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8日

摘要

清代前中期琉璃厂旧书业的繁荣，实现了信息、知识和社会文化的扩散。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书商将具有不确定性的旧书带入流动的跨区域的市场。而文人的好古求宋和藏书风气在清代特殊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愈发盛行，对旧书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幅度提升。在商业利益、文人传统以及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旧书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贸易与流通网络。即使这个旧书贸易与流通网络并非为所有阶层服务，并且具有一些会阻碍其流通的因素存在，但旧书从私人藏书楼中走出来进入市场，得到被观看的机会，就已经具有突破性。因为正是在贸易与流通的过程中，旧书中的信息、知识和文化才得以传递。而这种信息传递的作用，又同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职能有相近之处。因此，本文认为琉璃厂旧书业是古代私人藏书楼和现代公共图书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关键词

旧书，琉璃厂，书商，藏书，旧书贸易与流通网络

The Business of Old Books: The Liulichang Book Trade and Circul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Jingjing W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Apr. 9^th, 2023; accepted: Jul. 21^st, 2023; published: Jul. 28^th, 2023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the used book industry in Liulichang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realized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social culture. Driven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booksellers bring uncertain used books into a fluid cross-regional market. The literati’s good antiquity and book collec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demand for used book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riven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ommercial interests, literati tradi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 old books form a dynamic trade and circulation network. Even if this used book trade and circulation network do not serve all classes and have some factors that hinder its circulation, it is already a breakthrough for used books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be viewed from private libraries. Because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de and circulat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 old books are transmitted. And the role of thi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s similar to the function of libraries in the modern sense.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iulichang used book industry is a transitional form between ancient private library buildings and modern public libraries.

Keywords:Used Books, Glass Factory, Bookseller, Book Collection, Used Book Trade and Circulation Network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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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书籍向来有崇高的地位，对于书籍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领域丰富多变 ‎[1] 。但关于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目前则主要集中于晚明清初的书籍出版与阅读实践。譬如贾晋珠的《印刷牟利：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出版商》展示了建阳出版商的出版销售活动 ‎[2] ，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则介绍了以书籍印刷而闻名的四堡的印刷出版活动及其文化影响 ‎[3] ，周绍明的《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和士人文化》也是介绍了明清时期书籍在流通过程中对于文人身份的塑造 ‎[4] 。这些研究都是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从区域性的角度展现了古代中国书籍流通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目前，继续从这种地域性视角出发，研究更多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的书籍贸易与流通，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追求。

书籍贸易与流通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系统，这种从地域性出发的研究，有利于从空间角度建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帝国书籍贸易与流通网络的图景，从而解释一些特殊书籍的流通情况。例如对于本文想要了解的旧书流通网络，就需要从这¹种地域性出发，通过清代前中期琉璃厂书肆的旧书贸易，来理解这种以旧书为媒介进行的书籍贸易以及相关文化活动。

“琉璃厂，辽时京东附郭一乡村耳。元于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 ‎[5] 。作为一所烧窑厂，琉璃厂并无特别之处。但在明朝嘉靖年间，琉璃厂迁到了北京西部的琉璃渠村，其旧址保留琉璃厂原名，且图书事业发展繁荣，文人学者多慕名而来。发展至清代乾隆年间，琉璃厂完成了由琉璃窑向文化中心的转变 ‎[6] 。旅居北京的藏书家“搜集善本，罔不求之厂肆也” ‎[5] ，乃至四库馆臣也要“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5] ，足见旧书善本是琉璃厂繁盛的关键。

对于清代北京琉璃厂的记述不在少数。王冶秋的《琉璃厂史话》展示了琉璃厂从岌岌无名到繁荣昌盛最终无声无息衰败的历史沿革 ‎[7] ，刘国轩的《书籍史视阈下的〈琉璃厂书肆记〉》展示了李文藻视角下琉璃厂书肆的相关情况 ‎[8] ，王振忠的《朝鲜燕行使者所见18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 ‎[9] 以及朴现圭的《朝鲜使臣与北京琉璃厂》 ‎[10] 则从朝鲜使臣视角探讨了琉璃厂中书肆与文人交往之图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在琉璃厂进行的书籍贸易以及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活动，至于这种贸易本身以及交往活动所依托的媒介——旧书，则鲜有学者关注。

