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09  No. 05 ( 2019 ), Article ID: 30380 , 8 pages
10.12677/AP.2019.95110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Stepfamily on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Qian Zhao, Xiaojun Cao*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Received: Apr. 29th, 2019; accepted: May 16th, 2019; published: May 23rd, 2019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ivorce rat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remarried families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brings many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tepfamily children have become a new group, and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teenager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good sociality of adolescents. Therefore, it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remarried family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 turn: first, concept definition.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stepfamily and the concept of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Second, the influence of stepfamily on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mainly expounded from four aspec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mely academic performance, internal emotion, behavioral expression and self-concept. Thir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stepfamilies is inadequate.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Keywords:Stepfamily, Cohabitation,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Influence

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赵倩,曹晓君*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9日;录用日期:2019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19年5月23日

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离婚率的不断攀高,再婚家庭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从而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再婚家庭子女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群体,而其中青少年就占据了绝大多数。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是青少年形成健全人格和良好社会性的重要基础,所以研究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基于此背景,本文将依次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第一,概念界定。包括再婚家庭的概念和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概念。第二,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主要从社会性发展的四个方面来阐述,即学业成绩、内在情绪、行为表现和自我概念。第三,再婚家庭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这一领域未来可能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再婚家庭,同居,青少年社会性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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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1.1. 再婚家庭的概念

再婚家庭是指子女的父母有一方并非是亲生的父母(Banaschewski et al., 2009),且至少有一方在一段新的关系中带着一个孩子或前一段关系中的孩子(Jensen, 2018)的一种家庭模式。而继父或继母是指其配偶至少有一个前一段关系中的孩子的成年人。继子女是指父母与非亲生父母或养父母有配偶的人。继子女可能有兄弟姐妹,并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父母。这些定义并没有将那些共同拥有一个家庭的人排斥在再婚家庭的范畴之外。无论继父母和继子女是否在一起,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他们都有关系,并且共享家庭成员身份。这个定义还包括至少有一方将孩子带入婚姻关系的男女同性恋夫妇(Lynch, 2000),包括同居(其中一个成年人与孩子没有生物上的联系)和非婚生育(Ganong & Coleman, 2018; Bumpass et al., 1995)。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再婚家庭是通过离异再婚形成的,但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再婚家庭是通过同居的方式形成的(Goldscheider & Sassler, 2006),这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再婚类型(Bumpass et al., 1995)。

1.2. 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概念

我国学者王海梅认为青少年社会性发展是指青少年与其身边的人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适应(王海梅,2008)。吴亚荣将青少年社会性发展定义为个人、社会以及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对于青少年个人来说,他们的生理素质、需要、知识经验、自我意识和个性特征等都会影响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进度。在此基础上,青少年还被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包围,他身处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当中,如家庭、社区、学校、大众传播媒介等,这些社会环境也会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吴亚荣,2009)。我国学者刘建榕认为青少年社会性发展是指当青少年开始和周围的人进行一定的接触,参与一些社会活动,进而形成的关于自身独特的社会特征,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刘建榕等,2018),这些独特的社会特征不仅能够帮助实现青少年的自我完善,同时还能够积极地影响和改造周围环境,使个体能够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正常地与周围的人相处,从事学习、娱乐和职业等一系列社会活动(王海梅,2008),而这一定义与心理学上一般认为的定义也是不谋而合。

从以上这些学者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定义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青少年社会性发展是指青少年个人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青少年的社会技能、自我概念、意志品质、道德品质、社会认知、社会适应和社会情绪七个方面的内容(王海梅,2008)。本文在对大量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将从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四个小方面来阐述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分别是学业成绩、社会情绪、行为表现和自我概念。

2. 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2.1. 学业成绩

研究一致表明,来自再婚家庭的青少年的高中辍学率高于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且更有可能提早离校(White & Kaufman, 1997) 。在学业成绩和学业成就上,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均不如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Painter & Levine, 2000; Biblarz & Raftery, 1999)。在学业表现方面得分较低,更常被描述为缺课、迟到和纪律问题(Featherstone et al., 1992)。总之,即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在高中学业完成情况、上学时间、成绩分数、学业成就以及学业表现等方面都略低于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同龄人,相关研究如下:

