高中生手机成瘾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事实上，高中阶段是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加、身心飞速发展的时期，在个体变得愈加独立的同时，也容易出现如角色混乱等各类心理问题，且由于自控能力较弱也更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而产生手机成瘾问题。王丹(2018)针对徐州地区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高中生占比为32.78%，且手机依赖的检出率逐年上升。赵志伟(2011)的研究发现，一些学生会出现手机成瘾的典型症状：会因为与手机隔离而感到心乱如麻；因为无信息提示而去特意检查手机；因为信号出问题感到焦虑、暴躁。因此，探讨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预防和干预手机成瘾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家庭情境因素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作用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父母冲突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邓兆杰等，2015)。父母冲突是指夫妻之间由于分歧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争执，甚至身体攻击与争执(池丽萍，辛自强，2003)。但是并非所有的父母间冲突都会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部分家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冲突，但由于孩子并不知情，受到冲突的影响不大，只有子女感知到的父母间冲突才会对其身心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将使用感知父母冲突作为研究变量。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张志学，1990)，家庭环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结构，家庭中所有成员的行为都会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身心和行为的发展产生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对家庭功能的感知、对父母关系和冲突的看法，能够有效预测未来社会、情感和行为功能的发展(Cummings, 1994; Patricia et al., 2015)。国内以往研究证实了父母冲突与网络成瘾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邓林园等，2020)，手机作为低龄网民的主要上网设备，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也能正向预测手机成瘾问题行为的出现(卿再花等，2017)，长期面对父母间的冲突会使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的负性事件从而出现手机成瘾。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感知父母冲突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手机成瘾行为。

父母冲突如何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根据Davies和Cummings (1994)提出的情绪安全理论，个体具有维持情绪安全感的目标，当儿童面对父母冲突时会产生负性情绪，且感知到的冲突越严重，其情绪安全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大。研究表明，焦虑作为一种对未来事件感到难以驾驭而紧张不安的情绪状态，会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儿童感知到的家庭冲突越多，对父母关系的认知越消极，产生焦虑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大(Avci, Adiguzel, Zeybek, & Olakkadolu, 2021)。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Wang, Sheng, & Wang, 2019)，焦虑对手机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Zhou, Jiang, Zhang, & Liang, 2021)，焦虑往往也伴随着其他的负面情绪，如自我否定、无价值感和孤独感，使其更倾向于从移动设备中获得安全感和人际支持以缓解负面情绪，进而形成手机成瘾。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焦虑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溢出理论(Michel et al., 2010)，个体在一种活动中的角色经验会对该活动之外的其他角色表现产生影响。父母冲突会在父母间产生消极的情绪，导致家长采取消极的育儿方式和态度，使子女较难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Anderson, Lindner, & Bennion, 1992)，进而产生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指当个体经历失败和挫折后，在面对问题时的无助心理状态(Maier & Seligman, 1976)。研究发现，不良家庭环境和父母消极情绪能够预测子女习得无助的产生。对于学生来说，家庭环境中的负性情绪也会“溢出”到学习活动中，产生消极的学业情绪(王鸿飞等，2021)，表现为学习习得性无助。此外，学生的习得性无助也会对行为问题产生影响(Cemalcilar, Canbeyli, & Sunar, 2003)，并显著预测高中学生的上网时间(席天鸿，韩哲，林芳，2013)。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系统理论、认知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理论都强调了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但以往研究往往单独考察对子女行为问题和内化问题的影响(Schleider, 2017)，鲜有研究对父母冲突、内化问题和行为问题三者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Schleider与Weisz (2017)进一步整合社会学习理论、认知情境理论、情绪安全理论，提出了家庭进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三元模型。为了组织和整合影响家庭过程的众多变量，该模型提出家庭相关因素的三个不同“层次”，分别为父母层面因素、关系层面因素、家庭层面因素，同一层面内部以及三个层面之间都能够相互作用，进而影响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过程，反过来，这些青少年发展过程的变化可能会增强或抑制行为问题与内化问题的发展和维持。父母冲突作为父母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处于关系层面的亲子依恋方式和父母教养方式，进一步形成的不良家庭模式还会削弱个体的感知控制力，有效预测子女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的产生，并将这种绝望感和无助感泛化到如学业等其他活动中去，为了逃避现实从而出现手机成瘾等行为问题。另外，Fincham等人(1989)的研究证明了焦虑与习得性无助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焦虑可以正向预测习得性无助(Raufelder, Regner, & Wood, 2017)。由此可见，当焦虑和习得性无助同时中介于父母冲突和手机成瘾行为时，会通过“串行”路径对高中生出现手机成瘾行为起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焦虑和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大连市4所高中617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590份，回收率95.6%。其中男生305名，女生285名(分别占总人数的51.7%和48.3%)；高一学生176名(年龄范围15~17岁，M = 15.90，SD = 0.66，男生105人，占59.7%)，高二学生250名(年龄范围15~18岁，M = 16.86，SD = 0.62，男生137人，占54.8%)，高三学生164名(年龄范围16~19岁，M = 17.70，SD = 0.65，男生65人，占39.6%)，分别占总人数的29.8%、42.4%和27.8%。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采用梁永炽于2007年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该量表共17个项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点量表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水平越高。该量表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四个维度，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四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57、0.836、0.851、0.823，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14。

