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文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4日

摘要

《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小说，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体现了早期译介国外文学的时代特色。林纾在不改变原作基本情节和意蕴的前提下，按照传统小说的风格改写故事，在叙述模式、人物形象、艺术境界等领域对原作实现了多方面的创变，使中西方文学的特色在这部小说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

《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接受，创变

On the Accep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Aesthetic Style in the La Traviata de Paris’s Incidents of the Past Ages

Zhaoqiang He

College of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Received: Jan. 20^th, 2023; accepted: Feb. 15^th, 2023; published: Feb. 24^th, 2023

ABSTRACT

The La Traviata de Paris’s Incidents of the Past Ages, as the first influential translation novel in modern China,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he earl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On the premise of not changing the basic plot and implic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Lin Shu rewrites the story in line with the style of traditional novels and makes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in many aspects of narrative mode, character image and artistic realm, so as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is novel.

Keywords:La Traviata, The La Traviata de Paris’s Incidents of the Past Ages, Acceptanc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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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翻译小说，当时正值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但同时也是古代文学受到西方影响而向现代文学转变的时期。林纾对原作的叙事方法、人物形象、思想意蕴、悲剧特色等方面进行了创变，纳入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架构之中，使得这本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色，成了连接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的桥梁 [1] 。

2. 叙述模式上趋向传统文言小说

2.1. 调整原作叙述人

《遗事》对原作的叙述人进行了调整，使之符合文言小说的写作习惯和阅读习惯。在《茶花女》中，故事是由第一人称“我”进行讲述，“我”不仅引出主要人物、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在故事中也有着自己的形象和属于自己的情节，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余曰”仅起单纯叙述或议论作用不同。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我”抒发了作品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这一部分在《遗事》中也被删略。例如当“我”走进玛格丽特生前的居室，产生的喟叹并不仅是对玛格丽特个人，而是表达了对妓女群体的同情和悲悯，与以猎奇心态看待室内物品、议论逝者生前风流韵事的其他人显然不同。正是这种对风尘女子不同于世俗冷漠的宽容同情的态度，才让“我”对玛格丽特的相关人和事持续关注，以高价拍下玛格丽特的遗物《曼侬·雷斯戈》，这才引出主要人物阿尔芒的出现。又如在“我”读到《曼侬·雷斯戈》上的题词后，将感慨由玛格丽特的个人悲剧延伸到对失足女子的悲剧的思考和同情中，借用宗教观念呼吁对她们报以善意，给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以理解和温暖，这实际上是作者的声音 [2] 。总之，“我”不仅引出情节，而且“我”的观念体现了作者的声音，通过“我”的存在，作者实现了主题思想的升华。

而在《遗事》中，作者选择了“小仲马曰”的形式来翻译原作“我”的讲述，并使之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习惯。在传统小说中，作者常常以这种形式发表议论，阐发自己的看法，比较有名的当属《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但和《茶花女》中“我”的议论不同，在文言小说中，作者的议论一般是点评式的，针对情节有感而发，联系社会人生、伦理纲常，服务于故事叙述和主题升华。因而在《遗事》的译介过程中，虽然仍以“余”的视角来引出故事，但原作中“我”的大段议论因不符合传统小说叙述习惯大多被删略。与原作相比，《遗事》中的“余”仍然是个线索人物，但作为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旁观者形象已不那么清晰，这更符合传统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习惯。

2.2. 重新梳理原作内容

《遗事》对原作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按照古典小说的叙述模式重新讲述，这体现了传统小说的重叙述对话描写而少议论心理描写的传统。有学者认为，成功构建起本土小说的叙述模式，正是《遗事》在清末民初读者群体中大受欢迎的原因 [3] 。中国古典小说大多重情节讲述轻心理描写和议论，在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中推进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在林纾的处理下，相比原作，《遗事》情节更为集中，删节了不少心理和议论的描写，主要突出阿尔芒、玛格丽特等几个主要人物的言行。例如阿尔芒走进内室关心玛格丽特病情并倾诉衷肠的情节，原作中详细描写了阿尔芒在社交场合看到玛格丽特时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夜宴时他对心上人的细致观察和内心情绪的变化。而译本中的描写更为简练，林纾在心理活动上只重点写了阿尔芒对玛格丽特的欣赏钟情和对她咳血的心痛，其他长篇心理活动则进行了过滤，而之后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剖白心意的情节则不加删略地加以详细描写。从这部分情节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到原本和译本在叙事上的不同风格，《遗事》是以传奇小说的笔法讲述异域故事，凝练生动，减少铺垫描写，重在交代主要人物的对话行动以推进情节，而不是像原作那样在叙述描写议论上平均用力，原本和译本在这一点上的差异体现了西方小说与中国文言小说的不同。