Chunyan Song等人使用国家教育纵向研究的数据来检验家庭结构和家庭转变对青少年高中辍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来自再婚家庭的青少年高中辍学的几率比来自双亲家庭的青少年要高,他们指出这是继父对非亲生孩子的投入不够,并于孩子争夺亲生母亲的注意力的缘故。而该研究也支持了进化心理学关于家庭结构和儿童结果的观点。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生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且母亲在决定孩子命运方面比父亲更重要,因为母亲比父亲更加重视孩子的幸福,所以相比单亲父亲来说,单亲母亲抚养孩子更好,即该理论认为继父家庭中的青少年比起继母家庭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从高中辍学(Song et al., 2012)。

Kathryn Harker Tillman通过国家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探讨了家庭结构路径对青少年学业成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关:在所有再婚家庭类型中,青少年的大学期望显著较低,而学校有关的行为问题水平较高。总的来说,同单亲家庭的同龄人相比,再婚家庭对青少年没有好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他们不利,尤其当青少年经历了一系列压力重重的家庭经历后,再过渡到再婚家庭,情况更为严重(Tillman, 2007)。根据社会资本学说,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核心部分(陈珂馨等,2017),而调查显示,子女在继父家庭中获得的投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就教育成就而言,这与孩子们接受继父的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有关,从而导致较低的受教育程度(Emmott & Mace, 2014)。

2.2. 社会情绪

Sandra M. Merrs等人对179名来自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实验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可能会降低青少年对家庭的满意度,当经历第二个家庭的动态变化时,在前一个家庭解体过程中经历的愤怒、恐惧、困惑、伤害、失望和悲伤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当青少年遇到无法控制的情况时。因此,与离婚相关的复杂情绪可能更容易表达为愤怒(对象是继父/继母),如果这个情绪再通过再婚家庭的形成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冲突将会降低孩子对家庭的满意度(Metts et al., 2017)。

而我国学者赵佳也认为处于再婚家庭中的青少年在性格方面表现出主观偏激和情绪不稳定两个方面,容易出现激动,愤怒、烦躁(赵佳,2015)或者焦虑、抑郁、孤僻(Peterson & Zill, 1986)等不良情绪。这可能由于再婚家庭缺乏很多共同的家庭经历、符号和仪式,加之性格的缺陷,使得处于这种环境的青少年对家人及其他人都是选择以猜忌、蔑视和非难的态度来对待,这也导致了孝顺之情集中在再婚家庭中的可能性比较小(Kennet & Lillian, 1979)。

但是Robert L. Wagmiller Jr.等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虽然一开始新的婚姻增加了家庭冲突,会给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带来情绪上的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婚姻对孩子的发展好处可能会增加,因为父母婚姻的好处会累积起来,形成更有效的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表现为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增加。相比之下,再婚家庭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随着婚姻过渡时间的延长而减少(Wagmiller et al., 2010)。

比如Todd M. Jensen等人使用全国青年纵向调查的数据对青少年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并问及一系列关于主题的封闭式问题。在实验分析中,Todd M. Jensen等人使用了家庭系统的观点,该理论以家庭结构的概念为核心(Baxter et al., 2006),假设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且夫妻关系在为亲子关系奠定基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Angst, 2005)。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再婚家庭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取得平衡,那么再婚家庭是可以缓解继父母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一些压力的。Todd M. Jensen等人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当孩子们觉得继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很和蔼可亲,而且很少争吵时,孩子们更有可能与继父/继母亲近。因此,当孩子们看到母亲和继父形成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合作的父母子系统时,孩子们就能更好地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并更开放地与他们的新继父/继母联系。同时Todd M. Jensen等人的实验也得出居住关系,即再婚家庭中,青少年与亲生父母、继父、继母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孩子的压力有最大的保护作用的结论(Weaver & Coleman, 1963)。他们认为再婚家庭的高质量亲子关系可能有长期的益处,比如通过一种积极的母子关系可能也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和他们的继父之间积极联系的发展,而孩子们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忠诚(Jensen et al., 2017)。San Diego则从青少年与继兄弟姐妹的关系出发,表示即使在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关系和继父继母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因为他们的亲属关系系统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再婚家庭的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3. 行为表现