本文关心的正是琉璃厂书肆内的书籍本身，它不仅仅是用于贸易的物品，更是联结书商和精英文人的重要媒介，这种关系网络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值得探讨。尤其琉璃厂书肆中的书籍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以旧书为主。所谓旧书，是指“经过流通再回收的书”，古旧书业就是“从书籍的持有者手中，回收其售出的古书和旧书，并再次将之投向市场向读者销售的一个行业” ‎[11] 。这就代表，琉璃厂所售旧书，是从文人手中回收，经过书商的处理后流入市场贸易，再次回到精英文人手中，之后循环往复，形成一个旧书流通的网络。那么本文的核心问题也随之明确：作为一种特殊媒介的旧书，是如何串起书商和文人的？旧书为何能在当时成为一门生意？这门生意是如何运行的？以及这种旧书动态循环流通网络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何为旧书

题跋是古代文人在书籍、字画、碑帖前后所留文字，在前叫题，在后叫跋，统称题跋。文人可以通过书画上前人所留的题跋、牌记、印章、名人手泽等鉴定版本，也可以自己在所得书画上留下新的这类印记，介绍该作品的流传经过，并表明该作品的所有权。本文即以这类文人题跋以及文人备忘录、杂记等作为主要史料，来呈现旧书的动态流通网络。但由于旧书市场始终存在伪造旧书包括伪造题跋等情况，因此，本文所呈现的故事并不能保证绝对无误。不过，这种可能存在的误差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些记述中去观察旧书流通网络的基本特征。

黄丕烈被誉为藏书界“五百年来第一人”，他与琉璃厂五柳居主人陶珠琳交往密切，通过陶珠琳获得许多古书善本，其诸多题跋皆可体现。《跋韩山人诗集旧钞本》是黄丕烈对陶珠琳寄书之事记述得较为详细的一篇：

“钱景开，陶廷学，皆能识古书，余皆及与之交。景开之后，虽业书，而毫无所知；廷学之后，则不专于业书，而书中之门径，视廷学有过之无不及焉，此吾所以比诸陈道人也。岁甲子春，余友陶君蕴辉，以父忧服阕，将就官赴都铨选，而廷学旧业，有肆在琉璃厂，仍至彼做买卖，遇旧书时邮寄我；我之嗜好有佞宋癖，蕴辉颇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即如韩山人诗集四册，无识者视之，直平平无奇耳；惟蕴辉以为去年所寄陶情集，及此韩集，两人皆是乡人，尤可宝重，不远三千里而寄我，是其学识，不可以书估视之矣。” ‎[12]

能识古书旧刻的书估，也许是旧书流通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钱景开和陶庭学的后人都子承父业继续卖书，黄丕烈却仅与陶庭学后人陶珠琳相交乃至成为知己，主要就是因为陶珠琳懂书中门径，学识过人。陶珠琳是陶庭学之子，名蕴辉，字珠琳。陶庭学在苏州郡庙前开设五柳居总店，胥门设分店。四库开馆之际，陶庭学因有搜书之才能被安徽提学朱君筠举荐进入官署。在官署超过一年，就以“汝多疾而素餐，不如归卖书也”引退 ‎[13] 。据此猜测，陶庭学至少在乾隆三十八年开设了琉璃厂五柳居分店 ‎[14] 。“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 ‎[15] 。和琉璃厂其他书肆相比，经营旧书是五柳居的特色。陶庭学去世后，陶珠琳去京城铨选，同时继续经营在琉璃厂的书肆五柳居。

