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2月27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0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8日

摘要

京派作家中，废名以其极具田园风情的乡土书写引人瞩目。与同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不同，废名早期的写作并不可被归入“冲击—反应”这一乡土文学之典型模式的主流，而是由其个人经验出发，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发展为两条路径。本文以废名写于1920年代的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认为其早期的小说创作实则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为兼具抒情审美情怀的“怀乡”书写，二为关注与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行思”书写。笔者认为，在对废名小说“抒情性”与“地方性”的主流认识之下，这两条路径彰显了废名对于“人”之存在与“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观念的思考，成就了废名的独异性。经由此种认识，废名于1920年代对乡土、革命及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思考与其早期小说的复杂性才得以显现。

关键词

废名，京派小说，乡土小说，怀乡情结，“人的文学”

“Nostalgia for Home” and “Thinking or Action”

—On the Two Paths of Fei Ming’s Novels in Early Stage

Ke Sa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Feb. 27^th, 2024; accepted: Apr. 10^th, 2024; published: Apr. 18^th, 2024

ABSTRACT

Among the writers of Beijing School, Fei Ming attracted attention for his pastoral writing. Different from the local novels of the same period, Fei Ming’s early writing can not be classified as the main trend of “Impact-reaction”, which is the typical mode of local literature, there are two paths in the concrete writing practice. Based on Fei Ming’s novels written in the 1920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Fei Ming’s early novels, the second is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think about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Thinking or Action” writing. The author thinks that under the mainstream understanding of “Lyricism” and “Locality” in Fei Ming’s novels, these two paths show Fei Ming’s thinking about the existence of “Human” and the new literary concept of “Human’s literature”, and result in Fei Ming’s uniqueness. Through this understanding, Fei Ming’s reflections on the 1920s, the revolution and his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his early novels, can be seen.

Keywords:Fei Ming, Beijing School Novels, Vernacular Novels, Nostalgia for the Countryside, Huma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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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冯文炳(废名)是中间不可缺少的一个作家。” [1] 就废名小说研究而言，“地方性”与“抒情性”是已成定论的关键词之一，其更为复杂的个性特质与成因往往被此种文学史之共识所掩盖。1920年代，中国文坛正处于新文学运动后的第一个十年，东西文化、都市与农村、现代与落后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照皆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交融与对话，废名早期的小说创作即在此历史背景中展开。作为“当时紧跟着新文学运动而起来的文学青年” [2] ，废名早期的文学创作明显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鲜明的文学个性。与同时代的乡土作家相比，正于北大求学的废名较少通过小说写作直接讨论社会与政治问题，故其早期小说中的这一面向往往被忽略。实际上，废名早期的小说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他创作出众多与自己相似的旅京青年形象，通过小说这一文体，试图实现其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对个人经验的记录与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思考。

“怀乡”是废名早期小说创作的一种路径。初入北京，文学青年冯文炳便以其偏重审美与抒情的乡土写作登上了文坛，其早期小说也作为乡土小说中逸出的一支脉络汇入现代文学的大潮。思考都市与故土之关系时，废名不将乡村视为现代中国必须甩掉的尾巴，亦不以乡村为展示传统农村之落后、衰败的文学背景，而是以冲淡平和的笔调再现其记忆与生活经验中的乡村图景，刻画乡村礼俗社会中的人与事。这使废名对乡土的刻画以文学的抒情性与审美性为主，且明显区别于同时期以写实性和批判性为主的乡土小说。易言之，他笔下的故乡与田园既未沾染现代文明，又不是应被批判的对象，而是他文学个性与文学审美性的寄托。

偏重审美与抒情的“怀乡”书写之下，废名早期小说中的“现实感”往往被忽略了。“三·一八”惨案之后，废名的眼光聚焦于现实，看清了“行”与“思”之间的重重矛盾，其小说亦反映了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与知识青年的个人选择。此即其早期小说创作的另一路径。

从以《一封信》《长日》初登文坛，到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集结出版，再至1920年代末的《桃园》与《枣》，废名将回溯童年与回望故乡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其对文学本体性的坚持与对“文学的个性”的重视却不曾改变。双重路径之下，是废名对启蒙文学之“人的文学”的个人化思考。只有将其早期小说中偏重审美的“怀乡”书写和关涉现实的“行思”书写结合而论，才可呈现废名小说创作的完整面貌和其文学观念的具体内涵。