2.3. 接受传统爱情传奇叙事影响

林纾的译介创作体现了传统小说爱情传奇叙事的影响。传统的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无论是《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作品，还是“三言”中的小说，都是致力于一种爱情传奇的叙事，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篇幅不长，注重情节发展上的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方面着力塑造男主人公的情痴形象，突出女主人公的容貌、见解和品格上的超凡脱俗；在这一类作品中，男女主人公自由相爱乃至生死相许，但感情之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坎坷多变。正是因为在中国小说和戏剧中存在着这种爱情传奇叙事，所以在外国文学译介的早期才形成了接受同为爱情传奇叙事的《茶花女》的心理基础，《茶花女》男女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和推崇“至情”的古典爱情小说有共性，容易得到国内读者的认同和接受。更何况当时封建礼教日益松动，社会思想逐渐活跃，社会上开始具备接受异域事物的心理基础。深受古典文学熏陶的林纾处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便依据自己的理解对故事进行了重新译介创作。以细腻和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写出了阿尔芒和玛格丽特缠绵悱恻、真挚感人又令人扼腕叹息的爱情，描写委婉细腻，文采清丽感人，使异域爱情故事在呈现出古典爱情的感人境界。另一方面，《遗事》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爱情小说，它引进了新思想、新礼俗和新的文学观念，给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冲击 [4] 。

3. 人物形象的接受与创变

由于林纾将原作情节重新整合进入古典小说的体系的特殊译介方式，使得不仅情节被重新剪裁，而且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创变。《遗事》中男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保留了原作形象的基本特点，同时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小说的影响。这一点从玛格丽特形象在原作和《遗事》中的比较可以看出。

在原作中，玛格丽特是小仲马倾注充沛感情和严肃思考塑造的光彩照人的女主人公形象，她漂亮风情，却有着没有被放荡生活污染的纯洁内心和对尊严爱情的执著追求。她的生活看似繁华，但实际可悲，她对此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即使身处泥淖内心也燃烧着认真生活的渴望，虽然她身上有妓女的庸俗习性和不良生活习惯，但内心是纯洁而高贵的。

《遗事》中的“马克”与原作形象相比有一定差异。在原作中，高洁的内心是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形象的主导倾向，但如上文指出，玛格丽特这一形象由于生活环境和经历，个性和习性也是多元复杂的。而在林纾的笔下，这一形象更接近古典爱情小说中的女性主角，更突出她不同凡人的见解、品格和气质，过滤了一些原作中关于妓女生活的庸俗内容。

在外貌上，原作首次描写玛格丽特的容貌，是以“我”这样一个路人视角来进行的。除了非常的美貌，作者也描绘了玛格丽特作为名妓扮相上性感妩媚的一面，而对于其服饰的描写则显示了她奢靡而放纵的生活方式。原作首次刻画玛格丽特的容貌为从多个方面揭示这一人物形象打下了基础。

而在林纾的笔下，风格完全不同。译者倾力塑造的“马克”，是一个具有不凡品格、忠于爱情，性格光彩照人的名妓形象。故而在处理这一部分时，译本更偏重刻画玛格丽特容貌端正、不为妖冶之态，对于容貌细节的描绘，译本更侧重于对其凸显其脱俗的魅力气质，“林纾赋予茶花女的正是中国文人墨客以‘秋水’‘含露’‘芙蕖’‘月影’等清冷意象营造的‘冰清玉洁’的感觉，这种感觉最终被凝结于‘仙’这一中国文化特有的形象中” [5] ，而不是像原作那样写实地描绘出玛格丽特作为一个妓女“尤物”的一面。