研究一致表明:处于再婚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伤害自己与他人的相关行为。比如,Rachel等人以香港3328名中学生为样本,让所有入选学校中的学生以匿名方式填写问卷,对第一波研究中收集到的关于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中国青少年蓄意自残和自杀行为的患病率及心理社会关系。实验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增加了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可能性(Sun & Shek, 2012)。

总之,在再婚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性格上的缺陷通常反映在他们的不良行为上(郭书芹等,2004),比如吸毒(Needle et al., 1990)、抽烟(Scal et al., 2003)、更高的行为障碍(Amato, 1999)、更高的物质使用率、过早的性活动和多个性伴侣(Bauman, 1990; Nicholson & Sanders, 1999)以及与不良同龄人交往(Gunnoe et al., 1999)的风险增加,最后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上(Vuchinich, 1996;肖宝华,2000)。

2.4. 自我认知

部分研究报告发现,再婚行为对青少年随后的自我概念和对父母的情感依恋的发展非常不利。比如,Young and Parish (1977)对来自完整家庭和再婚家庭的女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再婚家庭的学生的自我概念明显低于完整家庭孩子的自我概念。这个实验结果与Parish and Taylor得出的结论出奇一致。而这一发现也被他们解释为,可能是因为再婚家庭中多了一个父亲形象,从而引起了关于离婚时失去父亲的有害影响(Parish & Dostal, 1980)。

Fine等人(1992)对中西部一所公立初中的500名七到八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提出了三个研究目的。第一,将青少年自我认知能力与再婚家庭的类型和继父母的性别联系起来。第二,评估再婚家庭的青少年对继父母的角色模糊是否大于对生身父母的角色模糊感以及继父母角色模糊感与自我能力感知的关系程度。第三是检验继父、继母家庭中的青少年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再婚家庭。以及这些认同是否与自我认知能力有关。实验结果表明继父再婚家庭和继母再婚家庭对青少年自我认知能力的影响是相似的,但是继母家庭的孩子在自我认知能力方面缺乏性别差异,对自己的表现更加模凌两可(Fine et al., 1992)。这一结果与女孩在再婚家庭生活的适应不如男孩的普遍发现是不一样的(Hetherington et al., 1989)。而Parish TS对来自堪萨斯州14个学区的738名11~14岁之间的儿童进行测试,让他们对由Parish and Taylor开发出来的儿童个人属性量表(PAIC)做出回应。该量表旨在让儿童对自己、母亲和父亲进行评估。测试结果表明再婚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低于完整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尽管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基本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Parish & Dostal, 1980)。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的看法分为两类。大多数人认为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相比,再婚家庭对青少年来说会存在压力,尤其是经历过父母离异并成为再婚家庭一部分的青少年更是面临着穿越新旧家庭的挑战(Braithwaite et al., 2008)和在一系列关于是否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向谁表达情绪的决定中迷茫(Metts et al., 2017)。这些压力与继子女的负面影响有关,继而表现出许多负面问题行为,包括外化行为问题(反社会行为、攻击、不服从)和内化行为问题(抑制、退缩行为、焦虑、抑郁)的比例较高,而社会责任、自尊、社会和认知能力的比例较低(Amato & Keith, 1991),尽管行为障碍在青少年成年期有所下降,但药物滥用、酗酒和犯罪行为仍然较多(Hetherington, 2006)。研究人员对这些发现的解释各不相同,Amato整理了几个可能解释孩子们对父母再婚的消极适应的观点,包括他们的亲生父母的缺席、监护父母的艰难调整期、经济困难和压力重重的生活变化(Amato, 1993)以及拒绝流离失所的感觉,与继父、继母、继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冲突。

而少部分学者认为再婚家庭不一定就对青少年有害,虽然再婚家庭充满挑战,但学者们也探讨了其成员应该如何以促进弹性和积极的体验方式进行互动(例如Afifi & Keith, 2004)。婚姻促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已婚的双亲家庭更能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家庭环境。支持者指出,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比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经历经济困难和家庭不稳定的可能性更小(Acs & Nelson, 2002; Manning & Lichter, 1996),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从再婚家庭中受益。