“能称事”是对书估极高的评价。李文藻称“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鉴古堂)韦也” ‎[15] ，孙星衍为陶庭学作墓碣铭“予念世之称事者少，虽书贾无复如君之知书也” ‎[13] ，上述题跋中黄丕烈赞陶珠琳“其学识，不可以书估视之”。这种书商的学识并不在于是否懂天文地理和朝廷政事，更多指向其版本鉴定和古旧书画修复的能力。《琉璃厂史话》中有提及，琉璃厂书业及其他行业出了许多专业人才，他们经过长期师承传授和自己的刻苦钻研，对各朝的书版、书式、著者、刻者悉数把握 ‎[7] 。恰如孙星衍对陶庭学的描述一样，“闻见日广，久之，于书能知何书为宋、元佳本，有谁氏刊本，版贮何所，谁氏本善且备，谁氏本删除本文若注或舛误不可从” ‎[13] 。琉璃厂许多人经营旧书时间长了，慢慢就能拥有这种书籍版本鉴定的能力。这是旧书书商从实践中锻炼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本身就阐释了其对于旧书经营的重要性。旧书在清代往往一书数十金，售价高昂，引得许多人伪造旧书以获利。斌良曾有一长歌记载，游厂甸发现香光梅花诗册，花了二金购买，回到家赏玩才知道是不是真迹，册尾所留是董思白的赝章 ‎[5] 。这种书商不能辨别真伪，将赝品当真迹卖的事情不在少数，因此，版本鉴定能力是旧书书商能否立足的关键。除了在售卖环节需要用到这种能力，防止出现将赝品卖给客人的情况，在书商寻书进书等环节也需要用到此种能力。能够鉴定书籍版本真伪，才能够迎合客人需要，搜寻适合的旧书置于货架之上，或者直接寄至客人家中。陶珠琳能寻得韩山人旧抄本寄给黄丕烈，也正是因为陶珠琳有此能力。更有甚者，还能够将搜寻来的旧书查缺补漏，去污补损。就是这样的能力，让书商而不是其他普通人能够搜寻到旧书，并以此为营生，成为旧书流通网络的重要节点。

或许是个人喜好问题，黄丕烈极爱宋本，上述题跋中他自称佞宋癖。宋代旧钞旧刻都是黄丕烈所求，也是当时的文人所求。清代文人普遍尊古贬新，这种风气在书籍领域也同样适用，而宋本又是旧书中更被尊崇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质量问题。宋本往往质量上乘，精校细勘。宋代有许多校勘名家，如宋敏求、郑樵、李易安、王伯安等人，经过他们的藏书都一一校勘过，出错较少。其二是审美问题。宋本一般使用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手抄本书写端正。另外，宋代刻工同样精美，尤其杭州地区刀法一流，朝廷刻书也往往下杭州雕版。其三是体验问题。宋人喜欢用竹纸或椒纸，两面光滑且颜色洁白。用墨同样讲究，色泽鲜亮且有香味，经久不变。出于上述原因，后人收藏旧书最爱宋本，除了黄丕烈，毛晋也是其中翘楚。“三百六十行生意经，不如卖书与毛晋”，只要是宋椠，毛晋都愿意收购，按页论价，每页二百文，旧抄本每页四十文，许多书商闻风而至，云集于毛氏住宅 ‎[16] 。

这种只要是宋本就愿意收购的态度，或许是因为他们资本足够雄厚，或许是跟风收藏宋本已成执念，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精英文人将宋本送上神坛的态度本身就值得关注。对于当代人来说，旧书仅仅是在时间层面属于过去的书。但之于古人，旧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过去的书，或是具有文物价值，属于古董，或是具有实用价值，对文人有用。有些宋本或许无用，却依然引得无数文人争取就是此理。譬如藏书家孙庆增就认为宋刻即使烂坏不全也仍有极佳之处，这就是将宋刻本当作古董来对待，上述的黄丕烈和毛晋大约也是如此。

所以对古代文人来说什么是旧书？本文认为，和新书相对，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且兼具实用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书籍，就是旧书。这样的旧书因其具有多元的史料、文献以及不确定的价格，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引得无数文人为之辗转反侧。

3. 商业驱动下的旧书收购

书商对旧书的搜寻、收购和售卖是旧书贸易的重要一环，只有书商参与其中，旧书才能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得到面世机会，精英文人也才有更多得到旧书的机会。那么问题是，旧书流通网络在书商收购环节有何特殊性？作为媒介的旧书是如何在这个环节中连接起文人和书商这两个节点的？

首先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是书商构成旧书流通网络的节点而不是其他人。书商作为商人，获利是其基本出发点。旧书在清代相较于新书售价更高，新书一般每册价格在十两银子之内，有些新刻书一钱就能购得一册，而宋椠在清代往往售价百金也是常事 ‎[17] 。因此，即使除去书商搜寻、收购、运输旧书的费用，旧书贸易也仍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书商因而主动加入旧书流通网络，凭借其人际关系、商业头脑、书籍版本鉴定和修复能力，成为旧书流通网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点。一方面，他们是商人，拥有足够的资本采购大量旧书，并通过自己的商业关系网络运输至书肆货架。另一方面，许多书商和文人之间私交甚笃，他们既能从落魄文人手中采购到旧书，也能依靠这种人际关系发展更多旧书销售对象，迎合他们的需求实现对口销售。因此，书商虽然是商人，却在资本和社会关系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成为这种旧书流通网络的关键节点之一。