在性格和气质方面，玛格丽特的人物形象在阿尔芒与她的两次见面中逐渐清晰，尤其是第二次定情的见面，作者以阿尔芒为视角，使玛格丽特形象丰满起来，在这里又可以看出原本和译本的不同。

在原作中，阿尔芒在玛格丽特居所做客，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了玛格丽特的生活，加深了对玛格丽特的感情。在阿尔芒眼中，玛格丽特具有一种令人迷醉的美，她有着病态、富有诱惑力的容貌和仪态，但在放荡的生活中保持着纯洁内心，释放着独特的魅力。病态、充满悲剧性的美深深吸引着男主人公。而在译本林纾笔下的阿尔芒的眼中，玛格丽特主要的特质却是气质的高洁脱俗，译者通过重点写她拒绝多金伯爵的求爱来刻画她出色的品格，这是女主人公主要闪光点。不仅如此，林纾进一步引申，让阿尔芒赞扬玛格丽特的“贞”。对应原作，此处是阿尔芒称赞玛格丽特保持纯洁的内心，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与译者都把握到了玛格丽特人物精神世界的主要特质，但从各自文化内涵出发，做出不同的概括，形成了原作和译作不同的人物形象特点。总之，《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玛格丽特与原作相比，在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多面性上有所逊色，林纾更突出她出尘脱俗的高洁品格，因而过滤掉原作中大部分关于其性吸引力和与男主人公亲密举动的描写。

4. 艺术境界的接受与创变

《茶花女》中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是超越世俗牵绊、生死不渝、真正严肃的爱情，两个人的故事起伏跌宕，最终却归于悲剧性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感叹不已。作者在描写这种爱情时，极力渲染出两人相悦相知的高度契合、超越世俗，同时也写出客观环境对这种爱情的不容，最终呈现出感情破裂后悲剧后果——阿尔芒歇斯底里的报复、玛格丽特的哀痛隐忍、凄然死去，形成了富有情感张力、表现力的艺术境界，而林纾在接受这一境界时，得原作神韵，又平添了几分古典韵味和哀婉美。

4.1. 呈现爱情境界的不同特色

对阿尔芒来说，与玛格丽特相爱在世俗上是不“明智”的，他无法支付玛格丽特巨大的开销，也没法做到玛格丽特只与自己来往，至于两个人的未来更是无从谈起，他并不理性，凭着超乎一般男子的全身心的激情来进行这种感情生活。关于他的心态，从他沉浸于赌博的描写而可见一斑。而玛格丽特则对自己的悲剧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虽身处泥淖但心灵未被污染，因而她能够辨别并珍惜阿尔芒的真心，对玛格丽特来说，虽然前途渺茫，但与阿尔芒的相爱让她对真正体会到了有尊严的生活和真正的爱情，这强化了她脱离原来空虚放纵的生活的愿望，给了她新的生活希望。但无疑，两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受到现实的羁绊。

所以，当他们暂时脱离羁绊爱情的现实，离开巴黎去乡下度假时，便度过了他们感情中最为美好的一段时光。这也是《茶花女》故事中最美好和谐、最少冲突和悲剧色彩的一段。

对于这一段，原本和译本都极力渲染其美好，但体现的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是不同的，反映了东西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原作通过阿尔芒的视角，通过他细腻敏感的心理感受描绘了童话般梦幻的爱情境界，在乡下温暖的气候和诗意景色中，这一对爱人终于可以不必顾忌其它，忘却世俗的羁绊，沉浸在爱情之中，得偿所愿。而玛格丽特选择冒着失去收入风险选择终止原来的生活，打造世外桃源般的二人世界，与阿尔芒倾心相爱，他们与鲜花怒放、绿树成荫的景致融为一体，似乎时间永远停止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逃离现实、童话般的生活才让他们体会到真正活着的感觉。