2.2.2. 感知父母冲突量表

采用Grych和Fincham编制，由池丽萍等人于2003年修订的儿童感知父母冲突量表。该量表共40道题目，采用1 (完全不符合)~4 (完全符合) 4点量表计分，量表包含3个分量表，共6个维度，分别为冲突特征分量表(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冲突解决)、威胁认知分量表(后果威胁、应对效能)、自我归因分量表。本研究采用冲突特征分量表来测查高中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该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感知父母冲突水平越高。以往研究者一般使用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来测量高中生对父母婚姻冲突的觉知(邓兆杰等，2015)。在本研究中，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冲突解决三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40、0.882、0.846，该分量表的α系数为0.933。

2.2.3. 焦虑自评量表

本研究选用1971年由华裔教授Zung编制焦虑自评量表(SAS)。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定，共20个项目(5、9、13、17、19为反向计分)，量表采用“1 = 很少有；2 = 有时有；3 = 大部分时间有；4 = 绝大数时间有”的四点计分法。总分需与常模比较分析，量表的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小于50为正常范围，50~59为轻度焦虑，59~69为中度焦虑，大于等于70分为重度焦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81。

2.2.4. 学习习得性无助量表

该量表由曾莹、武任恒(2012)编制，共20个项目，涉及无助者认知无助、情绪无助、行为无助、归因无助四个方面。量表采用“1 = 完全不符合；2 = 比较不符合；3 = 不确定；4 = 比较符合；5 = 完全符合”的五点计分法，量表得分在20至100分之间，得分越低表示学生学习习得性无助越低，反之习得性无助越高。在本研究中，四个维度认知无助、情绪无助、行为无助、归因无助、α系数分别为 0.873、0.859、0.821、0.750，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51，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团体施测、整班取样的方法，在几所学校内随机抽取相应班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施测，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本科生负责施测。所得数据采用SPSS 24.0以及AMOS 24.0进行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对本研究数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7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1.55% (小于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高中生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及手机成瘾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对高中生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及手机成瘾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高中生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以及手机成瘾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变量间的相关

注：N = 590; ^*p < 0.05, ^** p < 0.01, ^***p < 0.001，下同。

3.3. 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的构建

由于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以及手机成瘾所含项目数较多，为了防止多个项目造成潜变量的膨胀，从而导致测量误差。故本研究中分别对其进行打包处理，把各维度平均分作为观测指标。采用AMOS 24.0对假设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各拟合指标较好(见图2和表2)。感知父母冲突可以直接显著预测手机成瘾(β = 0.13, p < 0.01)。感知父母冲突还可以正向预测焦虑和学习习得性无助(β = 0.38, p < 0.001; β = 0.09, p < 0.01)。焦虑可以正向预测学习习得性无助和手机成瘾(β = 0.50, p < 0.001; β = 0.08, p < 0.05)，学习习得性无助可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β = 0.37, p < 0.001)。

链式中介涉及多步的中介检验，因此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依照Hayes提出的方法检验中介模型，采用SPSS Process组件模型6，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见表3。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见表3)，直接效应值为0.17，占总效应的53.97%，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感知父母冲突对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显著；总的间接效应值为0.15，占总效应的46.03%，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焦虑与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分别有3条路径组成，分别是：1) 间接效应1：感知父母冲突-学习习得性无助–手机成瘾；2) 间接效应2：感知父母冲突–焦虑–手机成瘾；3) 间接效应3：感知父母冲突–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手机成瘾。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即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中介效应显著，且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图2. 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模型

表2. 模型拟合指数

表3. 不同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注：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通过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