清代书商能够拥有这些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身身份的多元性。明代中后期，“弃儒入贾”成为许多儒士的选择。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指出，“约在十六世纪开始，就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并且“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18] 。自从十六世纪开始，科举之路拥堵，大量生员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成功。在商业利润的诱导之下，许多士子就此选择成为商贾。譬如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柳得恭游琉璃厂，问聚瀛堂主人崔琦为何离乡在琉璃厂贩书，崔琦回答说是父母命令的，为了在这里考取功名，如今已经有五六年了 ‎[19] 。琉璃厂许多书商正是如此，自知科举无望，又有朝廷对书肆减免税租，于是利用自己进京赶考所带的书籍，就地开设书肆。他们兼具文人和商人两种属性，学识渊博，又在贩书实践中掌握了旧书版本鉴定和修复的本领，格外受精英文人欢迎，如黄丕烈待陶珠琳一般引为知己的故事不在少数。这种双重身份让书商能成功与文人相交，同时也为他们打通了旧书和文人之间的通道。

琉璃厂书商多为江西籍和江浙籍，江西金溪毗邻福建建阳，所刻之书主要为新书。而江浙漕运便利，既是长江入海口，又是大运河南端重点，又是长江的入海口，因此逐渐成为全国性的谷物、食盐、纺织品贸易中心。江浙商人大力赞助学者开展学术活动，支持学者刻书、著书，许多学者聚居于此，建藏书楼，收旧书善本，藏书浩瀚，旧书资源丰富。翁方纲在其杂记中记载，“是时江浙书贾奔揍辇下，书坊则五柳居、文粹堂为最。”李文藻也称五柳居“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可以看出，五柳居和文粹堂作为当时琉璃厂最大的两家以卖旧书为主的书肆，其旧书主要从江浙、苏州一带购入，并且主要是通过水运送达北京。在江南购书，经过太湖、运河载至京城书肆进行售卖，是当时琉璃厂江浙旧书书商经营书籍的主要商业线路 ‎[14] 。因此，旧书的顺利流通，离不开清代商业和交通系统的发展。商业的发展驱动了旧书的流通，同时交通的发展使得远距离买卖成为可能，大大拓展了旧书的流通范围。

商业运输条件已经达成，书商收购旧书这个环节又是如何完成的？旧书和新书的进货渠道是大大不同的，新书往往来自书坊时刻，而旧书往往来自藏书故家。因为新书随印随售，而旧书存留世间的数量有限。因此，从事旧书贸易，最重要的就是物色旧书货源。其中，与藏书故家尤其是破落世家子弟结交，是经营旧书业的重要秘诀。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认为，琉璃厂钱景开、陶庭学这些旧书书商的经营本领就在于，“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 ‎[20] 。所以一旦遇见有家道中落之门户，不肖子弟低价出售祖辈藏书的，书商皆趋之若鹜。譬如璜川吴氏兄弟就因分家所以选择将藏书出售，五柳居立即行动，趁机从吴氏购于大批旧书。但许多旧家虽家道中落，其气焰依然存在，所以往往态度暧昧，常常处于可卖可不卖、似卖非卖之间。并且，旧家不常有，不同于新书刻坊，旧家贱卖旧书是可遇而不可求。为搜寻更多旧书，书商只能四处联络，不论是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只要有古书，便不远千里而往，甚至派人常驻，只为不错过旧书 ‎[21] 。