2. “旅京怀乡”：旅京青年的故土之思

1925年10月，新潮社出版了废名写于1923至1925年间的14篇短篇小说，定名为《竹林的故事》。在此时期的一系列短篇作品中，废名往往在较短的篇幅内呈现离乡青年的故土之思与乡村社会原初的图景，应当注意的是，同样是以乡土为写作对象，废名选择了一种全然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书写角度，概括而言，废名早期的乡土小说是一种依托个人经验，寄托其美好怀念情感的“怀乡”书写。废名及其笔下的“读书人”都未选择以批判、揭露的态度面对乡村，而是仿佛以相同的声部呼唤、传递乡村礼俗社会的美好。

此处需对作为作者的废名与其小说中不同叙述者的关系做一说明，除了在小说中践行写作“平民的文学”这一来自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之外，废名小说的自传性亦是研究者们的共性认识。陈建军提出，“废名曾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借传主莫须有先生之口说过，‘大凡伟大的小说照例又都是作者的自传’。废名的小说创作，除少数者外，包括《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长篇小说在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其中，不少作品又是直接取材于其童年经验或以其童年生活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 [3] 举例而言，废名的“自传性”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往往以“同名”的方式被确认，在《竹林的故事》所录篇目中，《柚子》《我的邻舍》《初恋》《阿妹》《鹧鸪》这5篇皆确定地表明叙述者与废名的乳名“焱儿”相同，人物求学经历与生活场景也与废名高度相似。

废名早期小说的“自传性”是理解其文艺观念与文学选择的一条进路。从小说写作题材上看，废名此时期的《柚子》《浣衣母》《我的邻居》《初恋》《阿妹》《鹧鸪》《竹林的故事》与《河上柳》以描绘乡村生活图景为主，而《一封信》《长日》《讲究的信封》《少年阮仁的失踪》《病人》《半年》和《去乡——S的遗稿》则记录了离乡青年的城市体验与乡土感觉，承载着废名的城乡之思。如前文所论，作为写作题材的乡土于废名早期小说有着特殊意义，而要究其成因，首先便需讨论废名对写作对象的选择。与鲁迅开创的以《祝福》《故乡》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传统不同，废名的乡土小说逸出了此种主潮，在“整个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类的宏大问题之下，他将眼光放窄，选择的写作对象只是自己的经验与记忆中的乡村与人。此种选择与周作人“人的文学”之主张紧密相关，在其影响下，废名的乡土小说即是对“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及“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等文学观念的实践。毫无疑问，乡土书写占据了废名192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要位置，此种选择之下，若要切实理解乡土之于废名早期小说的特殊意义，便应注重发掘其异质性特征与成因。笔者认为，此种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废名于小说中关照乡土的方式，即“怀乡”。

早期小说中的离乡青年在心理层面上“怀乡”，在行动层面上却踌躇于是否“返乡”，此种矛盾构成了废名乡土小说的独特张力，在《竹林的故事》所收录的14篇短篇小说里，废名几乎不厌其烦地重复使用这两种结构设置。然而，为何“怀乡”，何为“怀乡”，如何“怀乡”，还需回到19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与废名自身文艺观念的复杂境况中进行讨论。

1929年时，废名曾以“彷徨”描述自己的感觉：“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到此刻，这三个月的时光，还好像舍不得似的。” [4] 以中国现代城市史的角度来看，民国时的北京是一座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城市，充满不可调和的“新”“旧”矛盾，由鄂东小县来到北京求学，对废名而言，都市生活是富有冲击性的新鲜体验，而在其为《竹林的故事》选定篇目时，曾对《讲究的信封》与《少年阮仁的失踪》两篇态度犹豫，本欲不选，却在翻阅时“不觉又为自己悲”，此种态度是最终是颇值得关注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两篇小说中的主角都是北上入京求学的青年，且因为北京的生活而感到苦与闷。小说的情节也和此时的废高度重合，此种“自传式”的写作中，废名对求学生活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态度得以展露：“独有他像是外乡，客人们同他讲礼，却没有人同他一起站过五分钟”“我过不惯这里的生活，比过不惯乡里的生活更利害” [4] ，对北京的态度则是“住京以来没有一天快乐，起初还打算就是这样混下去，仔细一想，觉得这太不稳妥：越住越骄傲，越骄傲越憔悴，越读书越与世人不相容，越与世人不相容越没有饭吃” [4] ，可见，于1920年初来到北京的废名受困于矛盾而复杂的外乡人心态，混沌的生活与求学的意志相矛盾，读书人的身份与复杂的现实环境不相容，他由种种“不相容”的体验中感受到了生存的焦虑。此即“怀乡”，由废名的个人经验进入其文学创作的发端。