3. 不足与展望

3.1. 再婚家庭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和种族方面的样本不足

再婚家庭的研究在寻找样本方面仍然面临挑战,包括再婚家庭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和种族的样本不足,而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再婚家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在性别方面,有研究发现,再婚家庭中的女孩比男孩更有自主性,更有社会责任感,认知能力更强,反社会行为更少。然而,她们的抑郁程度也相比男孩更高,自尊心更低。其次孩子的年龄和种族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参与度,尤其是继父。继父会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小的继子在一起(Team et al., 2000),而黑人继父会比白人继父花更少的时间和他们的继子在一起(Hofferth & Anderson, 2003)。所以,对再婚家庭青少年性别、年龄和种族方面样本的寻找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3.2. 缺乏本土化研究

在笔者梳理关于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的这项研究中,发现大部分研究都是来自外国文献,来自我们本土研究的却是寥寥,特别是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民族。而仅我们国家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由于经济、文化、地理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在再婚家庭的问题上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结果。例如,郭风兰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再婚家庭的维吾尔族中学生家庭生活不快乐检出率是正常双亲家庭的4倍,同时家庭生活不快乐的维吾尔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明显高于一般和快乐的学生(郭风兰等,2015)。所以未来对文化差异群体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以证实进化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再婚家庭儿童的影响很小的言论是否属实。其次笔者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大部分都是关于父母离异等相关问题,且更多的是偏理论性的综述文献,而关于再婚家庭的实证研究则是屈指可数,笔者认为以后的研究方向可以更多地向中国少数民族再婚家庭的实证研究靠拢。

3.3. “同居”“同性恋”的概念模糊化

近年来,非婚家庭化和同性恋家庭化成为西方学者研究再婚家庭的两大新趋势。首先再婚家庭是通过同居还是再婚形成的,也是影响再婚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继子女和继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阻:第一,同居伴侣比已婚夫妇更不忠于对方,也比结婚的伴侣更容易解除关系(Hohmann-Marriott, 2006)。第二,同居伴侣也很少共享他们的经济资源,且在同居关系中养育子女的责任比在已婚关系中更不明确(Heimdal & Houseknecht, 2003)。第三,同居伴侣的关系质量比已婚夫妇更低,且具有选择性(Booth, 1996),这可能会影响新形成家庭的关系,继而对身处其中的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例如,Susan L. Brown的实验发现,居住在同居再婚家庭的青少年(12~17岁)的行为和情感问题水平明显较高,而对学业的投入水平以及在学校的参与度都较低(Brown, 2004)。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同居关系都会对家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正是由于同居关系的复杂性,不易归类(Cherlin et al., 2008),我们才更不应该忽视对同居关系的研究,然而在国内,“未婚同居”这一概念尚不明确,存在较大争议,还没有被正式纳入再婚家庭的概念之中。其次是“同性恋”现象在国内尚不普遍,大众接受率较低,也没有正式取得法律的认可。故“同居”“同性恋”在中国是否属于再婚家庭范围还有待商榷。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在由男女同性恋夫妇组成的同居再婚家庭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3.4. 缺乏对再婚家庭青少年非家庭环境因素的研究

就目前看来,已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集中于再婚家庭内部的关系来进行研究,比如与继父、继母、继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再婚家庭不同类型(简单再婚家庭、复杂再婚家庭、继父家庭和继母家庭等)和结构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继父母之间的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但是就青少年这个年龄段而言,青少年在学校、社区、工作场所等其他环境中参与的活动和关系对青少年的适应都很重要,即学校、社区、同龄群体、职业群体和大众传媒等非家庭环境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对再婚家庭中的青少年的影响,比如就同龄群体这个因素来说,处于再婚家庭中的孩子可能在学校中更加不受同学们的待见,更易受欺负,遭受校园暴力的几率更高,这可能会给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创伤,从而影响他们的社会性发展。所以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中可以向一个更广泛的生态观点进发,它涉及家庭因素和非家庭因素对再婚家庭青少年的影响。

文章引用

赵 倩,曹晓君. 再婚家庭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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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NOTES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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