除了没有固定的货源，旧书的价格也是不确定的。黄丕烈曾以低价买得北宋本《说苑》二十卷，“有老者以手帕包一书来，索直青蚨七百，周酬以二百四十文，其人即怀钱而去。遂持示同业，某某曰：‘此明刻也，奚贵耶？’后售于五柳，得青蚨一千四百，因入余手，易朱提卅金。是书之为宋刻，稍稍流传于外矣” ‎[22] 。此书最初被误认为明刻仅卖二百四十文，经陶蕴辉认定为宋刻后便售三十金，由此可以看出，旧书定价具有不确定性。除了旧书的版本外，书的类型、品相以及顾客求购也是定价的重要依据。定价虽是由书商主观决定，但“十分懂得克制”的书商，往往能够得到文人的称赞 ‎[23] 。孙星衍为陶庭学所作墓碣铭中就提到，陶庭学卖旧书不沾沾计利，所收购的书如果值百金，但是他自己以十金购得，那定价也只卖十余金。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懂得克制”，这也是书商与文人学者之间的情谊。

因此，在旧书动态流通网络的书商收购环节中，旧书的货源和定价是不确定的，但书商这个关键节点是相对确定和稳定的。书商凭借其书籍版本鉴定的能力和古旧书修补的技术，以及渊博的文化知识和高超的社交能力，将具有不确定性的旧书带入流动的市场。其中，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驱动了旧书在整个帝国内的跨区域流通。如果说旧书流通网络是建立在买与卖之上，那么在书商收购旧书的过程中，卖这个环节基本已经完成。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买这个环节中，旧书流通网络是如何运作的。

4. 买书与藏书之间

既然这样一个动态的旧书流通网络是以商业发展为重要驱动力的，那么它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吗？在买这个环节中，旧书流通网络又具有什么特殊性？

旧书流入市场，离开藏书家的书架，成了货架上的商品，就代表了有钱即可购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钱并且愿意花钱去购买。明清以来，地少人多，出现许多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转而从事商业贸易的现象，其中徽州商人是典型。徽州地区商人多为士大夫出身，他们不再讲究书生的体面，而选择下海经商 ‎[24] 。他们虽经商，却仍拥有较强的文士气质，出现许多儒商的典范。前文所提的毛晋即为清初典当兼书商，是苏州富商，也是有名的文人，是儒商的典范。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弃儒从商者，是迫于生计转而从商的。读书人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什么实际力量，往往生活贫困，而读书所用纸墨笔砚和书籍束脩都不便宜，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里，从商或许更多是为了改善生活。例如蒲松龄之父蒲槃，二十多岁还没考中秀才，家里陷入贫困，最终只能弃儒从商 ‎[25] 。另一方面，那些成功考取功名成为朝廷官员的文人，其俸禄相较于商人虽然不高，但也足以支持其购书。尤其雍正年间，皇帝推出“养廉银”制度，将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收入先上交中央，然后中央再反还地方政府作为养廉银，由此保障地方官吏的俸禄 ‎[26] 。至于京官则有恩俸，即除了正俸之外，再加赏给，领受双俸，官员俸禄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27] 。因此，清代精英文人无论是否进入官僚系统，大多具有一定的金钱资本，至少能买得起书。所以，虽然旧书流通网络是面向整个社会的，但实际上并非所有阶层都能参与其中，它具有金钱资本上的门槛。在江南农户年收入约四十两银而年消费约三十至五十两银 ‎[28] ，但一些旧书善本的售价动辄上百两银的情况下，精英文人算得上相对富余的阶层，这正是精英文人而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成为旧书流通网络关键节点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钱买旧书只是拿到了进入这个旧书流通系统的通行证，想要成为这个系统中的关键性支点，他们对于书籍尤其是旧书的执着或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潘际云在《清芬堂集》中有一首诗：“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7] 。冒雨买书也就罢了，童仆向车夫窃窃私语，猜测主人又要卖衣服买书，可见主人到琉璃厂典衣买书不是头一回。这种对于书籍的痴迷，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中国的文人传统。

将书籍尤其是旧书与知识联系起来，是文人一贯的做法。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万卷书中旧书数量当然不可小觑。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旧书与增长学识之间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衣不如新，书不如故，这种自古就有的想法和逻辑，或许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因为旧书稀少所以格外受追捧，也可能是因为旧书更接近于作者原稿，又或许是因为旧书的内容中保存了某一时空的真实信息等等。