4.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感知父母冲突可直接正向影响手机成瘾。高中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会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该结论与其他研究者以大学生为群体的研究一致(卿再花等，2017)。研究表明，子女对父母间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父母是否表达对关系的不满以及是否经常吵架，能可靠地预测他们随后的行为(Cummings, 1994)。情绪安全模型指出，个体有维持情绪安全的需求，对于高中生来说，此时还处于青春期，学业上也面对巨大的负担，在父母冲突较严重的家庭中，会体会到更大的压力并感到自己的情绪安全受到威胁，而手机便成了最好的“避风港”。其次，根据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可能会将父母之间的冲突行为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模式，但现实环境的约束使其将这种行为模式转向了约束力更低的网络环境中，进而产生手机成瘾行为。另外，三元模型认为，父母冲突会损害青少年将父母作为安全基础的信心，冲突较多的家庭在生活中父母无法给予子女足够的关注与支持，会使子女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已有研究表明，高中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能够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影响行为和发展(陈功香，王本法，2008)。当高中生在现实环境中感受不到支持时，手机里的虚拟好友及虚拟世界能给他们提供所需的情感关注与社会支持，满足其心理需求，这也增加了手机成瘾的可能性。

焦虑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起中介作用，高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体验的焦虑越强，手机成瘾的可能性越大。首先，感知父母冲突能正向预测焦虑情绪，结果验证了三元模型，且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Schudlich & Cummings, 2010)。根据三元模型，父母冲突会对家庭亲密度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家庭环境越亲密，越能够使高中生面对负性事件使采用正确的应对方式，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小(魏灵真等，2021)。另外，高中生处于心理断乳期，其阶段特征本身就使得他们情绪不稳定，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在面对来自父母冲突时，更加剧了出现焦虑的可能性。其次，已有研究表明，成瘾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逃避焦虑等负性情绪所带来的身心痛苦(Peele, 1985)。当高中生感受到焦虑时，手机的高虚拟性、强互动性、易携带性等特点迎合了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可以逃离这种消极情绪的网络世界，使其沉迷其中(Ko et al., 2015)。

学习习得性无助在感知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起中介作用，高中生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更易产生学习习得性无助，进而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根据控制–价值理论(Pekrun, 2006)，家庭环境因素会影响学生的控制感和价值感，进而影响学生在学习上的情绪。研究也证明了父母冲突会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王明忠，王梦然，王静，2018)，长期的学业成绩不良和学业失败反过来又会增加其产生学习习得性无助的可能。再者，研究发现，当学生在学习上失去兴趣时，网络能够使其得到认同、发泄不良情绪并转移学业上带来的困扰(秦鹏飞等，2020)，长期沉迷于网络最终导致手机成瘾。

中介分析表明，焦虑、学习习得性无助在父母冲突与手机成瘾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Grych和Fincham (1990)提出的认知–情景理论，即长期面对父母冲突会造成青少年情绪调节不良，面临刺激情境时更容易产生不适应行为，该过程主要通过两个认知阶段来间接产生影响。在第一个初级阶段，当发生冲突时，会对子女造成情绪上的影响，产生焦虑情绪；之后进入评估的第二阶段，基于初级阶段的评价，孩子在这一阶段会对冲突整体做出归因，对自己的冲突解决能力及解决方法提出期望。当孩子经常性地将冲突评估为自己难以应对的，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其便会产生无助心态，这种无助心态的长期累积便会演变为习得性无助(Grych, 1998)，对于高中生来说，这种无助感主要体现在学习当中(Cemalcilar, Canbeyli, & Sunar, 2003)，产生了学习习得性无助的学生为了避免这种无助的心理状态，将情感需求寄托于手机上，这一需求长期的存在便形成了手机成瘾。本研究结果为预防高中生手机成瘾实践方面提供了启发，具体而言，高中生面对着来自青春期和学业上的压力，父母有必要学习如何正确的表达和处理矛盾，尽量减少冲突的发生或是避免在子女面前表现冲突，与孩子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满足孩子在现实中的心理需求，构建健康的家庭环境。当孩子经历了父母冲突，父母和老师应及时提供帮助，引导孩子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排解方式，提高其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合理使用互联网的能力，避免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从而产生手机成瘾。

5. 结论

感知父母冲突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而且可以通过三条中介路径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焦虑的单独中介作用、学习习得性无助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焦虑和学习习得性无助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创新基金：二孩家庭下的父母养育及家庭幸福感研究(20ZFQ84001)；中国政法大学创新团队(21CXTD04)；未成年人不良心理和行为预测预警(23621009)。

文章引用

陈 瑶,于 悦. 高中生感知父母冲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焦虑与学习习得性无助的链式中介作用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on Cell Phone Addic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ed Effect of Anxiety and Learning Helplessness[J]. 心理学进展, 2021, 11(11): 2530-253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128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