对于这段两人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林纾的处理使其显示出了中国古典美的特色，作者不吝文笔，以清丽的文言语词描绘了乡下美丽的景色，“亚猛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前尘往事忘却，不禁感叹’今日屏迹郊垌，丽质相对，一生为不负矣’” [6] ，“余心始悦” [6] 。林纾描绘了乡下的山光水色，译本中的小楼、碧水、花草、小山脱去了异域风情，似乎是从中国古典小说诗词脱化而来。阿尔芒同玛格丽特忘却世俗，同游水边林下，意态萧闲，玛格丽特“冠草冠，著素衣” [6] ，俨然是古典美人仙子。与原作相比，同样是极力描绘的美好时光，原作呈现出热烈温暖、如梦如幻的境界，而译本在接受过程中受到本国文学的影响，呈现出了情景相融、委婉情深、诗情画意的古典画境。这形象地体现出“林译小说”对外国文学接受和处理的方式，即以“中国风格”讲述异域故事，让异域人物和情节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框架和意境下活动起来，实现了“文学翻译的艺术美” [7] 。

4.2. 对爱情悲剧的不同诠释

故事最后的爱情悲剧，在原本和译本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风格上仍然有差异，林纾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了这部分情节，同样体现了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不同。

在原作中，作者主要是通过设置故事的矛盾冲突，表现人物情感的剧烈起伏来表现，尤其是玛格丽特听闻阿尔芒父亲的话燃起了牺牲的节操、阿尔芒失去感情后备受打击而对玛格丽特刻意的报复与羞辱、对玛格丽特身体与精神的痛苦的反复的描写，都令读者感到痛心，而玛格丽特最后的日记与书信对她内心的袒露，更是将悲剧推向极致：玛格丽特无私的爱与牺牲、她在痛苦和孤独中，背负着爱人的误解走向死亡，而她的爱人直到她去世后才得到真相，再也无法弥补。总之，原作对爱情悲剧的描写，主要是通过情节的设置、人物的情绪波动和心理活动的展示来实现。

在《遗事》中，译者在情节上基本接受原作，但译本主要的特色体现于思想意蕴的置换和作者感情的代入。首先，原作中玛格丽特是怀着具有强烈宗教意味的牺牲的精神选择了退出感情，她用牺牲换来的不仅仅是阿尔芒及其家族名声和财产的保全，更是自身情操的升华和对之前罪恶的洗涤，除此以外，小说也多处出现具有宗教意味的段落，例如“我”呼吁世人更加宽容，还是阿尔芒父亲劝说玛格丽特为爱做出更大牺牲，以及玛格丽特临终部分的描写，可以看出宗教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寄托。而在《遗事》之中，宗教精神被传统的伦理观念替换为“父道”这一伦理命题 [8] 。玛格丽特被反复赞扬为“贞洁”的好女子，可以说带上了浓厚的传统中国色彩，实际上将马克收编进了伦理秩序的话语 [9] 。其次，译者笔下浅近的文言饱含了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在最后部分的书信和日记中，林纾将文言文抒情的特质发挥到相当程度，他笔下的玛格丽特日记，句式短促，多用语气词、感叹词，反复申说，言简情深，通过叙述、质问、呼唤、直抒感受，将感情表达的十分激烈，虽然篇幅不长，语言简练，但将病危之际的玛格丽特病卧的痛苦、对尘世的无可留恋、对阿尔芒的思念和不能再见的遗憾、对自身处境的愤懑、对爱情破裂的无可奈何、悔恨、遗憾等一系列复杂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也代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读来令人触动，长歌当哭，给予中国读者“忏悔与牺牲以及悲情的冲击” [10] 等前所未有的感情冲击体验。由此可见，《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接受并演绎原作的悲剧精神时，注意发挥了古典小说语言方面抒情的特色，并充分融入作者自身的感情。

5. 结语

《遗事》在近代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方面来看，在当时国内古典文学仍为主流，普遍对异域文学缺少了解的情况下，想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对原作的接受和译介的方式必然不可能脱离古典文学的叙述框架，甚至要将异域文学的人物、情节、语言等要素纳入古典小说的体系之中，实现这些要素的“中国化”。而以《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就是这样做的。《遗事》在基本遵循原作情节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使小说中的情景描写呈现出古典的诗情画意。《遗事》充分融入了作者的感情，以富有表现力的浅白文言，将爱情的美好和最终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示给读者面前。总之，《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对原作接受的同时，对原作的美学风格进行了多方面的创变，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文章引用

何兆强. 论《巴黎茶花女遗事》对原作美学风格的接受与创变
On the Accep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Aesthetic Style in the La Traviata de Paris’s Incidents of the Past Ages[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1): 79-8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1015

参考文献