或许绝大多数精英文人购买旧书是为了增长学识，但总有一些人将旧书买来只为放在书架上收藏。精英文人为何要为了藏书而藏书？这主要和书籍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性资本有关。旧书往往一书百金，甚至随时间流逝仍有升值空间，因此，藏旧书显然是文人丰厚自己经济资本的重要手段。而自隋唐开始实行科举选官制之后，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成为举子必读教材，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占据头脑的文人，纷纷走上了皓首穷经的道路。读书便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文人只能通过多读书，拥有更多书籍，来增加自己中举的可能性。就这样，作为文化资本的书籍被赋予了让文人拥有政治资本的使命。所以，读书是文人成功走上仕途的必要途径，而藏书则是文人有书可读的必备资本。恰如张金吾所言：“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29] 。

如果前代文人收藏旧书更多是出于求古好宋以及积累科举资本的目的，那么到清代前中期，他们收藏旧书的目的就逐渐转变为“藏以为用”，这同当时文学风尚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清代为少数民族政权，为了让汉人服从管教，从皇太极时期就确定了尊崇汉学的文教政策。但反清思潮的火苗总也灭不尽，因此，朝廷实行严厉了文教控制，也就是文字狱，以此试图从儒家知识分子手中抢夺“道统”即对正统论的解释权，从而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30] 。但在对汉学进行扶持的同时，清代朝廷对理学也同样推崇。尤其是科举取士方面，朝廷继续以理学经典为科考内容。而清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则极为反对理学，认为理学都是空谈，并且认为理学对明朝的灭亡要负很大责任，提倡通过汉学回归经典原义 ‎[31] 。最终，清代发展出一种新的汉学，只继承了过去汉儒训诂考据的学术研究方法，而抛弃了汉学本质中的政治性。这种纯粹只关心学术的清代汉学，又被叫做朴学，或者称之为考据学，逐渐成为清代学术研究的主流。

乾嘉学派是这种清代汉学的代表，他们全面继承了传统汉学的考据和实证方法，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领域。考据学需要在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下功夫，而这些工作得以开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旧书。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传注等学问，都以古旧书为历史文献基础，是围绕古旧书的加工整理而衍生出来的。因此，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清代，旧书是文人从事考据工作的基础，“故书堆”成为考据文人的共同选择。不过，这种风气虽然导致文人对旧书的需求大大增加，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仅仅依靠文人之间藏书互传或互赠是难以应对范围愈广程度愈深的考据需要的。

陈登原对藏书家心理有过这样的描述，“夫好之如此其癖，得之如此其难，于是藏弆者秘视其藏之心，自亦油然而生” ‎[32] 。藏书家深知古旧书的价值和难得，因而产生了类似这种藏书是珍贵秘藏、藏书不轻易借人的观念。譬如明清时期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其主人范钦只允许自己直系男性后裔接近藏书楼，且只能在白天。他又将藏书楼的钥匙分为六份，分发给六支子孙，只有聚齐六把钥匙才能打开天一阁的大门。如果有学者到访，只有六支子孙一百零二个权力同等的家族成员共同同意才可进入天一阁 ‎[33] 。这种行为在当时不是少数，而是屡见不鲜。所以我们就能发现，文人的藏书风气一方面扩大了旧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将旧书束之高阁，使其无法进入旧书市场。因此，文人的藏书行为一定意义上阻塞了旧书的流通。但换一种思路，或许正是因为文人广泛的藏书行为，才严格控制了旧书流入市场的数量，从而使得物以稀为贵这条定律始终在旧书这门生意上起作用。

5. 作为中转站的琉璃厂旧书业

不论如何，琉璃厂中的旧书生意做起来了，许多旧书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也得见天日，从藏书家的书架上转入书肆货架。那么，这些旧书书肆在旧书流通网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旧书书肆的存在本身具有什么意义？

虽然这些旧书是作为商品而出现在书肆的，但买卖做成前总要先看商品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旧书的生意要做成之前，文人需要先阅览一二，确定书籍内容、版本符合自己需要且自己有足够的钱购买，交易才能真正完成。而买旧书这件事同买新书不同，由于文人也不知道书肆到底有哪些旧书，他们逛旧书肆往往漫无目的，因而，他们的买旧书行为也常被叫做“访书”。访书二字，可以轻易体现读书人对于书的尊敬和热爱。不同于在书摊前的随意翻捡，到环境相对安宁的旧书书肆，文人可以平静而休闲地寻找自己所需之书 ‎[34] 。