回到具体文本，则可以废名的文学观念与具体创作互为对照，使其借由创作显现的城乡之思与乡土观念更加清晰。由《一封信》至《少年阮仁的失踪》，废名向读者们呈现了一条完整的旅京求学青年的心理变化，经历着“惊慌–焦虑–失望–茫然–绝望”的过程，并认为进京经验对乡村青年们的深层影响在于引发其存在焦虑，使其目光重返故土，寻找确定的慰藉。如阮仁自陈，至北京上学以来，他反复思考与追问的问题是“活在这世间的方法”，却在这种思索中迷失方向，对北京和家乡都失去了希望。这与其离乡前的预设大不相同，离乡入京前，阮仁的盼望是“再不用罣着儿瘦弱，来年归家，母亲要疑心是墙上挂的安琪儿哩！”而他如今的态度却是“我决不归来。我害怕你们，你们天天愁我瘦弱。”在废名笔下，离乡入城的青年往往消瘦或生病，这一方面是据他自身经历所写，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城市”与“病”之关系，阮仁也是如此。在城市，精神之“病”于他是一种束缚，而乡村又无其追求自由与实现理想的土壤，处处是限制，所以，他的理想生活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夏天来了，我将睡在路旁大树荫下，让凉风吹过，我在乡里看见挑柴的农夫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羡慕。冬天来了，我将跑到太阳底下跳来跳去，我小的时候常是这样温暖我冰冻的小手。” [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阮仁在其自述中已经摒弃“返乡”的选择，其理想的生活图景依然是由朴素的自然观所主导，呈现出复归自然后的平静与欣喜，这同时也意味着阮仁已在潜意识中做出了回乡的抉择，以精神的“重返故土”来践行“自己的意志”，“怀乡”即以此种方式成为了废名早期小说中的一条重要路径，经由小说这一路径，旅京青年的个体境遇与遥远的乡土得以被置于同一片文学图景。

在此种文学观念的主导下，废名的乡土小说注定无法宏阔地再现乡村生活，但却能以抒情式的表达与“平民文学”的主张回应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另一重要面向：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所思所想。他极为重视作为抒情主体的“人”，“怀乡”的缘由、方式与主体皆是“人”。可见，启蒙文学之“人的文学”文学观形塑了废名对文学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此种影响下，废名从外在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转向对人的生活与内心的高度关注,并于这一路径进一步开拓，找到了性灵与隐逸的文学园地。

3. “思”何以成“行”：旅京青年的现实困境

废名早期小说的“怀乡书写”为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冲击–反应”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其好友梁遇春曾以“天生一副怀乡病者的心境，天天惦念着他精神上的故乡”概括他对乡土的情感，一方面，此种“怀乡病”一直影响着废名早期的小说写作，他以“怀乡”放大了乡土小说中“乡愁”这一面向，令其作品在审美旨趣上“由新入旧”，复归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另一方面，废名的早期小说也展现了离乡知识分子关照乡土的另一种方式，城市与乡土虽非二元对立，却可互为参照，以此发掘1920年代历史语境中个体的实践动力。

在生活经验、文艺立场、个人性情与现实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以1920年代之社会变革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间不断出现，而自写作生涯之始便持“读书最怕被杂念纷扰”之观念的废名却是例外。废名最初的文学写作带有明显的新文学的痕迹，承袭着五四文学关注现实与社会命运的主题，但其文学观念却游离于新文学的主流之外，他以“文学不是宣传”应和言志派的文学主张，极为重视文学的审美功用和自身价值。然而，1920年代后期，在“三·一八”惨案后，废名的于文学中显露的“现实感”却变得空前强烈。他一改抒情笔调，在惨案发生的次日便写了《狗记者》，又在《京报副刊》接连发表《俄款与国立九校》《共产党的光荣》，称革命运动的主体在政府腐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下只会进一步扩大，《一段记载》《审判》《石勒的杀人》《追悼会》等小说也以“三·一八”惨案为主题。这些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汇入了夏志清以“感时忧国精神”立论的文学潮流，既展现了“道义上的使命感” [5] ，也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即使离乡旅京的求学青年在“走或留”这一问题中选择了留下，受制于生活经验、个人性情与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其“行”与“思”之间的悖谬仍然无法消除。