朝鲜使臣柳得恭在《燕台再游录》中写到，“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富，广庭起罩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桌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 ‎[19] 。可见琉璃厂旧书书肆不仅环境清幽，书肆内书籍也可随意翻看。虽然旧书摆在货架上，顾客却不必然要付费后才能尽兴翻阅，而是可以任意浏览。这种情形之下，足见琉璃厂书肆同私人藏书楼中藏书不借的规矩已经完全区分开来，同时，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也同现代的图书馆阅览机制有相似之处。

梁启超就曾说琉璃厂是一所“公共图书馆” ‎[35] 。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兴办图书馆，用以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开启民智。同时，他强调现代图书馆和封建的私人藏书楼是不同的，新式图书馆应该为全体国民服务，而非仅仅面向少数精英士大夫。因此，梁启超将琉璃厂比作“公共图书馆”，一定程度上是在自相矛盾。

琉璃厂书肆是由商业力量驱动的，明显缺乏近现代图书馆所强调的公共性。一方面，书肆中旧书的售价就决定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得到旧书。黄兆枚在琉璃厂买书时悲叹“麟殂凤杳风流歇，高价何因倍怆予” ‎[5] ，旧书仅从价格来说就不是向所有阶层开放的。另一方面，许多书商为获利不择手段卖赝本。比如正文斋主人谭笃生，就喜欢用赝品骗人，伦明专门作诗称其“颇传照乘多鱼目” ‎[5] 。这种事显然不会在非营利性的图书馆内发生。因此，琉璃厂书肆绝对不能和近现代图书馆混为一谈。

既然不能算作公共图书馆，那么琉璃厂这些旧书书肆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本文认为，姑且可以将其视之为一个中转站。或者换种说法，本文认为琉璃厂旧书业是过去私人藏书楼和现代公共图书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在商业力量的驱动之下，旧书离开藏书楼进入流通市场。一旦旧书进入这种商业驱动下的旧书贸易和流通网络之中，文人凭借其资本和学识就可以得到阅览和购买这些旧书的机会。即使旧书经过商业交易最后可能还是到了新的藏书家的书架上，但在这个过程中，旧书客观上已经完成了被观看的使命，信息和知识已经扩散。而图书馆作为社会记忆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是社会知识和文化的记忆与扩散装置 ‎[36] 。因此，琉璃厂旧书书肆的服务对象即使仍局限于精英文人阶层，但社会知识和文化却在这个贸易过程中得到切实的扩散与传递，这本身就是对私人封建藏书楼的重大突破，也和现代意义上的用于信息和知识扩散的图书馆极为相近。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相近并非体现在公共性上，而是体现在其职能和作用上。

6. 总结

器伯《琉璃厂杂诗》有云，“名流几辈衔书鼠，博学甘为食字鱼。自癖红蓝初印本，频求精椠廿余年。考订校仇多绩学，收藏鉴赏各名家。典坟总汇供搜讨，吐纳流通亦可嘉” ‎[5] 。文人对旧书的热爱与尊崇自古有之，考订、校雠、收藏、鉴赏、贩卖都需要大量旧书，然而贩卖旧书却常常受人鄙薄。但其实如果没有琉璃厂旧书书肆的大量供应，根本无法满足那些文人士子的需求。

本文认为，旧书能够走出私人藏书楼进入流通的市场，或者说琉璃厂旧书生意能够如此兴盛，是明清以来的特殊现象。琉璃厂旧书业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主要得益于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旧书有了被文人卖掉走出藏书楼的机会，书商也有了将旧书带入流通的市场的动力。而文人的藏书传统与这样的商业贸易体系之间属于既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藏书必然需要大量旧书，旧书贸易是文人获得藏书的必要途径。但同时，藏书也意味着处于动态流通市场中的旧书会再次回到封闭的藏书楼中。因此，旧书的生意能否做起来，关键在于文人藏书传统和旧书商业贸易之间的博弈结果。从当时琉璃厂旧书业的繁荣来看，文人的藏书传统显然没能胜过商业和市场的力量，旧书就此在商业驱动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信息、知识和文化也在旧书的贸易与流通过程中得以扩散和传递。

文章引用

王晶晶. 旧书的生意：清代前中期琉璃厂的旧书贸易与流通网络
The Business of Old Books: The Liulichang Book Trade and Circul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3): 238-246.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303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