废名早期小说呈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历时性思考。1922年9月，废名完成了小说处女作《一封信》的写作，其中的“我”还处在对都市生活的惊异与探索当中，至1923年5月写作《少年阮仁的失踪》时，其心态已进入到入京青年心理变化的下一阶段：因无路可行而思考着离开。至1927年3月的《追悼会》，废名叙写的是选择留在北京的知识青年的生活。这篇小说侧面反映了“三·一八”惨案，几乎全以北山的心理独白写成，间或穿插追悼会主席的演讲词。纵观全文，作为参与者的北山以一种完全抽离的视角审视着追悼会的一切，认为这一活动只剩形式。在其对自身心理的剖析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演说的大概只能说这样的话，做对子的也大概只能做这样的对子。……自以为写得好，得意，而且要挂给人家看，这时追悼会大概就变了展览会。” [4] 但是，有此认识的北山意不在批判，他同样也是看客中的一员，甚至以此行为自己的小说写作素材。与《审判》类似，写作《追悼会》时，废名无意在小说中流露出激烈批判的态度，废名选择了冷静地观看与沉思，将其观察凝练成审判与追悼会这两个场景，这使得此两篇以心理独白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带上了寓言色彩，寓指此种社会环境下，以虚伪的行为与言语的“痛切”遮蔽了真正的反思，既无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又将往何处去。

对“走或留”的追问衍生出“如何留”与“到何处去”的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与思考背后，潜藏着理想主义的无路可去。从《一封信》对中对军官的“痛恶”，到《讲究的信封》开篇也写学生运动，来京求学的仲凝并非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也有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理想。当局压制学生抗议的手段是暴力而残酷的，实际的生存需要也是仲凝急需解决的问题，拜访李先生谋求工作是他弃理想而求生存的选择，尽管做出了选择，同学的反问仍然使他呆愣茫然，其所思与所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解决了“去或留”“如何留”的问题，并同时背负着“行”与“思”的悖谬。写作《讲究的信封》时的废名当然无法预知三年后的惨案，而其时政局的动荡、学生处境的艰难、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却也被此文完全囊括了。至于《桥》的写作时期，废名关注的仍然是“人”，此种高度个性化的文艺观无法被简单概括为“人的文学”与“纯美”的文学意识，而是建立在“对个别的、具体的感性事物的肯定与张扬的基础之上” [6] ，对废名而言，家乡、北京与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构成了其文艺创作现实土壤，令其文艺观念不断变化。由早期的同情之理解到中期的审视与批判，废名对其笔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以一个更周密的写作者的眼光展开对更广阔世界的反思，这与其在《竹林的故事》里呈现的创作面貌较为不同，但他仍然对写普通人、写具体的个人有所偏重，“行”与“思”的相悖也仍然存在于废名的思考中。

4. 结语

自1922年入京求学，废名本身即是一位旅京青年。受作家之主体意识的影响，其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特异性也是废名的特异性：尽管他们生活于1920年代初，却极少选择走上“十字街头”，其困顿无路的感觉更多来源于城市的日常生活，而此种感与他们的对乡土的记忆形成对照，如《半年》中的“我”在北京怀念在故乡生活的半年，认为“现在我在北京，还时常羡念那半年的我。” [4] 将其文艺活动的行迹与同样“从边城走向京城”的沈从文相比，明显的共性在于，沈从文以“乡下人”自称，“其真正要张扬的还在于‘人’，而乡下原始、自然、素朴、善良的风俗与人情，则是他认为保存人性本质最自由也最真实的净土。” [7] 在新文学中写乡村中的人，以乡下的“风俗与人情”与乡下人为题材，同样是极具“地方性”的写作，废名的道路并非无人之径。然而，废名的文艺态度显然更为自我，除去对乡土生活的直接描写，往往引入城市为对照，这种对照形成于“人”之感受之中，最终形成了废名早期小说的“怀乡”这一独特路径，此即为废名早期小说中乡土书写的特殊性。

正因此，废名早期小说是兼顾“地方性”与“人”性的，由作为主体的“人”出发，“思”与“行”之间的矛盾是废名前期小说的另一路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感时忧国”只是作家对所处时代的切实反应，并非其写作目的，废名小说的关注重心也并不在此。在目睹1920年代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后，废名在政治与文学上的姿态依然倾向自由和个人的一端，他仍然在用小说表现个人情感与经验，刻画具体的人，思考具体的问题，在新文学的园地内保有自己的个人风景，便是废名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文章引用

桑 可. “怀乡”与“行思”——论废名早期小说的两种路径
“Nostalgia for Home” and “Thinking or Action”—On the Two Paths of Fei Ming’s Novels in Early Stage[J]. 国学, 2024, 12(02): 226-23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3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